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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JOHNNY(广州/实习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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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JOHNNY(广州/实习医生)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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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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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贴: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JOHNNY(广州/实习医生)
(671 reads)
时间:
2003-4-29 周二, 下午7:11
作者:
BJ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JOHNNY(广州/实习医生) (2003.04.29)
SARS阴影笼罩全球,然而,除了染病者,世界上没有人真的知道SARS的滋味。作者在年初染病,与SARS缠斗两个月,终于才死里逃生。本文是他以亲身经历细说SARS病程,及中国大陆医护实况。
后来他们把它叫非典型肺炎,而全世界则称它为严重急性呼吸症候群,或SARS。但那时,它还没有名字。
二○○三年的一月,我二十三岁,是医科五年级生,再过半年,我即将毕业。现在在内科当实习生,日子其实满写意的,我可以感受到迎我而来的医师生涯在向我招手。当医师的感觉,应该说是集心智挑战与物质安逸于一体的一种不错的组合,我对每天所看到的新病例,总抱着新奇的兴奋感提供服务并学习。
我顿然觉得冷,那种寒劲儿,似乎是打从内脏开始
一月二十六日,医院里来了一位发烧的肺炎病人,他在三十一号病床。不论我们给什么抗生素,他仍高烧不退,终于在一月三十一日,我们决定把他转到附二院的感染科病房。那天我值班,早上收了两位病人后,主任要我随救护车护送他转诊,因为他的呼吸功能并不稳定。
在救护车上,病人咳嗽不已,每一阵连续咳嗽,都会咳出带有血丝的浓痰。病人把痰吐在卫生纸上,咳完后,我急忙把氧罩为他罩好。就这么反反覆覆地,咳嗽、戴好氧罩,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救护车里已满是沾有血丝浓痰的卫生纸。救护车司机在第二天就发烧生病,他在一个星期后过世,验尸时所收的检体后来成为北京病毒所的五个典型标本之一。听说那天送完病人后,救护车是他清的,他用手把满地的卫生纸捡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警告他那些卫生纸的危险性。
二月一号到七号,是春节假期,医院里只有少数人值班。我家在外省,今年轮我值班。二号下午,我回到内科病房作病历纪录。那天气温大约十度左右,我多加了件毛衣。在写病历时,我顿然觉得冷,而且愈来愈冷,那种寒劲儿,似乎是打从内脏开始。我觉得很不舒服,于是就回到宿舍坐在书桌上看书。没多久,我开始冷得四肢发抖,就是加上毛衣仍没帮助,后来我抖得甚至有肌肉抽筋的感觉。
小小刺激,引发一阵长达数分钟的连环性咳
「肯定要发烧了。」我想。于是就试着要躺到床上去,从书桌到床边,仅只两步路,但我却觉得浑身无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有走不到的感觉。那天我除了起来拉了两次肚子外,就一直包在被窝里。我的同寝室室友回来了一下就走了。我请假,但没告诉任何人我生病了。
三号早上,我到急诊室去,他们给了我一些退烧药。吃了后,烧有点退。但下午我的烧又复发,于是我再次回到急诊室,这次他们给我一些抗生素,但仍没作任何住院的建议。最终,我就在宿舍里的被窝再熬了两天。没与任何人联系,也没任何人来看我。我想起医院上个月收了两例非常严重的肺炎病人,一例救活了,另一例则没救成功。我们都很清楚,那位来自河源的病例,在转诊之前,已感染了数位河源的医生与护士,但我们并没多谈此事。
两天后,我开始咳嗽,那已经是我发烧后的第四天了,我终于接受了那个可能的事实。
我到主任办公室,说:「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那你就住院吧!」
主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其实他自己也已在发烧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医院里陆续已有多位教授,住院医师,及另一同学发烧。
我被放在三十一号病床,虽然不情愿,但他们告诉我院里就只剩那张床了,本来是三人一间的隔离病房,现在只放一张床。因为前一位三十号病床的病人也受到感染了。我刻意不去思考死亡,但可能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在这张床上的念头,却时而出现在我脑海里。
我入院时的胸部X光片显示我的左右肺都有些阴影。我的体温一直没降,咳嗽也持续着,任何一个小小的刺激,都可引发一阵长达数分钟的连环性咳嗽,主任来看我:「你会没事的。你的胸部?光片没有恶化。」
深呼吸时,那种吸不到空气的感觉会更加
我知道他在骗我。我的X光片正在持续恶化中,我已在夜间偷偷看过。但我体谅他的心意,这个病没有特异性疗法,病人的肺功能在第二至第三星期时会降到谷底。医师们仅能提供支撑式疗法,等病人的免疫系统逐渐产生。这一切都需要靠病人自己的毅力与运气。
「我一定要努力撑下去,能撑多久就撑多久。」我不断提醒我自己。
在第七天,我开始咳出带有血丝的胶质浓痰,就像三十一床病人在救护车上咳出来的那一种。我不敢深呼吸,深呼吸时那种胸部无法扩充的沈重感,或许是那种吸不到空气的感觉会更加强,都让我觉得浑身不对劲。那种濒临窒息的片刻所引发的恐惧与焦虑,时时刻刻围绕着我。后来,我的每一个心跳都会有一阵胸痛。这样的情况继续恶化,直到后来任何肢体的动作,都会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变得非常虚弱。但是,我的脑袋一直很清醒。我尽量保持静止不动,我知道我要很努力地活每一分钟。
十一号那天,我听到主任说要把几位较严重的病人送到呼吸研究所,他们是处理呼吸疾病的专家。「希望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这么期盼着。
他们把我抬到呼研所的床上时,我已经非常虚弱。安顿下来后,陈院长来看我,他的声音冷静而沈着:「你放心,我们会照顾你。」我只能点头同意。但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会活下去。隔壁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就要出院了,她也得了那个病。我至少可以做得和她一样好,我的年纪是她的一半。
话给我的母亲:「我可能就要死了......」
在初五,我终于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可能就要死了,你不要难过,当医生这行,就是这样嘛。」我可以听见她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哭泣。我可以想像:她开始去张罗火车票,坐飞机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因为她从没做过飞机。但要与春节返回广州的工人潮竞争一张火车票,应该会像是一场战争。
我的母亲终于在十二日号来到了广州,也就是我进入呼研所的第二天来医院看我。她说:「你一定要坚强,撑下去。」在层层防护的衣帽与口罩内,她默默地落泪了。
在未来的两个星期,我的生命与类固醇、加压氧气、母亲的关爱、我自己生存的毅力、还有我对呼研所医师的信心、都是环环相扣的。我在三月初离开医院,又回到了学校宿舍。经过两周的闭关,我又出现在病房里,看病值班。
「活着真好。」
「生命真是可贵。」
这些不请自来的念头,会在我脑里出现。但有时我也会想到那些消失的护工,他们大都来自贫穷的农村,每天以个百元的工资,二十四小时帮忙看护病人。
在「那个病」盛行时,他们也跟着医护人员一样受到感染而生病。但只要他们一生病,就从医院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他们不能工作,也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没人过问他们的下落,在官方的非典型肺炎统计资料中,病人的职业别不会出现有「护工」这两个字。
(本文系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何美乡,以台湾公卫医生身分访视北京与广东,所采集的一个医护人员感染SARS的实例。)
作者: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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