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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义与大江健三郎的四封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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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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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义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郑义附言：
以下四封通信，版权属大江健三郎及郑义所有，除本“海纳百川”之外，其他网站及传统出版物一律不得转载。敬请协助。
郑义与大江健三郎的四封通信
我与大江健三郎
郑义
1989年，出於一种平常的良知，我卷入了那场如今几乎被国人淡忘了的自由的风暴。随之而来的是全国通缉和将近三年的逃亡写作、偷渡。1993年到美国，陆续看到了一些作家同行的“纪念”文章。有消息说我在偷越国境时被击毙，还有遗物和细节。也有朋友闻讯嚎啕，以头触地。这种友情我默然记於心底，并明白了要善用第二次生命。我相当诧异地看到郑树森先生写的一小段文章，说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曾问及我。当听到我在大陆“失踪”已久，大江先生脸色顿时凝重，竟至於数分钟沉默不语。我自此知道了大江健三郎这个名字，并为那种辽远的不分国界的关切而感动。我永远不会忘却在南加尼弗尼亚某个秋日黄昏里那种珍贵的静默。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又使人惊诧的是，他竟然在获奖演讲辞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一般而言，这是很冒险的。文学是终生的事业，而我自己也认为前路遥迢，成功与否尚在未知之数。特别是流亡生活之重压，不知觉间，便多少文学梦灰飞烟灭。包括大江先生在其他场合对我的呵护之辞，都使人手里攥一把汗。我尚有些许自知之明。文学颇类似於宗教，需要谦恭。
1997年，大江先生到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半年。他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教授林培瑞约请我餐叙。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见面。心想住得近，不急，却不料等我邀他再见时，人已悄然归去。大约正应了“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的老话。
今年春，他从德国来信，谈起我在台湾出版的长篇小说《神树》。隔海往还之间，就成了这几篇文字。
大江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纯净和爱。这纯净并非以美文来逃避责任的遁词，你可以从大江燃烧的文字中体味到对不义与丑陋的难掩愤懑。这爱则温柔而深长。大江的长子患先天性智障，无法与人交流。后来发现孩子对鸟叫有反应，便录来鸟鸣给他听。儿子六岁那年，父子俩在林中散步,有鸟在叶间唱。静默间，孩子突然开口说话了：“那是——野鸟！”在这个“森林的奇迹”之後，孩子渐渐成长为一位受欢迎的作曲家。大江在单车前杠上驮着孩子的那张著名的照片，背后是烦杂人生中长久不逾的爱。
儿子将满三十岁时，大江问他对未来作何打算。儿子没有回答，而只是问：“我们还有多少乐谱纸？”在今天这个争名逐利的人世间，这是两个真正的艺术家关于艺术与人生的问答。
有这样纯净的人在遥遥注视着你，感觉甚为复杂。你不得不时刻警戒种种人性的弱点，有如临深履薄。你先要争取做成一个较好的人，然后也争取成为一个较好的作家。
2000年秋於华盛顿D.C.
大江健三郎与郑义文学信扎
之一：大江致郑义
敬爱的郑义：
三年前，我们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城会面，那是一家朴实整洁的中餐馆。我发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同事（指林培瑞教授——译者）是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杰出的批判性的学者。我们结识於同为伦敦《时代》杂志亚洲专号撰稿，正是他安排了我们的那次会见。
您是一位爽快的对话者，将那些肯定极为痛苦的流亡生活讲述得从容而客观。您谈起您刚完稿的长篇小说《神树》，而我则发表了对您早期杰作《老井》的评论。我认为《老井》是一株宇宙树的隐喻，它不仅是向地层下挖掘的深井，也是向天空延伸的“天井”——在我的国家也有“天井”一说。《老井》在多层次地描写中国民间生活的同时，还还创造了贯穿历史与神话的极为真实可信的结构，令人感叹。
现在，我终於拜读了《神树》的日文本。这也是一部非常中国的民众生活史，其跨度自抗日战争始，经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文革直至当今。这是一部将民间生活史投射於另一株宇宙树的作品，在那精彩的语调里，在那生死间的自由出没里，也表现出一种幽默的真实感。
我敬佩您在流亡异国的困难之中，完整地捕捉到祖国的富於时代感的迫切的主题群，创造出这样一部丰富而辽阔的巨著。我相信，这部已经成为活字的作品，会经由各种国际资讯渠道传递给最需要它的中国青年们。
日本是一个自现代化以来基本不接受流亡者，也不曾有人流亡他国进行文学创作的特殊的国度。日本有极为明显的锁国的历史，也有更为复杂的隐蔽型的锁国倾向，有时甚至浮出地表，我感到它现在正蠢蠢欲动。
去年年底，在一个令人怀念的华美的剧场里，我作了“柏林演讲”。我是从中野重治的一篇文章讲起的：它谈到上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已开始），一位在柏林遭到焚书之运的诗人。那时，中野的表达自由受到压制，也未能离开祖国。
在那篇文章里，中野以优美的声调引用了海涅。（一些难解的地方，我借助於同事的帮助略作修正。）
春天之美须到严冬来临才被理解，
动人的五月之歌须在暖炉边吟唱。
对自由的爱是开在监狱里的花，
自由的价值是在牢房里铭刻於心。
对德意志之爱只是在去国的瞬间萌发。
尤其是在异国他乡看到祖国之不幸。
我一边朗读这首诗一边想起了您，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祖国未来的青年们。眼下，我在德国过着优越的生活。——统一十年後仍困难重重的德国却不忘给外国客人提供良好的环境，虽然也有人说我所在的高等研究所是特殊的。我在柏林自由大学为四十多名热心的学生用英语讲课，唯一的辛苦是担心自己发音不准而花上好几天准备讲稿。——如果这也算得上辛苦的话。
但是，在独居於柏林公寓的夜晚，我总思考自己国家里正在兴起并逐渐表面化的“柔性国家主义”。我曾经认为不会有超级国家主义的急剧复活，但却怕这种“柔性国家主义”会在不知觉间趁机萌发。
也许，正在萌动的是内向的锁国吧。下一代日本人会不会陷入锁国的消极，在封闭的精神国界里变成贵国古典所说的“夜郎自大”呢？在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当然会伴随着各种矛盾，这样说您会同意吧？——的新世纪，日本在亚洲会有其独立自主的幸存方式吗？联系朝鲜半岛的变化及台湾的进程，再将日本置於与强大美国不同的、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的关系中时，我总是夜不能寐。但是，这种想法在我称之为“新低徊趣味”的东京文化现象中，大概是不会有人信以为真的。所谓的“低徊趣味”，是无论对待什么都稍加回避，用一幅自得的面孔搪塞过去。
现在让我再回到和您谈话的那个普林斯顿之夜。我们的交谈大多是经过友人的翻译，也许是趁了酒兴吧，後来我们直接用英语聊起来。您谈到十八世纪的《红楼梦》，说那部作品中所充满的悔恨（repentance）之情，在天安门事件以後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中十分欠缺。我刚才说过我英语水平有限，如果有什么误解，请在回信中纠正。我忘不了的是“悔恨”这个说法。
日本人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时，对亲自招致的巨大悲惨——把亚洲拖入战火，并把战火扩大到世界，最後致使东京及众多城市遭到焚毁，广岛、长崎成为核武器的标靶——抱有强烈的悔恨。
一些政治思想史学者并不将之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情感层面，而是对战前战中日本知识分子未能对抗超级国家主义进行反省并寻求新生之路。他们自称为“悔恨共同体”。
和丸山真男同一志向的“悔恨共同体”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主张的“战後民主主义”，特别遭到“低徊趣味”派年轻雄辩家们的嘲笑。而具有更加强烈居心的新国家主义者们，则把他们视为眼前的敌人。
但是，我觉得，“悔恨共同体”的成员，无论是否有名，都具有对残酷战争的体验，在百多年来的日本现代化历史中，当属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无人可企及。
也许有人会问：悔恨之类的东西是创造性的吗？当然，悔恨本身是一种被动的情感。但是，当我们有意识地反省并永远牢记时，它便成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您说现代中国从政治到文化阶层的官僚们没有悔恨意识，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这是一种竭尽全力与国家对抗的个人的、激烈的批评。
企图改写教科书者之流，将丸山的“悔恨共同体”所共有的对历史的反省——如正视南京大屠杀——成为自虐史观。但是，让孩子们忘却真实，又能培植出怎样的力量呢？
强烈地悔恨、并将这种悔恨置於伦理性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我在同芝加哥大学的Tetsuo Nojita的通信中曾谈到——这与现代化之前的大坂商人学者的“德”的思想有相近之处。他们借鉴於贵国儒教道德，用西欧思想史语言来说，即古希腊以降的道德，也即一种可称之为生活技术的现实的力量。
我希望肩负二十一世纪日本的青年人能拥有这一力量。如果改写教科书的图谋已成为公然通行於日本的活动，并压制了初等和中等教育，那么，下一代的年轻人将变成怯懦者，他们会失去反省过失并因此而改正的勇气。他们不仅不知道自己祖辈父辈的过失，连自身可能犯的过失也不能预防。於是，在犯错误之後凭借悔恨的力量重获新生就更不可期待了。
但我的同事指出，来到德国的日本年轻人有着我们想象不到的温和的举止，并说这种倾向在您所离开的国家里也在扩大。也许可以说，正因为日本政府惧怕这种温和化的现象，才强行通过了确定“日之丸”与《君之代》为国旗国歌的相关法律。如果真是这样，敬爱的郑义，我期待您以您为人式的明朗，回信寄言於年轻一代。
2000年1月7日於柏林
大江健三郎
之二郑义致大江
尊敬的大江先生：
您好！
谢谢您的来信，它使我回忆起三年前您在普林斯顿讲学时的一些事情。我们唯一的那次聚会，在我心中仍保持着鲜活记忆。那是我们这些中国流亡者常去的一家饭馆，有朋自远方来，总要到那里去聚聚。但不卖酒，有早期清教徒社会的遗迹。记得那天是您带了一瓶酒，葡萄酒。於是，微醉中某些事便发生了超现实主义的变形。比如，您说後来我们直接用英语聊起来，那只是您，撇开日译英再英译中的繁琐翻译，解救了那位已经被我们整得很累的日本教授。至於我的英语，最多能应付看地图问路，使我妻子有信心不必向警察局报警寻人。您的记忆也没全错，可能我也蹦出了几个英语单词，气氛热烈而无拘束。那天在场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後来写了篇文章，温情脉脉地记叙了我们的聚会。我却只字未写。有些事、有些情感，很难用文字表达，不如就留在心中。也许是一种强烈的私占欲吧？我死了，就和我一起随风飘逝，而不属於任何人。我给您写过三封信，都没寄。第一封是1995年7月，请您签名支持中国大陆知识界倡导宽容与人权的呼吁，信中还谈到您的儿子和我两岁的小女儿，谈到流亡写作谈到俄罗斯文学升华苦难的伟大传统。这封信竟塞在车门边的一迭地图册里未能寄出，再发现时，信封已然变黄。第二封是1996年5月，希望在您离开普林斯顿前我们再见一面，利用一次晚餐的机会，向您请教有关“文体”的问题。因有评论家认为，在日本作家中，您是极为罕见的具有真正日本文体的作家之一。具体的，我想请您讲讲：在《万延年的足球队》这部史诗式的作品里，您是否遇到了乡土语言和文学语言关系的问题？您是如何处理的？等等。我请林培瑞教授转交，两天後，他把信还给我，说您已经回国了。第三封是不久前，中国知识界近年来所弥漫的反民主的、反世界的民族主义狂热令人十分悲观，一封谈心的信。帮我翻译的友人说写得太绝望，又听说您很快要和我通第一封信，便作罢。这些未能寄出的信，我也权当是寄出了。如禅，念起便心到了。
谢谢您读了我的《神树》，还写了那么多美好的话。您关於“主题群”的说法对我很有启发。我在写《神树》的过程中就觉察到，有些在构思时未曾重视的主题会顽强地自动表现，正如笔下人物要顽强按自己性格行动那样。也许这是长篇小说的又一本质规定：即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不能主题单调，而应是一束主题——主题群。这一话题还可继续发挥，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流亡文学。您谈到日本没有真正的流亡文学，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绞杀之前，这个词组对於我也完全陌生。只是踏上逃亡之途後，我才注意到，中国文学史上，从两千多年前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始，不胜枚举的诗人、作家都曾有过被贬谪、流放或流亡的经历。正是因了那种生死一线的颠沛流离，生命才展示出於庸常生活中难以窥见的真义。正如中野重治所引用的海涅诗篇：对德意志的爱是在离开国境时才萌生的，特别是在异国他乡看到祖国不幸之时；只是在被通缉之後，我才感到自由之可贵；只是在被迫逃离中国之後，我才刺骨锥心地感觉到对祖国之爱。梦境中，我常常在晦暗的天空奔跑，长发披散，如大鸟黑色的尾翼……醒来时泪流满面。我不明白大地何以总是如此暧昧不明，也许象征着广布的苦难？也许象征着难以克服的阻隔？距离？我看不清，看不清，但我知道那就是我的中国！我长啸着奔跑如飞，山河影绰，有灯火如疏星掠过……我感激命运安排我去国流亡，正如我在《神树·後记》中所写：“感恩了，我的上帝！你让我出生入死，飘泊流离，难道正是为了给我以如此的启示？是你让我无家无国一贫如洗而仅存文字吗？我终於懂得了，象形文字是我的谁也无法夺去的永远的祖国。我背负着这文字流亡，便是背负着祖国和她苦难的史诗流亡。承领了如此的恩宠，我还有什么可孤独与彷徨呢？”逃离中国大陆之後的第一站是香港，在香港第一件事是买了一本厚厚的汉语辞典：我知道和我亲爱的祖国说再见的时刻要到了。那时我尚不体会流亡对一位作家的冷酷，但已有预感，我知道将面对一个失去母语的世界，我能抓牢的，唯有这古老而优雅的文字了。我还感激写作。只要一打开电脑，瞬息间便回到大海那一边的祖国，回到我的父老乡亲中间，仿佛从未离去。唯一感到不适的，是没有读者，我的读者在中国。从发表第一篇作品起，我就被赞扬和争议包围，未曾被冷落过。现在好了，新作问世，无人说好，也无人说坏，任尔自生自灭。终於明白，对於一个作家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放逐。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追询写作的意义：有钱有利有名自然好，无钱无利无名呢？甚至无声无溴呢？何不写点应景之作，挣点稿费，或乾脆去加油站、餐馆打工挣钱，减轻点妻子的负担？当我决定要写下去时，声名如浮云逝去，我所理解的文学已洗尽铅华，返回她最原始的出发点：倾诉与美。再不是实用的器物，而是生命自身，是面壁苦修的禅。
就这样，心中每天都洋溢着感恩之情。
还要说感谢美国，感谢普林斯顿。——绝不仅仅因为在我们最艰难之际的无条件接纳。就是写信向您征求签名那次，我同时还写了一封信，请林培瑞教授拿去征求普林斯顿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签名。过几天，他回话说事情颇费周折，因为一查询，发现普林斯顿大学的各种诺贝尔奖得主大约有26人，要一个一个地去……——我只觉当头一棒！——26个诺贝尔奖，小小的一个大学城？也就是说，刚才那位遛狗的邻居，那位在街边长椅上晒太阳的老人，那位衣着简朴脚步匆匆的中年女士，可能就是1/26？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没人特意提起，也没人表示格外的尊崇。仅仅是一点头一声“嗨”，一个诺贝尔奖就可能擦肩而过了。诺贝尔奖自然是令人愉悦的，但绝非出人头地。这里是一个众生平等的社会。我们唯一的那次见面，对您的第一印象就是随和谦恭不善言辞，不像一位刚刚完成了加冕仪式的大师。记得在去那家餐馆的路上，我们没有说几句话。按照咱们东方传统，您是长者、尊者，我当洗耳恭听，而您却不善於“赐教”，於是只有略显尴尬的冷场。几杯酒下肚之後进入了文学，您才表现出渊博与智慧。这就是了，也许这才是诺贝尔的本意？再回过头说林培瑞教授统计的数字，就在他说出那个阿拉伯数字的一刹那，想象中的诺贝尔奖的光环就被普林斯顿的和风轻轻吹散，随即，又在您身上得到印证。我感到很幸运。流亡生涯不断清洗着我身上与文学无关的世俗之气，教我懂得谦恭与敬畏。
大江先生，在您的信中，大半篇幅都涉及对二次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忏悔。我很敬佩日本知识分子这种忏悔精神，这正是上次我所谈的《红楼梦》的主题。就我所理解，“忏悔”来源於宗教的“原罪意识”，而“原罪”则是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悉。因为人是生而有罪的——如基督所断言：“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因此，不能对哪怕是选举出来掌权者给予完全的信任，由此而产生出来的一整套权力制衡机制，就成了民主制度的基石。虽然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但东方佛教里同样有原罪意识与忏悔精神。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忏悔”一词在汉语里并非西语，而是佛教用语。在中国逃亡时，我曾在一座深山佛寺里随一位老僧念经多时；有一段经文，每一长句的结语都是“而今我忏悔”。“原罪”是外来的，但佛教里有一个大致对应的词叫“业”，即前世所犯之罪。应该说，“原罪—忏悔”思想是人类最古老最深刻的智慧。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宗教里，违背此一戒律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或者下地狱，或者永堕轮回。奇怪的是，中国和日本这两大民族都不思忏悔，还要打算在21世纪如何如何。都是梦！难圆的天堂之梦！对於二战罪行，如果仅仅是渡边一夫、丸山真男和大江健三郎等知识群体忏悔而无全民族的忏悔，日本仍无避免重蹈覆辙的可靠保证。中国也一样，如果连知识群体都不忏悔，不忏悔匍匐於权杖下之软骨症，不忏悔依附权势甚至助纣为虐之共谋罪，不忏悔媚上欺下之主奴二重人格，不忏悔排外仇外之“攻击性”民族主义……未来断然苦海无边。看来，曹雪芹、鲁迅分别是近代与现代中国文学的高峰绝非偶然。《红楼梦》是家族的忏悔，《狂人日记》是民族的忏悔。我奢望能接续他们的香火，追随他们的身影前行。我最大的梦想是，写出几部以中华民族沉沦、忏悔、涅磐（下木）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用您的话说，这应是一束“主题群”；用一位文友的话来说，这应该是“具有主题和思想连贯性的一系列著作”。《红色纪念碑》和《神树》可算作序曲吧？
尊敬的大江先生，在您视野辽阔的来信结尾处，您要求我对年轻的一代说些话。对我来说这很难，因为没有尽到责任，把苦难留给了後代。由於我们这一代人的怯懦、苟且、缺乏想象力、屡战屡败，国家至今还笼罩在专制主义的阴霾下。中日两国青年都不太清楚自己国家的一段罪恶史：二战侵略史和共产专制史。弄不好会殊途同归，都会走向战争，走向霸权主义。日本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年轻人起码还可以知道自己大约不知道什么。中国青年更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天安门前的那场大屠杀刚刚过去十来年，新一代大学生已浑然不知了。我知道，审判的那一天总会到来，年轻人终将在道德法庭上审判我们（特别是那些制造精神鸦片的伪作家、伪诗人）。我期待着这一天早日来临。因为，唯有通过这种审判，正义才得以申张，谎言才得以清算；而青年们才会从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
即颂
冬安
郑义
2000年1月15日 于华盛顿D.C.
之三：大江致郑义
敬爱的郑义先生：
在您的《神树》燃烧起来的落叶里，从日军与八路军的战斗、文革中被视为宗教组织成员的姑娘之被处死，到饥荒年代因偷窃少量农作物而惨遭性折磨的女人们……一切都在以巨大神树为背景的全息摄影术中鲜明地浮现出来。
我和您的关系，神树之叶也有奇妙效应。您在1995年7月写好而没有寄出的信，竟在冥冥中引导我行动：确确实实，我和俊丹·葛拉斯（Gunter Grass）一起在支持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呼吁“提倡宽容与人权”的声明上签了名。
我在此提及葛拉斯之名，未必因为他是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也赞成您在普林斯顿大学城所实际呼吸到的诺贝尔奖相对化的空气。去年底，我去讲学的柏林自由大学给被霍梅尼（Khomeyni）宣告死刑的作家沙鲁曼·拉素迪（Salman Rushide）颁发名誉学位，葛拉斯和我皆应邀参加贺宴。
因为警卫阵容有出席宴会者二十倍以上，且主宾英国大使迟到，所以我们文士们就聚在校长室谈笑。诺贝尔奖话题的出现，大约是在葛拉斯说了以下的话之後：确定得奖後，政府为住在格但斯克（Gdansk）的家母的房子重新粉刷油漆一新。健三郎，你在四国的老家如何？
我和自由大学的华人学生以及能阅读日文的德国学生一起，以葛拉斯的《无尽的荒野》和您的《神树》的日文本为教材，在研究室连续讨论。这两本书都是去年日文译作的代表名著。
葛拉斯的长篇小说令人感铭，它不但详细描绘了统一前後东西德市民各式各样的生活，并深入个人活生生的内心，且导入宏大的历史与思想展望。
我的一位德国学生曾向我流泪诉说他参加一个婚宴的感受。新娘是一位女教师，前东德共产党员，因不满现实而信仰了基督教，最後与一位西德出身的实业家结婚。她在婚宴上的致词使我的这位学生深受感动，也使我大受感染。这位年轻人是为了听我的课特地从东柏林转学而来的学生之一。
您的长篇小说是惊异多彩的现代史之再现，是人间群像之画廊。您的个性化的魔幻式的写实主义，实在是具有开拓性的魅力；这魔幻里，蕴涵着乡土化的佛教哲学之骨骼。小说的最後一幕——八路军鬼魂们和村民们为护卫象征乡土的巨树而与解放军的叛乱之战及其最後的覆灭——是压倒性的场面。
《神树》鲜明地描写出现代史如何制造巨大而悲惨的现实，人类如何结实地生生死死却仍然不懈地追求着希望的微曦。《神树》中充满着和葛拉斯作品相同的威严和哀切，并交织着幽默和强烈爱欲。我对学生们说，正是这种世间图像式的制作，才是小说家所应该做的事情，同时对自己的倦怠感到愧疚。
就在这前後，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柏林交响乐团纪念演奏会上发表演讲的前西德总统外兹节迦——您也会对这位德国政治家的真心忏悔给予评价吧？——看见坐在讲台前的我，便邀请我到他家晚餐。
在餐桌上，也有关於中国官员卓越外交能力的话题。其後，前总统在来信中对我长男的音乐——诚如您年幼的小女儿是您流亡生活的支柱一般，我也和智障的光儿一路温馨同甘共苦。——写道，“在如此残酷而不可思议的二十世纪”，“这大概是最美好的秘密之一。”这些话鼓舞我在所剩不多的创作岁月里奋力精进。
接下来，我要说与一位居留柏林的台湾青年偶遇的事。他长期给台北的杂志媒体写消息，打算成为新闻工作者。他没有事先约定就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在一个冬日的黄昏，我们一起走到三十分钟一班车的巴士站。我想，正是因为与他的长谈，我才了解到某些关於亚洲的新信息。
通过我在德国各地和在瑞士的演讲、电视访谈等等，他知道我正在为日本新国家主义（Nationalism）之兴起而忧虑。而他自己也正在为台湾新国家主义的兴起而产生双冲含义的忧虑。
他说，在李登辉总统和石原慎太郎（东京都知事）的会谈之後，李总统的国家主义路线加速发展。我对作为台湾国策的国家主义的新动向毫无所知。我只知道石原都知事是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倡导者之一。一位毫无头脑也无任何积极构想的日本国会议员，曾跑到尖阁（钓鱼台）群岛上进行武力展示，而此群岛之争议是一个在国际法上需要以宽容与斟酌来处理的问题。石原竟亲自到现场去作他的後援。顺便一提，那位国会议员是个胡乱发言（将日本核子武装之可能性与对女性的蔑视相结合）而被罢免了防务政务次官後却仍不思悔改的人物。
我之所以说这位志愿从事新闻工作的年轻人的关切是双重含义的，是因为他曾服过兵役，看到过有逃避兵役倾向的人所受到的惩罚，因此对李总统的国家主义路线有所警惕。但是他又热心地问我：如果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发生战争，据说日本的新国家主义者们好像有派遣“义勇军”的意思，这是真的吗？他还特别在笔记簿上写下这个汉字。
我的回答是：日本的新国家主义者们一点军事实力也没有。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发生战争的话，受日美安全条约的约束，日本自卫队就必须承担美军的所有后卫任务。如果战争演变发展到使用核武器的话，就算中国大陆和美国大陆尚有幸存者，台湾和日本连这种希望都会落空的吧。
因此，对日本人来说，除了祈祷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建设性的和平之外，还必须为此做各种努力。绝不可以做出煽起两者间关系紧张的任何事情。至於南北朝鲜也是一样。
就我所阅读过的李总统的著作——至少在他与石原都知事会谈之前的——来看，我觉得他明显地带着与中国大陆和平共存的构想。我像我的父祖们一样相信中国人的深邃智慧。
但年轻人说，即使天安门事件之後的中国大陆政治领导群表示重视台湾的经济能力，他也不认为他们准备向台湾做大幅度的让步。最後我们都沉默了，在柏林冬天的寒风中原地踏步。
现在我直接回到您上封信的一节：
对於二战罪行……如果仅仅是知识群体忏悔而无全民族的忏悔，日本仍无避免重蹈覆辙的可靠保证。中国也一样，如果连知识群体都不忏悔，不忏悔匍匐於权杖下之软骨症，不忏悔依附权势甚至助纣为虐之共谋罪，不忏悔媚上欺下之主奴二重人格，不忏悔排外仇外之“攻击性”民族主义……未来断然是苦海无边。
敬爱的郑义先生：
当我们在那个餐厅里用贫乏的英语努力传达内心真实之际，我将您说的repentanace一词理解为悔改。即使现在，我也觉得，对我国年轻人，“悔改”比“忏悔”更容易亲近，所以想把这词汇介绍给他们。看来，我们或许是站在自己的经验上——“屡战屡败”，确实如此——悔改。我们将其意义扩大拓深，向年轻人讲述，并希望他们能成为真正肩负起人类期待的新一代。您相信在中国本土的不屈不挠的读者，我也继续寄望於我的读者。
2000年2月15日
大江健三郎
之四：郑义致大江
尊敬的大江先生：
您好！
您和那位台湾青年在柏林的寒风中所讨论的台海危机问题，我恰好有一段时间密切关注。李登辉总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似乎都听不懂他的话。去年台海危机期间，柯林顿总统公开表示他无法理解李发表的一个重要讲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在那个讲话里可以同时读到“正反两面的东西”。台湾报纸的一个民意调查更有趣，一部分人认为李倾向台独，一部分人却认为李倾向统一。连台湾民众都搞不明白，我们更难了。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战争正在逼近。您对核大战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中华民族自然有深邃智慧，但专制统治者们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另一族类。看来，能够有效地制止战争的，还是渴望安宁与和平的各国人民。但遗憾的是人民在某种情况下也并不可靠，他们往往会被统治者煽起非理性的狂热。二战时的日本、德国，文革时期的中国不都是这样吗？您注意过柏林老国会大厦前那片巨大的广场吗？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去德国，就曾站在那儿发愣：一边是大广场，一边是雄伟的国会大厦及铭文：“一切权力属於人民”，真使人恍若回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那一刻，我突然醒悟到大广场之效用：煽动群体狂热。美国立国先贤们早就考虑到这种情形——美国宪法的伟大阐释者与捍卫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这样写道：当群众被“玩弄阴谋之人”煽动起来时，法官的神圣职责就是“保卫宪法”。“宪法对人民整体及个别部分均同样有其约束力”，“不论……虚假的或是真正的民意，均无权采取违宪的行动。”“除非人民通过庄严与权威的立法手续废除或修改现行宪法”。但对於中国人来说，这一条也不管用。台湾几乎可称得上三天两头“修宪”，视若儿戏；大陆则根本没有民主宪法和独立法官，人民也没有知情权，不清楚核大战之厉害。我举一个例您就明白了：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宣布停止大气层核武器试验，并随即封闭了试验区。不久之後，当地居民便开始英勇无比地突破禁区，哄抢盗运试验区内的各种物资。大量卡车、拖拉机、畜力车、马匹像蚂蚁一样向禁区腹地开进，将供原爆试验用的飞机坦克大炮切割开，拉出来当废钢铁卖掉。那段时间，禁区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竟达四千多处。在严密的新闻管制下，无知的人们遭受到大剂量核放射伤害，并把核污染带入社会。农民们把遭核污染的钢材木料拉回去盖房，把粮食油料拉回家食用，还有人把飞机铝皮做成蒸笼……这是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笑话：一个农民在禁区里吃了自带的西瓜，然後倒头大睡，当他再从核爆现场出来时，已成了头大如斗，浑身肿胀的“巨人”。——面对这样无奈的现实，我不敢奢谈信心，而仅存希望。
您信中所提及的两个人物，又使我想起了我们上次通信中谈到的关於忏悔的话题。维斯沙克（Weizsaker）总统我知之甚少，但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那一跪却令人感动至深。每次看到那张著名照片，都会生出幻觉：从他长跪的膝下，生长出好看的野花，一直蔓延到无际的地平线……至於俊丹·格拉斯，刚好看到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作者是我的一位流亡者朋友，叫茉莉，一种极香的花，她也是八九年的活跃分子，被捕入狱後，她所居住的城市有了一道不成文的禁令，不准唱一首曲调优美的歌：《茉莉花》！——您看，又是魔幻的现实。现在她和她的先生住在远离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北方。在那座森林和冰雪覆盖的城市里，她以女性所特有的激情与执拗猛烈地攻击着一切不义、战争与民族主义，当然您和格拉斯不会逸出她的视线。在她的笔下，我认识了格拉斯，仿佛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格拉斯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他为之感到羞耻的那个国家的光荣，他不过是用德语写作而已。他说，“我来自一个焚烧书籍的国家。我知道，焚烧可恨书籍的欲望依旧是（或再一次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前一句还明白，後一句呢？刚收到一位旅德老同学的信，恰好提到德国的现状：“……德国虽然不能说无人反省，但少得可怜，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更微乎其微。那个海德格（著名德国哲学家）就是纳粹分子，中国人把他称为什么‘後现代主义对西方问题的反思’，其实他不过是对民主自由等人类基本价值的敌视。有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希特勒的帮凶》，在德国引起敌视，一片讨伐之声……”——若非他提醒，我几乎都忘了，那位哈佛大学青年学者的书当时成了一个轰动性的文化事件。怎么会产生这种遗忘呢？可能是因为勃兰特，他那当着全世界的忏悔之跪光芒四射，以至於我们总爱拿德国的忏悔来和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相比。其实，忏悔是个人性的，是个人与神，或与自己良心之间的事。虽勃兰特位高权重，但他的忏悔仍代替不了德国人个人的忏悔。我的这位哲学家老同学继续写道：“……我在德国生活久了，深知这一切德国知识分子有最大的责任，德国政治家有很大的责任。……卡尔·波普（Karl Popper）说德国的知识分子有原罪，说得对极了。”
让我再回到格拉斯。现在我理解了他对当今德国的愤怒与羞耻，同时也更加理解了您。你们两位在获奖致词中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中国和所有专制国家作家的关切，这有“干涉内政”之嫌，不讨人喜欢。格拉斯的著作和言论在他所深爱的祖国“激起了愤怒甚至仇恨”，他被斥责为“弄脏了故国老巢”。您呢，健三郎兄？我看这顶帽子您戴也相当合适，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围着您家抗议游行？您和格拉斯确实都是格拉斯所自嘲的“令人讨厌的人”。
去年春夏之交，适逢天安门事件十周年纪念，我和刘宾雁、黄翔应邀赴瑞典访问。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先生您大约是知道的，为自由的理想他已经奋斗几乎整整一生了。黄翔是一位诗人，比我年长几岁，为了写诗，前後六次入狱，手掌被撕裂，腿骨被打断。一位现代世界已绝种的传奇式诗人。当喉咙被一再扼住，他终於再不忍受。他把自己的六百多行的长诗抄在一百多张“大字报”纸上，卷起来像炮弹。他抱着这“炮弹”登上火车，从南到北穿越15个纬度——几乎相当於纵贯整个日本——来到1979年的北京。诗人无视满地流散的红色恐怖，把长诗张贴於最繁华的闹市，然後英勇地开始朗诵。——那是朗诵吗？那是祭坛上的自焚。长期生活於恐怖中的人们立即明白“事情终於发生”，静静地围拢过来。青年们手臂相挽组成保护圈……多年之後，我想象起那情景，还止不住泪眼模糊：那一瞬间，北京静默了，中国静默了，天空中燃烧着自由的诗行……在诗人的鼓舞下，蔚为大观的“民主墙运动”揭蠹而起，而诗人则继续着自己出入监狱的艺术生涯，直到最近流亡美国。
忙里偷闲，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位作家教授带我和黄翔去您曾下塌的大饭店喝咖啡。戊戌变法失败後，改革派知识分子首领康有为出亡海外，在瑞典时曾在此居住。因此，对我们这些流亡者来说，这里倒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去处。从临街的大窗望出去，可见三两艘泊在小码头上的船。想这些船，转回来再开出去，开出去再转回来，恰似中国之运命。不是吗，百年过去，改革者仍被杀出海外，跑到这里来品苦咖啡。叹惋间，有侍者过来轻声问：是作家吗？显然我们不修边幅的衣着引起了他的好奇。主人反问道：记得前几年在这里住过的那位日本作家吗？来参加颁奖仪式的？——记得记得，大江健三郎，有一个会作曲的残疾儿子。——我们是中国诗人和作家，大江的朋友。那侍者便肃然起敬，说这几杯咖啡他请客了，临走还请我们签名留念。看看，健三郎兄，我们就这样用您的名字骗了几杯咖啡喝。
六四忌日那天晚上，中国流亡者和瑞典人一起举行了纪念集会，地点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广场。第一位发言者是著名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以他之高龄，完全可以体面地回避这种场合，但还是来了。他明明知道中国政府会报复，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禁止入境。对一位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汉学家，这几乎等於从学术上驱逐出局。但他还是站上那高阔的台阶，讲了许多满含感情的话。波罗的海的风掀起了他满头白发。刘宾雁也发表了演讲。他急切地想回到中国，贴近那黑暗格斗。他完全可以稍加克制与迂回，也许便可梦想成真。但他仍然昂然挺立在飞舞的烛光中，向全世界诉说着一位谨守良心的老作家对压迫者的义愤与对自由的渴望。我同样注意到，波罗的海的风掀动了他满头白发。是黄翔开始朗诵了，风采依然。渐渐地，他的旧作又轻声在我耳边鸣响：“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我看见马悦然教授向刘宾雁和我走来，这广场地面倾斜，便跛行而来。他握住我们的手道别了，说明天他将离开斯德哥尔摩，去欢度七十五岁生日，“人们说，男人从七十五岁才开始真正的生活，是吧？”然後是爽朗的笑……他和刘宾雁都是大高个儿，俨然是两座山峰，须仰视。我记住了海风掀动他们白发的细节，於是心最柔软的部分被轻轻刺痛……我知道，从今之後，两位长者的白发将永远飘扬在我心头，宛若不屈的自由之旗。我对自己说：你也将老去，你会给这世界留下什么呢？
尊敬的大江先生，这封信已太长了，谢谢您对拙作的鼓励，谢谢您给我这样一个谈心的机会，现在心情似乎好多了。请原谅我的悲观，因为我的祖国还在不自由中。据最新的官方内部统计资料披露，过去一年中，中国大陆发生了11万2千5百20余起“非法”抗争事件，其中较大的有8万多起。暴力冲突中，军民伤2万余人（其中军警4千5百余人），亡3千7百余人（其中军警7百余人）。就在昨天，一位悲愤难平的男人在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上引爆炸药，自杀身亡。——这就是虚假繁荣稳定背後的真相。格拉斯在庄严的瑞典文学院大厅里曾如此谦卑地祈祷：“神圣而崇高的西伊弗斯啊！”我和我众多的流亡者兄弟姐妹早就明白了：那滚石上山周而复始的西伊弗斯就是我们的命运。
请转达我给日本读者的最美好的祝愿！
顺颂
春安
郑义
2000年2月16日於华盛顿D.C.
作者：郑义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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