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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霸权主义、二十一世纪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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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恐怖主义、霸权主义、二十一世纪的忧思 (914 reads) 时间: 2002-1-04 周五, 下午5:48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恐怖主义、霸权主义、二十一世纪的忧思

作者：云-在-青-天提交日期：2001-9-14 22:48:00

　　2001年9月11日，美国的世贸大厦、五角大楼及白宫、国会等建筑遭到恐怖组织的自杀式袭击，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生命。全球观众通过现代传媒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

　　美国民航停飞，股市停市，损失难以估计，全球经济暂时受挫。保险业估计要支付数十亿美元的赔偿，而且，将会增加“恐怖事件”这一新的险种。人们惊恐不安：我们还有安全感吗？

　　舆论哗然。网上网下，悲哀伤痛的，幸灾乐祸的，众声喧哗。

　　

　　我们需要理性、理智的思考：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能够避免吗？如何避免？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的格局、重大事件、冲突和危机，都是从“六十年代”发生、发展、演变过来的。

　　世纪之交的希冀、绝望、快乐和哀痛，9.11世贸大厦的悲剧，在“六十年代”就开始酝酿了。

　　

　　温故知新：“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是弗雷德理克·詹姆逊主编、多人合著的一本书。张振成译。网址是：

　　http://gd.cnread.net/cnread1/wgwx/z/zhanmuxun/lsnd/index.html

　　其中，弗雷德理克·詹姆逊的《六十年代断代》是提纲挈领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1．“六十年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

　　詹姆逊把“60年代”作为一个思想史的概念，起点是50年代末的非殖民化运动，经过古巴革命，新兴黑人政治和民权运动，Beatles及摇滚乐、迷幻药、性解放，越战及反战运动，切*格瓦拉被杀，中国“文化大革命”，巴黎1968年的5月风暴，女权运动，到1973~1974年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60年代”结束了。

　　

　　“并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人居住：其中五亿是人，十五亿是土著。前者拥有字词；其余的仅是使用它……”——萨特为法农的《地球上的可怜人》写的前言

　　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这一说法的形象的、经典的文本。

　　鲁宾逊作为西方的符号，带着圣经（新教伦理、西方历法及时间观）和火药枪（工具理性）来到一个荒岛（新大陆）。他发现了一个当地土著，将他命名为“星期五”。在这里，鲁宾逊是看者和说者，而“星期五”则是被看者和被说者，是有待开化的土著。鲁宾逊和“星期五”（西方和非西方）是典型的黑格尔的主仆二元对立的关系，也就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

　　

　　詹姆逊说：“60年代便是所有这些“土著”成为人的时期，内外告急：第一世界内部的被殖民者——“少数族裔”，边缘族和妇女与其外部的属民和正式的“土著民”一样。这一进程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多种多样的描述、每一种都暗含了一种“历史观”和对60年代本身独特主题的解读：按照克罗齐历史是人类自由史的观点，这个进程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经典的黑格尔式的臣服民族自我意识苏醒的过程；可以是卢卡契的或更加马尔库塞式的关于一个无阶级类新型“历史主体”（黑人、学生、第三世界民众）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构想，或可以是关于赢得以世界舞台上前所未闻的新型集体声音说话之权力以及同时把迄今声称为你代言的中间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予以解除的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式的构想（萨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里意味深长地先提了出来）；与此同时，也不要忘了还有那更加严格意义上的自决或独立的政治修辞，或关于新型集体“身份”的更具心理学和文化意味的修辞。”

　　“说得更尖锐一些，非殖民化在历史上是与新殖民主义携手并进的；老式帝国主义那体面的、不情不愿的、或暴烈的终结当然意味着一种压迫形式的终结，但它也明显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发明和建构——象征地说，就像大英帝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而代之。”

　　 “古老村落结构和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形式现在被系统地加以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化的农业，其效应与第一世界历史上资本崛起过程中的圈地时刻完全相似，是同等程度的灾难。村落社会“有机的”社会关系已遭破坏，一大批失去土地的无产阶级被“制造了出来”，他们流向城市（墨西哥城的巨大扩展可以为证），而农业劳力新的、更加产业化的工薪形式代替了旧的集体或传统的形式。这种暧昧的“解放”必须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借以颂扬资本本身之动力或借以称赞英国对印度之占领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的那全部的辩证矛盾立场加以描绘。”

　　　　“把第三世界的60年代构想成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汹涌浪潮里，全世界都挣脱了传统帝国主义的枷锁镣铐的时刻，这完全是一种神秘的简单化。抵抗是因最终不满老式帝国主义的结构而发；抵抗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因为绿色革命的新型渗透而起。”

　　詹姆逊说：“60年代常常被人想像为资本和第一世界强权在全球退败的一个时期，但我们也能同样容易地把它构想成一个资本借助崭新生产技术和新型‘生产方式’的全副武装，开足马力创新扩张的时期。”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他（恩斯特·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描述：从总体上说（尤其是6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构成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其中前资本主义最后所残存的内、外地带——即先进世界的内部、外部那些没有商品化的或传统空间的最后遗迹——现在最终也被侵占和殖民化了。晚期资本主义因此可被描述为一个在古典资本主义中仍幸存的那些自然痕迹，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域最终被消灭的阶段。于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全球范围的体制重构。”

　　

　　2．他性的政治

　　詹姆逊说：“他（萨特）的著作里被他自己以及他人给予最丰富的实践阐发的成分还是他的人际关系理论，他对黑格尔的主仆意识的令人震惊的改写，他把观看（Look）构想成我与其他主体相互联系、斗争的最具体的方式，即在我那“为他人的存在”之中我的异化，其间，我们每个人都徒劳地试图通过观看扭转局面，把他者那恶毒的异化目光变成我那同样具有异化力目光的审视对象。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将继续在这块看上去贫瘠的土地上努力竖起一个更加积极的团体动力的政治理论：两个人之间的斗争现在辩证地变成了团体本身之间的斗争。然而《批判》是一本前瞻性的著作，其意义和重要性直到1968年5月以后才最终得到承认，而其丰富的后果影响实际上直到今天甚至也未被完全认识到。

　　……在60年代的开端，萨特的观看范式以及单个主体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也将引人注目地被挪用于一个很不相同的政治斗争模式，即弗兰兹·法农在《地球上的可怜人》（1916年）一书里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所作的那影响巨大的想像；其间，观看那对象化的逆转被富于启示想像地改写成为奴隶反抗主人的救赎暴力行动，这一刻，在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中，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这些等级位置被强行倒转了过来；这一刻，被殖民者那屈从的意识，面对狼狈鼠蹿的殖民者，获得了集体身份和自我肯定。在此意味深长的是，一个一直曾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体（“唯我论”的问题，单个主体或“我思”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落入尘世，成了一种爆炸性的、令人瞠目的政治意识形态：正统存在主义的旧哲学体系脱落下一块，完全落入哲学系之外，进入了一个更加令人恐惧的实践和恐怖的天地里。法农的伟大神话，无论在感觉害怕的人还是感觉振奋的人，当时都同样可以把它解读为不负责任地号召诉诸盲目的暴力……

　　

　　紧急警报：文明的冲突或大混乱

　　

　　詹姆逊说：“民族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因为随着奴隶取得对（已是从前的）主人的象征又实质性的胜利，“他性的政治”也走到了极限。于是那博取集体身份的修辞便无处可去，而只能走入一种分离主义的逻辑里。黑人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后来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就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样板（魁北克省的文化和语言独立的矛盾会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然而，新组建的团体（我们在此借用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里的描述）要存在下去，要制造并保持一种集体凝聚力和身份，就需要有外在的敌人，就此而言，上面所说的结果便也是矛盾的。

　　詹姆逊说的“分离主义的逻辑”，现在已经是一个现实问题。

　　一方面，是美国阿瑟·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提出的“美国正在失去统一”的惊人之见。在其最新著作《美国正在丧失统一》(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1992)中，施莱辛格一再强调，以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sm)、族性迷信(the cult of ethnicity)和制度化的双语教学(institutionalized bilingualism)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正在侵蚀美国人的立国之本：那镌刻在美国国徽上的合众而一(E Pluribus Unum)的理想。

　　另一方面，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转向之后，全球范围内种族冲突加剧，前苏联、前南联盟境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战火不断，爱尔兰、德、意等国的民族主义也方兴未艾，卢旺达图西和胡图两族的屠杀，伊拉克和土尔基境内库尔德人的反叛，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分离运动，俄国境内的车臣冲突，以及波黑长达数年之久的内战，无不说明，种族冲突(ethnic conflicts) 极易引发国际冲突和族际屠杀，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地区和国内冲突的根源。

　　

　　 “世界新秩序”尚未建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便开始盛行，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布热津斯基“大混乱”的预测便接踵而来。

　　代表美国知识界思想风向的《大西洋》月刊连续发表了罗勃特·卡普生的《正在到来的无政府状态》，马修·康纳利和保罗·肯尼迪的《想必是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一起反对西方》和约翰·米尔夏默的《为什么我们不久就会怀念起冷战来》。另一家有国际影响的《外交》季刊则发表了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主旨都是在告诉人们：混乱正在迫近，暴力触处皆是。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美国国内，分裂的因素都在增长。

　　

　　信徒已近十亿之众的伊斯兰教已明确表示要反对这种“邪恶的现代化”，因为“它的驱动力是在文化上向最基本的感官冲动投降。”

　　布热津斯基引用施莱辛格一九九二年的论调说：“未来的世界秩序的特点将是强权政治、民族对抗和种族关系紧张。”他还补充说，“即在某个时候，在世界地缘政治的激烈动荡的漩涡中，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序言中，开宗明义就把本书称作“不是预言而是紧急的警报”。作者说，人类现在正“处于神秘莫测的新世纪的边缘”。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类的历史在哲学上的含义是什么？”最终还问：“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却无论如何是人类所逃避不了的。

　　

　　字与词：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

　　

　　“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不是个中性的词，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修辞。

　　“恐怖主义”是外界对那些以不同面目（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极左）出现的，以极端的暴力行动达到政治或经济目标的组织的称呼。

　　在恐怖主义者自己，则自认为是“奴隶反抗主人的救赎暴力行动，这一刻，在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中，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这些等级位置被强行倒转了过来；这一刻，被殖民者那屈从的意识，面对狼狈鼠蹿的殖民者，获得了集体身份和自我肯定。”“……法农的伟大神话，无论在感觉害怕的人还是感觉振奋的人，当时都同样可以把它解读为不负责任地号召诉诸盲目的暴力。”

　　关于“恐怖主义”这个词，詹姆逊说：“在左翼战士们（主要是那些急于通过自愿行动强行创造一种革命局面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状况所做的错误评价与国家对这类挑衅行为的主动利用之间的客观一致性表明，我们通称为“恐怖主义”的东面必须经过复杂而严格的辩证分析。一位洁身自好的左翼战士远离这类策略的行为诚然明智（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们早在19世纪就确立了这一古老的反恐怖主义传统），我们还应记住“恐怖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也是右翼分子的一种意识形态素（ideologene），因此必须予以抵制。随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灾难片的泛滥，大众文化本身表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的形象——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对剧烈社会变革的主要想像方式；同时，现代惊险小说和探险故事的内容还表明，恐怖主义身上的“恐怖主义者形象”已开始代替刑事犯罪中的“疯狂”行为这一旧形象来作为构筑情节时的一种未经检验而看似“自然”的动力——也标志着这一伪概念的意识形态实质。如此理解，“恐怖主义”便成为一种集体情结，是美国政治无意识的一种症候式幻想，这本身就需要进行解码和分析。”

　　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本*拉丹的恐怖主义形象是西方国家及媒体共同制造出来的。

　　

　　“霸权主义”是非西方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强权粗暴干涉、控制别国政治经济的说法；在西方国家自己，却是以“自由民主”、“人权大于主权”，或“建立世界新秩序”这样的修辞出现的。

　　“霸权主义”有时候是明目张胆、有恃无恐的暴力行为，例如，美国导弹对中国驻南使馆的精确的“误炸”，这种暴力行为与恐怖分子在世贸大厦的暴力行为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中国无力进行报复而已。而已！！！

　　“霸权主义”有时候则是以某种“文明”的方式进行的，例如1947年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巴分治”的安排。

　　印度独立前夕，英国殖民政府设计了“印巴分治”的方案，就是说，把印度次大陆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划归信奉依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其余部分则划归信奉印度教和锡克教的印度。为此，英国派遣从没到过印度的拉德克利夫爵士到印度，具体划分村庄、河流、灌渠和城市，英国的理由是，“从没去过印度的人，才能保证公正”。拉德克利夫爵士到印度后住在德里，通过研究旧地图、人口统计等资料，作出了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划分。

　　结果出来，许多人发现自己被划分到了错误的一边。到印度独立的时候，有3000万人踏上迁移的路。被错划到巴基斯坦一边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往南走，被错划到印度一边的依斯兰教徒往北走，带着他们全部的家产。这是两股汹涌的人流，有时会长达50英里。有的人有生以来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许多犯罪团伙乘机抢劫，杀人越货。走在路上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没有意志反抗。超过100万人在此屠杀中丧命，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100万人的生命！这就是印度在独立过程中付出的高昂代价。英国殖民政府埋下了祸根，印、巴两国从此成为死敌，近几年更发展到以核弹头相向的地步。

　　类似的例子还有巴以冲突，波黑战争，车臣悲剧……

　　流遍了，郊原血。

　　这些鲜血和生命，和民族主义、族性迷信这些概念或逻辑有关。

　　

　　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是一对双胞胎，有霸权主义的地方肯定有恐怖主义，恐怖行动的目标肯定是霸权主义。二者都是以暴力的方式伸张自己的“主义”，谋求政治或经济的利益。

　　冷战结束后，两极平衡被打破了。美国成为这个单极世界的“大佬”。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顾欧盟及中、俄等国的反对，执意建立TMD。

　　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决议，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事已不是一件两件了。到TMD建成，也许美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保证，但是，非西方国家和人民却绝对地没有了安全。

　　美国可以用种种理由（国家安全、人权、世界新秩序、反恐怖主义）对别国进行制裁、武力干涉、精确打击，而且，无所顾忌。

　　

　　美国总统布什已经发表谈话，指恐怖主义者的行为是战争行为。意味着美国向恐怖主义者宣战了。美国国防部长宣称，美国军队已作好了战斗准备。联合国驻阿富汉的人员已经撤离。

　　美国的报复行动是什么时候，多大规模，我们暂时不知，但可以预见的是，将有无数的平民会在美军高科技武器的屠杀中丧生。

　　

　　二十一世纪的忧思

　　

　　布热津斯基把行将过去的二十世纪称做“大死亡”的世纪。据他的推算，由于战争和各种斗争而死亡的不少于一亿六千七百万人，很可能高达一亿七千五百万人，其规模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在他看来，造成这种杀戮的原因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巨大力量：(一)识字的普及，(二)工业革命和(三)城市化。这些一般公认为进步的标志使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沆瀣一气并经过法国革命的催化产生了日益增强的沙文主义、帝国主义、乌托邦主义、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些就是造成二十世纪的“大死亡”的动因。这些现象都是最先在十八世纪发生在欧洲，经过十九世纪的酝酿，终于使公然宣告“上帝死了”的欧洲成为二十世纪的罪恶的策源地。

　　布热津斯基认为，“总的说来，在大部份已知的历史中，人类一直是相对地顺从其周围的世界，承认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份。生存的严峻要求都被认为是‘自然的’而恭顺地承受下来。”而“工业革命促使人类向自然界统治生命的挑战能力有了量的飞跃。现世主义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尘世生存的中心地位，提高人类的凡胎肉身而贬低人类的精神领域。最终甚至认为，只要忠实地遵从所揭示的新的真理，人间天堂也是可以达成的目标。”这样，“人类把历来托付给上帝的角色分配给了自己”，相信“理性”可以指导政治行为，从而“形成了一种为理想主义的目标而从事社会工程的倾向”。结果，“二十世纪成了空前地致力于建立全面的社会控制的第一个世纪”，出现了空前的大悲剧。

　　

　　现在，美国试图把历来托付给上帝的角色分配给自己，做二十一世纪全面控制全球的大佬。

　　人类在二十世纪刚从G·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样的人间地狱中走出来，难道二十一世纪就又要进入A·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中所设计的“人间天堂”里去吗？

　　

　　

　　（说明：这个帖子，引述了弗雷德理克·詹姆逊的《六十年代断代》和李慎之《二十一世纪的忧思》中的文字。）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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