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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王希哲文:对王有才民主党“正确路线和思想”的简要商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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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希哲文:对王有才民主党“正确路线和思想”的简要商榷意见   
所跟贴 王希哲文:对王有才民主党“正确路线和思想”的简要商榷意见 -- 周同 - (1990 Byte) 2005-9-06 周二, 上午5:31 (334 reads)
周同






加入时间: 2004/03/27
文章: 1006

经验值: 12114


文章标题: zt答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顾问王希哲就王有才公开信事对徐文立提起的质询及其他 (106 reads)      时间: 2005-9-06 周二, 上午11:53

作者:周同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答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顾问王希哲就王有才公开信事对徐文立提起的质询及其他

(2005年9 月5 日)

徐文立


首先,我感谢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顾问王希哲先生就王有才公开信事对
本人提起的质询。因为这既是王希哲先生职责的内在要求,也是我现在的职守之
所在。这是一个健康的政党应有的制衡机制。

但是,我刚得到这个质询的时候,有朋友就告诉这个质询已经发表在“中国
民主党英国党部”这个我认为的中国民主党海外网站之外的网站上了。我本人不
怎么习惯和喜欢这种方式,我个人认为,这类事情不在互联网上进行更为恰当。
可是,中国民主党不论是国内的组织、还是各流亡党部、还是流亡总部都未曾就
这类事项作出过规定。既然没有过规定,也就不存在着遵守或违反的问题。

另外,王希哲先生这个质询我原本并不准备回答。

因为我这次参加的签名活动,一开始只是一个带有私人性质的签名活动,它
不是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的公务。那是因为这次签名的发起者王有才先生是
以个人的名义向我发出邀请的,这是王有才先生来美国之后第一次公开地对我友
好的表示。而且,第一稿没有署名的抬头,最后的署名的抬头是“居美学者和民
运人士、曾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人员”。因此,我个人认为,此次签名带有很强
烈的私人性质。我的签名,也始终除了“徐文立”三个字之外,并没有冠以“中
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召集人”的称谓。但是,考虑到我在即将签署的文稿的措
辞上一开始就和王有才有分歧,这时我开始征询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领导人
和流亡海外的一些中国民主党人的意见,为了不让共产党了解我和王有才在这次
签名活动中的分歧,我一律没有向国内的同仁们发出征询意见的信函。这样一来,
一个原本纯属私人的活动就带有了一点公务的性质。现在,也就仅仅因为这一点
公务的性质,我才愿意回答王希哲先生的质询。

可是,王希哲先生的质询一出,我就提出了我不能立即回答质询的两点理由,
现公开如下:

希哲:

我昨天除了二件“外事”、《希望之声》的采访和许多事情要处理之外,主
要精力在应对广东番禺太石村村民和平、理性抗争的事件。

郭飞雄已带人驻扎第一现场,他们是有作为的新生代,帮当地村民帮得有声
有色。

在当今中国民主运动必然要以全面的维权运动为突破口的情况之下,我们不
能不高度地关注和支持太石村村民在郭飞雄等新生代帮助下所进行的和平的、理
性的、强有力的维权抗争。

那《大纪元》发的就太石村事件采访我的稿子(《徐文立:谁更像这块土地
上的主人》),又不得不矫正再发出,所以同时转你一阅。

中国民主党的事业倘若离开了中国大陆鲜活的、现实的、公开的、和平的、
理性的、非暴力的维权抗争,而把我们的精力陷于七年前建党过程中所存在的问
题和分歧之中去,那就正中了“江胡水淼们”的诡计,也遂了法拉盛XXX 的邪意。

我昨晚从办公室回来,立刻给你打电话,你两个电话都打不通,今早又是你
们的凌晨,不便跟你通电话,所以简复如下:

如果政治斗争非要称对手为“敌”的话,“大敌”自然是胡锦涛为首的中共
专制集团。

胡锦涛即将踏上北美这块土地,如果在这个时刻,我们即便不把主要精力放
在他们身上,那也一定会分散我们大敌当前应该集中的精力,特别是让别人、让
共产党看了笑话。

记得当年国会山事件,你是理足又理足的一方。可是,在美国国会电视直播
的录像镜头下,在不懂中国话的洋人的眼里,却成了“中国人就是好内斗”、
“不文明、不礼貌”、“中国民运没有前途”……。

到了这个时候,谁有理,谁包藏了什么,就不重要了,也不为人所理解。

……

至于让我“检讨”之事,并无丝毫困难,仅以我对某人之不察,我不但应该
深刻检讨,更应该请辞总部召集人这个职务。其实,我这一次旧金山之行就是要
和你重点谈这件事。我十分盼望你将总部这个担子接回去。不但因为我不堪重负,
而且我这个人本质上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我更不是什么搞政治的人物,我早已准
备离开这个对于我并不合适的政治舞台。

我是去意已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对你和我那些长期的政治上的朋友的支持我不会放弃。

对我的祖国——中国的命运的关切,为她走向一个光明的前景而尽匹夫的努
力,我也永远不会放弃。

徐文立

2005年9 月2 日

王希哲先生在收到我的说明之后,他立即答复说:“很对。同意。”

可是,因美国一些州受灾严重,胡锦涛推迟了对美访问。所以,为了信守承
诺,我只能在星期六、日和9 月5 日美国劳动节这三天假日里面来回答这个质询。

至于胡锦涛访美这类事,我一贯认为那是他们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应
该淡而视之。

在国内的时候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我还有可能迫不得已向中共的领导人
发个什么公开信、什么呼吁之类的。我人已流亡到了海外,我个人更觉得完全没
有这种必要。当然,海内外的一些朋友愿意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向中共领导人发
出什么呼吁,举行什么抗议活动、施加什么政治影响,我都是给予高度的支持的。
但是我本人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做这种事情。我以为像中共领导人这样顽固的反动
分子,根本就不值得给他们这个脸。

既然,这次邀请我参加公开信联署是王有才先生的友好的表示,为了中国民
主党的大局,我不能拒绝王有才的这个邀请。但是,一看经王有才修订的公开信
的第一稿,我就强烈地感觉到王有才在呼吁中共当局释放所有在押的中国民主党
人的同时,刻意地强调了通过“注册申请”这个路径筹建的中国民主党“筹委会”。
至于王有才是不是真的尊重和偏爱“筹委会”

,我不得而知。这样一来,就存在着一个把通过“公开宣布”依照联合国人
权公约和中国大陆现行宪法而以“公告形式”宣告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各地党部”
往哪里放的问题。

尽管,至今依然有些人对以“宣告的方式”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各地党部”
这个事实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事到今天,很有必要和这些朋友一同再次思考一下,当年各地中国民
主党党部以公告的形式宣布它的成立,是不是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呢?

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公告为例,让我们再思考一下可以吗?

当年的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文告是这样写的: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成立公告(第1 号)

1998.11.9 鉴于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赋予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
 鉴于中国大陆现行法律并无禁止公民组党的条款, 鉴于中国大陆尚没有《政
党法》可遵循, 所以“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今日以公告形式宣布成
立。

一、本党部遵照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的原则建立。

二、本党部经北京天津全体党员签名通过,产生了北京天津地区党部领导机
构及领导成员。

三、本党部所遵照的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系严家其先生起草, 经徐文立先
生修订。 本临时党章拟提交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审议并经中国
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四、本党部暂按临时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原则进行活动,并吸收党员。

五、本党部暂定入党誓词为:中国民主党誓词(临时)

我志愿加入中国民主党,拥护党的章程,忠实于党,公心至上, 服务大众,
不畏牺牲,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努力奋斗。

六、经北京天津地区党员签名通过, 产生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主要
领导人:主席:徐文立副主席:查建国、高洪明秘书长:刘世遵

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有些朋友赞成不赞成这种以公告成立的方式,中国民主
党各地党部在1998年相继成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一个已经存在的
实事,不论采取不承认,回避它,还是诋毁它,恐怕都不是个好办法。

从事政治活动,特别是现代政治,其实也是一门艺术,很大意义上就是一门
宽容、协商、妥协的政治艺术。

鉴于此,在我决定接受王有才先生的示好的邀请的时候,我自然要考虑到让
王有才也能够接受某种妥协的方案。这里的原则只有一个:不要在公开信的文稿
当中刻意地突出“筹委会”

这三个字,当然也不要刻意地突出“党部”这二个字。同时,我也不能够勉
强王有才接受“党部”这个提法。

我深知,我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都是极其有限的。

从1978年创办《四五论坛》以来,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替别人改文稿,即
便勉强地替人家改文稿,也只改个只言片语,所以我对王有才修订的第一稿的公
开信只作了如下的一点改动:

“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备「委会」的成员,显然不是罪犯,而是有责任感的中
国公民。”。

“「请作以下修改:备「委会」(此二红字请去除,以利团结;之中加一”
备“字。)」”

我希望王有才能够采纳,我也同时声明倘若这样的轻微改动他都不能接受的
话,那“我就不签了吧。”

未成想,王有才发回的第二稿并没有接受我以上的建议,只是把“各地筹委
会”变成了“各地筹委会和各地筹备成员”。

于是,我就只得给王有才写了一封较长的信,来说明我坚持改动的理由。现
将此信附于后。

有才:你的第一稿,我提了一点修改意见。但是,并没有明确指出你原信中
的不妥在哪里。现在,我愿意说明以下几点:1.你现在的第二稿在对1998年中国
民主党组党运动的称谓上,与第一稿并没有什么不同,显然都在刻意地强调“筹
委会”,现在你改为“各地筹委会和各地筹备成员”,实际上是同义重复。

2.在前两天的我们的通话中,你也强调并没有指19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各地
“党部”是有罪的意思。你邀请我签字,在所列的营救中国民主党人的名单中也
大量地列举了中国民主党“党部”的成员。这至少说明,你在事实上并没有否认
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是有人以“党部”的形式存在这个事实。那么,在
文稿中干嘛不既提“筹委会”又提“党部”呢,如果不愿意提“党部”就接受我
的意见笼统地提“中国民主党1998年筹备”这个事实,不就可以了吗?

3.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一致对付中共的“一党专制”,历史上所存在的是
非,待后人去解决为好。如果你非要我在“只提筹委会而不提党部”的公开的文
件上签字,岂不是有把你认为正确的历史事实强加于我们的嫌疑吗?如果你只突
出“筹委会”的组党活动是无罪的,刻意不提事实上存在的“党部”的组党活动,
那岂不是有暗含除去“筹委会”,“党部”的活动是有罪的嫌疑吗。所以,我在
和海外的朋友们磋商之后,我们希望你能尊重我们的意见。当年农民起义者都懂
得一致对外的道理,我们作为现代人怎么反而不懂呢。要说起中国民主党其实在
1980年的春节,秦永敏、傅申奇还有目前尚在国内的两位朋友,就曾在武汉策划
过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事情。这些,其实都可以待今后的史学家们去考证。

我虽然认为建立反对党、民主选举、公开竞选都是民主的应有之义。可是,
我个人本质上是个无党无派的人,只想为国家和民族尽一点匹夫之责。所以,我
对公权力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我作为过来人,我有责任防止一些人现在急于要
搞清什么中国民主党组党过程当中的什么分歧和教训,撕大伤口给对手看。所以,
我一贯建议在提法上模糊一些为好,笼统地提:“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的组党运
动”或者是“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的筹备活动”,这样有利于团结,也不让任何
人为难。

听你说稿子是任不寐先生起草,你修订的,那就请把此信也转给任不寐先生,
并带我向他致敬意。

此信不供公开发表。

徐文立2005年8 月28日

当我这封信发出之后,王有才基本接受了我的建议,采纳了我的修改意见,
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坚持什么,反而不尽情理了。

现在检讨,如果我当时把“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备的成员,非但不是罪犯,反
而是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直接提议改为“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的成员,非
但不是罪犯,反而是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这样,就既包含了“筹委会”的组
党活动,也包含了“党部”的组党活动,就不容易引起今天的歧义了。这个责任
在我。

当然,众人只可能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稿,并不可能像王希哲先生那样了解这
其中的波折和奥妙,如果王希哲先生执意要求众人有如同他一般那样解读王有才
先生,那也有一点强人所难。所以,仅就公开信字面上去论,又不了解当年的历
史背景的人,何以会同意你对王有才的判断呢。以至于,聪明如洪哲胜先生也要
出来打抱不平了。

当然,现在的公开信正如王希哲和一位网友所指出的,要求释放名单当中居
然没有王炳章先生的大名,确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因为,根据我现在了解的情
况(在国内时不可能了解的情况),知道王炳章先生第一次勇敢地闯关回国,就
是要策动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治反对党,他成功了。1998年6 月25日浙江朋友宣布
筹备的中国民主党,就是包含着王炳章先生、王希哲先生、傅申奇先生在内努力
而成的伟业。甚至,王炳章提议的这个政治反对党的名称就叫: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在当代的创建甚至应该追溯到1980年的春节,当时秦永敏、傅申
奇、刘XX、杨XX就曾在武汉策划建立名称就叫“中国民主党”的政治反对党。

1980年6 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甘家口旅馆,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和刘
XX,也是在策划建立政治反对党。当然它的名称并不叫“中国民主党”,因徐文
立不慎,此次被线人陈德尧告密,因此徐文立、王希哲被以“策划组织反革命集
团罪”,分别被判了十几年的重刑。事后,王希哲、孙维邦和刘XX从未对徐文立
有过半点怨言,这是徐文立从政以来,最令他感动的一件事,也是他最大的一次
失误、经验和教训。

1996至1998年徐文立与秦永敏等各地朋友在中国大陆以“缓结社,广交友”
为掩护,通过建立“空中民主墙”、《中国人权观察》等一系列灵活、顽强、不
屈的政治活动,1998年初已经举起了准政党的旗帜——中国政治反对派,为中国
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和存在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国的民主事业是一个伟大的接力运动,我们既不是终结者,更不是开创者。
即便你不甘当一个铺路石子,顶多也只是某一个环节而已。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前
辈有种种的不满和批评,但是以改变政治制度为使命的中国民主事业,是康有为
先生、梁启超先生、谭嗣同先生奠了基的,他们优秀的继承者除了孙中山先生、
黄兴先生,还应该有国民党和早期共产党内的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先贤志士,自
然包括1949年共产党建政以来,从未间断过的反对运动、反对人物和建立反对党
的种种努力,也应该包含1957年那些主动犯难的右派俊杰。

中国民主党建立之前的组织政治反对党的活动,当数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党”
的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王国齐、王天成诸先生较有影响。

今天,在这里不过是一个粗略的回顾而已。比较详尽地、深入地探讨研究中
国民主运动,特别是研讨中国民主党建党过程当中的分歧、经验和教训,还远不
是时候。至少因为不论是“筹委会”还是“党部”的主要的参与者,他们还在共
产党的黑牢当中煎熬着,他们的缺席,是使得以上的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最大的
障碍,而且大敌当前——“一党专制”这个大敌不除,我们何以有精力去搞清当
时的历史实事和分歧之所在呢?

至于有人提议把这次的有关公开信的分歧定性为:“中国民主运动和民主党
建党以来路线和思想冲突的继续。”

那我还是请这位先生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去进行什么“路线和思想冲突的继续”
吧。

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共产恐怖政权下逃难出来的人,深知惟有共产党才惯长
搞什么“路线和思想冲突的继续”。记得中国共产党搞这种“继续”,公开搞过
10次或11次之多,毛泽东是搞这种“继续”的熟手,他一贯是用“思想”和“路
线”这两个大棍把他的党内的政敌打得七零八落、冤魂遍野。

如果这位先生有这个本事,那么就请站在前台来。

诚如,我前面已引述的我的信中已表明,我一定会在一个恰当的时机,退出
我曾参与创建的中国民主党。但是,我依然认为,中国民主党是中国最有希望的
政治反对党,它是植根和立足于中国大陆民众之中的一个政治反对党。在当今政
治舞台上,它更有资格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逐鹿中原,尽管它尚未召开全国代表
大会,它的组织机构很不健全,它的经费极为匮乏、内部的意见纷争尚存。但是,
它已经拥有一批理念坚定并经受过监狱熬炼的领导群体,他们之间在政治理念上
并无大的差异,而且曾经有过很好的合作经历,尽管共产党全力缴杀,但是原已
存在于全国范围之内的中国民主党基层组织和成员依然存在着,并战斗着。因此,
我认为中国民主党是一个初具全国规模、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现实存在于中国的、
有希望的中国政治反对党。

所以,我在2005年6 月25日中国民主党成立七周年的纪念日写道:“中国民
主党是植根于中国大陆民众之中、有进步和明晰的政治理念、有一支久经考验和
成熟的领导群体、初具全国规模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国大陆的第一在野党。”

我以上对王希哲先生的质询的答复,很有可能并不能令王希哲先生满意。但
是,我即将有很繁重的公务在身,我不可能就此事再回答任何问题,请大家原谅。

谢谢大家有耐心看完我的这篇答复。

徐文立

Xu Wenli Ph.D

(H )401 -274 -5120(O )401 -863 -9768

作者:周同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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