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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事件值得中国工商界和知识界最大程度的关注

狼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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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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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孙大午事件值得中国工商界和知识界最大程度的关注 (589 reads) 时间: 2003-7-23 周三, 上午9:50

作者：狼协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老狼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多岁说，只能简单谈几句。

民主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是制衡。而这前提条件是社会存在着独立的阶层或者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其内部孕育了有效的沟通渠道和组织结构，可以把自己这一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有效地表达并且跟其它的利益集团进行理性沟通和互动，最终形成对政治的影响。舍此之外，“民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任何阶层的有组织的支持，不过是空谈而已。民运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完全脱离了国内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没有跟这些阶层和利益集团的任何有机联系，也谈不上跟这些阶层和集团的沟通和互动，于是他们的影响力便走向式微。

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是最早出现的独立利益阶层之一，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动的标志。随着他们的出现，金钱和市场的力量，便成了政治权力之外影响中国社会乃至政治的最重要的力量。

但是这一利益集团跟中国的所谓“市场”一样，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逐渐孕育成为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

不管实行什么体制，如果依靠权力对市场设置种种非市场化的管制和障碍的话，权力便会向市场寻租，在市场中获得价格，从而滋生种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腐败。而新生的企业家阶层，也会向政府权力阶层寻求种种优惠和保护，以获得在“市场”中的较大优势，在不公平的竞争中稳操胜券。这是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家”在这种不成熟的市场中获得暴利，迅速崛起的公开的秘诀。

中国为数不少的权力阶层和企业家阶层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集聚资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蚕食国有资产获通过权力保护下的变相垄断在市场中大肆围猎。

而中国的“市场”之所以被扭曲，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的“软约束”外，“软约束”还存在于法制的广阔的灰色空间。中国法制的不完善，一些法规的严苛与政府执法权力的无限膨胀，导致了“违法”行为界定的任意性。说你违法，你就违法；说你不违法，你就不违法。一切只要领导的一句话。因此，“不违法就无法做生意”，以及“打擦边球”，成日在刀口上觅食，就成为中国市场上的常景。这导致了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家们，都不得不去违心地去“向组织靠拢”，尽力地去孝敬权贵，以换取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于是这就成为了另一种“中国特色”。最近中国富豪们纷纷落马。牟其中、仰融、杨斌、周正毅。。。这些落马的中国特色的富豪里，与政府权力合作是一大特色。我觉得，这只不过是在击鼓传火的财富竞赛里面，火把传到哪一位倒霉鬼手中时鼓点刚好停了罢了。

孙大午不同。他不但拒绝向政府权力靠拢，拒绝任何行贿，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频频地跟政府执法部门发生摩擦，将政府部门告上法庭，而且自办大午网站，频频地跟中国的思想界交流沟通，发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声音，表达自己所属阶层的利益要求。

胡温新政正在进一步继续上任的“小政府”政改设想，推行政府的机构精简。但我们认为，所谓“小政府”并不只意味着人数和机构的减少。更重要的，是政府权力的缩小。政府应该对很多不该管的事情放手，而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运作。法律应该明确界定什么是政府不能管的事情。尤其要切断政府直接用行政命令和其它行政手段控制市场的手。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应该主要地依靠税收、利率等杠杆来实施。否则，不但政府的干预会导致盲目的投资浪费，而且这种政府权力将形同于高速公路上设置的重重收费关卡，再好的车也难以全速前进。最后，腐败最深刻的根源也无法根除，庞大的政府机构也会因为“事务太多”而使得所谓的机构精简变成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循环作秀。

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是符合全社会的利益的。国企因为其机制的问题，已经在市场中落败，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中国的农村也日益产生着巨大的剩余人口。只有迅速发展的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才能有效地吸收这些工业失业人口和农业过剩人口，从而在根本上，缓和中国的社会矛盾，奠定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所以，中国的决策者们，应该设法把那些如狼似虎地围绕着民营企业打主意的吸血鬼们赶开，为民营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对于中国的工商界和知识界，如果听任孙大午被整肃，就是听任那些敢于出头为自身阶层的利益说话的代表人物被整肃，就是心甘情愿地让绞索永远套在自己脖子上，把绳子的另外一端交给政府官员，让自己永远被这些人牵着在“致富”之路上听口令跳舞，一不留神就会被扯起来吊死；就是永远忍气吞声地给那些随意安设的关卡孝敬“买路钱”；就是眼看着中国的市场基础被腐蚀，市场力量与官僚力量相互勾结，同流合污，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中国就很难出现象GE、MS那样的大企业和大企业家，出现一个真正独立强大的企业家阶级乃至中产阶级，中国的民主和政改，就会象鬼打墙一样，永远都走不出那个看不见的大圈子。

而中国的企业家阶级应该是最容易组织起来的阶级。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阶层，有明确而独立的利益诉求，有理性的精神，易于妥协（商业谈判是他们业已习惯的妥协实践）。他们最渴望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法制的完善，人数又相对地少，最易于达成利益集团跟政府之间的良性反馈和互动，而不会造成失控的形势。因此，当局对于他们的联络、组织与诉求，应该不会象对工农阶层的动态那样如临大敌（工农阶层的利益诉求要棘手得多）。中国的在野政治家们，应该充分重视孙大午事件，积极联络和组织民营企业家们，利用法律的手段，跟政府方面沟通，和平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关注，发出自己的声音，保护自己的权益，形成一种强大的民间压力。如果搞得好，将是中国的议会政治的一个良好开端。关注这样的实际问题，胜过年复一年的“民主”空谈。

作者：狼协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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