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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首看增长 - 从《旁观毛泽东时代》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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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首看增长 - 从《旁观毛泽东时代》说起 -- Anonymous - (8294 Byte) 2001-12-27 周四, 下午5:50 (715 reads)

魔鬼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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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两种速度和效率 (396 reads) 时间: 2001-12-29 周六, 下午11:24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两种速度和效率

经济增长速度和生产效率并非一回事，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人把两者混为一谈。在生产效率没有增加或者是在倒退的时候，依然可以有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许多人把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作一种

政策一个国家地区或者一个时代的成就来看待。

时值毛泽东病逝24周年，又有许多人翻资料证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那么有必要对经济增长速度和生产效率进行一番剖析，以便我们对什么才是真正的经济成就有个全面的认识。

记得是在199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保罗. 克鲁格曼这个经济学家的名字。当时，全世界都在热情兴奋地讨论亚洲经济奇迹和“亚洲精神”。我在一本经济杂志看到介绍他的文章，说他是个不和谐的声音，是个极端仇视亚洲精神和价值观念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经济学家，居然把亚洲的经济奇迹说的一文不值，他把亚洲（非日本以外的东亚）的经济成就视作高积累低效率的产物，“亚洲三小龙”（香港除外）的生产效率并不比东欧正在遭受严重困境的国家更高。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下个世纪是中国世纪或者是亚洲世纪的时候，这个声音的确是不和谐的，而且他预言了“亚洲经济危机”。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个家伙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至少他说的“亚洲经济危机”的确很快就爆发了。

在更早以前，赫鲁晓夫对苏联高速增长的经济也是充满了乐观，他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一边大声给美国人灌迷汤，说苏联人民的经济成就有当年列宁时代美国专家支援的功劳，苏联人民一直在向美国人民学习，美国人民是苏联人民的老师，然而由于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很快将超过老师。“我们将很快埋葬你们”。此言非虚，1953年，苏联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30%，到1964年，已经达到65%。但当时就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怀疑苏联人民的伟大经济成就，因为苏联人的生产效率远远低于美国，虽然在工业规模的指标上两者相差已经不远。苏联的经济靠的是高积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不是来自生产效率的提高。当然欣欣向荣的苏联是根本怀疑这些来自垂死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呱噪的。

双城记：新加坡和香港的比较

自由主义经济和政府积极干预的计划经济，两者究竟谁更有优越性？似乎都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充分证明，甚至许多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都奉行的是后者。而且，那些采用非民主制度的国家往往利用政府动员力量的强大，办成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中国、朝鲜都在极端的经济困境下搞出了弹道导弹甚至核武器，都发展起了国防重工业。这都被视作了不起的成就，这也是极权政治制度有相当数量支持者的原因。

因为两者之间一般缺少在各方面条件相当的国家地区做参照，而且经济后进国家更多地不采用经济自由主义获得成功，使得经济自由主义在我们的周围有相对多数的支持者。但香港和新加坡倒刚好是一个最好的天然比较的对象。香港、新加坡同为“亚洲四小龙”、地理环境和规模有极度的相似之处，而且两者采取的经济政策正好相反。新加坡很长时间一直是我们中国大陆学习的榜样，采取的是“策略性工业政策”，而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和香港保持同样的高速度。在麻省理工学院杨格教授《双城记：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更生》的资料和分析中，透过两地相当的人均产值和经济增长率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经济积累远远高于香港，新加坡投资占产值的比例从1960年的9%增加到1984年的43% ，而香港则始终保持在20% 的水平。新加坡的积累率比香港高一倍，说明在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新加坡的生产效率增加的较低，它的经济成就主要来自于资本的积累而费生产效率的提高，而香港的生产效率增长显著。

事实上，采用先进的技术并不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新加坡靠政府的产业指导政策，靠大量的资本投入，使得它成为世界最大PC磁盘出口基地，整体上的工业技术水平高于香港，但政府的干预政策妨碍了市场的调节，使它的技术优势完全没有体现在生产效率上。香港用新加坡一半的资本投入取得和新加坡同样的增长，说明香港人民可以拥有更高的消费能力，过更丰裕的生活。

而在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最伤元气的韩国在经济上“策略性工业政策”的痕迹最重。我们近年分析韩国的经济危机时，把韩国的经济危机原因归结于韩国人片面地强调大企业，把刚刚向韩国学习制造“企业航空母舰”的势头又收了回去，其实，韩国企业的规模大小和经济危机并无关系，问题真正在于“策略性工业政策”。韩国的资本流动并不是向效率最高利润最高的地方流动，而是在政府的“策略”影响下，向效率不高利润率也不高的大企业流动，使得韩国效率高的中小企业缺乏资金的流入，最终使整个韩国的资本效率和利润率降低。除此之外，实行“策略性工业政策”还是政府官员和大财阀集团勾结导致严重腐败的诱因。而这种“策略性工业政策”最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那些拼命扶植起来的关乎国家战略力量的“航空母舰”级重工业企业，经济危机来临后，只能一个一个被国外资本收购。

莫里斯·迈斯纳的荒谬

而中国目前的资本投入和产值之间的比例是很浅显的，因为我国工业企业的利润为零（主要是指国营企业），而政府的干预政策和对待私人企业的不公平政策，使得资本几乎全部投向了整体在亏损的国营企业，而效率较高的私营企业则得不到资本的投入和补充。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会是什么结果。而事实上，苏联的解体从经济角度看，则是由于国家经济的破产和崩溃。

那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业经济成就又如何评价呢？毛泽东的时代搞出了“两弹一星”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但毛泽东时代，中国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关乎战略国防的重工业得到倾力发展，而关乎民生的轻工业则始终发育不良，农业则始终处于生产效率极低的水平。而资本的积累则可能是世界之最（因为不知道朝鲜的情况）。

美国作家莫里斯·迈斯纳关于毛泽东时代经济成就的说法为左派朋友们广泛运用，事实上这位据说是耶鲁大学教授的人完全是无知的，至少是对经济学十分的无知。他认为毛泽东时代即无外债也无内债，而且无通货膨胀。其实，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甚至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民的生存，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是其中的极端表现。毛泽东时代是短缺经济下采取物价固定不变的隐形通货膨胀，把居民的生活用度降到最低水平，在票证制度保障居民能生存的前提下，把资本几乎完全地投入到工业中。同时，靠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实行不合理的低利率从居民手中夺取财富，甚至动员革命群众不要利息（1969年2 月，财政部冻结全国存款，总额七十亿元，其中四十五亿元上交国家财政，二十五亿元留给各单位。）。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扩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靠最大限度剥削农民来实现资本的积累，据八十年代中期统计，建国三十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工业发展积累了五千亿元的资本。考虑到如此程度的资本积累，姑且不论其留下的国民福利待遇和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亏欠遗产，光上述分析，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了。

这里有一组莫里斯·迈斯纳没有考虑进去的GDP 占世界比例的经济数据。1952年中国的 GDP总量为5.2%，人均收入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7%；到1978年GDP总量降为5.0%，人均收入下降为世界平均水平22.3%。而农业作为工业发展资本积累盘剥的对象，发展是停滞的，1976年人均占有粮食381 斤，略低于1952年395 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 28斤，而和1936年的364斤相比，增加了17斤；食用油为3.2斤（平均每月2.66两，每天0.88钱），低于1952年（4.2斤），比最高的1956年5.1 斤低1.9斤；棉布23.6尺，低于1956年（25.9尺），比最高的1959年低5.6 尺。相应地，人均住房面积从1952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1976年的3.2 平方米...

从上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采取极端计划经济的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到底有多大了。更不难想象在此种制度下经济发展和增长时的生产效率有多少的增加。

用经济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回顾

让我们继续回到苏联的经济发展上来，苏联有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袤的国土，有句话说，上帝是巴西人，以极言巴西资源之丰富。事实上如果论自然资源条件，完全可以说上帝是苏联人。苏联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黑金属、有色金属、黄金等贵金属和金刚石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加之它有最广阔丰饶的土地和无边的森林和草原，可谓经济发展有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事实上苏联的经济发展正是凭借优厚的自然条件，它出口换得外汇的东西始终只有两个大宗项目，一是石油天然气黄金等矿产资源，一是武器。而更大程度上，它从事的那些花费巨大的太空竞赛、对外援助（当然也有丰厚的直接利益回报）、奥运会金牌争夺等项目，靠的更多的是自然资源的出口，这就是为什么在勃烈日涅夫那个缺乏生机的腐朽的年代，苏联人反而在世界上特别有进取心的原因----“石油危机”帮了他们的大忙。假如石油不会降价只会涨价，假如没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和政权糜烂性的腐败，苏联是可以继续在不需要花太多精力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下不断有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只要它的自然资源永远取之不竭。而苏联的危机并非从七十年代陷入阿富汗泥潭开始，同样也不是和美国军备竞赛拖垮的原因，而是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低落开始的。在列宁时代，苏联还可以靠低价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到了八十年代，苏联早就开始进口粮食了，甚至连土豆也进口。

生产效率低是高度极权和经济高度计划的缺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此同时，政府为达到特定的经济目标时，对社会资源进行动员的效率却是非常高的。这点靠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是难以达到的，与前者想比，自由主义经济因为靠市场的反应和调节，实现国家特定意志的经济目标，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成本必定要高得多。因为一切必须向市场购买，而高度的计划经济下则相反，可以直接以行政命令直接动员。苏联的太空计划、核武器和中国的“两弹一星”乃至今天朝鲜开发的中短程弹道导弹，都是在这种体制下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项目通常而言是属于富人的游戏，贫穷的国家是没有资本玩这样的游戏并成为其中一员的。从已经知道的例子来说，中国在进行政府动员实现经济目的最成功的案例就是五十年代的大修农田水利。那些水利设施在现在仍然在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很短时间集中力量搞出如此规模的建设，靠用市场的力量是很难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而在当时情况下居然在短时间内没有花多大的资金投入和没有对正常的生产造成太多的耽误就完成了。这种制度在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上有着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无法比拟的最高效率。

但是这种动员经济资源的高效率能带来良性的经济增长的前提就是政府的计划必须极度精确的，政府经济计划的制定者必须是有上帝般全能的视点，对未来的预见必须是无所不知的。而这点从理论上说就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任何时候都无法做出如此庞大精确而完备的计划模型。

低效率下靠资本高积累堆砌出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有极限的，在不封闭的环境中不可能靠单纯的资本高积累有健康的经济增长形势。韩国等东亚国家对西方社会是开放的，资本被政府“策略性”地投入到低效率的行业和项目当中，资本的低效率造成的问题，必然会因为资本追求最大化的利润的流动性出现整体的危机。和政府对经济干预计划程度低的韩国会有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样，高度计划下的苏联模式必然会因为国民的个人生活需求始无法满足而产生导致正个国家失去活力和信心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苏联时代单纯依赖自然资源开发取得的经济成就假如按照现在的经济学中“可持续发展”的新标准来看待，它的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把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自然环境的维护的因素都考虑了进来，这样衡量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再是统计GDP或者GNP的数值而是净国民生产总值（NNP ），它在计算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时，要求将环境退化、资源亏损以及其他负面效应造成的经济损失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1995年，世界银行用这种新方法计算各国的实力，它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本，即土地、水源、森林、地下矿藏等；二是产出资本，包括机器、工厂、建筑、产品等；三是人力资本，主要涉及人的教育程度、营养状况等所具有的价值。从苏联过去的经济来看。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它的经济成就要打的折扣是相当惊人的，因为苏联的经济成就完全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本的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上的，而且苏联在经济发展时对环境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五十年代，苏联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中亚地区的农业开发结果是，十几年的时间后丢弃一大片盐碱化的土地，同时开采到一半就废弃的石油基地对附近的环境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它最后由一个沙皇时代和列宁时代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一个粮食进口国是必然的结局。如果去仔细考察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我们会发现，苏联的许多指标竟然高于经济落后的印度！当然它比中国的消耗指标还是要低，说它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的基础上的一点不为过。而中国，自然资源并不是一个丰富的国家，按人均计算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上的，同时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依靠。中国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可以从一次性的卫生筷上打比方。日本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73%，而中国的森林面积只占12%，但日本倒要向中国进口一次性的卫生筷。

就业和福利

很显然，在实行严格计划经济的国家，国民的就业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这是其一直自傲于自由经济制度的一个理由，虽然它的完全就业是建立在必然的低效率基础上的，但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言，这是有莫大的贡献的，而自由经济制度下，一定的失业率是始终存在的，而且是不可能消灭的。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是一个社会能够良性发展的基础（有的说发是保持5%左右的失业率是最理想的）。而且在高度计划经济制度下，似乎能在很低的成本下就能让国民拥有基本心理平衡的社会福利保障。这在毛泽东时代表现得最突出，乡村推行的“赤脚医生”能让农民在心理上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而对比今天把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从企业剥离出来推向社会造成的动荡，有理由认为计划经济制度下，就业和社会福利的解决有着比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更高的效率。而且，今天实际数字非常高的失业率（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然是极其不可信的）对社会的稳定造成的巨大的威胁，更使不少人怀念过去的完全就业。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毛泽东时代曾经鼓吹“人多力量大”造成的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并没有在毛泽东时代得到有效解决，城市虽然因为工业得到高积累的支持发展，并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解决就业的办法是把大批的城市青年赶向农村，与全世界都在由农村向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相反，这是一个历史的巨大倒退，而且，中国农村生产效率极为低下，人均拥有耕地居世界倒数前几位时，无疑这种把劳动力资本更多地投入到低效率行业中的办法很快就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而正是改革开放政策把大批下放的农村的青年调回城市，由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安置这些过剩的劳动力。至于后来沿海城市的发展吸收了上亿农村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更说明，新经济制度下就业机会的创造能力，是大于旧的经济制度的，试想，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如果在毛泽东时代延续到今天的情况下怎样寻找就业机会？这时候的农村也没办法吸收如此庞大的劳动人口。

而毛泽东时代城市人口的福利保障是由企业包起来的，现在还被某些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是我们特有的法宝和优势，不能丢掉。先不论，一个企业办得如同社会是否会影响它的效率，问题首先是，毛泽东时代并没有为今天需要社会来负担的离退休职工提供一丁点积累，他们在年轻时代创造的财富被全部用来投资于工业，那时候，社会需要负担养老的人口数量极少，比例也远小于今天。企业并不要考虑大批退休职工的负担问题，而几十年过去了，如果继续用老的制度，那么对历史悠久的企业来说，每个职工要负担一个以上的退休职工，除非是根本不考虑成本并且完全由社会财政负担，否则企业根本无法维持生存。而如果由财政负担，那么看不出和今天由社会福利保障系统来负担由什么区别，区别仅仅是效率的低下。今天棘手的养老问题是毛泽东时代高积累政策遗留的一笔历史遗产。

我想，在同样是经济增长下，对两种经济制度不同的速度和效率进行的简略分析，已经说明了各自的优劣，对于两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起的作用应该看后心里自明。

魔鬼教官/2000/09/1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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