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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梦断八九，反思缘起六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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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礼铭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20
文章: 270
经验值: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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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礼铭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个海外学人关于体制内改革的思考
笔者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改良主义者。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经济领域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学术领域的空气也非常活跃。保守势力虽然还在兴风作浪，但是明显处于守势。证据之一是一九八三年前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搞起来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就销声匿迹无疾而终。当时的感觉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祸国殃民的共产党已经跟着毛泽东那一代人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经过三十年的胡作非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因此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现实而把中国人民的福祉作为追求目标。于是我们庆幸自己生逢其时，正可以聪明才智报效国家。而报国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进入体制，负起责任，否则难免受制于外行领导而难以施展专业技能。记得当年我们一群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学在宿舍最后一次聚餐时相互约定毕业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入党，第二件事是当官，目的类似于胡适的好人政府论。至于什么为民请命推翻专制之类的事情当时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说到容易做到难。开始工作以后才意识到毕业前的想法有多么幼稚。中国官场亦即“体制内”的黑暗非亲身经历是无法想象的。归纳起来这种黑暗至少表现在论资排辈、嫉贤妒能、排斥异己、不思进取、摧残人格这样一些方面。这种黑暗可以在短时期内把一个正直善良的君子变成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把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一个圆滑世故的老手。
另一方面，中国的官场又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因为官场新手要靠上司的欢心才能击败竞争对手获得升迁，再勇敢的改革家、再完善的改革案也必须做到既赢得上司赏识又不给暗中窥伺的小人以进谗把柄，所以改革家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改革的方案必须十分保守有限，否则便难逃王安石、康有为等人的下场。这样一来，能够在官场幸存下来的多半是靠维护旧制逢迎上司爬上来的无能无耻无良之辈。混迹在这种人当中要想有所作为自然是很不容易。
当然，中国官场也不是洪洞县，好人还是有的。我的老所长就是一个十分让人尊重的人。虽然他也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跟党委、人事处、保卫处那帮家伙明显不同。他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非常正直，也非常惜才。他十分明白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他所能做的很有限，因此除了主持研究所的日常工作、改善所内职工福利以外，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大力扶持所内的年轻人。
在研究所的那几年，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可是在进入体制方面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在所长的鼓励下，我考了托福和ＧＲＥ，获得美方资助，自费出国留学了。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能够攻读一个更高的学位，那么不但可以学到新的专业知识使日后的研究工作更加得心应手，而且对于未来进入体制报效国家也是一种助力。
不久以后，安徽等地的学潮导致中共体制内的头号改革家胡耀邦下台。几年以后，北京等地的民运导致中共体制内的二号改革家赵紫阳下台，同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在中国首都北京实施戒严，几十万军警包围北京城。两个星期以后，中国政府命令中国军队以坦克和机枪残杀数千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和市民，把中国人民的首都从中国人民的手中“解放”了出来，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如果说一八九八年六君子喋血标志着戊戌变法的终结，那么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惨案则宣告了中共政权体制内改革的失败。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十年由于实用主义的猫论中共还稍微能够容忍一点创意的话，那么因六四屠城而原形毕露的中共政权由于濒临灭亡的恐惧却不得不把一切不利于其统治的异端思想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九十年代迄今一切所谓改革措施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独裁统治。余世存说得好：“六四之后的中国改革，不过是体制资源配置给服从者们享用的筵宴，所谓的体制资源，不过是无助无望的中国人的人肉，中国，即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记得九十年代初毕业时曾经就是否应该回国的事情探询过老所长的意见，这个曾经在六月四日的东长安街上痛骂法西斯兽行差点被枪杀的勇敢老人对我说的竟是“不要回来！回来做什么？”是啊，回去做什么？去分一杯人肉羹汤吗？从此，我在美国留了下来，专心学业，再也没有做过进入中共体制改造中共体制的梦。
回想起来，中共政权体制内改革的最好时机是从一九七七年西单民主墙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十余年间，因为在那段时期，靠宫廷政变篡夺政权的邓小平立足未稳，需要胡耀邦赵紫阳那种锐意创新的人物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有所作为以安抚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使在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刻，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赵紫阳能够顺从当时铺天盖地的民意，象后来的莫斯科市长叶利钦一样，登高一呼，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宣布维护宪法权威、反对镇压学生、留在广场跟同学们同进退共存亡的决心，同时联合党内政府内开明派人士共同对付顽固派，中国的历史未尝不会改写。
可惜赵紫阳的软弱怯懦使得他最终未能成为中国的叶利钦，十多年来积累的一点点体制内改革的人才和经验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中共政权体制内改革的路子基本上也就走到了尽头。
六四惨案是我重新认识中共组织性质的起点，也是我重新考虑从内部改造中共政权可行性的起点。经过慎重的思考，我认为中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这除了表现在中共内部的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以外，还表现在一旦进去以后要洁身自好很难，要金盆洗手也很难。目前的中共政权好象风雨飘摇中的一条由恐怖分子控制的装满十三亿人质的破船。所谓体制内的改革无非是要上船补洞堵漏，延缓这条船的下沉速度。问题是首先要能上得船去，其次要能冒充恐怖分子，再次要能找到并堵住所有漏洞，再次要能消灭所有偷偷在船上凿洞的恐怖分子，最后还要保护自己不被诬为凿洞沉船谋财害命而被恐怖分子甚至被人质们扔进海里。
希望从体制内改造中共政权的用心固然是希望减少中国民主化过程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然而良好的主观愿望跟残酷的客观现实未必总是合拍。六四以后的中国好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非动手术不可，再拖下去只怕是连手术都动不了只好回家等死。这个时候还主张体制内改良就好象主张给病人进补靠病人自身免疫力来消除癌肿，只怕是过于天真单纯、感情用事。
有人说“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中，没有体制内改良，体制外的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并不符合事实。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前共党国家的体制外抗争取得成效以前都不曾有过本国体制内的改良，除非我们把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那种东西也算上。即使在唯一实行改革开放（гласность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铁幕国家前苏联，最终埋葬专制政权的也是叶利钦领导的体制外抗争，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体制内改良。没有叶利钦鼎力相助，戈尔巴乔夫恐怕早已成为顽固派的刀下冤魂。
诚然，戈尔巴乔夫决心消灭共产主义的信念和行为客观上配合了各国反共争民主的体制外抗争，也必将对下一次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产生积极的影响。为此，戈尔巴乔夫功不可没。然而，象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只是共党国家中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异数。把民主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种人物及其作为身上实在是一种守株待兔的懒汉心理。何况，中国还有自己的国情。把戈尔巴乔夫放到中国官场那口大染缸里他未必能逃脱彭德怀、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下场，至多可以象周恩来、朱熔基那样为独裁政权拆东补西、苟延残喘，从而延长暴政下人民的痛苦。
当然我不排除十四年前北京街头的百万义士中有很多人此刻正非常隐秘地藏身于中共组织和中共政权当中，预备某一天揭竿而起，跟体制外抗争的勇士们里应外合，联手消灭中共专制。如果真有这等英雄，那么我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希望他们多多保重，坚持到中国人民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但是，我真的不敢期望这些英雄们能够在体制内改良方面有任何作为。
对于中共政权不要说体制内的改良，就连体制外的改良都没有可能，因为这个政权跟胡适希望改良的中华民国政府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点曾经迷恋中共的左翼文人储安平半个世纪以前就有痛澈心肺的觉悟。在漫天撒谎、草菅人命、厚颜无耻、无法无天方面，这个流氓政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谓予不信，有杨子立、刘荻等长长一串名单为证。
那么我们怎么办？
首先，我想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究竟是希望进入中共体制内做一个改革家，还是希望留在那个体制外做一个批评家。社会定位不同，做法自然不同。
其次，体制内改良的前提是体制本身还值得保留。中共建政以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切都说明问题恰恰出在中共的体制本身。我们需要更换而不是改造这个体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场推翻中共政权的民主革命。
说到革命，很多人就想到暴力而极力反对。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革命只是指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已，本身无所谓暴力或和平。一九八九年东欧国家的民主革命除东德和罗马尼亚有小规模流血事件外基本上都是和平的。
关于中国民主革命今后的发展，徐水良、王炳章、王希哲等先生都有很好的议论。主观上很希望中国的民主化能够通过如苏联东欧的“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那种和平方式而不要通过如辛亥革命那种暴力方式来实现，但是这个主观愿望能否实现取决于革命低潮时期的舆论准备工作和革命高潮时期民主势力和专制势力的力量对比。没有人可以掐算未来。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愿上帝保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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