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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狼:重估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标题: 西北狼:重估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 (378 reads) 时间: 2005-8-15 周一, 上午8:35

作者：peacemak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西北狼发表在：百灵社区 www.blsq.com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日见故去，那段历史也日见尘封。六十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更多的历史，以及国共两党之争的硝烟也已经越来越远后，我们理应更清醒、更全面地重估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

如果我们把抗战置于1840年起"中国3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用一种大历史观进行考察，就可以看到，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其意义不仅在于挽救了民族危亡，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自信心，也不仅仅在于改变了世界格局，使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抗战胜利最重大的意义，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稳定的现代国家，提供了必备的前提。而这一点，过去是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准确评估的。

一、抗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次“西进运动”

二十世纪末，中国开始了西部大开发。有人在评估其意义时，把它类比为美国开发史上的“西进运动”。其实，这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西进运动”。而抗战，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次“西进运动”。抗战爆发后，原来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因素，通过工厂与学校的西迁，透过大批有为的“知识青年”自觉地上山下乡，深入敌后，参与创建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得到了保存，而且第一次全方位地弥散到了边远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在全中国播下了现代化的种子。
抗战一爆发，中国的决策层就预料到与日本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消耗战，因此立即制定了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的计划。国有的军工企业，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山西的兵工厂，从1937年8月开始纷纷内迁。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民间实业家们，也积极配合政府的部署，把自己的企业迁往中西部的大后方。1937年8月10日，松沪会战爆发前三天，就有146家工厂、重15000吨的设备，随同2500多名技术工人，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转移到了武汉。武汉沦陷前后，在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民生航运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主持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东方敦克尔刻大撤退"，上下一心，继续把现代工厂向内地迁移。那些抢运入内地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1937年，后方仅有工厂63家，1938年增至219家，1940年为571家，1941年达到1138家。这些西迁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因子得到保留，而且使其由华北、华中、华南沿海沿江地区的城市，扩散到了辽阔的内地各省，改变了战前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的状况。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大学的内迁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抗战前夕，全国有院校一百零八所，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未经迁移而在原址授课的，只有新疆省的新疆学院。许多一再播迁。例如浙江大学先由杭州迁到建德，再迁江西吉安，三迁至泰和，四迁至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师生员工“遵义会师”，“长征”使命方告完成。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图书仪器被劫，北大、清华校舍则沦为日本军营。北大文学院地下室更成为虐待“支那人”的地狱，清华也变成日本妓院、酒吧、马房。三校师生初迁长沙，再迁云南蒙自、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其中部份师生由湖南经贵州步行至昆明，费时六十八天，历尽艰辛，终于复课。其他院校迁移后方的实例同样感人。到1944年，大学注册人数达79000名，远远超过1936年的42000名。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是以其明治维新以后发展起来的物质力量，动用大量炮火炸弹、先进武器的武装侵略；一方面是扬言其“倭文化”的“先进性”，同时欲以其倭文化灭我中华文明的文化侵略。中国在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上所进行的斗争，是以反侵略的武装对付侵略武装的武装抗战。与此同时，广大学人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炮火声中艰难地进行着学习和研究，也是在对抗着日寇的文化侵略，以昂扬的文化精神、坚忍的文化态度进行着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人文抗战。迁到内地的一大批文化人中，如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李四光、闻一多、李公仆、童第周、董作宾等等，全都是现代科学文化史上响当当的精英人物。他们在大后方多年的劳作，使中国的一脉文化得以薪传和发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亡我中华文化之心。这些文化人，他们的心态和学风，是真正的人文精神最生动、最形象的注解。他们孜孜矻矻、踏实勤奋，不讲环境条件，国家让他们搞研究，他们就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永远高张着学术自由之帜，为国家民族作育人才。几十年风云变幻，数十载历史沧桑之后，当年的西南联大仍然是中国大陆迄今惟一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已对此默默地做出了证明。
此外，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与工农大众的结合，在参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发展与巩固的同时，也把现代文明的因素带到了中国最偏远、落后的传统乡村。
正是抗战造就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次“西进运动”，发展了大后方的经济，加强了战时的教育和文化建设，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了一个于长期和残酷战争的特殊艰难条件下，竟能持续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国家经济和建设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迹。这个奇迹不仅在世界历史上鲜见，而且成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中一支独开的奇葩。换句话说，也正是这一激烈战争状态下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进步，不仅为那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国力、军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础，而且为战后的现代化重建做好了准备。这也证明了正义的抗日战争，是现代中国文明之母。

二抗战加速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证明：现代化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而展开的一场文明竞技。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必备前提。而抗战，则通过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强化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最坚实的心理基础。
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多数的中国人还只有血缘亲缘认同和乡土认同，最多也只有党派认同，独独缺乏民族国家认同。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为此曾感慨，中国人犹如一盘散沙。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也痛感大多数同胞的无情、自私和冷血，毕生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抗战爆发后，“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所有的中国人都逐渐亲身感受到被日寇铁蹄践踏的痛楚，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油然而生，开始团结一心、共御外侮、同赴国难。中国由此走出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
1935年的"华北事变"，触发了青年学生的"一二·九"运动，表明中国人开始从永无休止的内斗中清醒过来，把矛头和愤怒转向共同的外敌。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则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初步形成了全民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从此，中国四分五裂的乱局为之一变，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共同的抗日目标把中国人团结起来，以小农国家对付早跨入世界七强之列的工业化国家；以中世纪护院家丁般的散兵游勇，对付几百万早就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队，单独抵抗远比自己强大的日本达四年半之久。没有足够的战机和军舰，没有足够的战车，甚至没有足够的枪炮，我们的先辈们只能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排山倒海，前仆后继，一战华北，二战淞沪，三战徐州，四战武汉......，与敌人逐次搏杀；用如山的尸骨和如海的血泊，迟滞敌人的进攻；骄狂不可一世、视我堂堂中华如无人之境的日寇，根本无法如预想的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反而在交战的仅仅一年多时间，就付出了损失兵力数十万的高昂代价，其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美梦，至此完全破灭。
恼羞成怒的日寇，为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居然丧心病狂地施行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兽行。这不仅没有吓倒觉醒了中国人，反而更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愤怒，视日本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得中国人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此后，日寇又以其在华的最大空军力量，对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一方面意在报复，另一方面也图谋以此摧毁中华民族的抵抗意志。但陪都屹立不倒，狂轰滥炸的废墟上非但没有飘起白旗，反倒高耸着象征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堡垒，气贯长虹，垂范千古。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给世界留下的一直是积弱积贫的夕阳西下的老大帝国的印象。但中国抗战的惨烈和巨大牺牲，所展现的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和决心，改写了中国的形象，赢得了文明世界普遍的尊重和信任。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由此跻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名都之列，而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政治中枢、军事指挥中枢和外交中枢。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加强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认同。
而共产党人在敌后的抗战，不仅歼灭了为数甚多的日军有生力量，让大量的日军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形成了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统一战略下的互相配合关系，而且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即使在最偏远落后的内地乡村，都传播着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值得一提的是，各少数民族也积极参加抗战，通过各种方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与牺牲。1937年10月，在共产党领导下，蒙汉抗日游击队成立，在归绥与大青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由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先后转战于冀中平原、冀中边区和冀鲁豫边区。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也纷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队。1937年底到1938年修筑滇缅公路时，西南边陲的各族数十万民工，做出了很大贡献。1938年，青海各族人民捐助银元21万多元、羊皮10万张和大量军粮，资助抗战。由此可见，抗战使得各族人民为共同的目标日益紧密团结在一起。
在抗战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有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本来，为了战后重建，国家对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一直特别优待，在国家面临如此困难的状况之下，仍然保证他们免费上大学而不必当兵，甚至还供给学生衣食。但当1944年8月，整个抗日战争的局势，面临功败垂成的危机，抗日军队急需高素质的兵员以接受美援军事装备之时，在抗日后方的中国知识青年们坐不住了，他们毅然决定牺牲自己的特权，响应最高统帅发出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身军旅、从军救国。短短两个月内，就有多达十二万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组成了九个师的“青年远征军”。这支中国有史以来素质最高的部队，经过短期的训练，就远征印缅，在打通滇缅战略公路的作战中大显神威，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些知识青年感人的爱国奉献行动，造成中国人心士气从低迷中的大振，也是稳住当时局势民心的有生力量之一。笔者已故的父亲，还不满18岁就成为这些从军知识青年中的一员。虽然后来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他老人家毕生都为他们那一代人在抗战最关键时刻的从军报国而骄傲，我也永远为自己是“青年远征军”的后人而自豪！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党政军高官，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甚至投敌叛国，成为民族败类，严重破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但尽管如此，与抗战前相比，抗战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大大增强了。战争是文明之母，在那场可歌可泣的战争中，中华民族以焕然一新的面貌与精神站了起来。
1840年以来，中国人在精神上文化上一直屈拜下风，只是在抗战中，中国人精神上光明的一面，中国文化中光明的一面，才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中华民族才表现得那样沉毅那样威猛！抗战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一次难得的井喷。这为中华民族精神开启了一个最好的活水源头，做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由此终于成形了。

三抗战造就了多元化的中国政治格局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制度的现代化做保障，这就是民主宪政制度。而制度的现代化，需要以一个多元的政治格局为平台。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是迫切需要打破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僵局，才能发挥出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维护上述来之不易的全民团结抗战的大好形势，为战后复兴奠定基础。而抗战的一个重大作用，就是营造出了一个多元政治力量并存、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互动局面，这就为中国向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的转型，确立了基本的前提。
抗战爆发前的整整十年里，国民党蒋介石交替使用战争与和谈的两手，不断增强控制力，逐步树立和巩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在中国形成了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并且有沦落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趋向。这当然无助于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更有害于民主宪政国家的构建。
但随着的民族危机的极大加深，这种格局开始被逐渐打破。国民党不得不接受 "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要求，这虽然是共产党提出来的，但的确代表广泛的民意。因此，蒋介石的威望能一度在抗战中达到顶峰，也是在他顺应民意、宣布结束内战一致对外时得到的。
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民党在同年2月21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决议。国共两党的第2次合作由此逐渐形成。
1937春，蒋介石又不寻常地在庐山召集谈话会，邀请全国400多位各界代表人物，共商国是，同谋抗战建国大计。应邀出席庐山谈话会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如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等）。
1938年7月，根据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倡议，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在这个由200人组成的类似议会的机构里，小党派和共产党得到50个席位，无党派人士得到70席，而国民党员拥有的席位不超过80。尽管这并非完全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只可以提出政策和批评，通过的决议对国民政府也没有法定的约束力，但毕竟第一次为非国民党员的社会贤达参与政事，为民众参预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
而这一系列的政治改良，不仅是全民抗战所激发出的民族团结精神的产物，也标志着国民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公开合法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敌后持久抗战的同时，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民众，唤起了抗日的民气，灵活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策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和农民的热情支持，创立了百团大战这样一个对于抗战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练就了绝处逢生、无孔不入的超强本领，通过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1937年时，八路军、新四军总共才28000人，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万党员、领导着120万人的军队、220万人的民兵，建立了大小19块根据地（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的1/4）的大党。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中国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国共两党之外，抗战中还形成了第三股政治力量。这就是1943年正式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由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的张澜等发起的政治组织，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九三学社等一起，开始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参政议政。

四抗战让中国人达成了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共识

全民抗战的坚持及其最终胜利，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是值得特别提出来的，这就是它让中国人达成了这样一个基本共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强国。这在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可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无论如何评估，都是不过分的。
中国共产党对促成这种共识的达成，在抗战期间做出了特别值得称道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机关报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不遗余力地宣讲和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的现代理念，诸如必须在事实上实现“民主第一”，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而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没有民主就没有抗战的胜利、不保障人权就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等等。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更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共同领导抗战建国的政治主张，指出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表明，在民主与专制两条道路上，共产党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民主的一方。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坐而言更起而行，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仍然在其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身体力行地进行着民主政治的实践，不仅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还创造性地发明了“豆选”等民主选举的形式，让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有了行使自身民主权利的途径。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把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带到最偏远落后的传统乡村。让中国人中最大的一个人群——农民，也开始建立起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共识。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中间政治力量，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力量，秉持着自由主义的理念，大声疾呼尽速实施宪政，主张“凡尊重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他们的努力，促进了建立现代化国家基本共识的大普及、大提高，谱写了二十世纪中国一曲最激动人心、最令人感动、最警醒而又最愉悦的乐章。
而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尽管出现过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逆流，但仍然多多少少保存着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基本理念，没有完全背弃自己还权于民、实行宪政的政治承诺。面对日益增长的、要求民主的压力，国民党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开明姿态。至少，没有取缔先后组建的各民主党派，也没有彻底禁绝过《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对自己的批评。

五抗战大大优化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际环境

抗战及其胜利，还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中国现代化进程由此获得了100多年来最良好的国际环境。
这首先体现为：抗战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仅废除了1840年后被迫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了租界，收回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更一跃而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与美苏英法并列的世界大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终于洗刷；中华民族终于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次，抗战胜利还空前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使中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上处于空前有利的地位，19世纪起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危害最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威胁最大的强邻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北方的强邻也因忙于休养生息、消化战果而无暇南顾。中国丧权失地、亡国灭种的危机基本消除。
再者，抗战还使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强国美国结成了密切的同盟，美国因此不仅允诺大力援助中国的战后重建，还有意支持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属于“晚发外生型"的,与发达国家的紧密联系,是其得以顺利发展的主要外在前提。而抗战的胜利，使中国第一次那么充分地拥有了这个前提，只要把握得当，肯定会大大加速中国的复兴。
总而言之，中国长期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使中国成为国际所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而且让中华民族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1840年起就以“落后与内乱”著称，并受尽列强欺凌和宰割的中国，真正地得以扬眉吐气。而这个胜利最重大的历史意义，则是奠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顺利展开的必备前提，中国由此迎来一次民族复兴的大好机遇。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当时各种有利的因素都在聚集着。这才是中国伟大卫国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内容。诚如已故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易劳逸先生所说，若不是嗣后的那场内战掩去了抗战胜利的大部分光彩，则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会把它当作一曲“最为壮丽的史诗”来加以歌颂的。而那场内战和长期的国共恩怨，影响到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战胜国中国没有完全得到应得的荣誉与尊重，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纠缠至今。更令人长太息的是，六十年前那次来之不易的黄金发展机遇在内战战火中灰飞烟灭了！
六十年后，我们纪念那次伟大的胜利、估量其意义时，除了遗憾与感伤，更应该把握现在，放眼未来，争取拿回那次机遇本应该带给我们的一切。这样才是对抗战胜利最有意义的纪念。

作者：peacemak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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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中国复兴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 小矮人 - (173 Byte) 2005-8-15 周一, 上午11:48 (9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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