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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胡锦涛的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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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锦涛的三个代表   
所跟贴 胡锦涛的三个代表 -- 叶向农主任 - (39084 Byte) 2003-7-06 周日, 上午8:00 (448 reads)
叶向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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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值: 77


文章标题: 一代表那些好吃懒做的京油子(并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是京油子) (146 reads)      时间: 2003-7-06 周日, 上午8:05

作者:叶向农主任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如何评价中共16大



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 叶向农

2002年12月21号



16大是他们“共产党”的党代表会议,原则上,应该与我革命人民无关,但由于这个会议在会前和会后引起了许多党内外人士的“好奇”和“兴趣”,并且,这些“好奇”和“兴趣”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人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也积极关心了。



16大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和党内外人士的关心,主要是在“共产党”的内部出现了这样的矛盾:部分真正爱护和关心“共产党”的中共党徒,出於对该党的生存和前途着想,希望江泽民继续掌权一段时间,使“共产党”不至於出现权威真空和方针路线上的混乱,但这些党徒的美意遭到了该党内部的许多中青年官僚的强烈抵制:这些中青年官僚担心如果江泽民不退下来,将会上行下效,使这些年青官僚不能往上爬。所以江泽民退和不退,是16大的实质问题,其它的那些花言巧语全是水漂漂。由于“共产党”内部的这一矛盾在16大之前就已经公开化和白热化,海内外的其它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当然要趁机闹一把和捞一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关心”中共的16大。在前两期的《四大广场》和其它场合里,我们已经对各路人马的“水漂漂”做了系统分析,现概括如次---只要把这些水漂漂弄通,十六大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一清二楚。



(1) 江泽民的年龄问题完全是反江拥胡人士的借口。关键领导人的年龄问题应该与健康状况、思维能力和方针政策的承传性结合起来考虑才对。在中国清朝,曾出现了三岁的皇帝,这可以算是古今中外最年轻的“领导人”了吧?但那些拥护胡锦涛的党内“开明”人士和民运分子显然不认同光绪皇帝的“年轻化”。在60年代的美国曾出现了39岁就当总统的肯尼迪,但在20年之后的80年代,又出现了七十多岁依然竞选连任成功的里根,但民运分子和“共产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却不敢说“从肯尼迪到里根是美国民主史上的退步”。再说,小罗斯福就是在总统任内寿终正寝的,但我们从未见那些崇拜美国民主的民运分子骂小罗斯福的“终身制”。



结合16大的情况来讲,既比胡锦涛年轻又比胡锦涛能干的中国人,多的数不胜数,凭什么非要让胡锦涛上去而不能让其它人(如曾庆红)上去? 有些民运讲,“因为胡锦涛已经在副手的位置上,因此,提拔胡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曾庆红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怎能提拔曾庆红?”,但当初邓小平把行政级别不到副部级的胡耀帮直接提到总书记位置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就没有象胡锦涛那样的王储了?



对于那些“共产党”内部的年轻官迷的强词夺理,我尽管鄙视它们的“只想做官捞好处,不想做事作牺牲”的人生观,但我不觉得这些官场小混混是神经病,因为它们毕竟在挖空心思做对它们自己有利的事,但这些远在美国的民运分子居然不辞辛劳的为那些国内官场上的年轻混混推销“年轻化”,不得不令人怀疑其脑神经是否正常。民运们的意思是,换个人换换手气,但无人不知的是,如今国内那些年轻官僚的道德水准和责任感比以前的老官僚更差劲,民运能指望这些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年轻混混来翻身? 民运当初在六四血卡的问题上被六四血卡群众利用---民运出力帮六四血卡群众办美国的政治避难和绿卡,并指望这些血卡群众能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而这些血卡群众在拿到六四血卡之后,不但没有参与任何民主运动,反把民运以100%的折扣卖给了“共产党”---难道民运们没有感觉到国内的那些官场小混混与六四血卡群众的共通之处? 当初在美国拿六四血卡的血卡群众,有几个不是中共党徒? 有几个不是中共公派出国的?如今有几个血卡群众不是中共的爱“国”华侨? 奇怪的是,当初我叫民运不要帮血卡群众做嫁衣,民运坚决不听,后来发现叶主任的“真知灼见”之后又为时太晚了;如今我叫民运分子不要为胡清帮做嫁衣,它们又在硬着头皮跟我死顶。(顺注:那些拿了美国绿卡的六万多六四血卡群众,绝大部分没有参加国内的六四,而那些真正在国内参加过六四的六四群众则绝大部分没有拿到六四血卡---革命人民认为,如果美国把六四血卡发给那些真正参加过国内六四的人,则是在道理上说得通的。所以,我们的最新宣传口号是:“六四血卡,六四爱国学生们永远的心痛”。)



回到16大问题上来,在胡和江之间,任何一位脑神经正常的人,只要有一般的分析能力,就应该对江“宽松”,对胡“严苛”,因为:①如果江连任,江在事前、事后的变化值是零(从一把手到一把手),而如果胡全面鼠升,胡在事前、事后的变化值则几乎是无穷大(从毫无实权的二把手变为有实权的一把手),②无论连任几届,江迟早是要退出舞台的,所以,江在一把手的位置上毕竟是坐一天少一天,而胡则来日方长,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则是做一天赚一天,因此,如果这个DEAL真的GO THROUGH,胡得到的多,江得到的少,让胡锦涛多放血才是正常的思维。具体的来讲,在16大之前,如果民运们拼死命的逼胡锦涛就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表态,并威胁以“如果你民主化我就支持你,如果你不民主化我就不支持你”,那么,民运的那些民主幌子就可以多卖一些。但滑天下之大稽的是,民运们在16大前,不仅不逼胡锦涛表任何态,而且以极端美好的心态推崇胡锦涛,并以自说自话的办法硬把胡锦涛刻画和标榜为民主改革派---不是民主派也要是民主派。这只能说明三点:要么是民运们自愿认胡为父,甘做胡的奴才,要么就是民运们穷急了,要削价拍卖它们的民主招牌,要么是民运们在犯神经病。



以前的血卡事件,我始终认为民运分子很傻,但我在一定程度上原谅并同情了它们,因为它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欠了解,但这次发生的拥胡事件,在我们明确指出民运“为反而反”的意气行事之后,民运们居然要硬着头皮跟我革命人民顶着来,这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在16大之前,民运们说“胡锦涛上台有利于‘共产党’的垮台”,但在16之后,民运们又说“江泽民不下台有利于‘共产党’的灭亡”---这不就是典型的痴人说梦么?当然了,也有些民运分子讲,“我就是不喜欢江泽民”,但纵然如此,你不喜欢江泽民就是你要跟胡锦涛搞同性恋的理由?有时间了,我一定要找心理学专业人士一起分析这种变态心理的来龙去脉:民运们的这种错乱行为方式和错乱思维方式一定是心理学界绝佳的教学案例。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民运对胡锦涛的支持是很愚蠢的,但民运确实拼了老命为胡锦涛造势和拉选票---它们开动了它们所能开动的所有宣传机器,并有草木皆兵,寡妇、瘸子一起上的人海战术的味道。不幸的是,尽管民运在舆论导向上煞费苦心,但由于它们的脑瓜毕竟不及70年代INTEL制造的老单板机,民运留给革命人民的印象依然是“张开嘴就见到肛门”。比方说,江泽民唱个歌,跳个舞,在民运看来,那是天底下最见不得人的大事,而胡锦涛连苏北籍贯也更改,连苏北养母也不认,但这在民运看来,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我想民运们在舆论导向上的这点小聪明,大概连傻瓜也不买帐,相反激怒了很多本来持观望态度的人。顺便提醒一下,在民运们所拥戴的美国参众两院内,议员们经常自组乐队,吹吹打打、唱唱跳跳的活动经常有,克林顿也经常吹撒克斯风,但从没有人听到民运的抱怨。另外,如果象胡锦涛这样的苏北第六代安徽移民不承认其苏北籍贯,那么,广东的客家人难道要把其籍贯修正为河南?布希难道要把其籍贯修正为英国?呼请读者再读一下鲁迅的<<二心集>>,鲁迅讲的太对了!那些红砖洋房之外的人为了钻进红砖洋房,确实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再说了,从胡锦涛修改其苏北籍贯可以看出是谁先搞地方主义的。



(2) 中共内部反江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江在上海浦东的重大投资引起了所谓的“地区平衡”问题。这个问题到底存在不存在? 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个问题是早就存在的问题:不仅在邓小平时代存在,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当初上海被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当奶妈使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地区不平衡的体现嘛!如今很多党内外人士眼红上海的快速发展,并归罪于江泽民政权对上海的政策性倾斜,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当初邓小平倾全国财力发展广东(深圳)的时候,这些对上海眼红的人没有敢讲半个“不”字,何况如今上海对中央财政的依赖远远低于当初广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 再说,上海在过去一直是向国家财政上缴最多的地区,而广东从来就没有向国家财政积极上缴过。有人说“上海人排外,不合人”,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苏北老革命应该最有发言权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外地人去深圳须持所谓的“特区身份证”,没有这个“特区身份证”的人要想去深圳困难就更大,他们须要所谓的“特区通行证”,这种境内护照的做法在上海好像不存在嘛。再说如今用人问题上的所谓“上海帮”问题,这也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台上的时候,四川京官一点也不少,毛泽东在台上的时候,两湖京官多如牛毛,布希上台之后,德州官僚充斥华盛顿,满族人对我大汉民族实行强奸式异族统治的时候,除了太监以外,绝大部分京官是在满族人手里。再说了,如果胡清帮真的得了势,它们会专门重用圈外的人而坚决不重用它们圈内的人?!很明显的是,这次对所谓的“上海帮”发难最积极的地区之一是北京地区,因为有些北京人越来越受不了上海的蓬勃发展。这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是错误的。纵观全球各主要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很健康的做法。举美国为例,如果美国的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政治中心,而且又是美国的经济中心,那么,去年的911事件对美国所构成的重创将更大。所以,任何一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人,绝不赞成把北京建设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双重中心。再说,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自然规律可寻的:上海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基础,本来就比北京领先嘛。



所以,如今的笑话是这样的:毛泽东没有办到的,民运和“共产党”内部的“开明”人士要求江泽民办到;邓小平没有办到的,民运和“共产党”内部的“开明”人士也要求江泽民办到;胡锦涛将来也办不到的,民运和“共产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则更要求江泽民现在就办到。一句话,民运和这些所谓的“开明人士”想敲阿民的竹杠,欺侮人家江泽民。



国民党在这次大陆内部的权力平衡、利益平衡和地区平衡问题上就更显狭隘甚至是低级趣味了:这些老宁波的孝子贤孙,至今念念不忘其“苏北情节”,在它们的报刊上拼死命宣传胡锦涛为“徽商之子,上海出生”,因为江泽民尽管被国民党"钦定"为“上海帮”的龙头老大,但由於江本人从不否认其苏北籍贯,所以,国民党挖空心思希望有个“真上海”来统领“上海帮”:在1997年的时候,国民党挖空心思希望“江落石出”,希望乔石(浙江人)取代江泽民,这次,国民党一看胡锦涛作为苏北第六代的安徽移民拒绝承认其苏北籍贯,简直高兴的活蹦乱跳,当然要为胡锦涛定制一顶“上海出生”的帽子,并疯狂地发动其宣传机器,为胡锦涛造势,希望“江下胡上”。如果有学者要研究为什么国民党走到哪里输到哪里---在大陆,国民党是以失败告终的,在逃到台湾岛之后又是以失败告终---那么,我革委会主任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国民党的狭隘和不分敌我友的乱斗一气是国民党从失败走向失败的最关键因素。



(3) 中共内部的半调子“左”派这次也趁机敲诈江泽民。由于这些半调子“左”派长期玷污左派的美名,它们不仅在党外被我革命人民所遗弃,就是在中共内部,也被其主流党徒所唾弃。这些半调子“左”派,从意识形态上来讲,一点也不“左”---邓小平这个中国右派老祖宗的旗帜一直被这些半调子高举在手---但这些半调子还硬要喊自己是“左派”,因为在这些半调子的字典中,“保守”二字就是“左”, 拥护它们所依附的“共产党”就是“左”,本本分份的做它们的党徒就是“左”,不造它党妈妈的反就是“左”:按照这些半调子对“左”的理解,美国的共和党人和英国的保守党人全是“左”派,而那些下巴上吊着大胡子、背后吊着大辫子的美国反越战青年全是右派,因为它们统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几年,一位“共产党”官僚与我一起在洛杉矶吃饭,席间谈到朱容基的时候,尽管这位仁兄是国内名牌工科大学毕业的,但他坚持跟我讲,“朱一点也不右,朱很‘左’”,我问他何其由来?对方说,“朱办事很TOUGH,对办事人员要求很严”。为了保护这位朋友的个人声誉,我叶主任从来没有公开这位仁兄的大名,但这个“左”右颠倒的真实笑话,确实娱乐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好几年。



还有一点要注意,封给邓力群“左王”称号的不是别人,而恰恰就是由国民党的联合报系(世界日报的东家)。不知读者们有没有思考过,党内也好,党外也好,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入骨入髓的人,少说也有一两打,为什么右得没办法再右的国民党要封邓力群为“左王”?国民党显然是在为反毛制造舆论嘛!很明确,国民党的潜台词是这样的:“就算人家邓力群那么‘左’,但人家也是一天到晚把‘邓小平理论’挂在嘴上啊!”。也就是说,国民党企图利用其舆论工具,告诉大陆的左派,“不能反邓是大陆'左'派的底线”。这个问题我们革命人民早就发现了,并是我们对半调子“左”派趁机发动攻击的原因之一。还有一条要说清楚,半调子“左”派在美国是有应声虫的:这些应声虫甚至想在我革命人民中间耍人五人六的分化瓦解花招,这些花招当然遭到我革命人民的及时识破和毫不犹豫的粉碎。



回到题目上来,这些半调子平常的口头禅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并一再警告执政当局防止中共出现哥巴契夫。滑稽的是,早在胡锦涛访美期间(今年五月), 美国的有线电视(CNN)就毫不掩饰的讲“Hu is expected to be China's Gorbachev(大家期望胡成为中国的哥巴契夫)”,然而,半调子们居然与民运分子一道,充当美帝的马前卒,帮助美帝把胡锦涛培植为中国的哥巴契夫。半调子们,这里的逻辑混乱不混乱?显然,半调子们在为自己捞好处,争利益,抢权位---在急了眼的时候,“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两块遮羞布也懒得管了。



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次江泽民集团从我革命人民这里搞到的选票可以说是捡来的:如果民运分子不忘其老本行,始终记好挂上它们的“民主”遮羞布,始终记住“胡锦涛也不是民选上去的”,始终记住“胡锦涛毕竟只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个职业党棍和官场混混”,我们革命人民就没有理由去“两坏取其轻”--- 想想看,如果民运们这样说,“无论王泽民也好,张锦涛也好,只要是全民民主选举上去的,我们都拥护,只要不是全民民主选举上去的,我们都反对”---- 话如果真是这样讲的话,我革命人民还真的没话好说。再从半调子的角度来看,如果半调子们这样讲:“无论赵泽民也好,孙锦涛也好,只要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都拥护,只要是不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都反对”---- 话如果真是这样讲的话,那么,我们革命人民也只能无言以对。



所以,我总是这样告诉我的同好:这次江从我们这里无缘无故的捡到一张选票,而民运则无缘无故的多树了革委会这个敌人。注意:尽管民运们把胡锦涛吹的天花乱坠,但我们革命人民从没讲江泽民有多好,相反,我们的基调是“两坏取其轻”。同时要注意,民运们兴风作浪的事并不少,恃强凌弱的事并没少干,为什么其它的事,我革命人民懒得出来打抱不平,而这次在胡清帮的问题上则寸步不让?!



(4) 民运和半调子毕竟只是马前卒,真正的黑手是华盛顿和台北的国民党。美帝和国民党,尤其是美帝,它们既不了解胡锦涛,也懒得去了解胡锦涛,更没有对胡锦涛抱任何指望,它们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共内部拉一派打一派,进而搅中共的浑水。所以,我革命人民建议曾庆红在2004年美国大选前倒过来搅小布希的浑水,具体的做法可以是这样的:把克林顿和夫人(均是民主党)邀请到北京访问,由于克氏已经下台,访问不可能是官式访问,但北京方面可以把这个非官式访问无限官式化,甚至可以让克氏夫妇检阅三军仪仗队,打最高响数的礼炮。如阿红真有胆量干这件事并干成这件事,我叶某将不计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主动敬阿红一杯。



坦率的讲,在权斗问题上,美方比中方更脆弱,因为美国总统最长只能做8年,而中国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事实上,小布希的班底已经感到情况不妙了,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最近(2002年12月份,中共16大召开一个多月之后),美国经过审时度势,还是跟江发了连认军委主席的贺电,并且认识到今后还要跟阿民打交道。大家倒过来想想,如果江连总书记的虚位也不让给胡锦涛的话,白宫的贺电不是更早就发给江泽民了?这个问题我在《四大广场》第31期就讲过了,只要中国让美国老板做生意赚钱,民主不民主的事,美国是懒得关心的---大家看看,被美国拳打脚踢的民主国家和私有制国家并不少,被美国拥抱的国际社会上的大独裁也不少。但大家也不要错误地把美国理解为一个不民主的国家:美国对内还是相当民主的,它只是对外狠,而我们的伟大祖国则是反的:对内狠的要死,对外则相当“民主”。



(5) 江泽民应该通过这次16大的权斗记取一些教训。作为局外人来看,江的主要教训是三条:第一, 由於这次对16大所表现的全球性的“关心”是以“共产党”内部斗争为起点的,江应该充分的认识到他的“后院”并不稳,随时都有可能着火。事实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江泽民集团,根据革命人民的密切观察,人民日报基本上是跟江配合的,而官方的新闻系统(如新华社)则是心怀鬼胎的,也许是该部门想往上爬的年轻官僚太多的缘故。革命人民注意到,在16大前后和16大期间,新华社的有关网站挖空了心思给胡锦涛“51”的优待,并挖空了心思给江曾集团以“49”的消极抵抗。革命人民同时也注意到,江泽民集团被其安全部门的阳奉阴违所耍弄了,最简单的例子是“共产党”安全部门的封网操作:每当江泽民集团要求封网,安全部门负责封网的人往往是先封我革命人民,然后才懒洋洋的封民运:同样是封网,但先封谁后封谁,这里的学问看来并不小,而江泽民集团则丝毫不知道这里的阳奉阴违的具体过程和其背后的动机。第二,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如今围绕接班问题所出现的纷争是超意识形态的:你江泽民的理论对也好,不对也好,那些拥胡人士懒得听,只要你江泽民没有把权力干净、彻底的交给它们所“爱戴”的胡锦涛,你江泽民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江泽民那样做也是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体系的平衡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就会在极端与极端之间徘徊。强烈建议江泽民先进行小范围的民主改革,即在多党制目前不现实的情况下,先在“共产党”内部实行真正的权力分离,真正的党政分离。具体的来讲,如果胡锦涛有意长期从事党务工作,那么,国家主席就没有必要再给胡当,相反,如果胡锦涛对党务工作兴趣不大,那么,先请胡锦涛辞掉总书记再让他当国家主席。所以,如果胡锦涛当总书记是江泽民集团的一项长期人事安排的话,革命人民强烈建议由其它的两位政治局常委分担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的职务,把曾庆红留在党内牵制胡清帮。事至如今,江泽民集团应该明明白白的认识到,民运和“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开明”人士所打的“反独裁”的旗号完全是幌子---一个连遮羞布也不要的、地地道道的幌子:在16大之后,民运和这些“开明”人士,完全不满意胡锦涛只接总书记职位的安排,并挖空了心思希望胡锦涛成为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于一身的新独裁---它们反的是那一门子的独裁不是不攻自破吗?!江泽民集团更要注意的是,事情已经发展到如今这种地步,抛开政治上的虎皮,从最实际的人际关系来看,你们已经跟胡清帮结下梁子,如果你们优柔寡断,一有闪失,胡清帮得逞,你们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根据我革委会主任在清华时期和离开清华之后长期跟清华混混斗争的血淋淋的经验和教训,江泽民集团应该明白,清华混混的最大特点就是忍:当它们打不过你的时候,它们确实很安静,并且愿意当孙子,但一旦它们打得过你的时候,这些混混们身上的动物性则毫无遮掩的体现出来。第三,江泽民集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帝国集团的险恶、刻薄和市侩:白宫原以为在16大之后就没有必要再跟江泽民打交道了,所以,它们在16大之前就已经开始羞辱江泽民和抬举胡锦涛了。



(5) 小结



总的来讲,从江泽民玩平衡木的手艺来看,16大开的还算可以:那些担心升不了官的中共年轻官僚,在看到那么多的新政治局常委面孔之后,担心应该少了一些,胡锦涛尽管没有实权,但位置算是抢到了一部分,一直被胡清帮钳制的曾庆红也上去了(注:16大之前,胡清帮对付江泽民的手段是历代太监/俟臣所使用的“清君侧”的办法,即“你江泽民本人冲入云霄也好,飞上太空也好,咱们管不了,但你的阿红徒弟是不能上去的”---这就是曾庆红在16大之前一直是候补政治局委员得根本原因)。希望阿民把这个平衡游戏玩到底,不要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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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清帮的问题



在中共16大上,尽管胡清帮抢到了总书记的职务,但因为胡清帮没有抢到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那些丧心病狂的拥胡反江人士一直心怀不满是可想而知的。作者留意了一下有关舆论倾向,这些拥胡反江人士所采取的文宣策略可概括为:“只要是胡锦涛所做的事,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要是胡锦涛所讲的话,那怕不是人P而是狗P,那也统统都是香的”。具体的来讲:



1) 胡锦涛去河北柏西坡,在拥胡反江人士看来,那是天底下最不得了的事,好像江泽民、胡耀帮等前任总书记都没有去过西柏坡。



2) 胡锦涛组织政治局学习宪法,在拥胡反江人士看来,那就是胡锦涛决意要搞政治改革。事实上,我们只听说过国家宪法,从没听说过“共产党”宪法,因此,宣传宪法和组织宪法学习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的职责,而胡锦涛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居然越国家主席之权,越人大委员长之权,为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磨剪子,为现任人大委员长李鹏锵菜刀,留给人的印象除了“不三不四”这四个字以外,毫无“政治改革”的空间可以想象。



对於那些拥胡反江人士来说,它们的口头禅是,通过拥护胡锦涛和打击江泽民,有利於加速“共产党”的内部分裂。这是一个毫无政治常识的鬼话。如果有人要支持毛派共产党来对抗邓派“共产党”,尽管在现实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但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并且是有社会基础的,因为邓共毕竟制造了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但分裂江泽民集团和胡清帮无异于拉拢邓一派打击邓二派:这样做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事至如今,在那些拥胡反江人士的所有狡辩都一一破产之后,人们在这些拥胡反江分子身上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丧心病狂”这四个字:如果胡锦涛为了抢权而向右急转弯,进而成为中国的“哥巴契夫”,这些丧心病狂分子认为胡锦涛是正确的,如果胡锦涛为了抢权而向左急转弯,进而在中国复活毛泽东思想,这些丧心病狂分子也认为胡锦涛是正确的。任何一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看到这些丧心病狂分子的可笑之处,但似乎没有人深追其中的“为什么”这三个字。那么到底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胡锦涛背后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胡的清华校友:这些呆头呆脑的,学工程出生的,毫无政治常识的,只认处长比科长大这个“硬道理”的清华校友,为了帮助它们的母校清华实现其大清皇帝梦,当然是这样做胡锦涛对、那样做胡锦涛也对啦!



在前几期的<<四大广场>>内,我们反复指出这样一个现象,即清华的使命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但清华在花费了中国纳税人如此之多的血汗钱之后,所培养的大牌工程技术人员和大牌科学家(主要指解放后的“新”清华)几乎没有,学术腐败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但却为中国的官场输出了多如牛毛的官僚和不计其数的贪官污吏。按照我自己当初在清华读书的经历,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清华不是个干正经事的

地方,被清华耽误了青春和才华的中国青年不计其数。根据不断揭发出来的清华学术腐败现象,并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清华是坏人领导好人。这里的根子则通在清华老校长蒋南翔所发明的学生“辅导员”制度。中国高校内的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辅导员,到底是多么的倒人胃口,凡在大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得很,这里不必赘述。这里要说的是,如今这些“辅导员”们纷纷寻所谓的团派路线往上爬,有覆盖中国政坛的趋势。这个问题如不现在就予以重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事实上,胡锦涛本人当初就是清华水利系的学生“辅导员”和“团干部”。当然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些既无业务能力,又无政治/哲学功底,只会玩嘴皮功夫的小混混上台,会加速中国革命的爆发,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件正面的事。



还有一个积极现象是,经过一年多的大辩论,许多上海群众终於觉醒了,它们终於明白,那些拥胡反江人士实质上反对的是江泽民集团的浦东开发政策,实质上反对的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因为这些人希望上海继续为中国内陆地区做奶妈。在这些人士看来,因为上海人聪明能干,所以上海人就理所当然欠它们许多东西。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首先,这种谁发展得好就吃定谁的想法,看起来有点毛主席当初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但深究起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为:①这些想吃上海的人并不是革命人士---顺手的便宜它们很想捡,但如要它们提着脑袋去“争取”这些“便宜”,它们跑的比谁都快;②与那些贪官污吏相比,勤劳智慧的上海人民一点也不象“土豪”,它们的“田地”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勤奋劳动所得来的,分上海人的“田地”显然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再说什么所谓的“政策饭”,当初广东(深圳、珠海)的发展倒是地地道道的靠吃“政策饭”长大的。



其次,1948年国民党的溃败留给上海资本界的教训是巨大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的资本界已经变得更聪明了:他们已经清楚的认识到创业与守业的辩证关系,部分人甚至在分析“传统上海人能赚钱,但保不住钱”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有上海朋友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加思索的回答是“你们上海人怕死”。我想,聪明勤奋的上海人肯定会不断琢磨这类问题,最终他们肯定会认识到“你越怕死,你就越容易被别人搞死”这个简单道理。



所以,我不认为“吃上海”是中国内陆地区的出路。相反,中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吃共产党”,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



再一点要注意,新加坡的华文媒体也在闹上海情节,拼命为胡清帮造势,原因极其简单,新加坡被高速发展的上海吓傻了:他们担心新加坡在远东的国际定位会被上海吃掉。



4。日本修改教科书、日相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领土问题



作为华人,我坚决反对日本修改侵华历史教科书,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坚决反对日本侵占我钓鱼岛领土。但如果是一个非华人,以第三方人士来看待这些事件的话,这些第三方人士肯定会打心底里钦佩日本人和从心底里瞧不起那个不长志气和不知“羞耻”二字的“共产党”。



首先谈教科书问题: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如今中国的教科书是怎样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刘少奇是叛徒、工贼”,如今中国的教科书是怎样讲刘少奇的?在我们念中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鲁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手”,如今中国的教科书怎么不提鲁迅了?在我们念中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梁实秋是反动文人”,如今中国的教科书怎么把梁实秋(以前叫“反动文人”)、张爱玲(以前叫“汉奸”)等通通兜售出来了?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如今中国的教科书还提这个么?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讲的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如今的大庆工人怎么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了?如今的大寨老书记郭凤莲怎么下海经商搞资本主义了?



注意,这里只是对比我这一辈人所用的教科书和现在所用的教科书。如果再把我那个时代的教科书与我们的前辈所使用的教科书做对比,笑话更多。



所以,我可以负责的讲,“共产党”对历史歪曲的更凶,扭曲的更厉害,对教科书更不负责任。



其次谈谈日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如今“共产党”的天下,是靠数千万的革命烈士打下来的,用“共产党”老军痞王震的话来讲,“老子的江山是用三千万个脑袋换来的”。在“共产党”成立其人民共和国之初,毛泽东等老革命家还是有良知的,他们念念不忘为人民解放所牺牲的烈士,并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的烈士陵园。我们在大陆念小学和初高中的时候,每年都有清明节给烈士扫墓的活动。但如今,绝大部分烈士陵园被建筑公司撤除并盖上楼房,难道这种对待先烈的态度比日相参拜靖国神社还要更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再说毛主席纪念堂,如今的党国领导人去瞻仰过毛泽东遗容么?毛泽东可没有象东条英机那样去侵犯别国的领土,又不是国际战犯,如今的党国领导怎么不敢去见毛泽东?



接着谈钓鱼岛的问题。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一点,我和包括大陆华人在内的全球各地的爱国华人一样,比“共产党”清楚,因为如今的糊涂帐是70年代初周恩来急功近利的外交政策的延伸和80年代以来邓小平投降卖国之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在70年代中国不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和不搁置钓鱼岛争议的话,如今在许多问题上就要主动的多。如今中国人民很被动,因为,除非中国人民把“共产党”推翻,进而废除“共产党”与国际社会所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否则,日本人对付中国人民的办法就很简单:“你先回去问问你们的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承诺,然后让你们的政府再来找我们日本”。



5. 农民抗税问题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这些公有生产资料,是由当时的全国人民(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共同出钱、出力建设出来的。用如今的语言来讲,这些公有生产资料的产权应归全国人民所有,股东应该是全中国的人民。如今,这些公有生产资料,已经被私有化的,股权则归私人所有,还没有被私有化的,其主体利润则被这些生产资料的经营单位所独吞。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些“人民”牌的公有生产资料,如人民铁路,人民医院等,如今统统变为铁路职工和医院职工敲诈平民百姓的生产工具。对於非农业人口来讲,目前的这种行业、部门间的以自我利润为主要诉求的互相敲诈是可以扯平的,比方说,张三是学校(即学店)的教师,李四是医院(命店)的医生,在张三利用其学店这一生产工具来敲诈李四的时候,李四也可以用其生产工具(命店)来“回敬”张三。但对於农业人口来讲,这里的问题就很大:农民去敲诈谁?这些学店、命店的创建,当初农民有没有出过力?如今农民的股份在哪里?农民的股东地位在哪里?更令人吃惊的是,如今农民看病的费用比城里人还要贵,得到的服务更差,农民子弟读书的录取分数一直比城市还要高。



革命人民认为,依照目前的中国社会体系和资本结构,农民抗税是农民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农民“依法”缴税的话,在我革命人民看来,那是脑筋出了问题。有人说,“农民的耕种用地是国家的,国家至少要征土地税。” 我看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首先,谁是“国家”? 谁代表“国家”?如“共产党”自认为自己就是“国家”,那么,农民选举你“共产党”了? 如果农民没有选举,“共产党”就可以代表“国

家”,那么,农民也可以自立其自己的“国家”嘛。再说了,在现代民主国家内,政府抽了纳税人多少税,为纳税人办了多少事,所不足的税钱怎么筹措,所剩余的税钱怎么开支,都应该有明确的公开性和可核查性,中国政府有这种公开性和可核查性么?肯定没有,如要说有的话,最能核查的是,农民缴了税之后,确实没有医疗保险,确实没有失业保障,确实没有破产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抗税是应该的,不抗税才是不应该的。



顺便谈谈刘晓庆的抗税事件。目前流传的说法很多,有人说那不是抗税,而只是抗睡,但显然是无案可稽。也有人说,刘晓庆是被官方杀鸡敬猴用的,我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问题是猴子是那些人?在杀了刘晓庆这只“鸡”之后,猴子们的缴税表现有进步了么?众所周知,目前的逃税大户是官僚资本和境外资本:由於官僚资本与“共产党”政权之间有互相走帐的血缘关系,境外资本应该成为“共产党”要抓的大猴子,而境外资本中,台港资本是最爱逃税的,但我们从没有听说“共产党”敢拿这些台港资本开刀。比方说,台湾有个资本团伙(润泰企业集团、台湾矽统科技)为臭名昭著的清华退休教师张光斗捐款办光华“科技奖”PARTY,一奖就是一百万。无人不知的是,台湾资本小器的不得了,它们如此慷慨捐款,肯定有包括税务在内的其它企图。如税务部门动真格的,我不相信这两家台湾企业在大陆有优秀的缴税记录。可惜的是,“共产党”税务部门只敢拿刘晓庆这样的“土鸡”开刀,象上述两家台湾公司,由於有张光斗这样的“共产党”走狗在其间周旋,估计“共产党”

税务部门永远查不到它们头上。但愿刘晓庆能明白更多的革命道理。



6. 王炳章事件



老王是个难得的革命人才。稍早,我已经写过一片短文,阐明我对老王被捕事件的看法(见附录A)。目前要注意的是,上次老王被“共产党”抓捕的时候,总书记是江泽民,判决的结果是立即“驱逐出境”,而这次被捕,总书记变为民运们所拼命支持的胡锦涛,而判决结果则是“终身监禁”。



民运圈内还有一个叫项小吉的,我从未跟此人谋过面,但听说有革命家的见地。为此,在项小吉先生批驳许文立的“无奈主义”的时候,我特地为项先生的意见巩固和补充了其它的意见(见附录B)。



现在的问题很明显:当你说一加一等於二的时候,在你没有足够武装力量的情况下,你无法阻止“共产党”卖弄它的“一加一等於三”的逻辑。当然了,正如我在911事件期间就已经预料到的,“共产党”会把中国的革命人士统统当做“恐怖分子”来看待。对於革命阵营来讲,如何把“共产党”的恐怖主义逻辑和恐怖主义行径及时的、广泛的宣传给中国老百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既然谈革命,就不得不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民运的右派革命家与我等左翼革命人士的根本分歧不在於谁是敌人的问题,而在於谁是朋友的问题。右派革命家总认为那些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而我等革命人士则认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依然是中国的工农。十年前,我曾提出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以后要就这些问题加强沟通和磋商。



民运内的革命人士必须与娘娘腔的台北国民党划清界限。国民党自己都没胆“登陆复国”,你能靠它们去推翻“共产党”?



再一点就是内部改良问题。我在十年前就讲过,“共产党”肯定会自我改良,但它既不会朝右翼革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改良,也不会朝左翼革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改良,相反,它只会朝有利於其自身统治地位的方向改良。十年过去了,情况确实如此。从“共产党”的平生轨迹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当初共产党须要工农支持其统治地位,工农被捧上了天,如今“共产党”须要资本家支持其合法统治,资本家又被请回来当座上客,工农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又回到了解放之前。等到某一天“共产党”又不得不把工农请回来以维持其统治的时候,如今的这些资本家又要被“共产党”拳打脚踢。问题是,中国人民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把自己放在猴子的地位,还有没有必要继续请“共产党”来把自己当猴子玩弄?



还有一个经常扰人的问题是国际援助问题。是的,如果当初的毛泽东没有来自苏联卢布的坚强支撑,毛泽东的革命能否成功确实是个问题,因此,许多消极人士认为,如今在中国搞革命,美苏都不会支持,因此,成功机会很小。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在李自成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苏俄、美国”支持过么?在陈胜、吴广革命的时候,当时的国际局势又是如何?所以,只要做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团结一批有志之士,铁了心去干,总能有所突破的。我想,当初毛泽东在写“愚公移山”的时候,心情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吧?还有人害怕如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看这是多余的担心,原因我已经讲过不知道多少次了,这里再重复一下:①只要处於同一时空之内,反革命力量与革命力量之间永远是水涨船高的同起同落的关系,随着民用科技与军用科技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只要革命力量能有组织有纪律的存在,那就不可能出现“共产党”武器先进的不得了,而革命人民什么武器也没有的状况; ②中国革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典型的内战式的人民战争---如“共产党”使用诸如核弹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不相信这颗核弹的眼睛那么尖,它只会炸到“共产党”的敌人而炸不到“共产党”自己的人。所以,一旦中国革命爆发,现代游击战将是武装斗争的重点。我想,关键的关键是把革命道理宣传到人民中去,让中国老百姓都自觉的认识到这场革命的正义性和无可避免性,并粉碎“共产党”诬陷革命人民为“恐怖主义分子”的阴谋。



【附录A】 革委会主任对王炳章事件的看法



送交者: 革委会主任 于 January 10, 2003 00:08:06:



虽然王炳章与我相信不同的上帝,但我对王炳章的革命气概向来是肯定的。

事实上,如果民运头目们能够认识到“革命是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的话,

革委会与真民运们殊途同归是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中共挖空心思的干扰,

民运们不仅无法协调外部声音,而且连内部的声音也无法协调。王炳章在

民运内部不断被边缘化是民运的悲哀。王炳章的行动证明他与民运“主流”

的“体制内求变”的消极做法是背道而驰的---也正因为王炳章敢於与民运

“主流”背道而驰,革委会认为对王炳章的营救是有意义的。倒过来想想,

如果你对“共产党”抱着恨铁不成钢的“体制内改良”的美好愿望,你到

头来还是被“共产党”投入牢房,我等革命人士除了看笑话之外,有营救

的必要么?



文雅的讲,“打倒体制内改良分子”,

通俗的讲,“X体制内改良分子他娘AND他祖宗180辈”。



【附录B】 叶向农对项小吉三点意见的三点意见

送交者: 革委会 于 December 30, 2002 11:54:26:

回答: 项小吉先生对徐文立先生的发言内容有三点意见



1。武装斗争是中国社会变革---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变革---的唯一出路,这是由中华

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基因所决定的,比方说,“死不认错”不仅仅是“共产党”

的特点,国民党也没有主动认错的好习惯,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平头百姓也有这样

的特点。再比方说,日本人对中国是死不认错,但日本人在其人民内部矛盾上不仅

是有回旋余地的,而且错误的一方往往能以死谢罪(如剖腹自尽等),而中国是没有

这种可能性的。因此,在这种民族里的民族内部斗争,其最高表现形式只能是武装

斗争。



2。民运被“共产党”渗透是人所皆知的事实,部分民运向“共产党”招安也是

事实,相当多的民运人士是前中共党员/党棍/党官更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此,

对民运实行清洗和重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做不可的。不要搞表面文章,

看起来人很多不是好事。要注重精干。中国革命的MODEL必然是并且一定是这

样的:少部分革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带领一万撮日子很难过的人民群众去打倒

一百撮日子过得很腐朽的反动分子,并LEAVE一千撮中间阶层(也就是你们民运

分子们本来想倚重的中产知识分子)ALONE。事实上,我革委会的长期交友习惯

就是这样的:要么与很优秀的知识分子或资本家打交道,要么就与那些穷到底

的人打交道。民运吃亏就吃在它们企图与那些中间的摇摆阶层打交道。有人说,

如果我们不去争取那些中间阶层,人家“共产党”就要去争取。这种说法是错误

的。中间阶层是不须要争取的,等到你自己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些中间阶层

是会主动投靠你的:记住,在目前的大利益架构下,即使“共产党”不向那些

中间阶层招手,这些中间派自己也会主动向“共产党”靠拢。所以,“流氓中

产阶级”问题与“流氓无产阶级”问题一样容易对付。



3。民运要深入到大陆内部去找经费来源。大陆内部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矛盾正

在不断激化:官僚资本和洋买办确实挡了很多人的财路。中共的体制不仅制造了

大批的政治异议人士,而且正在制造经济异议人士。这些经济异议人士,与吾等

革命人民一样,是有点脑子和觉悟的:只要这些人,每人愿意掏个几万人民币,

养一支小革命队伍是能做到的。



如果民运能认同上述三条,民运就是一支与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COMPATIBLE的革命

队伍了。



>>项小吉先生对徐文立先生的发言内容有三点意见

>>送交者: 谈话记录 于 December 30, 2002 09:55:12:

>>

>>项小吉指出,第一,中共把徐文立放到美国来究竟是何意图,尚待

>>观察。不过,徐一来就宣扬所谓“渐进式”改革,讥讽暴力革命,

>>与中共的“稳定压倒一切”的谬论竟然一脉相承。如果民运无法发

>>动武装起义,中国岂能乱?中共岂能垮?台湾岂能独?第二,徐先

>>生口口声声叫嚷什么民运太弱小,中共已不把民运在眼里,分明是

>>蓄意散布“民运泡沫化”论调,这不但不利于民运组织继续向各基

>>金会寻求资助,也容易使民运人士逐渐丧失斗志。第三,徐鼓吹民

>>运不必统一,可以各行其事,也不必接受某一个人领导,这势必加

>>剧民运分裂,同时也不利于有关机构有效管理海外民运。



7. 对目前革命形势的评估



目前还不是中国革命总爆发的前夜,但与十年前比较,革命势头有了质的飞跃。在十年前,被“共产党”迷惑的人太多,在那个时候,“共产党”说张三是好人, 很多无知的群众还真的认为张三是个好人,“共产党”说李四是坏人,很多无知的群众还真的以为李四是个坏人。这个现象,经过过去十年内“共产党”自身的凶相毕露,老百姓的自我分析能力变强了。十年前,我们出去推销革命理念,有些被“共产党”长期愚弄的人会以为我们是疯子,但如今,除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外,许多中国老百姓不觉得“革命”二字的可笑。更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共产党”的中上层官僚(副部以上),尽管它们是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它们并不丧心病狂的反对革命:这些人反倒想得开,“万一吃不了,兜着去美国”是这群人的心理写照。问题还是在那些半调子知识分子那头:你要革命,这些半调子是最积极的反对革命分子,你要反对革命,这些半调子也是最积极的反对“反对革命”分子。但这些人,充其量在舆论界能作点梗,它们的拥护或反对对中国革命没有什么大影

响。



说目前不是革命总爆发的前夜,主要是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走遍全世界,结果发现中国人确实是个能忍的民族:即使是更落后的非洲,老百姓的忍耐能力也比不上中国人---如果中国的“共产党”跑到非洲去的话,英勇的黑人兄弟早就把“共产党”剁碎了。所以,尽管按照一般的革命标准线(如贫困悬殊线,贪污腐败线等),中国早就该爆发革命了,但就是没有发生,那是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个“忍”字。结论是,中国人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革命。目前最有可能发生的两个“忍无可忍”分别是:①尽管中国的农村濒临破产,但毕竟还没有彻底破产,但WTO协议全面实施后,中国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显然会被“洋枪洋炮”所重创,届时,目前濒临破产的农村将真的破产---除非“共产党”跟WTO成员国撕毁合同,但如果“共产党”真的撕毁合同,目前被“共产党”所豢养的资本集团会造“共产党”的反;②尽管中国的城市失业工人(大陆美其名曰“下岗工人”)几乎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但毕竟还没真的走到那一步,但随着WTO协议的逐步落实,中国的资本结构中私人资本的份额将不得不逐渐增加,而对於私有资本来讲,利润问题永远优先于就业问题。所以,革命肯定要发生。还是那句老话,不要等到明天要革命了才在今天晚上准备革命队伍。



组织工作是革命的核心。这个问题,不仅赞成革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人家挖空了心思反对革命的“共产党”也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要挖空心思分散瓦解革命人民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革命人民看出了“共产党”的“心思”,组织工作不宜做公开讨论。但宣传工作是必须要公开做的:我们只听说过地下组织,但从没有听说过地下宣传。当初“共产党”革别人命的时候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借鉴和发扬光大的。比方说“仇恨教育”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仇恨的种子发了芽”就是“共产党”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而“共产党”自己不知道制造了多少“仇恨”,这是宣传的重点。根据革命人民的亲身经历,“仇恨”对革命来讲是最佳最佳的燃料。事实上,我们有许多革命战友尽管没有象BILL GATES那样富的冒油,但至少都是吃穿不愁的人,但这些人之所以死也不肯放弃革命,说穿了,那些“阶级仇”和“民族恨”早已在崇高理想的驱动下发了芽,生了根。重点是把老百姓中的“仇恨”问题挖出来,并把这些革命积极分子的“个人仇恨”和“团体仇恨”正确地转化为更有代表意义的“阶级仇恨”,并贯穿到为更大多数人争取阶级利益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去。



那些半调子“左”派曾令人讨嫌了一段时间。之所以要讨论半吊子“左”派,是要让革命群众提高觉悟,不要被那些专捡嘴巴便宜的人随便捡到便宜。这些半调子把马列主义的“一分为二”滥用为“我永远正确”的诡辩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最危险的时候,它们躲在角落里乘凉,等到歌颂毛泽东的人多起来了,它们出来起哄,并想人五人六,说起来,它们还永远正确---在解释为什么它们当初选择“躲在角落里乘凉”的时候,它们说“那时候我们出於保存革命力量”;在解释为什么它们选择起哄的时候,它们说“那时候时机已经成熟”。在半吊子“左”派的问题上,初步的结论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会出现“左”的宫廷政变(相较于粉碎“四人帮”时期的右的宫廷政变),那么,这些半吊子有可能捞到它们自己所想要的,但如果中国革命是通过打硬仗来完成的话,革命群众没有必要被这些半吊子的BULLSHIT(牛屁)所困扰,大家放心好了,这种专门FIRE CHEAP SHOTS(放便宜空炮)的人在打硬仗的时候是捞不到任何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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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向农主任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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