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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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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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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转帖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1） (400 reads)      时间: 2003-5-25 周日, 上午8:4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本文原是1993年6月11日至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

中的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一篇论文，此次发表时有若干修改。)



丁玲不简单

　　

——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



李陀



由于知识分子在毛体制下，曾在各种的“运动”中都处于一种被批判、被改造、

被“整”的地位，更由于为人们普遍熟悉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悲惨的故事，

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在毛时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言说不仅经常

被压迫、被禁锢，而且他们的才华、热情和创造能力也大多被挤瘪压干，一个个

都成了被动的、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总之，那是一段知识和知识分子的

受难史。使这一印象不断得到印证的事实是：许多“受难”的故事都是有亲身经

历的知识分子自己讲出来的。于是，它们就成为无可怀疑的历史。



　　 然而，这样一个“受难史”是可以质疑的。



　　 问题并不在于这受难史的叙事是否符合事实。如果考虑到一切“历史事实”

都是某种知识，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被作为一种话语(discourse)生产出来的，则

历史事实并不如通常人们想得那么重要。我以为更有意思的倒是：考虑到关于毛

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境遇能否讲出另外一个故事?特别是：压迫/反抗作为一种叙事

方法，常常为历史写作所特别爱好(尤其是针对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把

这把叙事的剪刀——这把剪刀常常把“历史”修剪得整整齐齐——扔掉，讲一个复

杂一点的故事?还有，这个故事的复杂程度能否显示出知识分子在回顾历史时，还有

许多新的可能性，可以采取新的立场和态度?等等。



　　 这些都值得尝试。



　　 我想以对丁玲一生中的某些言说做分析来进行这个尝试。



一



　　 丁玲的小说如同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样，是中国现代文学还不成熟、

正在蹒跚学步的典型表现(当然这种学步是在发生着巨大社会变革的环境中进行的，

充满了种种干扰和艰险)。然而，除了很少数的研究者对她的小说“缺乏多样化和

复杂性”有所批评外(1)，文学史家和大陆的批评家们对丁玲的作品都给予了非常高

的评价，无论是其“思想”还是“艺术”。但是只要把丁玲的作品拿来和1985年之后

出现的任何一个优秀作家的小说略作比较，就很容易看出前者的浅陋和粗糙。应该

公正地说，这种在小说叙事技艺上的幼稚并不一定是丁玲的才能不够，而更多是时代

的局限。只要想一想那时候距新文学革命的发动才二十余年，我们也就自然不能对那

个时代的写作过于苛求。何况，其间前后还毕竟出现了鲁迅、萧红、张爱玲等几个大

手笔，他/她们写作上的早熟大约是永远不能给予清楚地解释的奇迹。不过以上的种种

说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丁玲小说的评价，涉及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如何

看待的大问题。这自然不是本文的任务。其实丁玲小说的高低优劣，也并不是本文的

主旨，这里只是顺便提及而已。



　　 丢开丁玲小说的艺术成就不予理会，这可以使我们集中注意力，单纯地把丁玲

当作一个毛体制下的文学话语的生产者来看待；此外，由于丁玲在她坎坷的一生中还

曾几次担任文艺工作的领导职务，我们当然也会注意到她同时还获得一种有官方的权威

所支持的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的地位。这样看丁玲，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一系

列问题：丁玲的写作在毛体制下的话语生产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占据了什么样的地

位?作为一个多次受到压制和迫害、经历了多年苦难的作家，其作品和言论在话语层面

上和毛主流话语的关系又如何?如果我们用毛文体这个概念来表述毛体制下的主流话语(2)，

则还可以问：丁玲在创作中怎样处理她的写作与毛文体之间的关系?她是否进入了毛文体

所规定的话语秩序?在进入过程中有过反抗吗?进入后有过动摇吗?最后，多年的压迫和

磨难是否使她对毛文体有了新的态度?是否有了走出毛文体之外来言说的行动和要求?



　　 由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受难”的说法相当普遍，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就有

相当重要的意义——丁玲受难的历史在同代知识分子中是一个代表，对她进行分析所得

的结论也应该有相当的代表性。其实我们对于丁玲提出的这些问题，同样可以向绝大多

数在毛体制下生活过、写作过的知识分子提出。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应该不是作

为某种学术来研究，而是由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用这些问题或类似的方式向自

己追问，并且作出老老实实的回答。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巧妙地回

避了这些问题——除了种种复杂的历史机遇之外，被称为“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更

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浩劫”使人人都有苦水可吐，“痛说革命家史”；“浩劫”

使人敢于指责毛泽东，说他犯了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因而“浩劫”也就提供了“向前

看”(今天真正变成了“向钱看”)的语言，人人都免于向后看去追究自己的过去。



　　 遗忘或者逃避历史是人的通病，或者我们不该过于苛刻。



　　二



　　 1981年9月，大难不死的丁玲应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到美国访问。不难想象，

人们在接待这位来访者时是多么好奇。其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解体，冷战

的格局依然严重地制约着西方人的头脑和语言。何况丁玲又是那样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

人物：“‘五四’的女儿”、二三十年代交替时期的著名的女性反叛者、被鲁迅所称赞

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3)、延安革命文艺的领导人、差点和彭德怀将军结婚的革命

女性(4)、著名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的作者、最后——作为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含冤受

难二十多年，在文革后又终于被“解放”的一位近八十岁的高龄老人。特别是丁玲最后这

一段受苦受难的生活，更容易激发被冷战冻结在压迫/反抗层面上的人们的想象力。那些

在美国各地热烈欢迎丁玲的人当中，期待从她那里听到新的叛逆的语言的人自然为数不少，

尽管这些人各自的政治立场、心理动机或许全然不同。然而丁玲让他们都彻底失望了。



　　 丁玲写的一篇名为《养鸡与养狗》的访美散记中记叙了这样一个经历：在一个聚会

上丁玲被问到是否在北大荒养过鸡，她不仅回答确实养过鸡，而且还说：“养鸡也很有趣

味，在生产队为国家饲养几百只鸡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们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

的鸡蛋嘛!”这样的回答当然远远违背了问者的期待，以致竟有人当场十分不礼貌地质问

丁玲：“一个作家，不写文章，却被罚去养鸡，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我真难理解，倒要

请教丁女士，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这样的对话自然不会愉快，以致当几位太太先生

喋喋不休地大谈养狗经的时候，丁玲干脆躲到洗手间里去了。(5)



　　 丁玲描写的这场冲突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但是值得深入地分析，因为其中包含着很

复杂的内容。丁玲的“养鸡有趣”论为什么使问者那样恼怒?恐怕并不是由于后者具有多少

正义感，因而为丁玲的遭遇抱不平。起码这不是主要的。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丁玲的回答无

意中对问者确信不疑的压迫/反抗模式实行了一次严重的打击。是这打击使人惶惑和冒失。

这其实不奇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人已经如此习惯这个模式，以致一涉及苏联、

东欧、中国，问题马上就是：有什么压迫?有什么反抗?他们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提问题的

方式本身就是以冷战为基础所形成的西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部分。当然，没有这种检讨，他们就更难体会以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方法去研究社会

主义国家，是如何难以把握其中的复杂性。当然，我如此说并不是要申明在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就根本没有压迫，也根本没有过反抗。问题是只从压迫和反抗着眼并不能解释许许多

多的问题。丁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丁玲于1978年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其时已74岁；1979年恢复党籍，并在作家代表

大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副主席；198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改正“丁玲、陈企霞反党

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的两个错案，彻底给予平反。这一连串的改正和平反，

整整历经了三年。这三年中丁玲虽然年龄已近八旬，却十分活跃，除发表了短篇小说《杜晚

香》和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还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多次的讲演。在这

些写作和言说活动里，丁玲表现得相当热情、直率，喜欢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常常直

言不讳。人们从她这些作为里依稀还能见到年轻时代丁玲的影子。但是，把此时期丁玲的文

章言论略做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更不必提异端邪说或不同政见。

以压迫/反抗模式来度量，一个有受压二十多年的苦难史的作家，似乎应该以某种不同的语言

来表达她的反抗，或者说她的抗议。退一步说，即使作家不提出正面的抗议，她至少也要认真、

严肃地回答如下的问题：二十多年的苦难究竟使她有了哪些思考?她怎样解释自己所受的冤屈?

特别是，受冤屈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都与她共命运，她又该对此做什么样的

申明?她是否意识到这些事的严重性，以致她应该对她亲身经历的历史做一次全面的批判?诸如

此类。但是，检索丁玲在这几年中所发表的重要文章和言论，例如《讲一点心里话》(6)、《我

这二十多年是怎样过来的》(7)、《谈谈文艺创作》(Cool、《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9)、《生活、

创作、时代灵魂》(10)、《文艺创作的准备》(11)，我们不仅会感到失望，而且还感到难堪。

因为这些言论不过都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时髦的套话，而且丁玲对它们运用自如。



　　 1980年6月丁玲应邀在文化部文学讲习所作了一次报告，后来这讲话又在9月6日的《中国

青年报》上刊出(12)。在这篇报告里，丁玲提出了一个人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人家问我，

你这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对这样一个问题，丁玲当然应该有许多话要说，而且问者当然要

期待这些话中含有二十多年的苦难才能磨练出来的智慧。然而丁玲的回答是：“我可以说一点，

就是二十多年来，我很少感到空虚”，“因为我坚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坚信经历了半个

世纪复杂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健康可靠的”，“因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看到

纯朴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走到哪里都是热烘烘的。”等等。作为一个具

有“我是个共产党员!现在戴了帽子，但骨子里我还是个共产党员!”(13)这样坚定信念的党员

作家，丁玲当然有权在其言说当中郑重宣布自己的立场，即使这种宣布是些套话。但是，对于

诸如反右、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作家，哪怕是党员作家也是不好用流行的套话去搪

塞的。这一点，丁玲感觉到了，所以她曾激动地说过如下一段话：“我就犹豫过，我要不要把

心里话讲出来。我七十多岁了，我坐过国民党的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坐过‘四人帮’的牢。我

能像有些朋友好心嘱咐的那样，不问外事，不说话，昏昏噩噩混日子吗?难道我是没有思想，

没有感情的人吗?我不能这样，我认为看破红尘的人是最自私的人。”(14)我们可以相信丁玲

的话是真心话，但是她的心里话却教人失望，因为它们不过是“反封建”：“从1919年，我十

五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六十年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15)

“我们文艺界是吃了大亏的，根子是什么?我寻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说是封建。是呀，封建。

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它在文艺界的表现就是宗派主义。”(16)应该承认，如果从政

治层面评价丁玲的“反封建”言论，言者还是表现了一定的勇气的，因为这与当时中共中央领

导定下的调子并不很一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要不要“反封建”的问题，

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持“反封建”意见者虽也有一些“老革命”，且在普通党员中有相当普

遍的支持，但从来没有占上风。不过，从话语层面看，丁玲这些言说及其勇气的意义实在是非

常有限的。在历史上，在政治斗争中对立的双方并不一定在话语上对立，相反，斗争的双方更

多是分享同一种话语。不只“反封建”云云，仔细查看丁玲在被“解放”后的所有言说，其实

从来没有超出过毛泽东的词语系统，包括这些言说中的修辞技巧和表达方式也都没有超出毛泽东

所规定的文风。简言之，丁玲的“心里话”无论怎样诚恳和大胆，都是某种毛文体的再生产。

这种再生产其实正是官方所需要的。



　　 总之，受了二十多年苦难的丁玲并没有什么“反抗”。相反，在1983年开始的“反对精神

污染”运动中，“丁玲是极力主张清除‘精神污染’的作家之一，而且是这一派作家的精神领

袖。于是，她在摘掉右派帽子之后，轻而易举地又得到了一顶‘左派’的桂冠。”(17)



　　 丁玲这个现象不那么简单。



注释：



　　 (1)《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1985)，第148页—149页。《丁玲研究资料》，

(天津：人民，1982)，第532、538页。另外，袁良骏在1990年出版的新著《丁玲研究五十年》中，

也对丁玲的写作在所批评。这在大陆批评界并不多见。



　　 (2)关于“毛文体”请参阅笔者的文章：《雪崩何处?》(1989年6月5日)《文学报》。《现

代汉语和当代文学》，《新地文学》(1991年第一卷六期)。毛文体其实也可称作毛话语，但这样

命名会过多受到福柯的话语理论的限制，对描述、分析和批评毛体制下话语实践的复杂性有不利

之处。例如依照话语理论就会对“文风”这类东西不予特别的重视，而毛文体作为一种主流话语

在排斥、压制其它话语时，文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如果不想生搬硬套福柯的理论，就需

要新的命名。“毛文体”就是这种命名的尝试。好在汉语对“文体”一词的内涵可给予很大的弹

性，使这一命名易于探索一种与中国的“国情”更适合的分析话语。



　　 (3)《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1984)，第21页。



　　 (4)陈彬荫编《丁玲传》(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5月版)，第100-103页。



　　 (5)《丁玲文集》第四卷，第447-451页。



　　 (6)《丁玲文集》第四卷，第343页。



　　 (7)《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湖南：人民，1981)，第108页。



　　 (Cool同上，第114页。



　　 (9)同上，第85页。



　　 (10)同上，第89页。



　　 (11)同上，第137页。



　　 (12)《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湖南：人民，1981)，第108页。



　　 (13)《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湖南：人民，1981)，第57页。



　　 (14)《生活、创作、修养》(北京：人民文学，1981)，第188页。



　　 (15)同上。



　　 (16)同上。



　　 (17)袁良骏：《丁玲研究五十年》(天津：教育，1990)，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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