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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 - 方流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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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 - 方流芳 -- Anonymous - (12386 Byte) 2003-8-07 周四, 下午3:51 (391 reads) |
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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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博讯boxun.com2003年8月07日)
如何认真地看待德沃金
——解析《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
德沃金教授于2002 年5 月造访了中国，同年9 月，《纽约书评》上刊载了他所做的访华报告——《在北京认真对待权利》（Dworkin，2002）。对此，方流芳教授发表了他的一篇评论（方流芳，2003，后文简称“方文”），该文围绕着德沃金的中国之行，对“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方文揭示了中国学界在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中的浮躁，反思了中国学者推动社会变革所应采取的策略，其对中国学术游戏的剖析，入木三分，显示出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见。然而，在“如何认真地看待德沃金”方面，似乎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笔者尝试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浅漏之见，以就教于大方。本文的核心观点是，面对外界的批评意见，应当认真对待，在慎重考察的基础上对其实体内容进行甄别和取舍，为我所用，而不必过多质疑外界批评者的道德与智慧，否定批评者的发言权。
本文的叙事将沿着方文的结构顺序展开。追寻方教授的思路，对其文章进行一下文本解析，倒可能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语之旅。需要指出的是，方文的中文版与先期发表的英文版（方流芳，2002）相比，有着微妙但却重要的差别。其间的深意，可由读者自己体会，而本篇评论，是完全依据其中文版做出的。
方文一开始，以幽默的笔触嘲讽了中国学人对德沃金的追捧，刺破表面的浮华，让人看到了掩藏于深处的肤浅。接着，方文的矛头越过游戏的人，扫向游戏的场所和规则，揭示了中国大学、高等教育、以及官办学术会议的种种弱点。在这里，方文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学术游戏的晦暗画面：不同的游戏参与者，受着不同的利益驱动，做着各种虚伪的学术“秀”。
到此为止，方文尚未对德沃金进行实质上的批评，相反，文章还引用德沃金对中国大学的看法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1。如果两者观点有所不同的话，那也是方文要比德沃金还要更进一步，对中国学术游戏的针砭也更加彻底，甚至要打消德沃金“指望”在官方学术会议上“进行实质意义的交流”的念头。
接下来，方文描述了德沃金眼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方文认为在德沃金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批典型的机会主义分子。这是否反映了德沃金的原意，笔者暂且不谈。只想指出的是，方文并没有顺着前面的笔调对游戏者继续穷追猛打下去，而是以一个“然而”作了一个轻微的转折，指出德沃金实际上扮演了和他的中国崇拜者相同的角色，其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和其它“挠痒痒话”一样，使中国政府得分。
就是在这里，方文来到了一个叙事的岔路口：或者继续批评官方和学术界，或者转而批评德沃金。显然，文章走上了后一条道路，进行了话语的转向。
方文接下去便从一个具体问题入手，批评了德沃金对一位中国律师涉嫌伪证案所进行的评论。方教授试图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反对德沃金“试图充当法官，依据新闻报道和科恩（Cohen）教授不置可否的评说来审理案件，并且在控辩双方都不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裁判”。的确，基于德沃金所“提倡的法治”，法官的确应当根据控辩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做出判断，而不应当依靠外界的传言。但问题在于德沃金不是法官，对他而言，无论是非正式的“传闻”，还是官方的判决，都属于二手材料，究竟选取哪一个版本的故事，是一个可靠性和信任度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德沃金选择了相信前者，对官方展开了批评；而方教授选择了相信后者，放弃了“学术上的争辩”，等待法官的裁断。
当然，法官应该是值得尊敬的，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特别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即使不是经常，至少也是有时，公民基本权利透过所谓的“事实认定”而受到侵犯，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纵使判定律师是否伪证“纯粹是事实问题”，也未必一定专属于法官和控辩双方的事，也未必一定“不能通过学术争辩来解决”。民间的声音，学界的关注，对促进个案公正，维护公民权利，也许能或多或少起到作用。
以律师伪证案为契机，方文转而开始对中国学术游戏进行再认识。在这里，游戏者对“一般问题”的探讨“涵摄”了对现实的关注，“回避敏感问题”也可能是为了“解决敏感问题”，而通过极富策略的“抽象的语言”，中国学者们推动了法治的发展，使“今天的中国法律能够或多或少给人民提供一些权利保障”。与方文开头对中国学术游戏所描绘的晦暗图景相比，此处文章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
应该说，这两幅画面都是真实的，其所反映的，只是中国学术游戏的不同侧面。但文章的叙事做此转变的时机却也许值得玩味。在“爱国主义”情结的影响下，中国很多具有深刻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面对外界的批评，自然的反应是辩护和抵抗，而不管这些批评和自己的观点曾何其相似。我开始怀疑方文是否也有意无意地受到了这种情结的影响。而这一猜测在随后的阅读中似乎得到了证实。
在描绘了中国学术游戏的光明一面之后，方文对德沃金的批评，从具体的事例，上升到更加宏观和概括性的高度。文章首先从德沃金的困惑谈起，描述了德沃金惊讶于自己在中国享受了出乎意料的言论自由，即使象“堂吉诃德”一样对政府发起挑战，中国政府竟也“无动于衷”。而面对这一反常的自由，方文并没有去揭示中国令人尴尬的现实，也没有继续深入文章开头所提出的“让中国政府得分”以及“挠痒痒话”等话题，相反，文章却提醒我们：“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德沃金）比中国同行更有道德勇气，或者有压过中国同行的道德优势”，因为这种自由只是基于德沃金的特殊身份，因为“他拥有比中国同行更为可靠的安全感”。这显然是一个极其聪颖的角度，而且也极具说服力。但即便如此，又当如何呢？的确，德沃金教授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肤色和国籍，而在中国享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但这并不是德沃金的错，而是源于言论控制者精心的区别对待。我不是很确定，如果德沃金是一位中国教授，而没有任何美国贵宾的特权，他是否一定就会噤若寒蝉，因为实际上，在国内还有比德沃金更敢于仗义执言的中国籍学者，他们所表现出的勇气，一点也不比德沃金访华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差。但这一假设的问题毕竟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更感兴趣的是，德沃金在他现有的肤色、国籍和角色之下，如果必须不能“表现出具有更多的道德勇气”的话，应该如何行为？
德沃金看起来有很多其它他的选择：他大可以搁置他的自由，假装没有看到中国的任何苦难；他也大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出席这些“官方组织的学术会议”，满足于“做秀”和“捧场”，而不要指望进行什么“实质意义的交流”。.毕竟，在宴会上，“人头马”2 是比人权更有趣的话题。不幸的是，德沃金实在愚蠢，居然认真对待这份权利，象堂吉诃德那样挑战风车，非要“表现出具有更多的道德勇气”不可，这实在令我们感到有些不适。
在德沃金式“抗争”的虚假勇气的影子里，中国同行的“妥协”和“忍耐”必然显得既可以原谅又顺理成章。不出意料的是，方文接下来对作为“威权主义土壤”的这些“人性弱点”进行了挖掘，而在充满同情和理解的笔调下，“弱点”也不再是弱点，而成了理性的、正当的选择。方文的本土防卫也由此更往前推进了一步，不仅“使用抽象语言”、“关注一般问题”是一种策略的表现，而且彻底的“放弃抗争”和“被动等待”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在论证了国人沉默和忍耐的合理性之后，方文继续致力于动摇一切外界批评的正当性基础。文章对此所提出的理论依据在于“个人有权利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承担道义责任”。这种“个人自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德沃金所提出的人权第二原则，即“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成功负有特殊责任”（Dworkin, 2002，65 页）。然而，相似的表述，却是不同的武器：在德沃金手中，这一原则是刺向暴政的矛；3 而在方教授手中，这一理论却成了抵抗外界压力的盾。这或许和很多民族主义者的心态相似——“没错，我们是有很多问题，但这是我们的问题，与外人无关！”
外人不仅没有必要开口，而且还很有必要闭嘴。方文进一步指出，劝说和动员别人挺身而出、进行对抗，“显然是不道德的”；不仅如此，连“告诉”别人何时何地承担何种程度的风险，对“置身于风险之外的人”来说，都是既“缺乏道德优势”，又“缺乏实践智慧”的行为。
这样一来，不仅德沃金对“人权侵害者”进行指责显得道貌岸然，而且对“人权受害者”怒其不争也显得既不合理、又不明智、更不道德。至此，文章否定了一切外界批评者的程序性发言权，而不论发言的实体内容可能和内部学者的意见何其相似。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德沃金似乎并没有煽动中国人民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他或许惊讶于中国同行对个案的无知（Dworkin, 2002, 66 页），但接着也承认这可能是因为信息渠道不畅所致（Dworkin, 2002, 66 页）。他只是强调，即使中国学者不知道那些具体的案件，“他们必须知道这些案件经常发生”（Dworkin, 2002, 66 页）。并且提醒中国学者，即使学术圈子中的言论也受到了很多限制（Dworkin, 2002, 66 页）；而对未来的前途，也没有充分理由抱有乐观态度，“时间不一定就站在他们（中国学者）一边”（Dworkin, 2002, 67 页）。
这些评论，如果说是批评的话，也显得温和而克制，甚至远未超出方教授在文章中对中国学术游戏的挞伐。我倒觉得，德沃金可能非常乐于支持方教授的说法，即“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表达抗争，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抗争”（方流芳，2003）。因此，批评德沃金恶意煽动，似乎证据不足。
然而，或许方文已经超越了德沃金的语境，而是在概括地对来自外界的批评表达立场。我们不妨假设，纵使德沃金真的“告诉”中国同行应该在何时何地冒何种风险，是否就真是既“缺乏道德正当性”，又“缺乏实践智慧”呢？
为别人出谋划策，甚至劝说别人用生命冒险，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否定其道德正当性的。例如，当孙中山流亡海外，却鼓动国内人士武装斗争的时候，我们很难指责他是邪恶的；而当马克思坐在大不列颠图书馆，号召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断定他有人品问题。
至于外界的教诲是否一定“缺乏实践智慧”，也不能一概而论。首先人类的很多境遇都是相通的，而外界可能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相关经验；其次外界人士也同样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别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把握和了解。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至少某些外界的方案，可能要比至少某些内部方案更加可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式的内部无知并不罕见。再者说，即便某个外界方案整体上不可行，也可能有些局部闪光之处可资借鉴。基于此，面对外界的教诲，不妨先听听其具体的内容，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再做出结论也不迟。这种立场，比起毫无例外地假定外界观点“缺乏实践智慧”而对其加以拒斥，似乎要显得科学一些。
当然，我完全同意对外界的教诲最重要的是要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弃去糟粕，取其精华。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不是马克思的错，其所造成的灾难，也不足以构成让马克思闭嘴的理由。即使前苏联的经济改革真的失败，即使这种失败真的是由于俄国人“听任那些不承担任何风险的人为自己筹划未来”，那该反省的也该是俄国人，而不是那些为别人筹划未来的人。
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言论自由和个人自治。每一种声音，不管来自何方，都有表达的权利；而慎重考虑各种建议，做出最后的取舍，是“行为人”的责任，而不是“说话人”的义务。
言论和强权，毕竟有所不同。尽管诚如方教授所言，“个人愿意为自由付出多大代价，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付出代价，没有谁能够代替他本人作出决定”。但德沃金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决定权，他只是参加了一些研讨会，出席了一些宴请，说了一些话，行使了一些言论自由的“特权”。我仍然不能想象德沃金会运用强权胁迫某个中国人来替他决定自由的代价。
我完全认同中国问题的“最佳回答”“只能来自中国人民自身的摸索、思考和尝试”；我也完全理解方教授为什么说，“每当中国人把[国外的]教诲当真的时候，都带来一场灾难”。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吃坏了肚子，而去责备食物。”4 如果自己采纳了他人的一个不良建议，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应该由自己对灾难后果负责。尽管他人的意见可以被批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应该闭嘴。相反，外界的意见，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可能构成重要的知识来源，成为内部创新的素材。当然，在外界学者发言之前，最好先了解他们的中国听众，否则不仅可能收不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适得其反。但当我们面对坦率的批评之时，也似乎不必反应过度，甚至进而怀疑对方的道德操守。
在我看来，方文提出了一些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在对外界的批评做出反应时应如何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在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时，应如何认真地看待德沃金，以及其他的外界“教诲”？面对这些“教诲”，需要的是宽容和智慧，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彻底拒斥。我们所要做的是针对“教诲”的实体性内容，进行实质上的回馈和交流，而不是彻底否定外界批评者程序上的发言权。中国曾盲目照搬过一些国外经验，从而经历了很多灾难；中国也曾对国外的智慧关上大门，因此而错过了很多历史性机遇。如果我们能把耗费在抗拒外界教诲上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认真思考外界方案的具体内容，研究其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我们必将获得更多的回报，以及更光明的未来。
（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参考书目：
1. Dworkin, Ronald.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in Beijing”,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6, 2002, pp.64-67. 该文章全文转载于http://www.oycf.org/Perspectives/19_123102/takingRights.htm （最后访问于2003年3 月11 日）。
2. 方流芳：“Taking Academic Games Seriously”, Perspectives Vol.3 No.7., December 31, 2002. 全文见http://www.oycf.org/Perspectives/19_123102/takingAcademic.htm （最后访问于2003 年3 月11 日）。
3. 方流芳：“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载于《视角》（中文版），第三卷第一期，2003 年1 月31 日。全文见<<视角>>,第3 卷，第2 期, 2003 年4 月30 日Page 5 of 5 http://www.oycf.org/Perspectives/Chinese/Chinese_9_01312003/FangLiuFang.htm（最后访问于2003 年3 月11 日）。
附注
1 见：方流芳，2002（“他（德沃金）清楚地知道‘与其他中国机构一样，大学也是在执政共产党的最终控制之下’）。方文此处援引的德沃金的原文，见：Dworkin, 2002, p.64. “[T]he universities, like every other Chinese institution, are in the end under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2 法国白兰地酒的一个著名品牌。
3 见Dworkin, 2002, 65 页。“The second principle requires that government respect the rights that individuals need to direct their lives: the right, among others, to practice any religion freely, to speak their minds on matters of political and moral consequence, and to choose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associates for themselves.”
4 泰戈尔的一句诗与此相似，但有微妙的差别：“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胃口，而去责备你的食物。”见：泰戈尔，《飞鸟集》（郑振铎译）第40 首，商务印书馆1947 第2 版，第13 页。
（视角3 卷2 期4 月30 日）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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