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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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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思想的碎片 (458 reads) 时间: 2001-12-21 周五, 下午7:2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思想的碎片

1998

笑声，

欢乐的午餐，

响叮当的盆与叉

忘却了口味的陶醉，

漫扫、翡翠与白玉，

数、珍珠几粒

岁月，

一叠叠白纸，

以及梦想，

桌边的书与笔，

现在的生活

高高地挂在黑板上

宽大的窗，门，走廊

融雪的滴嗒声,

阳光一线

呼吸

追随着一只蝴蝶

轻轻地扑打、记忆的眠床

幸福的一瞥:

春天的玉兰花

<从说话的欲望说起>

“寂寞的时候，总想找一个人说说话。”

──问题在于，说话有时也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一声再简单不过的“我爱你”，无论语调、气氛多么具有和调性质，这句说本身所包容的无限象征就足以压得你一时喘不过气来。有人设想，仅仅到“说说话”为止。但问题仍然在于，能相信说话的欲望后面不包裹着行动的欲望？并且，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有时甚至是一种胆大包天：比如，如果是指向爱欲的话语，就可能是一种“色胆包天”或者至少是一种“生活作风”有问题；如果是指向政治的话语，甚至可能掉脑袋丢饭碗（非常吃惊的是，我常常无意间发现，古典的政治与爱欲常常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即恐怖与专横）。因此，在文明即使发展到今天这样外观辉煌的地步，我们一生中的话语部分的绝大多数，也常常只能采取反智趋俗、随缘和声的违心之术，将真心情保留起来；或者干脆不接口不说话。难怪作家刘心武在１９９４年底的某一天晚上好好地突然拉起电话给一个远在千里之遥的朋友脱口就说：“我难受。”朋友误以为他生病了，结果他说：“不，一切俱好，就是心里突然冒上来一阵说不出的难受，想找个人说说，没别的意思。......”

总而言之，说话，其实不容易；不说话，又太......委曲自己。

<瞎争胡扯之余>

假如我们可以洞察所有人的内心,那么人世间又有谁是不可同情的呢?

──圣伯夫

有人意向明确地问我：“你这样样样思考‘定位’，觉不觉得有点‘沉重’？”分析一下，这句话的潜在意味，很有意思：首先，按这个年代流行的作为“沉重”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潇洒一点”的幸福标准，这“沉重”所臆蕴的苦难是不言而喻的，这自然地流露了一种属于发言者的优势；其次，按这个年代的习惯， “思考”必然是或者几乎是属于“沉重”的，因为我们大致已经习惯缺乏思考的那么一点甜蜜──现实往往难于思考或者根本就是不值得任何思考。可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样的？事实上，对于我这类人，活到这个份上，就个人的经验与感觉言，时常恰恰是那种不知道说什么话，不知道做什么事，不知道意义之所在，以及做着自己也木然而做的一些生存所必须做的事的时候，如果还有一点知觉，那种可怕的足以窒息人性的时间的空白段落，才是真的“沉重”──所谓“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而不是任何苦难的“思考”，足以压死人。这样的时段，在我的一生中频频出现，而对付它的即时有效的办法往往唯有锻炼身体（气功──难怪有那么多的人到了一定年岁就愈加迷上气功）以及与爱人亲昵（难怪在这样一个缺乏思考与激情的年代，年轻的人们依然能够如此安祥地各自过着各自的幸福生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思考：或者针对那些我觉得有趣而困难的（困难始终是我这类人的有趣话题）；或者惹我恼怒而不得不沉思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负担这样一种沉负，只有这样，沉重的思考才能得以稍稍释放，释放成白纸上一缕轻音：多么潇洒的思考，另一种方式的“走一回”。当然，依然忘不了在它们的间隙处吃菜、喝酒、打坐、与孩子亲热以及别忘了活动活动身子骨──能量的吸入、消耗，一次有趣的转换，不一定会有合算的结果，只有一些无中生有的奇异花朵......

以上话题，缘起一天，我的一位可爱的好大姐偶尔说来，这个家伙就是爱钻“牛角尖”，我听了，居然一时有点不悦，以至引来一场胡争(这点年纪，居然还有争论的兴致，真是叹为观止），大耗一场，结果是，无结果，不亦乐乎。吃饭时间到，不敢耽误。又致，饭后笔底，落出这样一点有趣的捍卫自己幸福的文字来：说我这个人有爱钻“牛角尖”的特点，虽说不一定绝对贬意，但按发话者自己的标准，以及此辞的日常经验，总是倾向于一种“不宜提倡”的可怕事儿，多少“想不开”的“沉重”可能随之而生；但，事实是，“钻牛角尖”于我这一类爱趣味的业余思想家，则可能有另一番风景：比如，“钻”进去，“穿”了，又是一个洞天；虽说花了些时间与能量，死了些用老的细胞，多了些头屑──思想的遗留物，却又怎能说这样一种“沉重”与“不幸”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潇洒”与“幸福”？而从这个穿了的尖孔另一端向外望，外面生动的随风歌唱以及那些银铃般欢笑的声音与景象，其幸福与轻松，其实等价，彼些而已。事实上，我认为，只要生活在吃饭的水准以上，任何生存方式的幸福程度都是等价的，只不过许多人往往不能善待这一点，而总是有意无意地用自己认可的幸福标准单向度仗量别人的生活质量。有时，也许正合适，就像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流行歌（比如这个年代的流行歌代表作恐怕属于“潇洒走一回”，我也挺爱唱，虽然唱不全）；但无论如何，对于那些不属于流行的生活取值方式，这种仗量往往会全面失准。比如， “沉重”关于我这个人，常常，那不过是以“沉重”消解“沉重”，以“沉重”填充可怕的“空白”，而不是别的。因此，这付“爱钻牛角尖”的潇洒劲儿，其实在于我这个人，那是千真万确的。我注定只想做一个有趣的人，做一些有趣的事儿，写一些有趣的文字。既然人生若梦，从可爱的出生到极其难看地老去，中间一个巨大的空白，每个人以每个人自己的方式填入，何不尽可能多给一点自己奇想天开的自由甚至愚蠢。有人将这一从无到无的可爱过程归结为三大主题：金钱、权力、以及那个神秘而又令人无不神往的“爱”，我当然认同，但我更倾向于接受英国哲学家罗素对这三个主题的叙述方式，他说：“有三种单纯而强烈的热情曾经支配了我的一生，它们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受苦受难人类所怀抱的情不自禁的同情。这些热情像阵阵巨风，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吹来吹去，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 ”──这难道不是一个更有趣的叙述？当然，“我一生始终以对权力的追逐、对财富的积聚、对人与事的尽可能不负责任的美妙技术的专注为基本动力， ”也不失为生活在这个年代一生幸福的一盏指路明灯。

再回到“牛角尖”、“太认真”、“沉重”，就具体对应物而言，不外是“名”、“利”、“爱”、“情”。而今如我者，概不在此四种之列，只是一时之“有趣”，就多么好，自己足以因此沾沾自喜，管它是否有点“阿Ｑ”，总比什么也没有强。我就是不喜欢“空白”，因为它太“无趣”。而如果又以“沉重”的方式直指这家伙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尊严”、 “良知”及其“自由”的不合时宜的关怀，那么，我得说，能荣幸如此定位，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美妙的大彻大悟，岂一个“钻牛角尖”释之。

谁都有欢笑的一面，谁都有悲哀的一角。尽可能展现欢笑，尽可能抹过炎凉感觉的珠丝马迹，这是我们的一般习惯。诸如“常乐”、 “开口一笑”所表达的趣味──尽管其实从不曾也不可能常乐，或者说到这个关键字眼的当时内心就是一片惘然──仍然是，莞尔一笑足于解得千千愁(──愁还是有的，有时甚至还不少； “常乐”原不过是为了“常解愁”耳）。而这家伙不过是稍稍换以一种多少让人难以忍受的方式对“愁”呀，“苦”呀，“沉重”呀，“认真”呀一概认作有趣的对象一一照面、不断挖掘，无妨作一番可怕的游戏── 一切都具有实验性，就从承认自己的“不幸”与“忧伤”开始，承认自己的劣势，承认自己的无能──比如，无可奈何地把那么一二本书教得艰难困苦又不伦不类，高级职称吊作胃口却功亏一篑，“升官发财”就更无指望了，再加上各式乏术不得不身处“第一线”，按这个年代的观点，时不时有“下岗”的阴影追随，简直有点像不景气的.....羊──可悲地作一番“沉重”的笑语，以求另一种方式的及时行乐，正如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法国的披头士波特莱尔，靠着挖掘巴黎的丑恶，居然也写出一部有趣的《恶之花》......

等价。各种方式，一个原理：常乐；而我，得承认，现在，我很忧伤。

日常争论的一个根本动因往往不是关于命题的真与伪（即谁对谁错），而是任何一方发言者都不甘心处于话语的劣势。我们常常会年看到，许多问题，实际上就问题的提法，所用的概念都不一定在双方的理解上存在唯一性含义，因此，争论起来，就没个完；并且歧意随着争论双方的即时需要而不断演生、发展、泛滥，而最终一切依然处在一种一蹋糊涂的不确定之中。这一状态，发生于那些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利益关系的命题，自然是灾难性的。唯一的出路是：“不许争论！”──权力话语的出场。但这样一来，同样是灾难性的，因为权力只能代表权力乃至暴力，以至一切有益的发言都成了一种罪过，全社会过起一种鸦雀无声的生活，文明成了权力随心所欲的试验品或者调味品，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因而多么曲折！

有差异就值得思考，有困难就值得探索，有害怕就值得研究，有话就值得好好说说看，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人类行为。我不喜欢想象把差异进行模糊，把困难进行涂抹，把恐惧进行包扎，把有变作没有，作为我的一种轻松方式进行我的短短一生，因为事实上这并不轻松。如此而已。

当然，最后的观点是：一点宽容──承认异端的权利，承认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不必然比别人的更优越，承认自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贵族。因此，如果以上文字多少还隐约透露出一股子个人的霸气，那也是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还符合善的一些必要条件，就应该相互平视而和颜悦色。任何“高低”“上下”“正负”的不良感觉都可能使我们在人道的意义上危险地出轨翻车。过去几十年反来复去残酷的“人整人”的史实就是一个极其恐怖的证明。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中的任何人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动机，而是，那种深深地根植于我们习惯中的、我们往往因为习以为常而不加思索的关于“好”与“坏”的偏激直觉，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我的文字，其实只是随着思想跳跳舞，或者多少追求点思想的艺术性捕捉，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作文”。一想到“作文”，我就陷入迟钝，作文是件再头痛不过的事。总之，我其实不作文，只作思想的笔尖芭蕾。任何试图将我的文字往作文类别方面套比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我行笔既不在乎“段落大意”也不预备“中心思想”，只是凭兴一道弧线，划到哪里算哪里。没别的，我只是试着说说奇妙的话，并且尽可能努力将它们说得精细实在开阔一些，而已。

<说话、爱情、政治、道德>

以下虚拟的成份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乏现实生活的余绪。演绎的人物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女人和一个危险的男人，当他们在相互说话的日常乐趣中逐渐发现他们的可爱与危险时，突然，本来极其轻松的说话变得困难起来。他们都为此感到惊讶与苦恼，因为，他们想，他们原不过只是说说话。往后，在深深的苦恼与恐惧中，来自内心对这种恐惧的自我反抗依然维系着他们之间明显变得困难而小心亦亦的“说话”。不久，局外人也对他们有了发现，在一个人口密度如此高的单位里，据说是即使无事也是可能生出事来的，任何一丁点儿异常的蛛丝马迹都会被明察秋毫的人们轻而易举地鉴别出来。于是，悄悄的传说作为许多好奇心十足的人们饭后茶余的精美调味品。人们看待们他们的眼神也变得多少微妙而怪异起来，一点异情招致一大片古怪的异情，唯独他们俩个本着自以为纯正的想法继续鼓作勇气，坚持他们的“说话”──这不过是说说话，与别的人没什么区别，很正常，并且宣称意志坚定，只是说说话.......。终于，来到某一日，突然“上面有请”、“谈话”，关于“生活作风问题”。从此，这么一点点维特式的烦恼开始变形、成了恶，导致一切有关无关的人为之热闹甚至疯狂起来.......

这几乎就是这个年代的一卷风俗画：我们的每天，有的是轻松的说话与欢乐充塞其间，但真正地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说话难乎其难，因为它太容易使人受伤。恰好昨天碰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机关，对此尤感苦恼。并且，她还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一切跟“政治”有关；她最后自慰道：“这二年我可算学到了一点‘政治’。”

看来只能如此──“一个人的灵魂是不能随便透露的。 ”雨果在他的《悲惨世界》一开篇就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头，却能够使人一蹶不振；......”人心太珍贵了，也太脆弱了，常常只能穿得厚厚的，才合适于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精神的“冰河期”。这样一个年代，一切好的都可能是受嘲弄与冷讥的最容易最有趣的对象，因为合乎逻辑的只有“主子”、“奴才”与“狼”；一切真正属于人性的美好方面都已经被长久地理解为“不成熟”、“不明事理”、“不可救药”。

也因为，我们的传统中，一切要素的核心是：权力；道德只不过是权力的一种世俗附庸。我们往往已经习惯于屈辱地为了“别人”的道德（权力！）而牺牲可爱的人性。我们的民族几乎就是长久地生长在这样一个只有道德没有人性的气候中真气不断涣散的。其中，权力高于一切──对平民的性与情的绝对控制成了千百年来这个成功而腐败的社会一脉相承的不传之秘；与此同时，掌握权力的角色往往也就成了这个世界上彻底自由的“性解放”的先行者──关于这一点，只要随手翻翻古纸堆以及当代性贿赂传奇就可以得到鲜显的印证，（最新的“理论”出自湖北一个贪官之口：局级干部搞，属于精力充沛，应该提拨；科级干部搞，属于心情不稳，应该多加关心；一般干部搞，属于生活作风有问题，必须加心批评教育；下面老百姓搞，属于流氓行为，必须加以严惩。——2001年后录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史的掌握平民生杀夺予大权的色情主义男性权威者实在是数不胜数！一直到鲁迅，终于发现，个中的秘诀：“道德”＝“吃人。”

或者换句话说，哪里有人的美好情感，那里才有人的政治。

<另一种情调>

有人问：“为什么还耽得下去？ ”──关于一个为什么不去寻求更加“成功”之路的问题，我只能学着一个苦难的别人艰难地回答说：“请不要询问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他们将向哪里去？他们始终向着坟墓迈进。”

以上当然是笑话，但不妨也包含着某种真理。当年苦难的犹太女诗人萨克斯这么写来，今天，面对奴役人性的一切铁石心肠的进步逻辑以及物质手段，做人的感觉何尝不是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还是从我的名字说起：我原不叫“雨亭”，刚出生的时候，家父一时兴奋，在出生证上欣然命笔“振峰”二字，意义一目了然。可是不久，遭遇那个年代频繁的“整风”运动，家父也因有那么一点点小职务而不幸身陷其中，关压被批几天几夜，终于回得家来，却还得听任一声声的“振峰”的叫唤，一气之下，对母亲说，“改个名儿吧，别去“振”什么“峰”了，还是让我们在雨水中留一只小小的亭子吧......”于是，说改就改，从此，我的名字就成了现在这个叫法。想想也真是的，我这个人这辈子从不信命，但在这一件事上，我得认服造化，以至，我常常发现，在我的灵魂深处，也实在在地就是缺乏与“振峰”相对称的嗜好，比如去争、去抢、去要、去拿、去尽可能地占便宜而处心积虑等等等等达尔文先生所发明的“竞争”情结，只想着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或者忽发奇想，或者就是宁静的幸福、聪明的悲伤......保持一点缘的奇迹。

这说来多少有点让人沮丧，尤其生活在这个一切崇尚竞争与胜者逻辑的年代。但是没办法，对竞技的一种本能的抵触和反感使我无论如何对竞争提不起兴致。初中的时候我的老师把这个学生定义作孤军作战类型，高中年代我则干脆声言“我不赶时髦，我只愿意开创时髦”。事实上，活这么久以来，就不知不觉一贯如此，看来注定要走一条与“竞争”竞争的路。我想，我为此只能为自己作出如下解释：出于一种对生命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奇怪感觉，我以为，如果我的生命、我所作的一切仅仅是在“别人”的层次上与别人一决高低，比如金钱、比如地位、比如衣装、比如这个年代一切以成功为标记的眼色与姿态甚至一切业务技能，那实在缺乏充分的味道；因为，按照我的理解以及想象，我实在从中找不出任何属于这类生物的尊严与可爱的感觉，除非沦落至饿肚子必须乞讨的光景。而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生命的可爱与尊严，则，我尽可以寻找一些与这个年代的胜者逻辑不相干的东西，作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与我竞争的、只属于我自己的内容，比如读书，读那些一二百年前英国法国的有趣故事，再或比如美、善良、健康、灵魂的纯朴，甚至比如流泪、感叹、忧郁、黑暗中的战粟、突然来的狂喜以及偶尔一片光明的宁静。因此，我只是一个为吃饭而适度认真的劳动者以及这个伟大年代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或者最好什么角色也不是，只过属于自己的可爱生活，与任何生动的竞争与成功无干。

“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究竟想干什么？ ”有时我不免自己问自己，一时糊涂起来，没法说。其实，答案再简单不过了。可或许恰是这样一种有悖时尚的简单，导致一种永无细释的模糊与疑惑。因此，我又是一个哲学家，只能如此。

也许，当一个人已经习惯于从内部去看待这个世界以及生物的不朽意义以后，流溢于这个世界的一切辉煌与神圣就算不得什么了。这并不是说别的不好，而是，在别的的别的的意义上，我也还不错。

最后，还是让我用一百多年前维克多.雨果的一段话来作为我的结束语：

“先生们，每当我们从“良心”一词去汲取我们认为应该汲取的一切时，总免不了不幸的要被一些伟大之至的政治家们所笑。最初，这些伟大的政治家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病入膏盲。他们怜悯我们，同意要治疗我们的这种疾病──良心，善意地告诉我们还有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顽固不化，他们就生气了。对我们断言，我们对事理一窍不通，不懂政治，不是认真的人，还有......我如何对你们讲呢，老天！他们用所能找到的两个最粗陋的字来骂我们，称我们为“诗人”.....”

《年代啊年代》

象我这点年纪的人，多少成长于政治就是一切的红色年代：政治即艺术，政治即生活，政治即善良，政治即美。比我稍小一段年龄的人，则大致生活在政治与艺术几乎双重抽空的年代：政治已经被“逃避政治”从骨子里抽空，尽管政治的面子依然铺天盖地，但已经只对很小一部分不相信政治又不妨相信“政治”的人有效；艺术又因为整个年代的贫乏而空空如也，至多只是一些“小圈子”文化特权现象。剩下的只有“经济”，一切都倾向于是“经济”的。因此，从这一代开始，大致取值于一种尽可能听话的精巧的“经济”享乐主义方式：以最小的成本换得尽可能多而安全的幸福──从受教育的过程到被分配参加工作，一切服从于一个“乖”字，“乖”才能出成绩，“乖”才能考上大学，“乖”才能......；生活在精巧的行政等级体系之中一步一个台阶，顺应一切“公事公办”的各种奥秘，尽可能免于责任的服从与努力，以及个人生活的潇洒......。那么，再下代呢？但愿不要再没有艺术！或者就是：再也不要没有文化！ ──再也不要重蹈我们这一代的幸福的“缺乏”──或许稍稍有那么一点知识却事实上没有什么文化的、受胡闹的年代为了它的省心而划一制作的可笑悲剧！

《读书有什么用？》

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国家，“读书无用”的根源恰恰在于“读书有用”，关键字：“用”，通“佣”，即“做官”──为皇帝那小老儿服务做佣人，阴谋阳谋统统地一治耳。所以，古往今来，多的只是“帝皇将相”嗜血的动人故事，而不在于“做学问”、“搞发明”以及最最紧要的“读书做人”，如欧洲那般崇拜牛顿、但丁、伏尔泰、雨果、罗素所象征的追求知识、追求人类尊严的纯正情感。待到现在这个年代，仅仅读了几本书，再也没得做官的时候，“读书无用”就自然而然地漫延开来；或者，现目今的行情是，基本上做官不怎么读书，读书不怎么做官，你看如何？一般地，若考不上重点高中无望于进入大学深造一番出来谋它个一官半职，就自然而然地再读书亦无用了；而考上重点高中又势必进入大学而出来弄了个一官半职的，也因为读的书往往足够足够，从此就不再读书，此景况亦比比皆是。总而言之，“读书无用”本就是“读书有用”的衍生物，而要在我们这个伟大得多少有点痉挛的民族心头真正地消除“读书无用”的无奈，我看首先应该着从清除那个恶俗的“读书有用”的心念开始......

读书有什么用？没有用；但必须继续读。正如，做人有什么用？一生如梦，但还是得继续做人。

也许，在这样一个坚硬的年代，书，读得越多，越“悲伤”；但，不读书，则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剩下的问题是：读什么书？我的意见是：

以更淡的心情，读更自由的书，作更自由的事，做更自由之人。

<“遵守纪律”的道德依据>

每天早晨醒来，混杂在贪睡中的第一个紧张与恐惧是“不要迟到了，......现在几点？”

分秒争取，从起床到上路，一路上急匆匆，又一路想：遵守纪律的价值规律及道德依据。想理出个头绪来，这遵守纪律究竟体现了哪门子的伦理规则。

想来想去，觉得，也许，有些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比如有自动线的企业，机不待人，二十四小时连续，相对生产的这种严格连续性，工人们遵守工作时间纪律是显然的；比如学生八点整要准时听课，教师十点半要上课，不该迟到而眈误，因而须遵守纪律.......。纵观这一切，遵守纪律的功能均相对于客观的作业。

但，也不可否认，正是从遵守纪律的这一客观作业律令出发，有些生产集约较低、个人能动性要求较高的工厂，以及绝大多数的大中专院校，采取了更尊重人的能动性的方式，即适度的弹性工作制，使管理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视角。

曾见过资料表明，弹性工作制特别适合于那些劳动者操作能动性相对较高的单位，如大中专院校。当然现在也有许多例外。有的单位有条件实行弹性工作制，由于某种观念作宗，领导者们却始终对绝对分秒的机械制抱有强烈意念。究其心态，不外乎一种要求绝对权威的奢侈──要求“绝对服从！”。

显示权威──人为机械化律令。这与此文一开始分析的客观作业律令貌似相同，但实质上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说得露一点，就是有一点人奴役人的怪味了。而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有那么一点传统，就是一切以统治者个人化了的绝对权力意志为轴心──这的的确确就是人奴役人的基本心理动力之一。

另外，这样一种人为机械化律令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好处，那就是可以非常轻松愉快简单地节约了领导者对“个性”加以“鉴赏”的精力——“一刀切”，岂不快哉！可是，浪费个性的结果对这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言难尽。

总之，“遵守纪律”作为必要的服从操作作业规律的基本自然律令，那是无可非议的，唯有在人类不断创造条件不断解放劳动的自由度取得进展的同时，才能不断削减律令的自然范围。但是，把“遵守纪律”一变成绝对服从权威的基本律令，则显然是十二分地可悲的。因为从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人类被活生生地撕成二半──一部份人要求另一部份人绝对服从，人绝对服从人，且因纪律的无作业价值性质、人为性，而即为人奴役人，本质即此，奈何。软性的文明从此又在不知不觉中被硬性的野蛮所充塞。

恰好奉读《读书》（98年）第12期，读到这样一段话：“规范主义是一种隐蔽的专制主义，......”（赵汀阳语），有道理。环顾我们四周，此类实例不胜枚举，只要稍一细想，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切“规范”之所以盛行的背后是什么样的趣味！

当然，作为平等个体之间的契约律令，比如一对关系还不够明确的恋人之间，严格遵守相约的时刻，则自然另当别论无疑。

94.9.──97.12.

<关于“知识分子”>

近来，我突然对“知识分子”这个词日生反感，比如，如此被人一呼，仿佛来了个可怕的定身法，直觉得自己既可笑又茫然.....“知识分子？我是知识分子？ ”从小一个野孩子，幸而读上了一点书，一直以为作一个学生差不多。另外，看够听足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经典得往往令人发笑的故事，总觉得自己有一点知识是不错，但一旦被划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生怕好似当年划定阶级成份般被来一个血缘定身法，钉在了某种标志着“呆里呆气”的（如我们的小品电影里常为描绘的那类对日常生活一窍不通的)极为可笑的角色位置上。因此，我的现在，只想承认，有点知识，能看懂一点书，却不愿意顶上一个什么劳什子的光荣“分子”。想起老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后的一个傍晚，在一个小客站写下最后几行字时的一个细节：当有人提醒他其中有错字，他却回答说：没什么，就让人家把我当作不识几个字的农夫好了.....我就不由心生更多的敬爱，那是一种多难得的自我随可！是的，面临同一片满怀忧伤与仁慈的泥土，要那么多标志可笑身分的“分子”干什么？

再者，就我所受的红色教育中，正如当年，关于“良心”都不是个好名词（一说“良心”，就滑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里边去，进而就是反动。），“知识分子”虽还不至于那么臭，也接近于类似“小资产阶级”的怪味豆，尤其在那些无疑标志着作为当代最出色身分的“党的干部”的眼里，“知识分子”等于“幼稚可笑”、“满身骄气”、“复杂难弄”、“容易挠尾巴”等等是常见的观点。而在这样一种普遍观点领导下，说也奇怪，那些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果真越来越复杂的要命起来。

呜呼，我可实在不想沾这个边，自小只知自家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孩子，幸而读了一点书，有了一点知识，不至于太粗鲁、愚昧，能讲一点人情世故及人性的道理，又不妨从金庸那时学来一点好玩的江湖习气与可爱的僧侣心肠，诸如仗义与慈悲，力求做得苦的时候淡然处之，笑的时候不很露骨.......。但决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决不是，因为天知我心，我这辈子，不想“劳心”，更无缘做任何意义上“治人”的“劳心者”。我只劳力，以及，养心。

<关于“精神食粮”>

谈到“精神”一类的东西，我觉得总是非常地不好办的。因为，天晓得，精神，如果作为“食粮”，究竟其营养价值如何？而，就我个人的体验，读书二十来年，又多少经历一些啼笑非常的事件，算得上有点精神的了，个中滋味，直说了，却是苦多乐少无疑── 苦，是主角；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边缘效应。是的，真相也许恰恰就是这个：精神，味苦，易伤心，唯有那些敢苦的人，才有可能最终真正地品尝出一点甘来。因此，当我面对着那些关于“精神”的概念还处朦胧状态的人的询问，我就很难断定，究竟是向他们提供这样一种可能导致苦难的咨询呢，还是避免这种苦难的咨询来得好？──因为，如果不加思索地提供了，又很可能会徒劳地为他们（其中肯定存在经受不了精神之重负的一些人）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从而丢失那一种简单而幸福的心灵的宁静。是的，一个人，一旦丧失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加思索的纯朴的宁静，往往就可能万劫不复！只有很少的人能从这样一种万劫不复之中再一次超渡，带着苦难的精神奋飞。──那么，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难道，我能用少数天才的逻辑作为我随便向人咨询的依据？──比如，一九四六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兼精神病患者的德国人黑塞的概括：“人生之路从纯洁无邪通向罪责，从罪责通向绝望，从绝望直走向毁灭或者走向解脱......”──我能将这类文字随便地向人介召的么？据他的古怪的观点，走完这三个阶段，才是真正的人生。这样真的合适吗？他接着指出：“有过心灵经历的人本来就为数不多，大多数也许是永远也完不成的。他们停留在可爱的纯朴状态，在冲突和发展的孩提时代，也许甚至连‘第二阶段’都接触不到，而只是停留在本能与儿童梦想构成的无忧无虑的纯朴世界中。那些对他们朦胧状态之外的每一种境界的描述，那些关于善与恶，对善与恶的绝望，对苦难的感受，以及沐浴仁慈之光而心灵终于脱离苦海直奔光明自由的说法，在他们听来都是可笑的。”难道，现在的情形不正是如此？至于他所说的，只有经历善与恶的搏斗，经历了绝望后的清醒，才是真正的精神完成......一类话语，我想，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感觉还算不坏的话，不妨还是免了的为好，免得徒增烦恼，这显然划不来。按通行的经济的标准，我想，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一团和平的好年代，幸福的实质以及唯一的理智其实是：别，精神！甚至，是真正的书，也别去碰；否则，你就会发现，自己，活着，多么无意义！简直，时常，连欢乐的笑声都是一无是处......

总而言之，真的精神，往往，其实很苦。也许，就乐观一点的视角，可以类比于某种探险，虽然有时也不乏热烈而至真至诚的东西，如爱情，一旦着了它的魔，就可能难以摆脱。因此，与这个年代相对称的，一种对什么都别太认真的思路是自有其合理性的：思想，读书，精神，可别太多，没有也甚好；──或者，还是到快餐式的流行文学或者那些激动人心的武侠幻想中去完成自己的饮食，也许更好。而对于那些依然执迷不悟、执意要行的人，那我想，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理由，他们需要探险，并且以此来求得他们关于生命本质的不断证明。那只能随便。

等价，只要生活在温饱线以上，人的一切方式都有同等的选择趣味──这也许就是我的最后的不想负起丝毫责任的结论──精神，还是让它自生自灭。

《无题》

言及“灵魂”，本人总是不无忧郁，因而情不自禁地要用这样一种语调开始我的行文：从我所目睹的这一代青年中不少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迹象那里，我明显感到了一种关于我国教育现状的深刻危机。这种种似是而非的迹象归结为：在社会功利性意识不断膨胀的同时，对事物本质的思辩能力却在不断弱化；并且，由于这一代人生存条件的显著改善，招致情感上行为上倾向于易于滑入一种单薄的固执和独断；而智的能动性又由于易于受惑于流行的五光十色而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人本应有的那种真正属于独立性的警觉。最终难免陷入市场的混沌而难以自拔，从穿着到娱乐的一切。人格也因而令人不无悲伤地趋于一种信仰匮乏后的欢乐的平庸与世故的不加思索，乃至那种我们常常能碰见的，自以为世事皆洞明的，感熟而绝望的目光。

我常常触目惊心于这一切。我常常在想，在不少青少年那里，学校多年的信仰教育，为什么会那么不稳定乃至一旦独立面世就那么容易崩溃于一旦？这显然从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我们教育的某种致命伤。我们的教育往往强调单向灌输的逻辑，这就好比纸花插风景，无本这鲜艳，没有生命成长的人类意义。而灵魂是不可能靠单向的一厢情愿的“灌输”就可以塑造的，（我本人对“灌输”、 “塑造”一类具有明显工业化强制象征的语词深恶痛绝。我的这种深恶根源于对陶行知关于教育是属于农业的观点。我认为，从教育的人类性质角度理解，应当断然弃绝这类可憎的语句。）灵魂只能靠悉心的呵护与养育──这就意味着在师生之间首先必须确立一种人对着人，灵魂对着灵魂、相视而会话的局面。在这种意义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是农业”这句话是特别中肯、特别意味深长的。

忽而又想起早年读过的一则事例，说是有一个前苏联的教师，在某种难以忍受的情形下失手打了一个学生的耳光。第二天，他站在全体学生面前流着泪忏悔说：“我以前只知道希特勒是法西斯。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到，法西斯不仅仅是纳粹德国、党卫军与冲锋队，法西斯有时就在我自己的身上。请大家记住，法西斯随时可能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我的心当时一下子被这段话给震撼了，至今记忆犹新。我欲将这一事例所包含的内在意义象征性地仿射到我们教育中的强制塑造而不尊重学生思维着的人格存在一面。我想，如果我们还自命可以称得上作为一个人类的教育者，就不能不进一步地实行自省与深思。比如，我们的传统与现实往往出于某种微妙的中心主义虚荣而对学生更倾向于采取“或服从或惩罚”的“命定”权威主义统治逻辑，而广泛缺乏关于人类的一般情感（诸如愤怒、忧伤、羞耻、恐惧等）以及从善自觉性的合作性教育。在这一教育情况中，学生叛逆的内在冲动由于得不到正常的渲泻渠道而在日常的压抑中不断积累与浓缩，以至不少青少年变得粗鲁，缺乏耐心，并且往往表现为对任何别人普遍抱一种莫名的戒心，首先采取不信任原则，比如以沉默对抗教师的谈话，从不谈自己以前的恶劣记忆，平日里变得好斗甚至趋于残忍等等。

又想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三节中批判“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时给我的启示：教育者必定首先受教育。现实的问题往往集中到这一点------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而且确确实实是灵魂深处的------ 我们每个自命为教育者的人须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的灵魂界又是如何？我们自身的受教育情况又如何？

< 关于“怕”的逻辑>

曾记得，办公室里一位同事根据一本杂志为我们宣读了这样一则谜语，谜面曰：“在学生面前像家长，在校长面前像孩子。打人物一。”谜底不言而喻，于是乎，笑。透过笑声，又不由得有些背凉。

无独有偶，相隔不几，在一次工作会上，某君在谈到班主任工作时慨然传授：班主任工作要做得好，至少要使得学生见到你怕。如果学生见到你不怕了，就象小孩子见到家长不怕了，那么那个班主任的工作肯定搞不好......好一个“怕”字。“怕”的逻辑看来在一些人心目中实为深入。而且，或许在以往的工作经验中百验百灵，功效卓著。

然而，就人心的尺度，我不能不为之检讨：作为一种人类技巧，这人对人的“怕”的逻辑，除了代表一种人性的魔障，一种邪恶以外实不能代表什么。细究它的内核，无非在于蔑视人心，把作为人的学生或作为人的“孩子”，放置到了绝对受控制的物化的对象位置上去了。当然，与此同时，作为人的控制者一方的人性也接近泯灭。这一境况大致可以叙述为：“人类的技巧泯灭人类之心性。”一种典型的悲惨事件。其悲惨性与邪恶性，尤其在一个以培养人作为崇高事业的学校，用任何夸张的词汇与语句也是算不得过份的。

真是罪过！由此即景，使人不由心神黯然。纵览人类文明史，文明的源头，据说可以罗列出二大要素：罪恶感与恐惧。罪恶感使人从羞怯中获得同类的认同从而发展成同类的善良情谊及秩序；而对早先身处自然界物种竞争的险恶环境的恐惧，又导致同类相互依存共同抵御的种族情结，以至“图腾”崇拜，把对自然界的恐惧与敬畏化作神圣的寄托，从而使人群成了人类。就这一意义上，无论何种要素，它们都自然而然地缘起于一种共同生活的需要，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的存在。（《伦理学的自然与哲学基础》。塞利姆.何布。《第欧根尼》９６年第２期，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季刊中文版）以上说法，应该说，很有道理。可是，非常不幸，随着生存能力的集约性膨胀以及人类相对自然竞争能力的不断剩余，战争来了，奴隶来了，分工来了，分化也随之而来。人类逐步走出了森林，来到了血腥的开阔地，剩余的能量被某一种内在的劣性导向人类自己的内部，从此进入了文明尾随野蛮与残忍的千年史。追随着战争而来的文明伴随着人压迫人的雄健的脚步声，响彻这个小小的寰球，至今还没有绝耳。就这种“中间段落”的人类史而言，千真万确，我们看到，恐怖的逻辑是最有效的，因而被不断地强化了；与此同时，却往往丢了别一个源头：罪恶感！心灵的生态因此不断倾斜，可怕的语言终于出现了诸如“丧心病狂”一类在人类的词汇中占有显著位置的修辞......。看看古往今来幸福地占据着同类中优势地位的阶层，往往在行施恐怖的技巧以保持这种优势的同时，却把同类源头的罪恶感遗忘得一干二净的种种迹象，那砍头、杖毙、肢解、灭九族......，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只是恐怖的内涵相对我们的源头，变了味：恐怖不再共同，恐怖不再导致相互依存的良好感觉；恐怖的目标仅止于施怖者的为所欲为，受怖者的任人摆布；人类一分为二，文明成了恐怖与疯狂的一种奇特外延……

恰好新近读到丁聪的一幅漫画。画面是：警察叔叔正铐上一位贪官；与此同时，指着墙上悬挂的“爱民如子”的锦匾，问，“这怎么回事？”答曰：“因为老百姓怕我。”……一个多么深刻而可怕的画面。

或许有点夸大其词，我们的身边还未见得有从心到形已达到如此残酷之境。但，就此文一开始之谜语算来，以及就看到的听说的外面关于贪的惊人信息，从人心的境遇角度，不可谓不危机。也难怪我们尊敬的总书记同志，不能不再向全社会重重倡导“讲政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此举实乃英明之策，以力挽人心于无羞的荒漠。至此，我还有何更中肯之句？这里确有一个“讲政治”、“讲文明”之问题。以吾之理解，“政治”即以全体老百姓安宁生活之利益为根本；“文明”即以全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心灵健康为要务。因此，对于那些仍然怀有恐怖主义胜算技巧的智力高超的“同类”，我只想说：确实存在一个早二十年前为“正词”，如今往往被人不屑一顾的“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或者叫做“人性”、“灵魂”、“活法”的问题。名与利在其中或许因此一时间胜算如许，心却还总是停留于野蛮时代……

行笔至此，忽然记起一位犹太作家触目惊心的笔尖，他这样写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不幸民族的可怕例子”，“前者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后者只有灵魂没有躯体。”又想起早年鲁迅的“救救孩子”以及“吃人”之类的话题……。但愿一切好起来，我们的种族不至于真的如那个犹太人说得那么惨；不至于真的如鲁迅所指的年代再轮回；不至于总是停留于老托尔斯坦早在他的那部最值得心领的伟大小说中借小说人物之口绝望地叙述的那样：“也许你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了，有些好人，是在无限权力的传统中受教养的，在他们变得愈益暴躁的年代里，他们变得残忍、野蛮、他们知道这个，但是他们不能克制他们自己，并且变得越来越不幸。”……“我所痛心的就是这个－－人类尊严、良心的安宁、纯洁，不是农奴们的脊背和额头；脊背和额头，无论你怎么打，无论你怎么剃，还是同样的脊背和额头。”

但愿一切好起来，我们的老师不至于真的“在学生面前像家长，在校长面前像孩子。”……

９７．９．３０

《最没有出息的学校》

从《北京晚报》（98年）４月３日发表的一个高中生的呼喊，试看改革以来，现在的学校，犹其是那些职业类学校，从仿效“厂长负责制”的“校长负责制”开始，采取一种我称之为“工业专制主义”的管理模式，通过森严等级、纪律高压、意识恐怖的方式渐入浸透一种恐怖主义逻辑。若要追问其道德依据，只有一个目标：控制。使一个个好生生的学校沦为仅仅是遵守与等级制相对称的“规范”的“集中营”。教师的作为只剩下按课时领取对等奖金的“第一线挡车工”的“操作”意义，一个培养人的地方蓬勃生长出一种金色的驯服人的“鞭子”和“栏杆”。有时，我真不禁要问，这究竟算什么？教育成了专横的“现代化工业”，领导层面又往往同受一种缰化的思想模式及官僚恶习的驱驶，不肯认真思索，“主义”随“气候”而变，奉教条为宗旨，贪图省心而美观的形式，刻意涂沫的形式主义往往泛滥成灾。究其根底，还是私欲在主导其灵魂── 一方面以“道德、纪律、规范”治人，一方面又无不小骄车进出，圈内人吃喝无数甚至致富发财。一切由此进入专横的虚伪与掩饰，所成就的只是思想平庸而谋术有方的“假教育者”。教育界至此，“素质”能不一败再败？！又恰好读到今年《随笔》第二期上肖复兴的《校长之死》一文，叙述了“文革”中北京二所有名中学的校长被煽起“阶级仇恨”的青少年男女学生用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活活折磨而死的可怕回忆；现在又有人在痛苦地追问：“这样的坏小子、坏女孩究竟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我想，不能排除我们的教育模式里本身始终藏匿着的残酷因子对学生心灵的潜在毒化，一种暴虐的浸入。尽管我们的教育一向以最崇高的理想灌输为始终，问题也许恰恰在于这种崇高唯一性的灌输的方式本身──正是这种灌输所蕴含的绝对性相对现实生存状态的非理想性，对学生形成一种心理高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可怕地累积起来，以致可以再次想象当年的“革命小将”们的闯劲如何竟带上如此暴虐的特征，并适时地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一触即发.... ..如果这一叙述还不乏真实性，那么，要深深反省的就是我们的教育本身对心灵的残忍性质，无论这种残忍带有多少崇高的动机、崇高的目的乃至崇高的修饰而正合时代的节拍。中国要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于“文革”的残忍的“造反”行为，就不能不从教育的现在革除一切枷锁于心灵的“崇高”的专横──一一种类似于法西斯主义的“纯种”情结──不理解灵魂不可能制作，只能悉心呵护与培养。

如果说，北京的那个绝望而愤怒的高中生喊出的“我想，如果学生们真的这样去做（“听话”），那么这一代将是最没有主见、最没有分析能力、最没有探索精神、最没有出息、最没有尊严、最没有骨气的一代”可能成为现实，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学校就是有史以来最丑恶、最无耻、最可怕、当然也是最没有出息的学校。

《辞令一种分析》

“绝大多数”与“少数”仍至“极个别”，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再耳熟不过的东西了。是开会，就常听训于此类措辞表达的批评与表扬。即使到了现在也还这不能绝迹，甚至依然成为一些混政治饭的朋友习惯的宝贝。仔细分析，个中效用，当事者也许迷恋十分，其实十分可怕：

因为其辞模糊，并且绝对模糊，又当众训说；而在场听者，每一全都只能相对作为“极个别”──于是，“绝大多数”为虚，所有的“极个别”为实，实到如此，便完成了一种训说者与受训者听众之间微妙的倾斜关系──邪恶的统治关系而非文明的合作关系。 “文革”也因此造就了一大批“红色”残酷主义分子──人类之心让位于可怕的权术、控制、利欲。

又，常常听说，这种“多数”与“少数”的说法背后，往往是作为群众的听众中存在某些不自觉现象。然而，问题在于，把“全体”当场分成“多数”与“少数”的作法，其实是一种对人的极不尊重。因为，问题本来完全可以用更随缘的“招呼”方式轻易解决──比如，如今的公仆层内部，关于反腐倡廉问题，往往采取“打招呼”方式，大家客客气气，共同健康进步，多好。

无论如何，我以为，我们，尤其我们中间大大小小的身负“主任”者，于这类辞令，千万慎之，乃至完全杜绝为好。具体问题，个别现象，还是具体打招呼、个别面谈为上。要提倡多些“招呼”，少些“统治”的色彩。这样美好的年代，实不该有任何特殊意义上的“治人”的“劳心者”或“统治阶级”──这，按我的粗浅理解，正是我们执政党的最基本党性：为人民服务。而我们这些作为人之师者，又受党的教育多年，正肩负着培养下一代之光荣使命，理应加倍检点。

<也谈素质>

我这里的某副校长听说一位老者把免费发放的电脑报当废纸一取再取，以便回家子女包书用，甚至去废品回收站换几个零用钱，于是说：“看看这素质！ ”进而干脆说到七十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又一个出乎意料的高论：“毛泽东说‘好得很’，我看就是‘糟得很’！因为那素质明摆着的。 ”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好象，这个年头，一切问题归结于老百姓的素质，几乎就是现今一切有权要势或者恰逢时尚好处略具品位的入流者的共识，以至一切幸福的罪恶、腐败、专制与无奈无不建立于这一“素质”的口径之下堂皇自如。

然而，老百姓要吃饭，要穿衣，并且，也渴望着把自己的下一代送进好学校受到高素质的教育。谁不希望高素质的呢？可就是不得其法。于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阻止了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使其只能一代代地荒芜到如今？又，我还在想，即使那些对老百姓的素质带着哀伤说三道四的人本身，其素质又怎样？以我看，二个问题几乎一样地坚硬，因为至少，表现在那种属于人类的同情心方面，其素养显然是存疑的；也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任何饥锇和匮乏的社会，从来必然地缺乏素质──这无论从物质意义上还是从精神意义上都成立──我们只需对照一下这个星球的另一边的二百年史，以及最近的印尼事态，足以明证。

恰好最近有闲阅读了一下狄更斯的《双城记》，感觉是那么忧郁无奈然而鲜明：在革命前的漫长白天里，高贵的爵爷飞车在狭小的街道上横冲直撞，老百姓在马车前惊恐逃散，一声惨叫，一个小孩被马踩死了，候爵从马车里探头出来问：“你们知道你们怎样损伤了我的马吗？ ”然后抛出一个金币，赔给孩子的父亲，重新向后靠下，毫不在乎，好象偶尔打破一件平常的东西，已经赔过钱，足以抵偿了似的，又飞车走了（有意思的是，它的象征意义至今也是鲜目的：如果把爵爷飞快的马车象征当今“权力＋速度＋争行恐后的政绩及其它”的辉煌发展，把“孩子”当作“希望工程”之余的希望良知之类，把“孩子的父亲”当作当代中国可怜而无言的事实上是被单方面安排为“合同制”的广大无望无助的劳工们，“丢一个金币”而要求下岗的人们“提高心理承受能力”、“顾全大局”、“作出奉献”，否则就可能是“你们知道你们是怎样损伤了我的马的吗？”等等，一切又是何等地相似）；...... 革命的风暴终于无可救药地来了──“可怕的人海，高扬着毁灭的狂浪，一浪又一浪，汹涌澎湃的无情的海浪，复仇的呼声，激怒的血脉、昏乱的神经和僵硬的心情，一切不可抑制的方法；嫌疑法摧毁了生命或自由的一切保障；一切显然美好的事、本来美好的事物，都因此不能幸免地被歪曲、恶化、变得可怕...... ”──在一个“革命的丝毫仁慈都可能招致反革命的疯狂反扑”以及反之亦然的历史情境中，困难的始终是：无法指望在受苦而不存一丝怜悯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僵硬脸孔会突然对他原来的压迫者生出一丝怜悯的柔情。一切根源于同一种黑暗的逻辑：一方面，当以残忍为信仰的爵爷们在放胆地宣读了他们的“贵族祈祷书”、并且声称“压制是唯一不朽的哲学”以及“人民饿了可以吃草”多少年、作了多少充分发挥以后，最后的毁灭自然而然；另一方面，由于受同一种残忍的教养，由旧制度一手养育而成的革命往往又是如此不可避免地带上旧制度各种残忍的恶习，以至专制的幽魂久久不散。而这一切又构成了何等不可思议的人类格局，并且据说，他们共同冠于同一个“人类”的事实！是的，非常可怕，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一种可怕的人祸的震荡，无论从“正”的还是从“负”的方面都最终可以简化作一个“素质”问题（如果可以轻松地简化的话，按照那些习惯以“素质”挂在思维的窗口随判一切的人的口味）。

一切归于“素质”，遥遥无期的“素质”。但，人类难道就此毫无希望？明显不是。法兰西终于走到了今天这样至少是较有素质的地步。我们呢？我想，无论还要经受多少灾难的戏剧性考验，终究也是会的。因此，我写这些文字，倒不是想反对任何素质问题，而是，从希望的角度，想更准确地看待包括我们这些对素质说三道四的人在内的全体人的素质，以便同情（首要的便是这个)，相互同情，并从这一基础上找到光明的感觉，不仅仅因为失望与厌恶而生出自我感觉高贵的异乎寻常的关于“素质”的任何无用的悲哀情调──所谓“唯其丑陋也，唯我高洁而无奈”的可鄙感觉。唯有如此，从这个模糊的年代开始，根植于一种深深的同情，才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何种灾变，都不至于使我们落入一种毫无素质的、甚至相互滥使暴力的可怕境地而万劫不复。

还是让我们再一次记住二百年前一个真正优雅而绝望的妇女的头颅即将落下之时留下的感叹：“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来！ ”或者换一种词汇也可以说成：“理想啊，多少腐败与专横假汝之名而来！ ”──一个逻辑，一个世界，一种因果，人性的一个方面的两种时尚：丑陋和自以为高贵。可得当心！

最终，我以为，在话说到素质的时候，我总倾向于稍作沉默，然后，我得说，我得小心，主要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素质。因为我恐怕，当我一旦指说别人们的素质的时候，可能自己的素质就此陷落......

最后，再让我们来不厌其烦地读一读整整一百四十年前法国的托克维尔的这样一段话: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度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它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

1998年7月

<悲怆>

话说：一个下岗工人自杀了，丢下老婆、孩子......。 “真是没用，对家庭的职责都不负，这种人只该被淘汰！...... 有本事的人总能生存下去，即使要饭乞丐，没有本事的人才选择这种道路。”──可是，我在想，对一个亡灵，我们的心脏就该跳得这么轻松？“因为无能，所以下岗以及自杀。”好一个“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因果”关系！但，究竟是什么使那个男人如此“不负责任”地自杀？究竟是什么使得他达到如此绝望的地步？“哀莫大于心死！”仰望苍天，人心的深度，岂一个“无能”了的！何况，自杀也是一种自由，为什么不？！因为在这个世上，有些事比死还难受，比如绝望，比如从原来的“主人”一下莫名其妙地被迫着必须变成生存权都受制于另一类人的可怜的、并且暂时必须提高“心理承受能力”而无所谓可怜的“被淘汰的”“弱者”一类......。难道这还不够？难道还可能用类似于过去的“自绝于人民”、 “自绝于党”的大帽子来作进一步定义：这样的自杀属于“自绝于改革”、“自绝于发财”？！

不该蔑示人心，自杀根源于绝望。死亡有时也是一种伟大的自由。相对而言，活着的人有什么权利对亡灵的安宁说三道四？也许他因此见到了光明。无论如何，在这个人世间，只要是出于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理由，就没有无能与有能之分；从内心的角度，我决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更高贵、更优越的理由。人世间现存着的普遍而丑恶的勾心斗角导致的一部分人幸福一部分悲惨的事实，只能说明人类的整体悲惨而不可能从中产生任何人类的高贵意义。反倒是它的愈加丑恶，激发了还尚在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对那个称之为“良心”的深刻渴望，对相互同情的渴望。因此，要是我半夜醒来，想起那些已经死去的、正在挣扎着的，以及他们的妻子、孩子，包括我们这些事实上同样挣扎在良知与生存之间苦苦工作的人在内，我就要凄然地祈祷：善啊，因为现世的恶使你获得了加倍的证明，因为人压迫人的现象使得你格外触目，难道这不就是一种关于人类需要你的铁的证明？！难道生活在善恶之间的每一个人不是同类？！难道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一感触到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以及我们的周围的恶、甚至极恶，我们就会为之震惊为之战栗为之愤怒，我们的道义直觉难道不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使自己明白，善，对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必不可少的含义，善──这难道不是关于我们的不证自明的人类事实！善的份量是永远否定不了的，除非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感觉恶，或者就是将恶进行粉饰，使人不再了解恶──这又恰恰是千百年来一切残忍的压迫主义者的主要哲学及其技俩。今天，看看，多么妙啊，居然还有“因为无能，才去自杀，这种人只配淘汰”的高论，多么轻巧，还有诸如“下岗工人心理适应能力综合症”云云，多么奇妙，仿佛问题的一切只在于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的“大锅饭”把工人“养懒了”── 一会儿还承认工人是“主人”，一会儿就成了被“养懒”的属类，并且居然在我们的一些反映“主旋律”的作品里堂而皇之地教训下岗工人“今后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于是，达尔文的异类竞争学说一下成了现世人类间的压迫与特权的最适当的理论！但我因此更加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我坚信，人类还会因此不断觉醒，从绝望处重新滋生希望，从麻木中重新积累力量，从悲惨中重新积聚勇气.......。当然，但原一切的一切有话好好说，不再进行什么迫不得意的“外科手术”，尽可能早早进入康复的“心理症所”，重新从我们现在还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看待的、被称之为“人心”的东西开始，而不是什么一切用“经济”或“发展”的高妙理论，来粉饰邪恶导致的从信仰到精神的高度腐烂。

任何企图否定或者模糊人世间善与恶的界线的一切现实思想动态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它们不是因为出于对人类心灵意义的浅陋或者极其粗糙，就是一种别有用心，无论是以“当代”的名义，还是以任何“初级阶段”的名义。

“可是，谁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是的，一部分人确实改变不了，而另一部分又根本不想改变。因此，我承认，在这样一个令人多多少尴尬的年代，我唯有满怀无用的悲怆和耐心：克守着善，难过、极难过地看着恶。

199811

<我的一点政治情结>

我突然觉得，我这个人其实骨子里是很“政治”的，无论我事实上现在又如何地表现为拒绝“政治”，因为这“拒绝”本身，恰恰正好反衬了我身上无法真正抹去的“政治”情结。这样说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可笑，都什么年代了，还谈什么“政治”，并还有“情结”！是的，我得承认，是有点可笑。不过，自己想想，一生出来，跌打滚爬，咿呀学语，就是从那个政治得不能再政治的吞嚼着人心的可怕年代来的，时不时带着当时的恐怖，偶然回想起来，真是还有点意思──

初懂事，上一年级，遭遇武斗。记得，放学时，大街不能走，只能由老师领着走小街。不久，就停课了，说是外面两派打的了得，我们被关照眈在家里，不得上街。于是我们就在自家所住的大院子里到处地画“九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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