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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第一暴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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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第一暴力权 -- 马悲鸣 - (2648 Byte) 2005-9-12 周一, 上午10:38 (905 reads)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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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这样的“好”警察世间难寻 (231 reads) 时间: 2005-9-12 周一, 下午4:0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样的“好”警察世间难寻

刘越

《南方周末》在中国民间的信誉度是不容小觑的，我也相信报载是真有其事，只是本人对警方的做法持有怀疑：

首先，警方是在“白某对前来‘看手机’的李鸣暗中辨认了三次后，警察迅速将这个李鸣押上警车，为了防止李鸣逃跑，警察给他上了‘背铐’”的。所以抓错人的责任不应在警方。警方是专业的执法者，这点权责都分不清？全警局对“李鬼”的讹诈竟无计可施？

其次，白某让李鸣“看手机”已不止一次，不可能“只闻其声”，看手机而不看人这怎么可能？再说了，都“暗中辩认了三次”了，怎么还搞错？到底白某与李某有没有猫腻？是不是白某故意说谎？警方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两个“刁民”牵着鼻子走？

第三，不管警方有无以上两个完全可以推卸责任的理由，都有义务和责任打开这“刁民”的镣铐，没有任何理由让“刁民”自己伤害自己，强行解锁即是强行给予“刁民”安全，所履行的是法律义务而不需要担当风险。何况是不是铐错了人，也应由“审讯”下结论。本案既然是白某自己说弄错了人，警方第一反应应是责备白某，却面对受害人理屈词穷、不敢解锁，这是什么警察？

这“李鬼”以死相要胁，不让警方解锁，还要求警方为其拍枷锁照为证，这当然是无赖，没有哪条国法允许谁拥有这样的权利，西方也不存在这样的法律。侵权案中，法律只相信事发当时的事实，本案事发是从警方铐错人到准备放人那“8分钟”内，这8分钟所发生的即是警方“侵权”的事实，之后是受害者“胁迫”警方的事实，那什么侵权的“照片”都属伪证。问题在于警方是白痴，如果想跳楼的人说“你别过来，过来我就跳”，然后警方就没辙了，就打电话给报社了？有这种可能吗？真的“李逵”找到了没有？既然“一个单位有俩李鸣”，一个干过销脏的勾当，一个没干过，这没干过的，怎么可能应约到电话亭旁“看手机”？这委实是搞笑。警方公务在身，抓人要紧，怎么可能只是抓错了（而不是杀错了）就任由受害者摆布，回局里交差了？这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所以不论是不是白某人的错，警方解锁不仅为了纠错，重要的是能够继续执行未完成的公务。而这个“李鬼”这样子闹法，弄得警方无法执行公务、不得不打道回府，不要说“讹诈政府”了，单是“妨碍公务”一条罪就够他受了。所以我认为警方不可能这样无知的。在此案来笼去脉没有曝光前，我对这种“人权”案例发生于中国是抱有极大怀疑的。但在事实已发生的情况下，对其中目的实不便猜想。

马悲鸣谈此案，目的是把国民的刁蛮无赖当成“国家的第一暴力”，以此表明专制制度不得不以暴制暴的“政治合法性”，所以“就怨不得政府专制”。与我党“乱世用重典”的治国思想不谋而合。我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这种案件是事实存在，只能说明在中国不懂法的、无知的不是“刁民”，而是执法者本身。这个聪明的“李鬼”给中国执法者出了道简答题，结果整个警察局都答错了，还求助于报社。而另一个聪明的中国人赵燕，她也给美国的执法者出了道题，还是道难题，结果人家答对了：不仅强行制服了她，还让她在法庭上输了个精光。西安市公安局要是给“李鬼”强行开锁，再告他涉嫌“讹诈政府”和试图“妨碍公务”两条罪状，这厮不仅不敢索赔，怕是还要向公安局赔礼道歉，除非他真想坐几天牢。而且这两条罪都是有其明显行为特征的：既不是你销脏的，为什么应约现身？目的何在？

由此可见，对法治的宣传和普及绝不是单向的，而是政府与国民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又必须是在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不是靠打压或是事后给报社一个“求助电话”就能完全解决的。本案并不能证明国民之无赖到了非实施专制不可的地步，也不能证明政府之开明已到了将“国家第一暴力权”让位国民的地步。本案只说明了政府机构和公民对法律认知的共同幼稚，也说明了开放言论自由的极端迫切性。

在一个教育水平十分低下的国家，疗愚的最佳方法是放开言论，如果人们可以在各种场合畅所欲言，不担心冤无可诉，谁又会跑到北京、跑到天安门广场“滋事生非”？到京上访与“陆肆”的情形不同，却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使自己表达愿望的声音更加响亮，更能接近权力者的耳膜，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关注。不然就白喊了、钱就白花了。美国也一样，如果灾民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表达他们对政府救灾不力的不满，大家就只能走向华盛顿，到总统府门口去叫。马丁路德就这样干过。当然了，马丁比中国学生更理智，原因是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理智，马丁不担心美国政府杀害他，所以他没有必要迫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妥协。中国人不同了，明知要被秋后算账，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但这是社会制度问题，不是人的问题。

我的直觉是，这个被公安错抓的李鸣，恐怕不是简单人物。不然在中国社会恶警满地的环境下，公安只须眼一瞪，这平民不可能敬酒不吃吃罚酒，还敢命公安自找“知法犯法”的罪证，简直无法相信。“陆肆”学生是借势吓唬政府，与一个李鸣无权无势却敢公然冒犯警方的行为不可相提并论。李鸣也可能是借势压公安，这势何来，就不可知了，只有那公安局长明白。或许大家在作一场政治秀也不定。这些都是客观情势下的一种合理猜想。不然，这西安公安局执法人员纵然无知，也实在是太可爱了。

不过在腐败猖行的中国，西安并不是一片净土，问题也不少，有高层滥用职权的，还有“四进宫”当上了公安科长的，竟也有十几民工在派出所被人殴打的……可见这方警察并不笨到马老“表扬”的那种宁愿被人“逼供”的地步。有人把西安屡屡发生袭警事件说成是“打不还手”的结果，这就让人笑死：公安的职责是抗暴，打不还手还不如回家睡觉。英国警察最善面了，枪都不带，但谁打他他也要还手的，他都不敢还手，那被打的老百姓岂不更惨。

政治家们为了说明中国人之“险恶”而不得不搞独载专制，就让公安上街去，明言“打不还手”而招来暴徒打，然后就得出了“中国人尚不文明”、“尚不适合搞民主”的结论。以“不作为”来引发暴乱、制造恐怖场面，再以极端专政来消灭之——这便是政党“加强执政能力”、政府提高“政治合法性”的全部过程，这也成了党和政府的生存法则。巧妙倒是十分巧妙，就是缺少说服力，当年那被烧成炭的士兵若是有施暴录像为证就更好了，连个真凶都找不到，谁知道谁干的，那不就是谁有喉舌就谁说了算了。就算有了“真凶”，没有喉舌的“凶手”怎么反驳？。马老提的这个案也一样，真犯都不抓了，谁又敢保证抓的不正是这个假犯：以示公安之“当代最可爱的人”。

社会公正必须只能是建立在言论自由之上，这是不容辩驳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作为一个时局性的结论似乎没有错，但从国家管理的高度来审视之，逻辑上就有问题。管理国家和人民的是政府，人民行为之恶政府作为管理者难辞其咎，你不能说人民之善是政府管理的结果，而人民之恶却是天生的。政府官僚也属“人民”类，绝不是其它生物，若“人性本善”，则人民之恶是政府管治造成的，或是政府之恶所激发的。若“人性本恶”，人性之管治者亦恶，恶又如何去教善？人性本恶而政府官僚善，必有其“善”之方法，何必非行专制之恶不可。更何况恶民又怎么会选个“善府”来刁难自己。二战日德两国民众之疯狂似乎是独裁者发动战争的动力来源，但只要稍动动脑子，就明白这是公众丧失新闻和言论自由造成的，他们只能听任独裁者的欺骗，没有独立的思维能力，这才是一切国家灾难的真相。所以我认为，言论自由之重要凌驾于一切主义之上。如果自由主义主张除言论自由以外的一切自由，那就不是自由主义，而是独裁主义。

而且“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更适用于民主国家，政府不由民选，民无权选政府，那政府之恶与民何干？马老喜欢把一点小问题不适时机扯到“陆肆”去，我就不想扯这么远了。回到这个案例中，这样的警察在中国有没有？我看不一定就没有，但没有好过有。没有的话，虽然专制，但还有诚实在，还是依法治国；有的话，不仅专制，还带有政治性的欺骗，把纵容犯罪当成了维护人权，把维权成功与犯罪得手相提并论，以此证明维护人权带来的社会危害，故而不得不消灭人权。如此欺骗下的专制社会，真正就成了空前绝后、无法无天的社会了。所以我还是希望这种报道是不实的，我认为由于专制和因此造成的腐败，当今社会已处于高度危机状态，但还不至于如此堕落。

2005年9月12日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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