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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北大偷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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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大偷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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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北大偷听生 (838 reads)      时间: 2003-9-03 周三, 上午6:00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读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偶然见到胡适写下的一篇有趣文字，题目是《北平

的‘拉丁区’的短记》：



有人说，北平的沙滩一带，从北河沿直到地安门，可说是北平的‘拉

丁区’。在这里，有许多从各地来的学生，或是准备考大学，或是在

北大的各系‘偷听’，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北大的偷听是一种最

有趣的制度：‘旁听’是要考的，要缴费的，‘偷听’是不考的，不

注册的，不须缴费的。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

识而来的‘野’学生。往往讲堂上的人数比点名册上的人数到一倍或

两倍以上。‘偷听’的人不限于在沙滩一带寄住的学生，其中也有北

平各校的学生，但多数是拉丁区的居民。----‘寿生’先生也是这个

‘拉丁区’的一个居民，他这篇‘走直道儿’里就用来不少关于北大

的琐事作材料。他在‘拉丁区’听来的舆论，得来的观察，也许是我

们大家都乐意听听的吧。(1934年《独立评论》131号编辑后记)



我见此文写得有趣，想了解一下当年在北大偷听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上网用“北

大 旁听 偷听”作关键词一查，----好家伙！出来一大堆名家学者，梁漱溟、毛

泽东、沈从文、孙伏园、冯雪峰、曹靖华、金克木、韦素园等等，全做过北大偷

听生，真可谓群星灿烂了。前些年还有一个叫柳哲的，张罗着要编一本《北大边

缘人的故事》，专门讲述当年和现在这些旁听偷听生的故事。这正好便宜了我，

收罗了一些好玩的材料，很满足了一下好奇心。



胡适文中提到的沙滩“拉丁区”，就在当年的北大旁边。这里的情形，在陈军的

《北大之父蔡元培》中有极为生动的记述：



这沙滩一带是天下最理想最自由的学习区域。先说公寓的房钱，好一

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而且茶水、电灯、佣人，

一切在内。而北大的吃又是最自由的，你看门口林立著无数的小饭馆，

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店去、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

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可以吃到两菜一

汤。普通客饭一荤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如果吃

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分钱足够 ，馅饼十个八分钱，

又多油，又多肉。当然最经济的还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

四厘，六分四厘撑得饱饱 。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

上汉花园那小食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矮凳上啃大饼，自然更省钱。当

然最贵的还是这学士居，菜确实好，我们穷学生却不敢光临。好在这

楼上壁间挂著'胡适之贺'的对联，你们看，上写‘学问文章，举世皆

推北大棒；调和烹饪，沙滩都说学士成’！有胡博士做广告，确实又

吸引了不少人。



现在的北大教授陈平原，在1997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发表《老北大的故事之

二：校园里的“真精神”》，谈到当年北大“偷听生”：



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

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

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

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

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

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

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

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



当时的北大，采开门办学态度，以“五个公开”为制度，“三种学生”一齐教：



……‘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

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二是

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

著，什麽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

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

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於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

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

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

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

下只剩一人 ，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北大之父蔡元培》)



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这么说北大：



其实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北大学校大门为一切人物敞开，这是一种真

正伟大的创举。照当时校规，各大学虽都没有正式生或旁听生的一定

名额，但北大对不注册的旁听生，也毫无限制，因此住在红楼附近求

学的远比正是注册的学生多数倍，……。（274页，《沈从文选集》

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冯友兰的文章《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谈北大的教学制度，也忘不了提到

北大的偷听制----偷听生还可以自由领讲义：



　　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

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

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

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

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

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

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

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

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

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

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

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

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

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

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

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

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

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

拿完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

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

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

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

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老文学家许钦文说起他当年的偷听经历，对北大不胜感激：“我在困惫中颠颠倒

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

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

沙滩》）



《北大之父蔡元培》也借许钦文之口说：



最痛快的还是求师。北大的校门真无愧'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

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最妙的是所有的教授都有著同样博大的

风度，信仰学术是天下的公物，决不会小家气的盘查你的来历，以防

拆他的台。像我们不但大胆地偷听，听完了还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

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而且他一定会很实在的

带回去，挺虚心的看上一遍也许二遍，到第二堂课时还给你，告诉一

通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榆扬。(《北大之父蔡元培》)



中国著名梵语学家、北大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著名教授金克木，在《末班车》

的回忆文章中说起他当年的北大经历：



“我还搭过另一次末班车，但不是火车，也不是汽车，是在北京沙滩

红楼的北京外国文学系的法文组。话说蔡元培一接任北京大学校长，

就对原来的这所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改革之一便是扩大外语系科。

据说他创办了八个外国语的系。第八种是世界语。”“到1933年，这

几个组都只剩下最后的班级，也就是末班车，是无票乘车者，不是学

生。这个班上只有一个人，因此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这

在北大文学院已成惯例，从来不点名查学生证。当时德文组教授中有

翻译《牡丹亭》的德国诗人洪涛生，毕业生中有诗人冯至。尽管如此，

也只有几个学生上课。我去听过一次洪涛生教授讲莱辛寓言。他自己

到德文图书室去打字，打出一页课文，将复写纸印出的分发给学生，

也给我一份，没问一句话。日文组的教授有周作人、钱稻孙、徐祖正

三位专家。学生也不多，其中一个是周作人的儿子。法文组的原来系

主任是梁宗岱教授。他教毕业班，也只有几个学生，内含两个女生。

他不去教室，在法文组图书室上课。师生围在长方桌周围，用法文闲

聊天。要查什么书就随手在书架上拿。主讲人是梁教授，总题目是法

国文学。他讲的法文中夹杂着中文、英文、德文的诗句原文，大家嘻

嘻哈哈，也没有课本和讲义。”



前面所引胡适文中提到的寿生，没有前面几位有名气，可是他的际遇同样说明当年

北大的风气：



寿生（1909～1996年 ），本名申尚贤，贵州省务川县人。他6岁进私

塾，16岁（1925年）时考入贵阳省立一中。但此时贵州军阀混战，时

局动荡不安，申尚贤便与一同班好友，于1929年暑期赴北平求学。在

此期间，他有机会读到了不少在家乡无法读到的进步书刊，思想、眼

界大开。1930年，他考入汇文中学高中就读。由于偏爱文学和社会科

学，学业偏科严重，以至数次报考北大均未得录取，便做了北大的

“偷听生”（沈从文也是此中人物）。在此期间，他开始用寿生（他

在家时人呼寿老幺）为笔名，撰写时论和小说，在报刊上发表。



《独立评论》是胡适创办于1932年5月的一份政治新闻评论周刊，当时

为该刊撰稿的多为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千家驹

曾说，“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令人惊

奇的是，时年二十多岁的贵州青年申尚贤，没有任何“背景”，甚至

也没能考上北京大学，自1934年1月23日，以“寿生”为笔名，竟然在

《独立评论》第86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时论《试论专制问题》。此

后，更是得到胡适的青睐，不断有文章发表在这家刊物上。据不完全

的搜集，从1934年至1936年，他至少先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12

篇时论，并在这份“向不登文学作品”的政治新闻评论周刊上发表了

10篇短篇小说。寿生在该刊上发表作品频率之高，的确令人惊叹。



胡适的确十分器重这位贵州青年。几乎在每次刊发有寿生作品的当期

“编辑后记”中，胡适都要对寿生写下几句或长或短的点评，甚至写

下专门的文章予以讨论。寿生在该刊103号（1934年6月3日出版）发表

的时论《我们要有信心》，胡适极为重视，并为此专门写了长达五千

字的《信心与反省》一文于同期发表。胡适认为，寿生“在这文里，

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

如何正确认识评价中国历史文化、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争论，在《独

立评论》上连续进行了7期，前后一个多月。



也许正因为如此，两年之后，1936年2月9日出版的第187号《独立评论》

上，在寿生的时论《对学生运动之观感》的“编辑后记”中，胡适写道：

“‘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

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对于

寿生的印象之深，爱惜之笃，溢于言表。(何光渝《胡适与贵州青年寿生》)



许多偷听生都象寿生一样，对老北大充满感激之情。陈平原说：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

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

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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