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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文票友的理科陷阱（重写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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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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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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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玩文票友的理科陷阱（重写稿）
芦笛
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种比较普遍的错误态度是重理轻文。在许多理科学者看来，学文的多是没出息、没能耐掌握数理化的人。王伯庆、马悲鸣等先生就颇以理科出身而能玩两手文学自豪，屡屡撰文嘲笑文人（狭义的）。记得王伯庆先生曾专门写了篇文章，说文人如何如何下流。网上也时常见到理科出身的票友以“文学里手”自居，动辄以权威口气判人生死，断言初学者们有无才能、有何种才能进行写作。
这种偏见当然毫无道理，老芦也曾写了几篇文章痛斥过。不幸的是，从表面上看，文科确实是只要识字就能玩两下。只要文章写得通顺，贴出来立刻便有人捧场。于是许多理科学者便以为那是一种人人可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大众游戏。他们不知道，文学写作和理工科的研究一样，同样需要积累大量知识和专业训练。不仅如此，文学创作还需要特殊的文学想像力、创造力、灵感与悟性。可惜，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国式的理工科教育常常给受教育者造成“先天性”的智力损伤，使他们的思维或多或少机械化了。因此，当理科票友想来玩文学的时候，就容易遇上一个个陷阱。不幸的是，因为这些同志误以为玩文学票不过是牛刀小试，大材小用，满腔是“战略上藐视文人”的浩然底气，对这些陷阱便视而不见，误入其中还懵然无觉，最后便免不得闹出笑话来。事情竟然荒唐到这个地步：没谁敢指责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奖发错，但有人就是敢出来以权威身份指责文学奖发错了。
老芦算是理科出身。不过由于历史原因，进大学前我曾经广涉诸子百家，不但花了近12年的光阴系统地钻研过文革前的中文系、历史系教科书，而且还看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因为这个“自学老年”的背景，我觉得自己算是个蝙蝠，可以两栖于禽兽之间，和那些想从“禽”变“兽”的同志们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不用说，我说的都是最普通的常识，不免见笑于方家。说错之处，尚请内行指点，谢谢。
我在《培养奴才和蠢才的中国教育》一文中说过：
“这教育方法的第二个大弊病是融铸了学生的机械世界观。学生习惯了
找标准答案，便以为天下的问题都只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标准答案。他们
做梦也想不到那真实的世界其实乃是一团混沌，从来就不会像教科书上
那样清晰。……在真实的世界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只
有一个答案。有时那答案可以是多重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相反的答案可
以在不同的条件下成立。不难看出，这种教育必然要造出大批只会静态
思维、超简化思维、非白即黑的两分法思维、隧道眼思维的白痴来。”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理科学生受这机械化教育的摧残要远比文科严重。从初中开始，学童们学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步步地循序渐进去解难题。在这里，一切都是一目了然、一览无遗的：每个问题都有解答，而且只有一个答案，解答必须一步步地写下来，决不能忽略了一步，更不能飞跃，否则就要丢分。这种训练一直延续到大学，便将学生的大脑锻造成了用高效炸药都炸不开的花岗岩，毫无飞扬流动的灵气。学生们最擅长的思维方法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求实的唯物主义精神”。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清清楚楚，可以捉摸、可以把握的具体对象，被一个客观规律也就是永恒真理在那儿支配着，万事万物都可以而且应该标准化、计量化，有一个绝对的“量纲”在那作为衡量的单位与尺度。
二、高聚焦隧道眼。粗略地说，人的思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发散性的，一种是聚敛性的。比方说，如果你问学生：“砖头有什么用处？”只能答出“砌墙、垒灶”的学生擅长的就是聚敛性思维；而在此之外还能答出“当座位，敲钉子，打人、压舱、做老虎凳，……”等用途的学生就擅长发散性思维。
咱们的理科特别是工科教育，似乎就是专门训练学生如何将视野聚焦在某个特定的具体问题上。其中的高才生们特别善于透过纷乱的事物，一下子提纲挈领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出对症下药的解决办法，也就是去抓“牛鼻子”，找中心思想，把非常复杂的事物简化为一个无比简单、可以化为数学公式来加以处理的教科书习题。
不难想像受过这种凝固化训练的同志涉足以形象思维为主的领域时是何等尴尬。可悲的是，这些同志看不到这尴尬，反倒底气十足地使出他们那套“量纲”来，试图把文学那种不定形的流体强行纳入那个僵硬的框架。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患有严重的“鉴赏力缺损症”，眼睛没有透视力，只知道看表像上的玩艺，如情节是否精彩，文字是否优美，有无文彩，或有无噱头，根本不知道去追寻作品中的意蕴，看不到深层的内容，因为那不是理工科教科书那种明确严谨的公式或定律，无法使用解方程、推公式的方式去找出，而需要以流动的悟性去深处苦苦寻觅。于是，他们看文学作品的方式和看科研文献也没什么不同，也就是迅速地看明白摘要，找到那文章的“牛鼻子”何在。用这种方法去阅读文学作品，必然是如入宝山空手回，这就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陷阱。
卡夫卡有篇著名的中篇小说《变形记》，讲的是一个小职员某天早上醒过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搅得六宅不安，引起了全家人的生理厌恶。只有那个最爱他的小妹妹依然疼他。到最后这甲虫凄凄惨惨地死了。
当年我看这篇小说时，一点都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鬼事。我想，这网上许多理科票友如果看了那篇玩艺，可能也只会嗤之以鼻，说不定连一半都坚持不下去。但随着年齿增长，当年生吞活剥咽下去的东西就反刍出来，如陈年佳酿似的回味无穷。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这篇名著，为作者对人性的观察之深刻精到无限倾倒。这里我就不说自己的体会了，请理科票友们去找这书来看看，写点读后感来证明他们确实是文学里手。
名家的巨著或许过于艰深，看不懂还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就连我这自学老年的习作，似乎也没人能看见那昭如日月的内涵。当初我在某个坛子上和一夥小青年开玩笑，反串金庸写了《仪琳》。之所以塑造一个因天阉而心理变态的人物田伯光，是想用这种象征手法来展拓人物内心世界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引起的永恒悲哀。所谓“变态”和“常态”其实只是个相对的用语，其间并没有隔着万水千山。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在某个场合是变态的。生活里多的是田伯光这种悲剧，一个正常人在他的一生中，不知道要有多少次感受到他那种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悲哀！有鉴赏力的读者不会只把目光局限在生理缺陷上，却能听到作者在作品深处无声说出的话语。
有趣的是，当《仪琳》才推出第三节时，化外先生便跟贴冷笑道：“嘿嘿，采花大盗成了天阉，尼姑成了脱星！下一步是什么？”（大意）我写得那么明白，连让人寻味的余韵都没留下，他却就是看不见，只看见小尼姑当着田伯光脱衣服！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而就是这位文学里手，后来又毅然决然地断言我“没有写小说的才能”！
比起来，另外一位网友就要好得多。他虽然承认：“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田伯光不是天阉吗，怎么又会去强奸？”（大意），但毕竟还是赏识了文中那关于“薛涛笺”的插科打诨。虽然那个噱头毫无价值，毕竟是慰情聊胜无吧。
有的网友虽然知道去深处发掘，可惜找的却是类似自然科学定律一类的东西。记得当年为诺文奖争辩时，有的网友把我的《门外闲说金庸小说》重贴出来，另一位网友跟贴批评我，说我只从文学角度上着眼，根本就没读懂金庸。其实金著里含有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粹云云。可惜，文学作品不是这么个鉴赏法，因为它不是艺术化了的政论，其价值并不能用内载的人生大道理来判断。
再以莫非先生的小说《下脚》为例。那玩意我敢说没几个理科学者看得上眼的，因为：第一，该文文风朴实，纯用国产的白描手法，看不见什么华丽字眼，也没有什么插科打诨。第二，讲的事普通至极，无惊无险，可以说是毫无情节。第三，作者丝毫未用时下在文学小青年中流行的那种故弄玄虚，故作深沉的看不懂的符咒式的话语。第四，使用科研文献阅读法或机械作业采掘法，从中找不到什么人生大道理。
但在老芦这“蝙蝠”看来，那篇小说却写得十分精彩。当然，这首先因为我是过来人，对那个时代非常熟悉，文中铺叙的故事唤起了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但更主要是因为它对人性的成功探索。尽管我只匆匆看过一遍，小说中有几件事仍然深深留在印象里：一是爬山的艰难和爬到山顶上的感慨；二是角色们对一部小推车的苦恋，三是母亲们决定停止挑煤时给角色们内心深处带来的巨大的震撼、惶惑和失落。
这些其实都是人类共有的感情经验，是对共同人性支配下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并不限于挑煤那件具体的事。人在某个具体环境下，常常会把某个具体目标看得重如泰山，似乎那便是人生的全部宗旨。正因为挑煤上山对孩子们来说是太过艰难，爬上山顶那微不足道的成就便在瞬间内化作了全部的人生辉煌。而能拥有一部破推车，当然就更是出人头地的巨大成就。因此，当这宏伟的人生规划突然被母亲们的决定一笔勾销时，孩子们那巨大的失落感就必然是难以承受的。
所以可以说，这篇小说使用了象征的手法，从深处对人生和人性作了开掘。缺乏小车和田伯光缺乏男根一样，都可以推演到读者其他的类似感受上去而引起共鸣。大意的读者可能觉得这小说卑之无甚高论：爬到山顶算什么成就？一部破推车有什么稀罕的？运不成煤又有什么遗憾？却忘记了人生各阶段的许多宏伟目标：考上大学，出国，拿到学位，谋到官职，发了大财等等，和那俩孩子的运煤既没什么本质差别，也没有什么量上的差别。这些事在当时看起来都是惊心动魄，生死系之，在事后却不过尔尔。如此而已。
不幸的是，这些意蕴却位于机械锻造出来的高聚焦隧道眼的视野之外。理科接受的逻辑思维训练里没有象征这一条。那里的概念都是抽象而又实实在在的，有着严格的外延界定。这种抽象而又明确的观念从教小学算术就开始灌输给学生，练习题里的香蕉不是具体的香蕉，而是数量的物化。谁要在解题时想入非非，从香蕉想到苹果，又想到热带丛林里的猴子和北国平原上的奔马，立刻就要被老师打成疯子。理科学生可能善于像解九连环那样解难题，但他们其实一般没有什么联想能力。因此，他们只看得见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推车就是推车，天阉就是天阉，不可能违反逻辑的同一律同时又是什么别的东西。
视野的“先天性”缺损导致了衡量尺度的畸形，而这就是理科高手常见的第二个误区。他们衡量文学作品的一个通用标准，就是看文学作品它有没有娱乐性（或曰可读性），而这“可读”也者，也就是他们能看懂而且喜欢。金庸就是这样在他们心目中变成该得诺文奖的大文豪的。有的网友虽然不喜欢金庸，却不过是因为金著中到处是常识错误（所谓“硬伤”）而已。总之，对他们来说，鉴赏文艺作品就是确定它“好看不好看”。其实，可读性根本就既不是构成文学价值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好看的作品可能毫无价值，不好看的作品照样可能是杰作。换言之，“美”者不一定好看，“好看”者不一定美。谁要是看过点西洋肖像画，立刻就能悟出这一点。论姿色性感，蒙娜丽莎还不如随便哪个舞厅小姐。
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美？这问题当然是见仁见智。我的理解是，文学作品是作者的自我表达，是大千世界的主观展现。文学作品的美包括了形式美和内容美。前者是外在的，容易看到的，而后者需要读者运用人生经验和悟性去领会。光具备形式美的作品当然也可以是杰作。奠定了近体律诗音韵格局的中唐大诗人宋之问、和沈全（人全）期的作品和晚唐李商隐的许多诗作就是如此。这就是英国作家王尔德鼓吹的“唯美主义”。
但我觉得，有深度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开拓展现人性的深度。这种“人性”可以是共性，也可以是少数人特有的个性。前者容易引起大多数人的理解和共鸣，因而也就是所谓雅俗共赏的，后者则可能只限于少数天资颖悟、独立特行之士。一般人没有那种内心体验，看了后就只会觉得莫明其妙。这种作品注定只有少数人赏识，但并不是没有美学价值的。相反，它很可能是出类拔萃的杰作，只是庸众无法理解而已。这种作品可能读上去不但毫无美感，还十分艰涩，但它如橄榄一样回味无穷。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例子。
简言之，我觉得，文学作品的形式美主要涉及到的是技巧问题，而内容美才真正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度。遗憾的是，咱们理科教育的机械锻压是如此有效，以致许多网友不但无能力欣赏内容美，竟然连稍微精致复杂些的形式美都无法领略，连稍微高明一点的文学技巧都看不出来。这就是理科高手常见的第三个鉴赏力缺陷。这说来也不奇怪。理科票友们受的科班训练是如何写作明确详尽的应用文章，如说明文或学术论文。写这些东西，脉络必须非常清楚，细节和来源必须交代得明明白白。如果有什么地方含糊不清，立刻就要被考官打下来。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用我的文学散文引起的反应来作个说明。老芦有几篇散文很博得网友的喝彩。我研究了一下跟帖，发现如果那文章是诉说我对人生的感悟，说得又非常明白外露如《木然》、《流星》者，就一定会得到理科票友的赞扬，而如果文字写得比较含蓄如《雪》，或是使用了象征和对比的手法如《白鸽子》，则只会遇到冷遇（《木然》已经贴出，其余三篇拟逐日贴出）。
就拿《白鸽子》来说，一个有一定鉴赏力的读者应该能看出，它以鸽子为自由象征，将暴民下的野蛮专制以及愚昧产生的残忍和盲目仇恨，与个体对自由的企盼、善良的天性和青春时代对爱的本能渴求作了强烈对比，诉说了那个疯狂的时代中一个天性尚存的人孤立无援、无可奈何的悲哀。那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刹那间，雪白的自由魂在空中爆炸成一团粉红的薄雾。羽毛纷纷扬扬，
化作零乱的雪片。
我大叫一声，跌跌撞撞地冲下楼去。跑到楼下，却哪儿也找不到完整的
尸体。满鼻是辛辣的硝烟味，耳畔响起战士们响亮的哄笑声，不知是谁
得意地唱起了小调。
那天以后，我再没作过养宠物的梦。”
这本来是“不写之写”，对自己的感受不置一词，让文章嘎然中断，留下让读者咀嚼回味的余韵。从美学的角度上来说，它应该比《流星》那种直抒胸臆的手法高明得多。然而似乎没有哪个读者看出了这一点，对此文的反应远比《流星》那种华美雕凿、外露到一览无遗的文字微弱得多。从这点来看，理科票友的“先天”缺陷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他们的字典里找不到“含蓄”、“subtlety”这些词，什么都得说深说透，否则读者不明白你讲的是什么事。他们心目中的优美的结尾，应该是“啊！绝望吧，美与自由就这样给谋杀了，你干瞪着眼有什么办法？”
机械锻压把许多理科学生变成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或曰毫无水份的干面包），绝对没有浪漫情怀和稍微偏离现实的想像力。丝毫不知作品的韵味为何物。他们就像敬业称职的工厂质量检验员，专门使高倍放大镜在文学作品里找“硬伤”。这“硬伤”一词好像是近年来才造出来的，老芦原来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一位网友告诉我：“硬伤”指的是事实错误，“软伤”指的是推理或观点错误。这个术语用之议论文则可，用在文学作品里面就是搞笑了，可惜咱们的理科高手们就是喜欢闹这笑话。而这笑话竟然构成了他们用以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的本钱。
老坛友可能还记得，当初为了《流星》中这段话：
“蓦地，正前方的夜幕上，亮起了一道光华夺目的圆狐，在漆黑厚重的天
幕上勾出了惊心动魄的亮丽的笔触。”
我和某位网上高手打笔墨官司，争辩流星的轨迹是不是圆弧，写下来的JUNK文字比那篇文章还长出十几倍去。这种笑话也会发生，说明了咱们的理科票友简直胶柱鼓瑟到了何等不堪救药的地步！
令人气短的是，这毛病似乎是理科流行病。当初《虎子的天空》写了十来节，某位网友指出了若干细节和深圳不符的地方，另一位网友立刻出来断然挥板斧腰斩之，说老芦虽然有才能，但以国外之身写这种反映国内生活的作品则绝对不会成功，小说中暴露出来的“硬伤”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概在那位网友看来，这种“硬伤”是致命伤，跟癌症也差不多。化外先生对《天空》进行大批判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我毫不了解国内现状，胡编乱造。
类似地，我曾一时赌气，扬言要写本反映六四的小说。另一位网友便说：你那时根本不在国内，请问怎么写？还有一位网友初入某文学沙龙，便立刻断然枪毙了所有人的前途，说在国外的文人脱离了国内的生活环境，迟早都要变成枯死的树，云云。
这些其实也算不了什么。豁子出道时打的那架，我让他用了管子钳，某位仁弟立刻质疑道：管子钳头重脚轻，极不称手，拿把铁锹还差不多。“这‘神勇’是不也太神了点？”真是让我啼笑皆非。
成年人还闹出这种笑话来，让我想起当初带十二岁的孩子去看印象派的杰作，他斥曰：“不好！还不如我画的！”我问：“为什么？”“画得不像！”
其实，散文和小说不是议论文，事实错误无伤大雅。不仅此也，哪怕是人物或情节不“真实”都没有关系。我已经说过，找遍全国，恐怕也找不到豁子和春莲那样复杂多重的人物，然而我坚信他们仍然是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文学形象，因为他们那些内心风暴反映了真实人性的内在冲突。如果卡夫卡可以让人变成甲虫，吴承恩可以虚构妖魔鬼怪，金庸可以编造违反物理学原理和生活常识的神功，我捏造国内没有的黑帮头子和三陪女又胡为乎不可？
当然，这最后一条或许不是理科特有的流行病。“文学艺术必须源于生活”是我党注入每个人头脑中的党文化教条。在绝大多数大陆人头脑中，它已经成了不容质疑的天经地义，尽管他们读金庸和黄易读到入迷的时候从来也想不起这个教条来。理科高手的特点是他们对这类“硬伤”特别敏感，急于出来作X 光探伤仪，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机械化优势。
老芦出来痛打理科票友，不是想摧毁这些同志的自信心（其实坚不可摧。张爱萍诗云：“合金钢不坚，中子弹何难？”老芦续曰：“若与理科脑壳比，两者区区是笑谈！”），而是出于善意，想提醒他们注意这些理科陷阱。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文章，也只有我这种明白文理两科的优势与弱点的蝙蝠才写得出来。文科学者未见得能对理科高手们的“先天硬伤”洞若观火，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遭受过机械锻压，而理科高手总是“挟理自重”，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也不肯承认，以免丧失廉价优越感。如果哪位理科学者能认真看看这篇文章，我相信会对他的文学鉴赏和写作有所裨益。至少，我希望他们能认识到文学不是一种可以糊弄的东西，需要长时间的苦读和人生经验的积累，以后稍微谦虚些，不要动不动就出来用权威口气斩钉截铁地断人死生，为人规定写作题材和方向，更不要闹出指斥世界级文学专家的国际笑话来。
作者：芦笛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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