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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台湾民进党的崛起与大陆民运受挫之思索   
刘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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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台湾民进党的崛起与大陆民运受挫之思索 (523 reads)      时间: 2003-6-19 周四, 上午6:48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备注1、此文为作者在1998年纽约中国前途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当时民进党尚未执政。

2、文中所述今天似仍有参考价值。故上贴于“罕”坛,望朋友们不吝指正。







台湾民进党的崛起与大陆民运受挫之思索





刘国凯



台湾民进党成立于一九八六年九月。而其力量的结集系源于七九年的<美丽岛>事

件。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以民刊、民主墙

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七九民运。至今十八九年过去了,台湾民进党的政治能量有了很

大的膨胀。前不久在台湾县市地方选举中,民进党拿下了十二席。国民党只拿下八

席。它离执政党的台阶只有一步之遥了。反观大陆民运,则困难万状、举步为艰,

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的突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自身来说,大陆民主志士不屈

不挠的斗争意志、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绝不在台湾民进党人之下。鉴此,我们有必

要从客观上考察一下,台湾民进党之所以获得成功有赖于哪一些有利的外部因素。

而这些有利因素中有哪些是我们大陆民主运动亦具有的,或通过努力可以得到的。

又有哪一些是我们绝对不会具有的。作这样的分析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努力方向,和

制定相应有效的方针策略。



一、台湾国民党政权给民间政治力量留下了产生和结集的政治空间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面前,国民党的一党执政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国民党迁台之前,其给社会留下的政治空间是有目共睹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

多的亲共党派和社会团体能在各大城市里大肆活动,配合

中共摧毁国民政府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立即实行“戒严法”。“戒严

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等等。但是,即便如此,国民党政权还是

给党外政治势力留下了活动空间。如它在一九五零年四月颁布了<台湾各县市实施地

方自治纲要>,并确实付诸现实。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党外人士高玉树在台北市的选

举中击败国民党籍候选人王名宁。还有一名非党人士黄顺兴当选为台东县议员。

六十年代,更多的非党人士通过选举当上县市行政长官。如台北高玉树、台南

叶廷硅、高雄余登发、台东黄顺兴。到了七十年代,党外

民间政治势力有了更大的发展。七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勘乱时期自由地

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于同年增选出国大代表五十三人,增额立法委

员三十一人,其中有非党人士。在七七年的地方选举中,非党人士成立了“台湾党

外人士助选团”,举办民主餐会,汇聚一堂,发表演说,抨击政局,声势相当浩大,

终于在二十个县市中拿下四个,七十七席省议员中占据了二十一席。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国民党政权在权力上一向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

民间政治空间存在的第二个体现是允许创办非党报刊。虽然五十年代初国民党

政权制定了“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但党外

报刊杂志仍可存在。<自由中国>、<文星杂志>、<大学杂志>、<台湾政论>等刊物的

思想笔触都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其中资格最老的<自由中

国>于四九年十一月创刊,一向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揽权发出尖锐批评,甚至敢于反对

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这一切,国民党政权都予以容忍。

直到六零年春,雷震等人密罗紧鼓筹建中国民主党,并决定与九月成立,国民党当

局才逮捕了雷震。

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高压在七十年代开始退潮。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查禁报刊

的尺度有相当的放松。一般批评国民党政权或官员的文章

常见于报端。这样就给党外反对势力的存在和结集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一九七

九年五月,行政院新闻局解除了“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仅一个月后,<美丽岛>、

<八十年代>等杂志即行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举办民间政治报刊和参

加地方选举,成为党外反对势力汇聚力量,培养储备人才,扩大其能量和影响面的

犀利武器。

一九八七年七月,国民党政权取消“戒严令”,报禁、党禁终于完全开放,国

民党政权和台湾的政治史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

台湾民进党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成长起来的。反观中国大陆的政治气候又

是如何呢?众所周知,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几十年的岁

月里,一直在政治严冬之中。中国大陆至今没有一份政治性的民间报刊,也绝对禁

止成立非党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手里。所有的选

举都由共产党操控。所有的官员都由共产党任命。所有的“人民代表”都由共产党

遴选钦定。当年北洋军阀政府的“猪仔议员”尚要用钱去收买贿赂。而中共政权下

的“人民代表”全在它的控制之中,连收买都不必。可见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

连当年的“猪仔议员都不如。可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所面临的政治气候要比从前台

湾民间民主力量曾面临的要严酷得多,而且,至今我们还丝毫看不到减轻的迹象。

这也就使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比台湾民主运动艰难坎坷得多。



二、台湾民进党充份利用了省籍情结



民进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是与其台独诉求纠合在一起的。这一方面使其政治追

求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使之蒙上一层非理

性的色彩。台湾民进党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当它还在以“党外势力”隐性地存在时,

就在一九七七年的选举中拥有了百分之三十的选票。民进党之所以能如此,并不仅

仅是它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而符合了民间的民主意识,更重要的是它利用了台湾一

部份民众的省籍情结,并把它扩展为台独诉求。省籍情结的利用使民进党甚为得利。

它在群众中煽动起一种非理性的排外情绪,使之很快拥有了占台湾人口三分之一的

铁票。它把国民党政权说成是一个外来的政权,而且是对台湾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

外来政权。于是民进党就巧妙地从三维空间上-外来、专制

、腐败--都把国民党政权推向了台湾人民的对立面。这就使国民党政权在对它进行

压制时甚感顾虑。更有盛者,这种情况还催生了国民党的

分化,分化成外省籍和本省籍。外省籍势力日见式微,成了国民党的非主流派。本

省籍势力迅速增强,成了主流派。其代表人物就是李登辉

。国民党主流派在许多事务上与民进党遥相呼应。民进党内也不乏李登辉情结。于

是,台湾岛内的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杂音。

尤其不应该的是,有些民进党人为了使其台独观点立之有据,甚至宣称台湾人

是一个独立的台湾民族,不属于汉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

,并参有荷兰、日本的血统。

上古时期岭南丘陵地区及沿海一带的原始居民确为越族。但早在秦汉时期他们

就已接受了汉文化并融合于汉族。当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台湾人,均系数百年来从大陆一波又一波移往台湾的汉族人的后代。民进党人若以

故古越人为其祖先并无不可,但若说参有荷兰、日本血统

则不能不令人齿冷。

台湾人以操闽南语占多数。闽南语与汉族北方语系虽有差别。但其差别尚不及

粤语与北方语系的差别来得大。粤语属汉语方言,闽南语

岂属另类?无庸讳言,汉语方言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汉族内部地域观点、省籍情结的

重要原因。这个“观点”、“情结”是中华民族的大敌。

汉民族之所以民族意识淡薄、民族凝聚力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域观点、省籍

情结便是其中重要的“致癌”因素。

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是为了在全中国建立民主政体。我们对全国各地的

民众都怀有同等的亲情。因此,我们没有省籍情结可以利

用。岂但不可利用,还要坚决反对。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可以认定,

中国一旦四分五裂,决不会给一般民众带来福音。只会

给那些置整体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只是醉心于自己做个小国元首、部长的政治野心

家们带来权势而已。



三、台湾民进党的破土而出,得益于蒋经国的开明政策



台湾争民主的党外势力在六十年代就萌动了,但由于蒋介石的铁腕政策,一直

未能取得重大突破。七二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逐渐

采取了一些较为宽容的政策,使党外势力得以迅速结集。尤其是在一九八七年宣布

终止“戒严令”,开放了党禁。

民主,固然是社会潮流,不可阻挡,但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倘若具体到

某个国家、某个地区,其当政的统治者若铁心要坚持其专

制统治,即使是在当今世界也是可以得逞于一时的。故此,如果在统治集团上层能

出现导向政治改革的人物,那对缩短社会发展的进程极为有利。不妨设想,倘若蒋

经国是个铁杆顽固派,又很懂如何适度地使用高压政策,而其自然寿命与蒋介石相

当,那么,台湾民主化的巨变也许会滞后十年。

专制统治集团上层有人出来主导改革,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沙皇亚

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行其“

新思维”都是明显的例证。他们之推行改革,其目的无论是在于缓和社会矛盾以维

持原有政治结构,抑或出于对新理念、新社会的追求,其客观效果都是有益于社会

的。我们应该对之采取欢迎的态度。

中国大陆亦曾一度出现过可能成为这种人物的中共大员--赵紫阳。然而,由于

八九民运的不成熟,被“不卷入中共党内派别斗争”的幼

稚观点所主导,致使一次有可能真正走向政治改革的机会失之交臂,确实非常可惜。



从蒋经国的开明政策导致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和赵紫阳失势被贬后,大陆

从那时持续至今和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政治反动局面,

这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幼稚病应予克服。民主志士前赴后继、不畏

镇压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敬佩赞扬的,但统治集团上层的改革派人士所起的作用却会

比他们大得多。索尔仁尼琴的殊死抗争极为令人崇敬,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巨

变所起的作用却是他无可比拟的。民主运动不可能确切知道统治集团上层里谁是潜

在的“戈尔巴乔夫”,也不能够准确推测潜在的“戈尔巴乔夫”什么时候会站出来。

然而我们起码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社会上民间民主力量与党内改革力量协同努力

是打开局面的关键之所在。那种轻视、低估中共党内改革力量的作用,否定、排斥

与之协同的观点和作法,貌似激进实则谬误。它和完全寄望于中共的自我完善一样

不可取。纯粹的体制内和纯粹的体制外都难以奏效。没有民间民主力量的催生、敦

促和烘托,党内改革力量难以破土、萌动和前进。没有党内改革力量的呼应和制导,

局面难以打开。如果至今中国民主运动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真是在这场社会考

试中交了白卷。



四、台湾民进党以“二.二八”事件为突破口



“二.二八”事件是民进党砍向国民党政权的一把双刃剑。民进党人的许多书面

和口头宣传都围绕“二.二八”事件展开。这把双刃剑中

的一刃是用以指证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不民主,另一刃是用以激化台湾人民的省籍情

结。台湾民进党把“二.二八”描述为一个外来的独裁政

权对台湾人的屠杀。它的这一招效果十分显著,不但激起了社会波涛,也在国民党

政权中引起了回响。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本土(台湾)

派与民进党里应外合,遂迅速击败了国民党政权中的外省籍势力,使国民党迅速向

本土化转化。

大陆民主运动也有一个突破口,那就是中共政权的六四大屠杀。然而有必要强

调指出的是:“二.二八”与“六.四”有着显著的区别。

被六四大屠杀划上休止符的八九民运纯粹是一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

它以反官倒、反腐败、争取民主权利为诉求,以声势浩大

的集会、游行、绝食为表现形式。而“二.二八”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复杂得多。

“二.二八”事件中虽有反对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民主、贪污腐化的内容,但它迅

速地演变成一场伤及无辜的暴力行动。大量的外省籍一

般公教人员及其家属沦为施暴对象。施暴者中则有许多前台籍日本兵和流氓。台中

地区有台共谢雪虹等组织的政治性武装行动。台南高雄的暴动者主动袭击军事基地,

要据守该处的国民党军队缴械投降。凡此种种都超出了民主运动的范畴。三月间各

地成立的“处委会”则向国民

政府提出了过高的自治要求。

在“二.二八”事件中,国民政府最大的败笔是派二十一师登陆。该师对参与事

件的民众进行了报复性镇压。打死了许多并无暴力血债

的民众。更为严重的是轻率地处决了一些各级“处委会”的成员。这其中有不少是

知识精英、社会名流。从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社会创伤。

重新评判“二.二八”事件是应该的必要的。无辜死难者应得到昭雪,其亲属应得到

抚恤。各方面人群的责任应于分清,历史的创口需要弥

合。

但是,囿于当今台湾的政治生态,“二.二八”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公正的描

述和评判。事件中外省籍人士被无辜施暴而至死伤的情

况被漠视淡化。更为不妥的是,“二.二八”事件的评判和善后异化成权力斗争的筹

码。在这场斗争中日见蹇促的国民党非主流派(外省派)

和某些外省籍人士,为了抵御民进党咄咄逼人的架式,不惜去和以前的政敌--中共

拥抱。希企借助中共的威势来遏制民进党和台湾省籍情结

。台湾民进党和国民党双方都使出这种劣质的作法不能不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瑕

疵。

如果说杂质甚多的台湾“二.二八”事件都是国民党的政治污点,并成为民进党

冲击它的重要突破口的话,那么共产党所搞的六四屠城

更毫无疑问地将其永远钉在罪恶柱上。目前,中共仍在“死鸡撑硬脚”,坚称他们

搞六四镇压是必要的。中央对六四所下的结论是正确的,绝对不会改变云云。可是

稍加观察,就可以窥见它色厉内荏的本质。中共既把它的“六四平暴”说得那么必

要正确,那每年六四理当庆贺纪念一番。可是情况截然相反。每年六四期间,中共

非但丝毫不敢提及它当年的辉煌业绩,不敢叫他的御用文人著文纪念,作曲歌颂,

反而噤声屏息、神经兮兮、惶恐不可终日,如大难之将至,派出大量制服和便衣警

察四处探头探脑。

如果说在其他方面中共及其辩护士还可以扯上几句歪理为其狡辩的话--如搞活

了经济、申请到奥运之类,那么,在六四屠城这件事上它

就在全世界进步人类面前无可抵赖地被推上了受审席。

“六四”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突破口,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以

平反六四为诉求可以最大限度地积聚民众力量,并使中共

专制政权较难为所欲为的施行镇压行动。

现在中共政权有一个最大的法宝是“刑法105条”。它可以用这一条把人们的许

多合理诉求都打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镇压。不但

直接要求终止一党专政的可划入该“罪”,就算你成立一个普通社团,章程里有崇

尚民主的字眼,它都可以把你罗织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然而,要求平反六

四则有可能避开中共的这个杀手涧。一开始,调子以低一些为妥。以要求政府公开

事件过程的真相为切入口。在此过程中,当事人、目击者均去撰写大量回忆文章。

在事实真相相对落实的条件下,探讨事件性质,厘清各方责任。我们不谈一党专政

政治制度的反动,不涉及终结专制政权,只讲围绕着六四的一些事实。一个屠杀人

民的政权、一批主导屠杀行动的人物要不要为这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空前血案负

责?都且作下回分解吧。

中共政权何尝不知六四血案是它的软肋呢?故它一直在气壮如牛、实则心虚流

汗地支撑着局面。可是,尽管它敢于悍然逮捕一批又一批

民主志士,却对丁子霖等无可奈何。六四烈士的鲜血给中国民主事业孕育了巨大的

政治资源。资源之一是被屠杀迫害的人民永居正义地位。资源之二是以平反六四为

号召可以最大限度地聚集民众力量,其所以这样不单是因为它是正义的行动,还因

为它有着较小的政治风险。资源之三是它必将促使中共的分化。未来的中共开明派、

改革派起事之初很可能就是从复查六四着手。

从平反六四切入,在专制主义的阵地上冲开一个缺口。占领滩头阵地,然后纵

深发展,扩大战果,直至迎来中国的民主春天,这一壮丽

前景将在人民大众的同心协力下实现。



上面所述四点外部因素,第一点我们大陆民主运动不具备,而且已是历史,无

所谓争取不争取。第二点我们不具备,但是我们非但不应

去争取,还应反对。第三点我们不具备,但应予争取。第四点我们具备,应既大力

又细心地“开发”运用。以上意见供同志们、朋友们参考。





备注1、此文为作者在1998年纽约中国前途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当时民进党尚未执政。

2、文中所述今天似仍有参考价值。故上贴于“罕”坛,望朋友们垂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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