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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之自我出卖与帝王权力的傲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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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士之自我出卖与帝王权力的傲慢
本书到这里，已经将造成历史中国各王朝覆亡的原因都做了说明｜｜包括内忧外患｜｜虽然还只是原则性的、粗略的；但显然可见，所有的内忧外患都是自找的。无一脱离杜牧所说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范畴。关于各朝代如何在进行自毁，还需要更多的篇幅逐一解说；所以留到第二至第七书中，我们将逐一解说各主要王朝是如何在自毁。那又为何各个主要王朝总会自找这么多的内忧外患，以「追求」自毁？
难不成历史中国始终无人看出这种自毁模式？事实绝非如此，杜牧不就指出来了？孔子、孟子不也早做了详细的预言，甚至还将预言推演解说了？我们随即将提到的陆贾也如此说过；事实是几乎各个朝代总会有一些人提出相同的见解，希望能化解王朝自毁。既然如此，那为何各王朝还如扑灯之蛾，并且前仆后继？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就在极私统治哲学；当所有的权力、财富集中于统治者一身，而统治者眼光只集中于一己之所拥有上，才可能完全忽略他人与外在的一切对于他权势、财富的重要性。由于完全忽略他人与外在的一切，于是他人与外在的一切便也要忽略王朝的存在价值。就像是专心捕蝉的螳螂，眼中尽是那只蝉，而忽略了四周所存在的危机。
那，为何统治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而忽略了危机的存在；难道统治者的危机意识太弱了吗？非也，反而正因为统治者手中所握有的太大、太多了，所以他的危机意识非常强烈，而不是太弱。这种高度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得他们怀疑一切、猜忌一切；怀疑、猜忌，就像所有的偏执一样，吞噬了所有的善意。统治者很难分辨他自身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与先后，但他们很自然地就要从自身的利与害，来决定先与后。国于是置于其次。而国又是之所以有君的基础，没有基础，君当然就不可能存在。
但，为何统治者手中为何要握有太多、太大的、令人觊觎的资源？其实，法家的学说中替我们透露了讯息，虽然他们的目标还是希望国家能安定。他们认为「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移）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国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韩非子˙爱臣》）
上文可以看出法家也是在追求国之大安的。秦汉历史的走向，与其说是独尊儒术所主导，毋宁说是《韩非子》上文所导演；所追求的尽是「身之至贵」、「位之至尊」、「主威之重」、「主势之隆」。逻辑推演到最后，权势、财富固然集中于君主之手，但，所有矛盾也岂非集中于帝王一身？韩非这种威势、集财之论，与孟子的义利之辩，形成绝大的反差；我们这里不论孰是孰非。
但法家学说的一个致命问题，在于何谓「太亲」、「太贵」、「无等」、「不服」与「无备」？这是个非常难以拿捏的问题；历史上的君主，人人个性不同、聪愚贤不肖有差、认知有异，又客观环境存在太多变量；从历史上看，只有非常少数的君主能做相对恰当的抉择。于是，宁可约束诸侯，使之不能搏大；约束群臣，使之不能太富。两者齐下，权与富就逐渐集中到君主一身。于是形成了上述的危机，这是完全清晰的；更落在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推演中。
换句话说，营造出极私统治哲学，也必然存在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当统治者逐渐集中精神于他一己之人身，同时逐渐忽略他的统治基础时，离败亡就不会太远。历史的演化过程，固然一切照韩非所设想；但结果，却无一不在孟子的估计之内。当刘邦处心积虑清洗功勋重臣，将夺回的土地分封给刘姓诸王时，他料不到他的糟糠之妻吕后与她的诸吕，正等着清洗诸刘；当诸吕清洗诸刘时，诸吕也想不到诸刘就等着清洗回来。当屠人者的心思为自己的目标所吸引，料不到自己正等着被人所屠。而愚人者施行思想管制政策，也料不到自己会是第一批为自己所愚的人，并且是自愚最严重的。
因为这些手中握有大权，而又亟亟于纳天下于一人私囊者，所关心的只在他自身；于是他便忘了自己所努力在进行的种种，正以相同的内容与方式回馈到他自身。他们看似十分关注于未来，事实他们不关心，也关心不到未来，他们只在意当下。我以一个通俗的说法譬喻这种现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上有鹰隼，鹰隼之下有弹弓。这是层层叠叠的阴谋与暴力，所形成的一种政治状态。
统治者往往纵容他的部属滥杀、劫掠，以满足他们的贪婪来换取忠诚；却料不到纵容部属滥杀、劫掠，将为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看历朝历代帝王与权臣之间的互动，大致可以理解王朝自毁机制的动力来源。诬反事件模式与效忠认同危机事件模式，大致可以《旧唐书˙陆贽传》「忠言救失，启沃曰雠」作结；因为帝王总属「多僻之君，为善不周」居多（注：《旧唐书˙陆贽传》原文为：「赞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为善不周。忠言救失，启沃曰雠。勿贻天问，苍昊悠悠。」「赞」是着史者对传主的褒贬，义兼美恶。）。
于是，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为何历史中国总是出现了太多的「多僻之君」？我认为原因还在于极私统治哲学被确立之后，士大夫倾向于自我出卖的机率给大大的提高了；这势必造成拢权于一手的帝王走向权力的傲慢。也是说，士大夫一方自我出卖，另一方帝王倾向于权力傲慢，士大夫、帝王两者互动之下就制造出「多僻之君」与「启沃曰雠」的局面。
如果我们检讨秦汉之际帝王集大权于一身，与独尊儒术的过程，我们将会发现，这正是士之自我出卖及帝王权力傲慢的出现过程。当士大夫常态倾向于自我出卖，而帝王又走向权力傲慢，整个统治阶层的危机当然浮现出来；并且造成「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资治通鉴˙卷第一五○》；请详下文）的局面。主动权已经不在任何人手中，而在于整体形势；由于是形势掌握了主动权，才出现「欲罢不能」的局面。本文回过头要重新检视所有内忧外患的起因，也就是要检视士大夫如何自我出卖，与帝王如何开始倾向权力傲慢。
历史中国一直到秦一统天下时，朝廷上事实还是诸子百家杂列的，也是说，秦虽然长期以法家当政，《商君书˙去强》甚至还说：「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显然法家有强烈反儒的倾向。但，法家当权而反儒的秦朝，诸如伏生、叔孙通、张苍、淳于越等等秦博士，事实都属儒家出身的博士；而「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卷第六》）可见，在法家当权的秦王朝中，儒家学派在秦国并非一点地位都没有；只是「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儒家地位不居于权力中心而已。至于「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也可见阴阳家也在秦廷上占有一席之地。
至于法家，法家不仅在秦国具有悠久的思想传统，而且自商鞅以来，特别是统一过程前后，法家人物几乎一直居于要津。尤其是李斯，与秦始皇最为欣赏的已死于狱中的理论家韩非；他们二人为荀子的弟子，本来就是儒学传人，却因思想分歧而成为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这诸子百家杂陈于廷，而法家主导政局的阶段，「丞相绾（王绾）、御史大夫劫（冯劫）、廷尉斯（李斯）等皆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号˙˙˙天子自称曰【朕】。』王（王绾）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
可以说，这群秦廷的权要人物，争相忙着为秦始皇打点威仪。而李斯建议「别黑白而定一尊」，则开始为帝王收集思想管控权；废封国、置郡县，则搜罗直接统治权；而方士如庐生、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则为他生命不死着想。自然，少不了「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着仪矩」等等的，为他的历史盛名做万代安排。
这时，这些士大夫无论其为儒家、法家、阴阳家或方士，都在统一天下的丰功大业下表态争宠。这是士大夫自我尊严出卖的现象，也是帝王在群士推崇、争相竞宠养成权力傲慢的起点。先秦之前固然也有这种现象，但正如我们已经叙述过的，那时君臣之隔不大，彼此间的地位差距不远；是这种密集的，一面倒的推崇、装点、集权˙˙˙养大了帝王权力傲慢的胃口。所以，倒是率童男童女远扬的徐巿，逃亡而又被逮回来侯生等保持了几分士的自主风格。
所谓「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正好为「士之自我出卖及权力的傲慢」做个脚注。在帝王傲慢与士大夫自我矮化的互动中，极私统治哲学就给逐渐养成了气候。
诸子百家杂陈于朝廷的现象，到汉初还仍然维持着；早在刘邦起事不久，他身边就巳经网罗了一批士人。这批士人基于对历史的反省，不停地为新王朝的长治久安谋划，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汉王朝各项政策的正确和稳定。《史记˙卷九十七》载陆贾时常在刘邦面前称说儒家的《诗》、《书》等等的，而刘邦以无赖夺得天下，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不脱无赖习性；骂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不料陆贾立刻回顶：「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陆贾强调说，倘若秦朝「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一顶，说得刘邦心里虽然不高兴，但还是回说：「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着成《新语》一书，以期为西汉王朝的未来发展规划蓝图。其实，到这时我们已经可以理解，历史中国所缺乏的就是诸如陆贾这样的有见识、气节的人物；反过来说，有着太多的争帝王之宠者。从陆贾与刘邦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到陆贾直接反驳皇帝，而刘邦还能接受，足以说明这时期君的地位，并未被捧到高不可及的地步。
陆贾的思想主旨，在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新语˙道基》），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明了「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由此看来，陆贾对我们所指陈的王朝自毁也早有体认；他看出国君其实才是「恶政」、「恶气」、「灾异」的根本来源。正是陆贾有此认识，所以对刘邦的傲慢有以制之；而刘邦对陆贾的指斥虽感到「不怿（ㄧˋ，快乐）而有惭色」，却也愿意接受指斥与建议。因此，陆贾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拥有十分坚定的士大夫的独立个性。
当然，我们无法期待多数人拥有这样的特质，因为无论任何时期争，宠的士大夫必然居于多数；正如后来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者流会居于多数，那是一定之理。「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之故也。但历史中国的不幸正在于此，既然争宠取媚、屈学阿主之辈居多数是正常的现象，而大一统又是历史之必然趋势；于是历史中国便陷入《孟子˙告子》所说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困境中。
因为历史中国大一统，无可避免地成为「出则无敌国外患者」的超级大国；而争宠取媚、屈学阿主之辈居多数又属正常现象，那法家拂士倾向于沦落被砍的命运难以避免。换句话说，法家拂士要能存活，在于法家拂士必须能显现出他们的价值；而他们的价值，建立在对抗「敌国外患」。既然国家大一统，哪来「敌国外患」？法家拂士的价值便无法呈现；法家拂士的价值无法呈现，自然挡不过人多势众的争宠取媚、屈学阿主之辈。他们至少还能取媚帝王，这是他们的价值。
是这样的历史格局，局限住了秦汉大一统之后的历史演化规律。等到君尊臣卑的文化惯性养成之后，也等于养成了「诬反事件模式」与「效忠认同危机事件模式」这样的自毁机制；就算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敌国外患」再度出现了，但王朝自毁机制仍照着惯性运行，一一吞噬所有王朝。总之，大一统是历史中国的历史特殊现象，同时大一统也成为历史中国的特殊负担；并且这样的负担是过度沉重的庞大，我们将在〈从人口资料看极私统治哲学〉一文中清晰地见到。
总之，陆贾这样的具有独立人格者，本来就不属于多数。天下既然一统，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迟早要给端上台面。陆贾在《新语˙本事》中说得很明白：「治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美，可以为法，因是而权行。」他不只重视自身人格之独立，亦尊重他方之独立；所以，他主张儒学与诸子并重互补，择优而取。诸子百家不仅不必罢黜、儒学亦不必独尊，甚至要「合之者美」。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陆贾阻止了汉初意识形态方面的一面倒。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一面倒与统治工具化，却是迟早的问题；原因必须回到「士之自我出卖及权力的傲慢」。
陆贾「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的思想，一面阻止汉初儒学独尊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则又启导了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黄老学说一度成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原因在于汉初诸子百家经长期演化，已经有相互交混与庸俗化的强烈功利取向；儒、法、阴阳等各家思想，已经不再如过去那样纯粹，而争宠的结果又往往带来高官厚爵，凡人无法抵挡。儒学作为诸子的学术源头，在这思想混合与庸俗化的过程中，逐渐拥有更大的主导权。但汉初社会破坏严重，与民休息的需求强烈，黄老之学遂有暂时主导政局的可能。
事实上，在汉初的几十年，由于黄老学松散的思想管制，使先秦以来的几家主要学说，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诸子百家在这阶段的发展，为新统治学说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余地。但随时社会生机恢复，儒学的主导性也渐渐抬头，在文景之末时已经逐渐成为当时显学。
西汉建国之初，反秦郡县之道大封诸侯。有些诸侯由于拥有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其社会、经济，甚至比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地区更为发达。特别是一些诸侯王骄恣无恐，西汉中央集权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这就是后来之所以发生七国之乱的原因之一。同时，汉初各诸侯国在思想管制宽松的情境之下，各有各的主张、各的说法，「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史记˙卷一○六》）；朝廷难以在具体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给予任何管制，两者相激就造成七国之乱。是以，到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就更加造成思想一统的需求。换句话说，基于政治一统的现实需要，帝王渴求着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基本论述，帝王认为思想的统一，才能带来政治上的统一。成为显学的儒学，逐渐冒出独尊的气候。
既然有此需求，诸子之间的竞逐便开始白热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说：「儒道互绌是汉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重要斗争，这里面包括了儒道皆欲在统一百家的趋势中各显身手，一直到武帝推恩削藩，诸侯王势力下降，独尊儒术的局面相应确立，才结束了这一合法思想的争论。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学者只知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尊儒，而不知秦汉之际还有一段定于一尊的互绌争霸阶段。」（http://zhjyx.hfjy.net.cn/Resource/Book/Edu/JXCKS/TS011004/0008_ts011004.htm）
所以，整个历史场景，在军事上的亡秦、楚汉相争、汉内部一连串清洗与七国之乱后，上演的则是学派之间的你死我活；为着未来的思想大一统铺路。这样的肉搏战，可以见之研习黄老之述的黄生，与研习儒学的辕固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而何也？」他认为汤武革命不得称为应天受命，是篡弒。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辕固生主张正好相反，还将问题扯到刘邦身上，设下一个陷阱等候黄生自己跳进来；血腥味在数千年后还隐隐可闻。这就是黄老与儒学之间的斗争之一场景。大概是黄生在这回交手中惨败，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有意找回面子，便「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回说：「老子书只算得上家人平常的闲聊罢了（「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大怒说：「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哪里来的这些犯禁的儒家诗书）？」于是命辕固生进入猪圈中刺杀野猪。汉景帝知道太后受辕固生直言直语刺激，便给辕固生利刃一把，一刀刺下正中猪心，野猪应手而倒。太后见了默然无语，无法再治他的罪，就干脆把他免官。可见学术上的争端，也是惨烈的。
武帝嗣位，窦太后亡故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王朝内部学派之间的斗争，显然，获得帝王之欢更多者，愈有突出一统意识形态的潜力；换句话说，窦太后既死，汉武帝不再有来自于亲情上的压力，哪家学派更能将自身学派出卖得更彻底的，就愈有打垮诸子百家的能量。
那么，还有什么能超越董仲舒所提出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他等于将一切都交给了帝王，难怪汉武帝无法抗拒其魅力。
当然，如前所述，学术之庸俗化与功利化已经成为趋势，诸子百家学说交混也无可抵挡；《公羊》学由于董仲舒等人的努力，终于成为西汉的统治学说。此时的《公羊》学也非纯正的儒学，而是明显地杂糅了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观念。「屈民而伸君」，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当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重建，但同时也为武帝权力的傲慢，所引发穷奢极欲、滥权埋下了伏笔。而儒家之自我出卖，从西汉中叶到东汉之末，《公羊》博士大都是董仲舒一系，权力中心基本上都在儒是手中；这是儒家自我出卖所得的代价。汉武与传统儒家，可谓如鱼得水。
总之，在秦汉二度大一统的景况下，尤其汉初连番大清洗之后，士大夫一则以惧，一则为富贵所吸引，士之自我出卖又再一度给激化。在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可以说是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一笔大交易；当然是无可阻挡的、必然出现的交易。这是承袭秦之焚坑的必然、无可抗拒的演化。
古典儒家质变为传统儒家，传统儒家则不只将自己出卖给统治者，还将诸子百家、人民一概的权益也一并出卖了，以换取传统儒士自身的功名利禄。破坏了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存在的统治者方与被统治者方的制衡关系﹔这种制衡关系不只是古典儒家的主张，也事实存在于先秦政治现实上。
秦汉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独裁者的权力逐渐变得毫无限制。而统治者权力膨胀是个漫长的过程；秦始皇是个高潮，汉武帝也是个高潮，宋太宗时宰相不仅失去兵权、财权，连用人之权也被剥夺，当然也是个高潮﹔而一直到明太祖取消宰相制更是个大高潮，毛泽东掀起文化大革命，动乱遍及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高潮。
我宁从「欲罢不能」的历史趋势解史，也不愿将历史责任归诸某特定人物；盖历史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当他滥用权力时，臣下（传统儒家）却以「天变示警」、「屈君以伸天」、圣贤之言、祖宗之法或三皇五帝之德泽要求，完全是不可靠的。因此，各类型统治者极端的私欲，虽然未必每事都能如其意，却也总能获得尝试甚至施行的机会。
《荀子˙子道篇》载：「孔子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能谏诤之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看来，倘若孔子所说正确，那么历史对王朝的要求并不严苛；王朝所需要的能特立独行的谏诤之士并不太多，仅二到四人，就能维系一国之安全；并且，也并非所有传统儒士都完全放弃古典儒家的理想。所以，王朝之能长期安定发展，看来应该并不是极度困难的事。只是，当王朝自毁机制形成后，再多的诤臣，再高明的诤臣，都将沦于诬反、效忠认同危机中，给一一收拾去；谁都无能为力。原因只在于「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亲，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文史通考˙自序》）；诤臣谏诤系为国，佞臣柔软取媚属为君，站在帝王权力无限膨胀的状况下，获胜的总是为君的佞臣，而非为国的诤臣。所以「死者士之常分」（《后汉书˙卷五十四》），为秦汉以后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做了一个沉痛的注解；反正，「官不聊生」，只能如此了。
本来，古典中国政体中，君权、相权（官僚体制）相互制衡，就是一个希望能长治久安的权力的调节阀。春秋战国时管仲、子产、李悝、商鞅、苏秦、张仪˙˙˙等等担任宰相，甚至到秦赢政即位后吕不韦任相，在该国都实际握有行政大权（注：《吕氏春秋˙任数》记载一段故事说：「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史记˙卷第六十二》：「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不只生前尊其政，到管仲死后尚且遵其政，可见管仲确实握有实权。到汉之后，所谓「萧规曹随」也证明当时的宰相萧何、曹参都有权制定、坚持自己的政策。至于商鞅、苏秦、张仪等的纪录也多，足以说明秦汉之前与秦汉初期，宰相的地位与职权都相当高。宰相权力虚化，在公孙弘曲学以阿汉武帝时，开始被强烈弱化。）。这时君、相分权，帝王拥有任命宰相的权力，而宰相则拥有制定、执行政策的权力；颇近似于今日君主立宪国。当然，今日君主立宪国首相的产生，缘之于国会多数党，而与君主无关。
据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说：「‧‧‧秦汉以下的中国，在当时譬如是一个世界，全国疆域辽阔，以古代交通之不方便，而且当时已经无特殊的贵族阶级存在，民众地位普遍平等，若说要民选皇帝，这是如何一件困难的事，我们自可想象而知。皇帝不经选举，只有世袭，可免纷争。但世袭未必皆贤，于是政治实权则交之丞相。丞相始为政府之实际领袖与实际负责人，丞相不世袭，可以任贤用能，而丞相更迭，亦无害于王统之一系相传。皇帝只是虚位，政治上最尊的一位，不摇不动，而丞相则操握政治上的最高权。‧‧‧因此，秦汉时代政府里的实际政务官，皆归丞相统率，而皇帝属下则仅有侍奉官，而无政务官。秦汉初年，皇帝私人秘书尚书郎只有四人，可见政事并不直属皇帝﹔而丞相下面的曹椽，则所分项目超过十几门类以上。丞相的秘书处，其规模之大，较之皇帝的私人秘书室，不知要超过多少倍。我们只把当时这两个秘书机关的内容相互对比，便知在当时理论上乃至于事实上，政府大权与实际责任，权在丞相而不在皇帝。「丞相」二字的语义，便是副皇帝。‧‧‧」（p102-103）。
这种从「秦汉初年」编制上说明君、相分权的实况，应该是最清晰的了。「丞相」虽然仅是「副皇帝」，受皇帝任命，但「政府大权与实际责任，权在丞相而不在皇帝」。基本上，在秦汉之前就是这种君、相分权的状况。
但秦汉之后，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参杂法家、阴阳家、儒家思想，而以儒家面目出现；「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事实「曲学阿世」的公孙弘是汉初把宰相做小了的第一人。理论与事实如此，遂使君尊臣卑与权力集中成型（注：余英时先生谓之为儒家的法家化，见《历史与思想˙〈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联经出版，1976。君尊臣卑本来就是法家思想，而非儒家思想。我的看法则是阴阳家、法家拿儒家招牌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决定传统中国的统治思想必然立于极度私欲的基点上。这种以「士之自我出卖及帝王权力的傲慢」衍生而岀的极端私欲，作出发点的统治观得到确立，定下此后中国历史进程与政治文化的基调。
而养老虎的，欲以「天变示警」、「屈君而伸天」、圣贤教诲、祖宗之法或三皇五帝之德泽要求统治者的，就是破坏既存制衡关系的传统儒家﹔君权随时有力量压抑相权。因为权力的调节阀已经失效。至于后世权力的集中过程，我们可以参考下列文字：
「˙˙˙例如汉代的丞相初为尚书所取代；及曹魏时尚书省已正式成为丞相府，它复为中书长官所取代，再发展下去，门下侍中又渐握实权了。唐代三省长官的权力后来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天子亲信所取去。下逮晚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正式成为朝廷重臣，其实权遂又转入翰林学士及枢密使（宦官）之手。˙˙˙从上述宰相制度变迁的大势看，相权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独立性，因为每当它发展到具有某种程度客观形式的时候，君权便要出来摧毁这种形式，使之重回到『君尊臣卑』的格局。」（《历史与思想》，p55-56）
这段话，说的就是君权才是一切权力的始源。当丞相制时，作为皇帝近臣的尚书逐渐取代丞相；等尚书在朝廷中的地位已巩固，作为帝王近臣的中书长官，又开始接替尚书。宫廷之间权力的互动，虽然廷有意图独立于宫的趋势，但主动权一直在宫，而不在廷；皇帝总是要透过他「宫」的私人，介入「廷」的运作，逐渐取代原有的丞相、尚书、中书长官；使权力一直流向帝王。这说明君相之间的关系是向君倾斜的。相总是被皇帝透过秘书性质的近臣所操控、取代。这种「后浪推前浪的往复不已」，就造成君权逐渐扩大、权力逐渐集中的历史事实。
秦汉之交，君、相在原本有制衡的机制作用下，二度出现权力逐渐向君倾斜的局面；这种倾斜同时在理论上与事实上出现。是「士之自我出卖」，与「帝王权力的傲慢」两者互动下的结果。这是帝王联合次要敌人（传统儒家；佞臣），打击主要敌人（诸子百家；诤臣）的战略。帝王与儒者都希望能主导权力，遂在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主动建议制仪礼下，帝王与儒士叔孙通成功地完成一笔笔交易；让刘邦爽毙了，而叔孙通也获得报偿（注：《史记˙卷第九十九》：「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至于如公孙弘之流「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儒者，「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汉书˙卷五十八》），大致只能做些拍马逢迎的工作，丞相逐渐虚职充位，成为皇帝一手操纵的工具。
而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则应该就是最后一笔帝王与儒者的最大宗交易。
董仲舒的目的，应该在于希望帝王集大权于一手，但由儒士主持朝政；这在当时还是制度中的一部分。不意，既然帝王集大权于一手之后，帝王不仅不将原属相的权力交给儒士，反倒是儒士必须在权力之下屈膝。于是造成传统儒家成为帝王的唯一打手，借用帝王之权「抑黜百家」；但百家受抑黜后，儒家却也不能不匍伏于政治权力之前。
传统儒家虽然赢得权势与地位，却失去自己，同时还将古典时期儒家的「民本思想」也一并丧失。
先秦时期君权、臣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制衡；这时，国家主权纵然不是国人（请参阅〈从〈阿房宫赋〉的联想说起〉一文）所能掌控，但也绝非君王所能独私，国人对政治参与相当频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原型民主」。意思是说，古典时期的人权相较于后世，相对被重视，而主权或说行使主权的统治者，相较于后世则相对被压抑。这时人权与君权间，具有相互制衡的意义。
原型民主与专制统治，同时并存于中国古典城邦、列国林立时期﹔与古希腊时期雅典、斯巴达政治体制南辕北辙，但同时并存于世有点神似。古希腊、古中国多种政治体制同时并存。但古中国这种南辕北辙的政治体制到春秋后，随城邦数逐渐削减而开始倾斜﹔原型民主逐渐衰颓，而专制势力逐渐抬头。也可以说是「公天下」、「家天下」思想逐渐淡化，而「极私天下」思想逐渐萌芽。我判断极私统治哲学早在春秋战国期间就已经萌芽，而非在秦一统天下时才突然出现（注：《论语˙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可以说明孔子时期，道已经不受重视。）。
我们在先秦古籍中，仍然可以大量看到许多今日所谓的「民本思想」﹔「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从道不从君 ，从义不从父， 人之大行也 」《荀子˙子道篇》。同篇以下又解说：「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 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能谏诤之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这种君臣之间的相对伦理观，而非一面岛的绝对观，就颇具有代表性。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政治伦理观，不是向帝王一面倾斜的。
这还犹只是见诸议论，事实上孔、孟、墨子，甚至商鞅、李斯、吴起等诸子百家游说各国，与各国君见面，在仪式上也互以敌体对待。所以，显然可以看出，中国极权统治「君尊臣卑」，君臣地位判若云泥的现象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逐渐变幻后才出现的。而重要转折点在于秦汉时期，这与大一统有密切关联。孟子见梁惠王时，《孟子》十分生动描绘当时会谈景象：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我国乎？」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不只没逢迎着梁惠王的话意，甚至还当面给他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碰。这种现象与后世臣民见了皇帝必得匍伏膜拜截然不同。其实，不只孟子会见梁惠王时是这般景象，他见滕文公、齐宣王、邹慕公、鲁平公亦莫不如此﹔而先秦诸子游说各国，所受待遇一皆如此。
商鞅首见秦孝公谈帝道，再次见面谈王道﹔这两回都不中孝公的喜好，孝公甚至还打起瞌睡。但秦孝公还是三次召见商鞅，谈起霸道。《史记˙卷第六十八》说：「公与（商鞅）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太史公生动地将当时君臣主客间的互动显现出来，秦孝公听得入耳，身体一直向前移，竟移出席子之外而不自知。
当时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距离不只不远，基本上身分也不比后世相去如云泥之判那么大。如前所说，当时国家纵然不是国人的，但至少君主不能独私。苏秦未贵之前游说各国，都可以见到君主﹔以一个落魄游说之士求见，都可以获得晋见、说服的机会，尽管未必能获采用。可见那时君臣仪制隔阂极小，大致都能以敌体对待。
而游士由于浪迹各国，对当时的国际情势多所理解，就以自己的知识与见闻作为干禄的工具。这些逐禄之士虽未必获得任用机会，但晋见时甚至比手画脚夸大言词，睥睨天下、指点江山，都不致获谴﹔可见知识受到重视，知识分子也受到重视，当时君主的器量显然也比后世更大。当然，我们知道并非古典时期君主的气量更大于后世君主，而是那时期的整个风气不得不如此。
当时所谓「士无定主，商无定国，农无定土」｜｜士人游走各国找寻出仕机会，他们并不特定在哪一国家﹔能提供他机会的都可能。而商人运有之无，逐利而行，更无一定国度｜｜「游士」与「游商」（《管子˙七臣七主》云：「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这两个词，最容易将他们的游动性说明清楚。同时，当年各国为加强农业生产，以增加税收，进一步拥有更多人民以增强国力，都尽力以各种方式吸引农民移垦。当中就属秦的绩效最显著，这是秦终能脱颖而出，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士农工商，以上已经包括士农商三阶层，工应该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当时人民的移动是相对自由的，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人民，大都是国际主义者、世界公民﹔在这国不能获得自己所满意的生存条件，还有许多国度可以选择。所以，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远人是可以「来之」的；既可以「来之」，表示那时人民有选择国家的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极私统治哲学无法产生，诬反事件模式更不可能出现。
「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这样的军国大事，国人都有权表示意见﹔「『大搜礼』，带有『国人』大会的性质」(注：杨宽《西周史》，p396。)，情况如此，统治者怎么可能在好话说尽之后坏事做绝？就算好话说尽之后坏事做绝，也不可能出现栽赃诬陷、残暴镇压与长期恐怖统治。换言之，就算偶而发生残民以逞的不幸事件，也不可能发生诬反事件或诬反事件模式。至少，当时人们就算遭受权力无端的压迫，仍有地方可避开那样的压迫。
我认为所谓夏桀、商纣，这两个半信史时代大暴君所干下的坏事，大概就是这回事：偏听偏信、挥霍无度、残杀官民等等的，但绝不至于对人民栽赃诬陷。一旦乱搞，外有诸侯国，内有人民，都将起来抵抗，甚至推翻。至不济，人民总还可以迁移。帝王的私欲虽存在，但不可能过度伸展。
因此，统治者不敢、也不可能过度纵容自己；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条件。这时权力存在制衡，虽然可能只是粗糙的制衡。这或许是古典中国时期，朝代国祚可以久远，而传统中国时期朝代国祚短促的原因﹔古典中国人民拥有相对的自由、制衡的权力，而传统中国则无。秦汉大一统前后的统治哲学截然不同，整体的社会景象也截然不同。
但历史发展到了秦统一天下，汉又跟着一统天下，大一统观念开始固化﹔皇帝权力及于每个封国、郡县，而非如同春秋战国时，权力分散于各个诸侯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观念，乃又再度受到强化甚至落实﹔而「原型民主」逐渐衰退。加上后世儒、法等各家学说层层包装，尤其《白虎通德论》将皇帝的地位与角色确定为「帝王＋天子＋圣人」之后，已经没什么能抵挡住皇帝的威力了。一人可以拥有天下，官僚以代天巡狩而短期间拥有一县、一州、一府、一省，当然也是必然。
简单叙述，秦汉之后的中国的统治动机，因为大一统完成，权力集中亦完成，统治者乃有可能将天下视为一己之所有。于是，事事纯从统治者私人现实利益出发，也就是从各级统治者现实私利出发﹔而与秦汉之前，许多城邦国国人拥有高度政治参与权有所差异。
所以秦汉之际，除了代表中国政权统一的起点之外，也代表着中国极私统治哲学完全取代公天下思想上场，并长期盘据中国政坛。从此之后，诬反事件模式轮番上场，君国认同危机也随时出现，「王朝自毁机制」乃主导着传统中国历史进程。
但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古典中国时期就不存在诬反事件；但至少，那时期的诬反事件一定不成为常态。相反的，传统中国时期的诬反事件密集出现，却成为终结王朝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这也不是说传统中国时期就不存在君臣契合，或传统中国就不存在圣君贤相，对小民表达出充分的善意；只是说传统中国时期君臣契合、圣君贤相的事例必然寥若辰星。
这是需要注意的。常态与非常态是本书的重要观念之一；常态中存在着非常态，但我们只以常态作为分析的对象。解析非常态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孔夫子谈君臣父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回归其本义，夫子此说在于强调为君、为臣、为父、为子的责任与义务（注：见《论语˙颜渊》。原文为：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但政治力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扩大之后，却成为臣、子、妻向君、父、夫负责的所谓的「三纲」（注：余英时先生认为「『三纲』说也是法家的东西」，「现代人攻击儒家，尤其集矢于『三纲』说」，是儒家法家化后的结果。见《历史与思想》，联经，1999第二十一刷，p40。他引韩非〈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意义完全相反，我称之为政治绑架伦理。
这种现象，《朱子语录˙卷一百三十五》：「叔孙通为绵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喧哗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这又正与惠帝纳谏要毁路，叔孙通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史记˙卷第九十九》）余英时评「人主无过举」说：「我看正是叔孙通一类儒者造出来的，为的是和法家争结帝王之欢。」（注：余英时，《历史与思想》，p33。）朱熹与余先生的见解相当趋近，「君尊臣卑」与「争结帝王之欢」原是相同的。如叔孙通之类的儒者，已经趋近于法家，而且是流于向权力屈膝的法家。
这种现象到董仲舒时，大一统的合法性来自于他的「五德始终论」｜｜其实来自于武力，却给缘饰为天命｜｜这是一种决定论的历史循环论。即真理是一元的，且「屈民而伸君」，所以真理为权力最大的人所掌握﹔权力与真理集于一人之手，靠拢权力等于靠拢真理，那还有谁能不讨好、靠拢权力？所以，极私统治哲学虽在秦统一天下时确立为主流思想，但它的理论基础却到董仲舒时才完全建立。这种极私统治哲学最终只能期待圣君贤相；在董仲舒眼中，贤相当然由儒者担当。但圣君既不能期待，贤相当然就更难。总无法期待败德的皇帝会任用一位贤相吧？事实是历史中国的皇帝中，败德帝王所占的比率非常高。所以，「圣君贤相」两千年来基本上是一句空话。于是历史中国的人民，只好沉沦于思想管制与权力集中所形成的朝代反复轮回中，直到今日。
这种状况，在我看来，其实与传统儒家之自我矮化、自我出卖关系密切。他们一面贬抑自己，一面「和法家争结帝王之欢」而抬高帝王。至此，统治的出发点完全出自于统治者的私欲，一切自然以统治者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
如我们所知，每个人对事事物物的喜好各自不同，虽在同一环境中成长，但各人的价值观仍存在差异﹔不只是平头百姓如此，就是统治者仍然不脱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因此，历史上所有统治者，每个人对自己利益之所在，总多少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不同。其实，这种认知上的个别差异可以是南辕北辙﹔加上所处时代不同，政经、文化与内外情势也势必不同，更将这种个别认知上的差异扩大化到极点。问题在于，权力既然集中于统治者，则统治者个人的喜恶与个性，势将影响到全国人民的利益。
比如，从雄图大略、统一中国又焚书坑儒、残暴统治的秦始皇，到「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从汉献帝到自叹不如汉献帝的光绪﹔乃至还在襁褓就登上帝位的的许多暴毙皇帝，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圣天子、在位长达六十一年的的康熙皇帝，这形形色色人物的价值观异同与其个别认知取向，其实也与常人之间的异同没两样﹔他们的价值观也是分歧到无从归类。但有一点都相同，就是以自己所认同的作为第一优先。
康熙忧国忧民，因此定下大清百多年富庶安康的基础﹔而那些襁褓皇帝只要奶，民生疾苦与他一无关系﹔秦始皇要统一天下、功盖三皇五帝，而光绪只希望能不成为亡国之君。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由于诸传统儒家的协助，尤其是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等传统儒家，秦汉之后的帝王已经大权在握﹔只存在极小或甚至不存在任何制衡力量，统治者遂得能极其私欲之可能。于统治者大权在握的情况下，传统中国的统治哲学就完全建立在统治者个人的喜好之上。但个人的喜好歧异极大，于是导致传统中国的统治哲学，遂不得不建立在这么混乱的私的基础之上。
这种现象我称之为「极私统治哲学」﹔极私二字不仅形容极端私，也形容其混乱，因为有多少皇帝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私，甚至同一统治者今日的私又有异于昨日之私。
之所以加上哲学两字，因为这不仅仅只是一种统治观念，而是由后世士人援引宗法、礼法、阴阳五行、法家、纵横家等等各家思想，综合成一整套的思想架构；可以拿《白虎通德论》作为具体代表。这套思想架构，舍弃了原来君相分权为主要设计｜｜儒者主政｜｜走向君主集权，而留下一个无可弥补的理论上的漏洞｜｜当皇帝实在当不起「帝王＋天子＋圣人」的角色，也不「屈君而伸天」时，怎么办？｜｜逐渐倾向极私统治。
极私统治哲学这样的思想体系，在理论上无法达成自身圆满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所有帝王都能「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泽盈溢，广被四表，格于上下」（《三国志˙卷二˙魏书》）。
史家陈寅恪于民国十六年作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李后主）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注：吕后临朝称制的时候，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封诸吕为王。吕后一死，诸吕就打算作乱，当时吕产、吕禄分别将兵领南军北军，太尉周勃被排斥在军外。吕禄有一个好朋友叫郦寄，周勃便与陈平合谋，找到郦寄，让他劝说吕禄交出兵权。郦寄便到吕禄那里，对他说：「当初先帝让太尉周勃统领北军，现在，周勃要让您赶快交出将印，否则将会大祸临头。」吕禄认为郦寄是自己的好朋友，不会欺骗自己，便把军权交出来了。周勃手持军印走入军中，对众士兵说：「跟着吕氏走的，把右胳膊露出来；为刘家做事的，把左胳膊露出来。」众人皆袒露左臂以示效忠刘氏。周勃便带领众人灭掉诸吕。陈寅恪意思是说像郦寄这样出卖朋友的人，也要将之视为鲍叔牙；这完全是空谈了。）。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也是说，必须「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但显然不可能。既然不可能，却又必须「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矛盾自然丛生了。
从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绝大多数帝王，甚至不具备常人之资，并且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宫佞之手，在成长学习过程中普遍建立了狭隘的观念，就使得帝王更加远离「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泽盈溢，广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假设。极私统治哲学在理论建立之同时，已经破产；但在现实上，却总承认帝王「天纵英明」、「人主无过」，每个皇帝无一不是天生的「帝王＋天子＋圣人」。
正因为极私统治哲学不得不建立在这么混乱的、私的、甚至破产的、毫无机会可以自身圆满的理论基础上。不理会不同统治者各有其不同的取向，都承认帝王的天生本质超越所有人、赋予统治者最大的权力，且由于制衡薄弱或不存在，于是大致每个帝王都能遂行其个人意志。帝王无法遂行其意志的，就往往有权臣、外戚、宦官等，取代他遂行其个人意志。因此，就注定中国历史起伏跌宕必然相当严重。
可以说，汉政治文化从秦汉以后，不曾勇敢地面对已经破产的理论体系；这种坚持不面对已经破产的理论体系，事实出于权力的暴力胁迫之下。因为王朝完全靠武装暴力建立，掌控军力则掌控一切，可以予取予求。于是，军事掌控反被冠上「天命」、「盛德」等词藻，难怪汉文化会步上「行为与行为规范相悖离」的矛盾上。
但施政基础混乱到极点﹐则是可以预见的。尽管如此，中国极权政治的集权过程还是非常漫长，要一直到明清时期，君权才成为完全无可抗拒的庞然怪兽。怪兽既然成形，民国后虽然出现政党、共和、议会等等其它过去所无的名词与组织，但在文化的惯性之下，怪兽似乎只见其成长而未见其衰老。
余英时先生《历史与思想˙〈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中说：「现代中国的反智政治当然有很大的一部份是来自近代极权主义的世界潮流，并不能尽归咎于本土的传统。但是潜存在传统中的反智根源也绝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传统根源的接引，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反智的狂潮会在短短二三十年之中泛滥到今天这样的地步。」（p48）所谓「传统根源的接引」，应该就是指秦汉以后君权逐步扩张，历两千余年所形成的根深柢固的思想。
最高统治者的一切思考与行为，概以其个人的现实功利为出发点，以增加个人权力、财富，满足个人自身欲望为目标﹔又有一群儒士为之建立「屈民而伸君」、「君尊臣卑」、「人主无过举」、「三纲」˙˙˙这样的理论基础，并执行权力垄断。
久之，统治者乃视其拥有天下一切为合理，为不可抗拒。于是，中国的政治体系遂成为统治者遂行其私欲的工具﹔但私欲永无满足的界限，我称这种无可满足的欲望为极私。而基于这样极私的统治观，则称之为极私的统治哲学。相当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极致化。亦对应于极权统治一词，极私也是极权的极致。这当然有个漫长的衍化过程，但以秦汉两朝为关键。
这不能不将极私统治哲学的原因及后果，归之于士之自我出卖，以及权力集中之后权力的傲慢。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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