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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叶酸酸的暴力民主运动的法子，击正了共产党的七寸。否则怎么下面有人要冒我的名字以假乱真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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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被骗了，酸酸本人没有那么“色”的！一定是和我一样，追求酸酸而不到手的人干的 -- Anonymous - (0 Byte) 2003-1-14 周二, 上午4:15 (51 reads) |
-叶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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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不负责的政府
首先应该承认俄国改革到现在为止，是失败了，因为俄国现在的人均寿命，收入，和国家GDP都不如改革以前。男性寿命下降到了非洲国家的水平—57到58岁。GDP只有改革前的一半。如果谁非要说俄国改革成功了。我们也不和他争。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如果大家承认俄国改革失败了，我们就可以讨论他失败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俄国政府极不负责。从91年开始改革之后，政府把自己发行货币、国债和私有化证，用各种的方式全都蒸发掉了（也就是赖掉了）。甚至放在国家银行中的居民储蓄，也都被他尽数吃光。谁拿着政府发行的这些货币票证，算谁倒楣。谁拿着银行的存款单，就要小心这存款一年之内贬值1000%。结果人们只把美元和马克当真钱，民众一旦有了这种心态，别说什么改革了，连正常的经济活动都难以进行。
另外，俄国改革也违反了若干常识性的规律。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犯这些错误。既然是常识，人人都应该明白。如果说盖达尔和邱拜斯是书呆子，从学校直接就进了政府，那叶利欣和切尔诺梅尔金可都是很有经验的政客和企业家。实际上盖达尔和邱拜斯只是俄罗斯官僚集团使用的棋子，或者说，是被利用的红卫兵。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文革有相似之处。其时间长度和破坏程度也近似。作这么大的事情，总需要有打冲锋的红卫兵。俄国改革红卫兵和中国文革红卫兵一样，直接从学校里拉出来。然后让他们承担干坏事的主要责任。但真正起作用的是红卫兵背后那伙人，那就是苏联的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们才是这场改革的主角和主要得利者。很多俄罗斯人把这场改革叫作“官员改革”。可以把这场改革看成一个官僚集团的蜕皮，他们脱掉了破旧和带着血迹的战斗服—苏共，穿上了资本家的燕尾服。从而得到了新的身份—名正言顺的，受国外欢迎的资本家。我们知道如今的俄国比前苏联的人口和面积都少得多。但是它的政府官僚集团可没缩减。当然更没失业。实际上官僚的人数比以前增加了20%，而官僚的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如今富人当中，有85%是原共产党员。剩下的15%，大多是以前的黑社会老大。只有极少数富人是企业家。简单地说，前苏时代的共产党权贵，把共产共产党解散之后，直接把苏联的共有财产私吞了，作为他们废除共产党的报酬。实际上他们自己，就像叶利欣、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金一样，都是职业共产党干部。应该说，在解散苏共的同时，解放了苏共的干部。
但是这么解释俄国改革的失败，还是太简单了。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些俄罗斯犯的具体错误。或许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这种分析因为以下原因显得更为必要：俄国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完全具备重蹈俄国覆辙的条件。咱们的干部集团也很可能把中共解散，从而得到西方的承认和赞许，把国产、民产全都私吞，作为他们消灭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堡垒的报酬。而他们就变成了有功于民主自由的资本家。说实在的，中国至今还没这么作，已经让我惊奇。或许是有志于此的同志们，正在等适当的时机。我们还是在他们动手之前，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也好让老百姓在以后，能从他们五光十色、新奇古怪的表演中，看明白他们演的是哪出戏。为此我们先要说说一些相关的现象。
2、资金的进出
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的资金外流趋势依然严重。从95年开始，平均每年往国外流出200多亿美金。在这之前，流出数量也大约是这个数。虽然去年(2000)国内局势比较稳定，但外汇流出量和99年一样，一点不见减少。俄国有钱人说：资金必然会跑到它觉得最舒服的地方。而俄罗斯不是这地方。对俄罗斯的资金来说，最舒服的地方是哪里？报道说，塞浦路斯是其中之一。因为塞浦路斯的税收低，外汇管理宽松，是全世界最好的避税洗钱天堂之一。不光是俄罗斯的钱往这里跑，美国德国钱的一样往这里跑。而且美国的钱来比俄国还多。所以按经济的自由度来说，塞浦路斯应该是经济自由的天堂。或者说，是私有化的天堂。因为洗钱避税，都是为了往自己的腰包里揣钱，也就是私有化。
我们知道，这类洗钱避税天堂，经常换地方。以前巴拿马也是这么一个地方，美国可没有让巴拿马长久地享受这种自由化或私有化天堂的崇高地位。他们派兵把诺列加将军抓了起来，关进了他们美国的监狱。他们不能容忍一个国家在麦阿密的对岸，整条街都是银行，大规模洗美国的黑钱，让美国的税收变成不良银行家的进账。而这钱洗了之后又跑到哥伦比亚去进口毒品。美国军队开着飞机坦克，放着机关枪，杀进了巴拿马，强行关闭了巴拿马的洗钱产业。满大街的银行没了生意。这类洗钱逃税式的自由经济，是任何国家也不能忍受的。但俄罗斯如今就得忍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经济血液往外哗哗地流。因为俄罗斯政府没有力量，或不愿意管这事。至少可以说，在叶利欣时代是故意不管这事。因为老叶也在这里有好处。叶利欣有个“家族”，这家族并非他自己家的人，而是指帮助他上台的新大亨。这些大亨是他的真正支持者和后台老板。这些大亨都是靠改革和私有化发大财的人。叶利欣自己没有政党，但是他在第二次（9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用了三十亿美金竞选经费。这钱是哪里来的？是大亨们给的，大亨们还给他找了美国的竞选专家，作竞选顾问。当然大亨们的钱不是白出的，他们要求回报，其中最出名的是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他们后来都作了政府高官，然后利用职权，大大捞了一笔。这些大亨的钱都放在国外，投资于德国债券，美国股票。或存在瑞士银行。当然也在法国西班牙买了别墅。大亨们如此，小亨们当然也跟着学。结果如今俄国的资金外逃，已经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产业，据说有十二万家企业专门从事这个行当。普金先生管不了也不敢管。说实在的普金先生也要靠这些大亨支持。因为这些大亨已经掌握了俄国的银行、外汇、石油、有色金属和外贸。或者说，掌握了俄国的经济命脉。在叶利欣执政后期，国内舆论要求把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大企业重新国有化。这一方面是面对当时的恶劣局势，国家需要控制这些企业，另外一方面是这些企业被私有的过程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如果要私有化，也应该重新国有化之后，按合法途径重新私有化。第三个原因也很重要：这些被私有了的大企业，经营情况还不如国有的时候。就连和现在还是国有的类似企业比，也有明显差距。但普金一上台就否定了重新国有化。说是要维持国家的稳定。所以在普金当政期间，这些国家经济命脉还是要掌握在大亨的手里。如此这般，俄罗斯难以保住自己的外汇，更难吸引外国的投资。
我们只能叹息俄罗斯的倒楣。庆幸中国人的好运。我们知道，从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都是资金净流入国。而俄国从改革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资金净流出国。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什么，不说自明。
3：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关系
31．建筑顺序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有这么几个内容：分产到户，放开物价，废除计划经济。这时候俄罗斯的消费品市场还没建立。所以休克疗法包含着这么一意义：先建立资本市场，再用资本市场带动消费市场。所谓资本市场，就是股权或产权市场，或生产资料市场。我们常说的股市，就是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而消费市场，就是买卖消费品的市场，也就是生活资料市场，比如买卖白菜萝卜，猪肉肥皂的市场。消费品还包括服务，比如保险和银行服务（第三产业的产品市场）。
怎么建立资本市场？很简单：俄罗斯把国家企业的的产权分给民众，并允许他们自由买卖，资本市场就建立起来了。然后大家都等着这个资本市场，能让俄罗斯生产出西方的消费品，并让他们过上美国或德国人的好日子。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俄国人的日子越过越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一个科学规则，这规律就是消费市场是第一市场或基础市场，而资本市场是第二市场，并附属于消费市场。要想建立市场经济，必须首先建立消费市场，而后建立资本市场，这首先是因为消费市场据说在猿人时代就已存在，而且为现代人类生活必不可少。如今个人不可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如果没有消费品市场，人们很快会死。所以无论如何，这消费市场对人类的生存，比资本市场更为重要。如果不先建立它，整个社会就不得安定。什么市场也没有。第二是因为，企业的价值在于它的盈利能力。赢利预期决定股票（产权）价格。而这盈利来自消费市场。所以资本市场的表现，也就是股票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向，是企业在消费市场的表现（预期表现）的产物。比如某家企业的产品卖得好（或预计卖得好），在消费市场上能挣钱，这家企业的股票价值就会上升。反之则下降。俄罗斯在建立资本市场的时候，消费市场还没建立起来。这时候各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还没有显示--—也不知道这些企业能不能盈利，能盈利多少。这时候产权价格没有衡量标准。这样的市场实际上不能叫做市场，因为人们无从了解市场上的商品（产权）。有人说这是信息不足的市场，实际上信息还没有产生。资本市场的信息来自消费市场，消费市场还没正常运作，如何产生正常的信息？我们也知道，俄罗斯把自己的国有财产，包括一些自然资源，估价为120亿美金，还不如西方的一个大点的企业值钱。这也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估价。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企业的价值在于它的赢利能力。在消费市场还没建立的时候，不知道资本的赢利能力。所以无从估价。
盖达尔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把产权分了，企业变成私有私营，那就会生产大量优质的消费品，因为西方国家就是这么个状态。对于这个错误，可有一比：西方人住着两层楼，俄罗斯人很羡慕。俄罗斯人也想盖两层楼，但是从第二层开始盖起。第一层是空气。结果这楼就盖塌了。
这第一层楼就是消费市场，第二层是资本市场。西方顾问和当时总理盖达尔，都想从第二层开始盖。就是先建立资本市场，这时（92-—94年）消费市场还不存在。这时的资本市场没有支撑物，它必然倒塌。而且，这个资本市场设计得十分可笑。其规则根本不可运行。私有化的方式是政府发给每个公民“私有化证”（92年9月1 日发放），这个证大约值一万卢布。这一万卢布不是现在的一万卢布，而是91年的一万卢布。因为在91年根据政府估价。每人可以分到合当时的一万卢布的国有资产。发完这个证，政府就让公民自己拿着这个证，到国有企业换股票。可是企业愿意不愿意和你换，由企业说了算。没有法律规定企业一定要接受你的私有化证，然后给你它的股票。结果这些证在有些人手里就好使，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好使。举个例子，我有一张私有化证，我想用这证换百货大楼的股票，可是百货大楼不想和我换，结果我就换不来。与此同时，百货大楼的经理和他的亲属，每人也有和我的一模一样的一张证，百货大楼很喜欢要他们的证。结果他们就能把百货大楼的股份私有到自己手里，而我就不能。我的那证不但换不来百货大楼的股票，什么好公司的股票也换不来。只有当官的有权的和有关系的人。才能用私有化证换好股票，我的证没用。结果我只好马上用那证换酒喝，以求在醉梦中忘掉这可笑可悲的私有化证。因为这证自发行之后，就迅速地贬值。到了94年，以不变货币衡量，这张私证只值30卢布（91年币值）。当官的有权的就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我的证，这证一到他们手里，就身价百倍，就能换来百货大楼。因为对国有资产的估价很低，百货大楼明明值一个亿，只估价了5百万，所以他用30卢布买了我的证，可以用这证换来实值20万卢布的百货大楼的股票。有权有势的人就能这么不停地用30卢布换20万的股票，他们就这么暴富起来的。按美国富布斯杂志上的说法，这些资本家什么也不生产，什么也不创造。他们只是把钱往口袋里面装。这种“资本市场”叫作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这和苏联的一贯作风，基本一致。比如说苏联宪法规定公民有这权那权，可是有些公民就有这些权，而且权大得很。而有的公民就没有。换句话说，俄罗斯的资本市场规则，使用的就是前苏联的老传统。这种资本市场应该叫作资本猎场。这里有的是猎狗和猎枪，猎人和兔子。枪声响处，百姓的资本（存款和私有化证）如兔子一样倒在血泊之中，新贵大亨高兴地把它放进车里，俄罗斯人民从此被逐出“资本市场”。
比俄国幸运的是，中国没这么私有化。从表面上看，中国建立市场的顺序正确。就是先建立消费市场，后建立资本市场。而且这资本市场也比较有规矩。70年代末开始建立消费市场，到了九十年代中才开始渐渐扩大资本市场，也就是股市。其间相差了十几年。实际上到了八十年代末，物价闯关之后，消费市场已经基本建成。在95年的时候，消费市场已经发展壮大，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这时候建立股市，就是出了一些问题，对消费市场也没什么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顺序正确：先消费市场后资本市场；先盖第一层楼，后盖第二层。虽然中国股市也非常混乱，但是这种正确的顺序，使这混乱不致于影响消费市场。至少至今还没有很大的坏影响。
中国的官员在私有化过程中也私吞了一些，但比俄罗斯官员少得多。因为俄罗斯是官方支持的私吞。另外是俄罗斯的私吞，被吞企业并没有得到一分钱：新资本家私吞了企业，却没钱改造更新企业。而中国的私有化让股民们出了大量钱给企业，从而使企业有资金作技术改造，中国也有被整个私吞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都比较小。影响也小。
32.先增加供应后开放物价
中俄两国为了建立消费市场，有很具体的事可作。一是分田到户，二是把军工生产力变为民用生产力。三是把调拨价格取消，废除价格双轨制，开放物价。这三件事都必须作。作起来也必须有个顺序，这个顺序就是必须先分田和军转民，然后才能放开物价。如果不按这个顺序，就会引起混乱。混乱的原因是：如果不先分田到户，军工转民用，工农业消费品的供应就很缺乏，这时候开放物价，必然导致物价飙升。老百姓将面对一个供应不增加，物价却飞涨的市场，他们的生活就有了大问题，这个改革也就要完蛋了。所以一定要先增加消费品的供应，就是分田到户和军工转民用。然后再放开物价。我们知道中国的生产能力并不很弱，以前主要的问题是军工占比例太大，而农民的效率太低。如果分田和军转民成功，供应一定会大幅度增加。苏联和中国的情况类似。但他门生产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他们如果把军转民做好，其消费品供应必然会增加得更快更多。可是叶利欣盖达尔不这么干。真让人搞不明白。
俄罗斯的“500天休克疗法”，首先是把物价放开了。这时候工农业消费品生产还来不及增加，这导致物价飞涨但供应却没跟上。供应不足刺激物价继续上涨，人民受不了，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大量发行纸币，使卢布极其迅速地贬值。结果货币贬职、供应不足和物价飙升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在开放物价的时候，也遇到很大的困难，而且引发89年的动乱。当时的物价飙升，使人民一生的积蓄严重缩水。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一个主要的口号叫作“反对官倒”。现在看来，这个口号只反映出人民对市场经济缺少了解。因为不管是谁倒，都是参与商业竞争。而商业竞争只会导致供应增加，物价下降。这不是好事吗？所以官倒民倒，不管谁倒，只要有人倒，就比没人倒要好。老百姓认为官倒导致物价飙升，实际上官倒的作用是相反的。或者说，老百姓把开放物价叫作官倒，那也是完全错误。因为那时候物资紧张，货物按市场价销售，必然比调拨价贵。这贵出来的钱主要给了生产厂家，而非“倒家”——商业环节。因为货物是以市场价出厂的。而这钱是厂家进行生产的所必须。据笔者所知，只有极少数物资是按调拨价给贸易单位，而贸易单位用市场价卖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属于国家对某些贸易单位支持。这和国家直接拨给他们钱，是一个意思。
虽然如此，这物价飙升，使老百姓的收入和存款缩水，对社会还是很坏的事，导致动乱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有人会说，导致动乱的是其他什么因素。我们这篇文章不是讨论动乱。所以也就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们都知道，动乱一定有若干基础，其中一个基础就是当时的物价飞涨，城市居民的收入和储蓄都跟不上物价。于是，动乱发生了，而且需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我们知道，赵先生承担了这个责任。或者说，人们让他承担了这个责任。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解决动乱的方式相当愚笨，效果也不理想，但是中国还是挺住了。挺住了什么？挺住了动乱和物价改革（取消双轨制）。或者说挺住了市场化的巨大冲击，国家没有乱，货币没有毛，改革进入良性循环。为什么中国能挺住？因为“民以食为天”，89年物价闯关的时候，前期的改革措施已经发挥了效力，工农业生产和食品供应空前丰富，天没塌下来，地也种得不错，占人口80%的农民没受物价闯关的影响，还得了好处。所以中国的动乱也就过去了。可是俄罗斯的情况不是这样。500天休克的后期，人们已经快没饭吃了。笔者的一个朋友93年正在俄罗斯作生意，说当时的情况十分可怕。本来已经很糟糕的市场突然全部关闭。他手中虽有大笔卢布，却买不到食品。因为人们都认为卢布要完蛋了。如果不是他的俄国女友送给他半只鸡和一条面包，他就会被饿死。挨饿比官倒可严重多了。如果中国在89年遇到的问题是挨饿而非官倒，那中国会是什么样，谁也说不准了。
33,钱与货
市场由两个因素组成：一为钱一为货。如果有真钱真货，市场必然运行，所谓货币理论，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上。就是：这钱必须是真钱。如果不是真钱而是花花纸，不能叫作货币，也不在货币理论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钱怎么就能成为真钱？不是靠发行单位和印制精美。而是靠它到什么地方，都能换到货物。如果一种钱在换取货物方面出了问题，那这个钱就不真了。这钱就开始灌水。如果这钱在换货物方面越来越不行，那这钱里的水份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像糊墙纸，而不是钱。这么简单的道理，俄罗斯的总理盖达尔居然会不知道。他还是经济学家，而且是货币主义者。真是奇怪。
盖达尔这个名字我们这一代人都挺熟悉。因为我从小就看他爷爷写的小说。作家盖达尔是写书的，总理小盖达尔是个书呆子。盖达尔在1991年底开始开放俄罗斯的物价。导致物价飙升。我们知道，建立市场最重要的事是要有真钱真货。所以一定要维护卢布，不让它变成糊墙纸。如果它变成糊墙纸，那市场的两条腿就少了一条。市场就必然垮台。可是一旦开放物价，物价就必然飙升，要停止物价飙升，就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供应。一个是限制物价。限制物价和改革精神相抵触，他们根本不考虑。增加供应不是那么快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了十几年之后，货物供应大幅提高之后，才废除物价双轨制，就这样还引发了89动乱。而俄罗斯一开始改革就放开物价。这就必然导致了物价不停地飙升。卢布就越来越不中用。它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真钱。一种一年贬值1000%的货币，一个季度（92年第一季度）贬值900%的货币，谁也没法把它当作真钱。这个时候，市场必然要垮台。而且更糟糕的是，人们需要真钱。因为人们不能不储蓄。人们总不能把刚到手的钱，马上全花了，不为明天或者明年着想。盖达尔对于俄罗斯的居民储蓄，抱着敌对的态度。改革带来的贬值，使居民的储蓄突然间化为乌有。他一点也不在乎。还公开宣称，俄罗斯政府对人民储蓄不会作任何补偿。好像是因为这些储蓄本身，也是苏联遗留下来的老废物，应该彻底废除。结果人们根本就不敢要卢布。人们就被迫去找真钱。美元是真钱。实际上我们的人民币也是真钱。但是人民币只在中国国内是真钱，塞浦路斯不认得它。所以俄罗斯人认准了美元和马克。他们要美元马克，不是为了买进口的东西，而是因为那是真钱。只有真钱才可以保值。他们根本也不把美元存在银行里，因为俄国的货币不真，使俄国的银行也就变得不真。你存进去的钱是不是能拿出来。谁也说不准。俄国人被迫把钱放在自己的袜子里。每天晚上秘密地数一遍，因为只有这钱才能在以后换吃的。卢布只能糊墙。
也就是说，书呆子盖达尔的货币理论，根本就是反货币理论。他用涨价把卢布变成了糊墙纸。从而消灭了卢布。俄罗斯人只好拼命抢购美元。以前有个理论，叫作“劣币驱逐良币”。意思是坏的假钱，能把好的真钱，赶出市场。在流通领域是这样。人有了坏钱当然希望马上花了它。谁也不敢拿着它过夜。而好钱谁都舍不得花，都放在袜子里藏着。也就是说，在流通领域是坏钱驱逐好钱，在储蓄领域是好钱驱逐坏钱。俄罗斯人和全世界的人一样都要储蓄，所以人们对好钱的需求就非常大。一个俄罗斯那样的大国，如果储蓄全用美元马克，这个需求可不得了。据说俄罗斯人这几年一下子就吃进700多亿美金。加上逃到外国的，那就是将近三千亿美金。我们知道美金对其他货币的比值，这十年一个劲地上涨。俄罗斯的巨大需求，是这种上涨的动力之一。这种需求纯粹是来自对卢布的不信任。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突然有一个主要货币——卢布，被消灭了，必须有另外一种货币补充它留下的真空，这种货币就是美金。卢布对美金的荒诞性的下跌，就是这件事的反映。卢布都不是真钱了，俄罗斯的市场当然也就要垮台。这是书呆子盖达尔的错误。
但是不是书呆子的切尔诺梅尔金，干得和盖达尔一样糟糕。切尔诺梅尔金先生是钳工出身。一直在工业部门工作，非常实际，很有经验。但是他也干傻事。这说明到了俄罗斯的社会环境中，犯错误和是不是书呆子，并无直接关系。我们在后面会讨论俄罗斯的社会环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不管什么出身的人，都要犯很愚蠢的错误。切尔诺梅尔金搞的是国家政府的老鼠会。什么叫老鼠会？就是高息集资。中国人对这东西并不陌生。因为有几个大案子，在全国都曾引起轰动。比如北京的长城集资案，还有江苏的一个很傻的老太太，都搞过这种事。搞事的人已经被枪毙。这种集资办法很简单，就是用高息吸引人来存款。然后用新钱还老钱。只要新钱能源源不断地来，就可能把老钱不停地还上。但是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来，早晚有一天还不上。这就叫老鼠会。为什么叫老鼠会？可能是存钱的人都像老鼠，都想从这个勾当里捞一把。而且都想捞完就跑，自己千万别当那最后倒楣的。因为谁都知道到了最后一定是树倒猢狲散。我们知道，如今的所谓传销，也是这么一个勾当。这种鬼勾当，也居然能在全世界流行，可见人和老鼠的基因，有太多相同的地方。
但是各国政府一般不干这种老鼠勾当。因为这勾当很下流。但是我们的钳工同志，总理同志，切尔诺梅尔金先生，居然用这种勾当，为俄罗斯的政府筹钱。他发行了一批批，越来越多的高息短期债券。用新债还旧债。这些债并非用来投资，什么投资也不可能获得和债券利息一样高的回报。这些债用来维持政府开支。而政府靠发新债来还旧债。这种政府老鼠会和所有老鼠会一样，也有树倒猢狲散的一天。这一天来了，这就是98年8月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俄罗斯政府开始耍赖，对短期债券不还钱了。不但当年到期的不还，2000年以前到期的，全都事先宣布不还了。买了债券的人都到了霉。然后在普金上台之后进行政府债务重组。所谓重组就是赖帐。当然俄国政府不会这么说，他只还十分之一的钱，其他的变成不值钱的别的什么券。对俄国政府发的券我们可别抱一丝一毫的幻想。我们看看俄罗斯政府一连十年，从91年开始，在自己发行的有价证券上都干了些什么，或者说，他们都利用这些证券干了什么：91年到94年盖达尔把卢布搞黄了。并用这办法把俄国老百姓的存款全部吃掉，在93到94年的时候，盖达尔和邱拜斯把他们发行的私有化证搞黄了。从而让官僚集团把国有资产全部吃掉。96年到97年切尔诺梅尔金把国债搞黄了。从而让官僚集团把国内外投资者的钱吃掉。这回就连大亨的钱都被官僚们吃掉不少。因为这些钱全部是用来支付政府也就是官僚们的开支。这些开支通过各种途径，一部分让官僚们花了，一部分流入官僚的腰包。俄罗斯政府发行的有价票证，在十年之中，都变成了糊墙纸。用这些票证骗来的钱，都被官员私有掉。
相比而言，中国政府比俄罗斯政府负责得多。取消双轨制，物价闯关的时候，中国物价也飙升。但是中国政府努力保障居民的储蓄不泡汤。办法是提高储蓄利息。让利息高于通货膨胀率。而且，银行没有耍赖。该付的本息都付了。政府也发了高息国债，也都到期偿还了。人民币的真实性被它的发行者——中国政府的行为所证明。人民币没有变成糊墙纸。市场的两条腿中的一条很结实地站立着。当然中国的官员也贪，但是他们的贪是个人的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政府还是对自己发的货币和债券负责，所以中国的官员贪和俄国的政府贪相比，杀伤力小得多。
俄罗斯政府对自己的发行的钱和债的耍赖，可是有历史传统的。当年苏联对自己的国债也耍了赖，90年笔者正在德国某保险公司的投资部工作，看到苏联国债利润极高，认为可以买进。笔者以为苏联有石油黄金木材金属。都是能在世界市场上轻易赚钱的东西。以一大国政府的身份，断不致于连在西方公开发行的债务，也要耍赖。笔者的看法，遭到德国同事的耻笑。他们告诉我，对俄国人可别抱有一点幻想。但我当时以为德国人的态度，来源于二次大战。笔者难以想象，如果对外公开发行的国债都能耍赖，以后如何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他就是耍了。证明笔者心目中的苏联和俄罗斯的形象，和实际相差很远。以笔者对中国政府的经验，根本想不倒苏联政府会这么作。中国政府说“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其意义要对照苏联和俄罗斯的行为，才能体会。在98年俄国证券市场大崩盘的时候，西方投资者（包括精明的所罗斯），一下子亏掉了上百亿美金，俄国的国债有四分之一在他们手里。吃了大亏的所罗斯们发誓再也不到俄国投资。显然他们犯了笔者当年犯的错误。有如此这般的一个政府，不需要其他因素，也足以吓止外国的投资者。
4，私有化的误区
41,古代私有制和现代私有制的区别
我们知道私有制的历史悠久，类型繁多。有原始部落时代的私有制，也有奴隶制时代的私有制，也有现代的私有制。我们先不讨论古代的私有制有什么特点，只讨论现代私有制有什么特点。这现代私有制，简而言之，有两大特点：
A,获得私有财产的方式，必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就是必须以合法的方式获得私有财产。如果用非法手段获得财产（比如盗窃或贩毒），社会不但不承认你的所有权，还会对你加以惩罚。
B,所有私有的财产，及其所有者，都对社会有法定的责任。这责任包括交税。我们知道，凡是没主的财产，对社会没有责任。一旦一笔财产有了主人，这笔财产就对社会有了责任。其所有者必须交税。挣到的钱必须交所得税，消费的东西必须交消费税，住的房子要交房产税，使用的土地要交土地税，放在银行里的钱要交利息税。进口的货物要交关税。买东西消费要交消费税。继承遗产要交遗产税。所有这些税，少交一个子儿也不行：社会将不承认你的所有权，
由于现代的私有制有这两个特性，所以现代私有制应该叫作“社会主义私有制”。因为私有财产获得的方式及财产本身，都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并承担社会责任。如果现代私有制没这两个特性，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能存在。连一天都不能存在。
可是俄罗斯实行的私有制，正好没这两个特点。俄罗斯的大老板们，获得财产的方式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而且，盖达尔和邱拜斯的私有化政策，也就是不管合理不合理，只要把国有财产，划给私人，“哪怕给了强盗”，就算成功。正因为如此，捞到大笔国产的人，也不指望社会会高兴地承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他们必然要尽快把这些财产转移到国外，以防止俄罗斯人民对这些财产的追讨。这么一来，这些财产对俄罗斯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也就根本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俄罗斯实行的私有制，并非现代的私有制，而是古代的私有制。至于这古代有多古老，我也说不上来。
因为我怀疑在人类还没出现之前，动物就实行了这种私有制。我们知道狐狸会偷鸡，偷完了会把鸡拉到安全的地方——狐狸的塞浦路斯，使这倒楣的鸡变成狐狸的私产，供它私自享用。这狐狸的私有财产的获得和保有，和俄罗斯私有化的方式的基本相同。允许这类私有财产存在的制度，只能叫作“狐狸私有制”。如果把前苏联解体，由200个西方经济专家设计方案，全民投票选出总统，就是要实行狐狸偷鸡式的私有制，似乎也太不严肃。可是我们眼睁睁地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俄罗斯的惨痛经验：千万别把中国社会倒退到狐狸时代。如今很多人倡导私有化。笔者也完全赞成。只是别搞狐狸偷鸡的私有化。狐狸私有化的结果，是把老百姓的财产都私有到官员的手里。官员们一定会很赞成的。他们会像叶利欣盖达尔一样，把这种私有化吹得天花乱坠，一些书呆子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博士们，会用高深理论。证明让官员私吞了财产，百姓们就有福了。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中国老百姓可要小心了。
我们看到，西方世界之所以没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在一百年前就爆发总危机并彻底完蛋，就是因为他们实行着现代的私有制。或者说，他们把古代的私有制现代化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承担了社会义务，按累进税制交了大笔的所得税，其他税也一点不能少交。而这些钱的一部分，给了“穷则思变”，饿的要造反的穷人，使他们能吃饱，生病了也能进医院。卖火柴的小女孩，也能上学。如果不是这样，那合小小的火柴，足以烧掉五十座豪宅，无产阶级革命早就爆发，资本主义确实会按马克思的预言，早早地就彻底完了蛋。
42,社会主义私有制的优越性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现代私有制（社会主义私有制），确实比中苏两国实行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合理并更具有生命力。现代私有制允许人们利用私有财产进行再生产，也就是用于投资、作买卖，从而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也使社会财富增加。而中苏以前的公有制，不允许个人拥有生产资料，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自己的钱，进行再生产。一旦把私有财产用于生产或商业，这财产就不是你的，就应该是公有的。我们知道，在集体化和公社化的时候，就是这么把农民的田地、树木和大小家畜给“公有”了；在公私合营的时候，把个人的工商业资产给公有了。这使中国人失去了利用自己的私产，进行再生产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经济怎么能搞得好？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式的公有制不如现代私有制，但是狐狸偷鸡式的私有制不如马克思式的公有制。
所以中国的私有制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私有制。一旦变成狐狸偷鸡式的私有制，经济马上倒退到狐狸时代。
5，吸引资金的 竞争。
我们再说说资金外流的问题。资金外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逃避社会责任。这些资金不是合法所得，比如是偷来的或是贩毒来的。有了这钱一定赶紧带着跑到国外。第二类资金外流，是去找市场（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状况良好的地方。这第一类资金外流，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俄罗斯的资金外流大多属于这类。这第二类资金外流，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特别对中国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知道各国为了吸引这类资金，必须改善自己的市场环境。这使各国之间互相竞争。我们也知道，没竞争就没进步。此乃万古不变之真理。所以让各国竞争吸引资金，是促使他们进步的好事。
中国靠好的市场环境，吸引了大笔外来资金，当然也别指望其他地方，不眼馋中国，他们也想把这些资金吸引到他们那里去。中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改善自己的市场状况。
举一个例子，说明只要市场状况良好，必然吸引资金流入。如今香港居民大举北上消费，因为北边的市场繁荣，东西便宜服务好。北上消费带动了北上投资。深圳广州等地的房产，被他们买了不少。这种消费和投资的背后，有一个灰色的因素，那就是私下换汇。如今到大陆来花钱，需要人民币，香港人的人民币从哪里来？如果从银行里换，那是又麻烦又吃亏。首先让你排队，然后给你按买入卖出价一折算，你的钱就少了一大块。如果都靠这个办法来换人民币，那港人的北上消费欲望必然大大减低。对港人和北人都不是好事。但是港人大多通过私下兑换，避免了上述的麻烦和损失。当然，如今的港币已经不能算是外汇。应该算是中国货币。但是港币换美金很容易。所以成港币差不多等于换成美金。
这种私下兑换，是不是使资金流失了？根本没有。反而使资金更方便大量地流入。实际上私下兑换降低了资金流入的成本，简便了流入的手续。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状况好，没有外汇管制，资金会更方便地流入。
如果市场状态不好，你就是管制，资金也还是要往外跑。比如俄罗斯。当然，外汇管制会增加资金流出的成本。但是恶劣的市况对资金的杀伤力，超过这点成本。
目前的情况是，资金会从实行狐狸偷鸡私有制的地方，跑到实行社会主义私有制的地方。比如俄罗斯的黑钱，到塞浦路斯洗一个澡，变成白钱。这钱也不能老在塞浦路斯呆着，那地方除了开赌场，没有挣钱的途径。结果这些钱还是要往市场状况好的地方去。他们就跑到德国美国等地。有的还跑到了中国。
也就是说，这私有制之间，是要竞争的。就像当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一样。那是现代私有制和现代公有制的竞争。结果公有制失败了。下一轮的竞争是现代私有制和古代私有制的竞争。谁都知道结果：古代私有制一定失败。
5．私有化误区之二：
51,老板能不能管好企业？
昨天还听到一个“专家”说，改善企业的管理，有效或根本的途径，就是把企业私有化，找个大老板管着企业，他在企业里有绝对权威，他也就会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企业。企业也就会兴旺发达。这种说法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1,老板关心自己的企业。2,老板很能干。
这两个假设都是错的。首先它们不符合狐狸偷鸡的老板的情况。这些人善于偷鸡不等于善于养鸡。喜欢偷鸡也不等于喜欢养鸡。对于狐狸偷鸡的老板们，最合理的行为是把这鸡赶快吃掉，而不是让鸡下蛋，或经营养鸡场。对于狐狸来说，这些事都太难太慢风险太大，万一这鸡养不好死了，他不是又赔了鸡，又赔了功夫，还赔了饲料？或者，在他养鸡的时候，如果有其他的狐狸偷了他的鸡，他不是很不幸？遇到千载难逢的私有化发财机会的俄国老板，决不会让自己沦落到不幸的境地。所以他们见到鸡就扑上去咬死吃掉。
据俄国航空公司的私人老板波XX先生说，他们俄国企业家和美国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家一样，唯一原则是用最少的力气，最短的时间挣最多的钱。所以这位私有了航空公司的老板，首先作的事，是把航空公司帐上的美金，直接划到自己在瑞士银行的秘密帐号，致于航空公司的前途，对他们来说，远不如在法国挑自己的新别墅重要。
对于没有偷鸡行为的老板，以上假设也是错的，错的原因，是因为它把现代企业和古代企业，混为一谈。这错误就像把现代私有制和古代私有制混为一谈一样。
所谓现代企业，是大型而有高新科技的企业。个人老板首先是没钱拥有整个企业：就是拥有现代大企业的15%，也需是亿万钜富。而在现代私有制中，财产被迫分散，占大股的大企业老板越来越少，现代企业却越来越多。第二是现代企业的技术过于复杂，而且竞争激烈，每时每刻面临技术开发和市场开发的困难问题，个人老板绝对没有能力完成这种事情。个人的生理极限，决定他就不能把现代企业管理好，
个人老板经营自己的企业，那是古代或过去的情况。那时候产业很小，技术简单，市场稳定。个人可以拥有也能管理产业。比如中国的农村，还处于小农生产的状态。目前还是以小农生产的效率最高，管理最好，所以也就不用改变这种有两千年历史的生产形态。家庭农场当然可以由老板—小农本人，来拥有和管理。可是现代工业就不行了。现代工业已经把古代的家庭工业消灭了。家庭手工业可以由老板拥有和管理。它的技术来自祖传，它的市场就是临街开铺，几百年不用改变。但是这种工业已经没有了。就是有也不成气候。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用管理家庭手工业的方式，也就是靠掌柜的一人管理的方式，管理现代企业。现代企业有自己的管理办法。
我们先看看现代企业最主要问题是什么。这问题很特殊，就是现代企业最终要由高级雇员来管理。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是因为业务过于复杂，必须聘用各方面的专家管理。其次是大企业的资产过于庞大，股权必然分散，股东没权利也无能力参与企业的经营。所以必然由高级雇员来管理。
于是高级雇员的权利和责任就变得不成比例。也就是他们的权利过大而责任几乎没有。首先是他们很有权，可以指挥大企业，作出重大、对社会都有影响的决策。其次是他们的收入也相当高，但是如果他们把企业搞砸了，他们也没什么责任。比如一个百亿美金的企业总经理，在半年内把这个企业搞亏搞垮，他所受的损失，大不了是解聘不干，回家还可以写一本书：“我如何搞砸一个大企业”。如果写得精彩，写他如何烧钞票，如何打水漂，还能挣稿费。这种权责不成比例的状态，还会诱发他们损公肥私。比如通过收回扣，贪污企业的收入。甚至把自己的企业的定单，卖给其他竞争对手，使自己发财。
也就说，现代企业的问题，已经不是股东和雇员之间的问题（所谓劳资纠纷），而是股东雇员为一方，经理为另一方，互相之间的利益冲突。
我们看看中国的国有企业，情况就是这样。股东是广大人民，和一个股权广泛分布在小股民手里的上市公司类似。小股民没权利了解企业状况。经理们（或官员们）是高级雇员。他们不是股东，但可控制着企业的一切。企业亏损，不伤他们一根毫毛，如果他们把定单转给自己的朋友，对他们更有好处。他们甚至会捞一笔，然后故意让企业破产。可是股东们怎么办？股东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只能把自己的财产的，托付给这些不良经理。
现代企业，不管是国营的和是私有的，都会面临这种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欧洲已经有了可行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法制来管理企业。以德国为例，德国很早就制定了两个法律：“企业组织法”和“参与决定法”。企业组织法规定，凡是股份制和大中型有限责任企业，必须建立监事会。监事会由股东和雇员联合组成。各占一半席位。监事会负责聘用企业的高级雇员。高级雇员组成经理部，负责经营企业。监事会有权监督所有业务，比如查帐。企业的重大的行为，必须由监事会批准。在经理部和监事会之间，监事会代表企业，经理部是一伙受雇员工。在对外业务中，经理部代表企业，作为法人代表。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企业组织法，有两大重要意义：
A,他使股东和雇员联合起来，共同监督经理和企业的所有业务。这一点符合现代企业的特性：现代企业业务复杂，如果没有基层雇员的协助，股东不能掌握必要的信息。现代企业是股东的财产，也是雇员的财产。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社会上有固定的失业压力。所以雇员的工作位置，对他们的生活的重要性，超过股份对股东的重要性。所以雇员对企业的关心程度，至少和一般股东一样。所以他们两方联合起来，监控企业的状况，非常必要也非常合适。B,这个法律使企业法管理法制化。企业组织法是法律，受司法机构的保障，哪个企业在执行此法的时候出了问题，可在法院中得到解决。这实际上是把企业当作了一个社会组织，就像一个城市一样。我们知道城市的组织有法律来规范。市长怎么聘用，议会有什么权利，都有法律规定。如果出了问题，可以在法庭解决。这也是企业管理的现代方式，现代社会靠法制管理，现代企业也必须这样。
德国的“参与决定法”保障一般雇员的权利。我们说过，企业对一般雇员来说，就是饭碗，就是衣食来源。股东有权参与决定，雇员也应有权利。该法规定凡是有5名以上的企业，都必须建立职工委员会。该会代表职工参与决定企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劳动工资解雇聘用方面的问题。这使雇员对企业的情况更为了解，和企业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对雇员和股东都有好处。因为股东要靠雇员，来监控经理。参与决定法使雇员关心并了解企业情况，同时也使经理不能炒对他不利的雇员。
据笔者所知，这两个法律在德国实行得相当成功。中国要想改善企业的状态。最好走这条路。靠个人老板管理是不可能的。现代企业不是家庭作坊。大企业雇员上万，资产钜亿，比一个小城市还巨大。不靠法制而靠老板的人治，那是一条走不通的回头路。
或许我们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企业形式也有很多种。最原始的形式是个人或家庭私有。现在的个体小农就是这种企业。这种企业把企业当成一个市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就是市场上买卖的关系。老板花钱，买雇员的劳动力。双方只有买卖关系，这关系全写在一纸雇佣合同之中，有的连雇佣合同都没有。雇员和老板并没有共同利益。你老板的企业完蛋了，跟我雇员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反正要给我工资。你企业发达了，和我雇员还是没关系，因为你可能马上解雇我。这种关系完全不适合现代企业。另外一种比较先进。这种形式叫作“家族制”。这里说的家族制不是家族拥有企业。而是说把一个企业的所有员工，包括老板和雇员（现任的和退休的），当作一个大家族的成员。一个大家族如何运行，有一套历史极其悠久的规则。孔子朱子，三言二刻，都对这套规则的建立，作出过贡献。在中国和汉字文化圈里，人们很熟悉这套规则。日本历史悠久的领主—武士关系，可能比中国的家族传统，更接近目前的家族制企业制度。这套规则和德国的法律有相似之处，就是雇员和股东的利益基本一致。因为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是雇员的饭碗。企业倒闭，雇员很难到别的公司找到工作。因为别的企业也是终身雇佣制。他们不要倒闭企业的残兵败将。这样雇员和企业的关系比德国的更为密切。这种制度也很有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企业，多实行这种制度。这种制度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一旦老板的家族放弃了企业，把企业变成股权分散的公众企业，这时候股东就没力量来监控这个企业了。第二个问题是家族制的很多规矩，没有明文规定。比如对职工终身雇佣，并不在雇佣合同中写明。所以如果企业老板有了变动，雇员的利益也得不倒保障。三是外来年轻人才，难以在这类公司得到关键性的职位。在如今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也是个不利因素。
有的香港老公司，从来不解雇雇员。甚至不让雇员退休。雇员老了就安排老头能作的工作。直到雇员自己提出干不动了，才让他回家。笔者一个朋友在89年从他的公司提前退休，拿了退休金移民美国，在美国住了十年，觉得没意思，前两年回到香港，已经六十多岁。找到原公司，公司的老老板已经故去，大女儿当了老板。她继承公司的家族制传统，重新聘用他，工资也很不错，还特别考虑到他已经把香港的房子卖了，派他到深圳工作，住公司房子。这使我这朋友说起自己的公司，由衷地表现出一种家庭般的感情。在亚洲成功的企业中，多有这类家族传统在起作用。
但是在数码技术时代，这种家族式公司面临很大的挑战。原因是数码技术是年轻人的技术，企业中的家族式论资排辈，对年轻人不利，对公司也不利。
中国的乡镇企业也可以说是家族式企业。但是比较原始。因为他们的确就是由一个大家族领导着的。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大家族。比如大邱庄就是一个大家族。这类企业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了。我们知道这类企业里实行家法，而非国法。大邱庄就是实行家法时出了问题。外来人才在这类企业中最多也只能作个二等公民。
但是这类形式的企业，也还是比个人老板的企业，更有力量。原因很简单：一个大家族的力量，总比一个小家庭，或者一个人的力量大。
法制式企业，也就是德国式的大型企业，比上述家族和老板式企业都优越很多。它可以无限制地扩大规模（只要不造成垄断）。它可以无限制地增加股东，无限制地吸收年轻人才。而且，公司的规则和结构，都有法律的保障，必然长久稳定。股东、经理和雇员之间的感情问题，都不能影响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雇员、经理和股东的利益，都可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加以维护。这类企业，才是现代社会的企业，而且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因为这类企业的内部规则，已经和社会规则联系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看看苏联的企业改革，就知道他们走错了路。他们把俄罗斯的企业，改革成个人老板式企业，以为这就能改善企业的状态。结果老板个人根本没能力管理企业。并非因为他们是老板，而是因为他们是个人。面对着大企业，他们既无能力，也无财力。让他们靠发展企业来挣钱，实在是强其所不能。他们只能用力所能及的办法挣钱，这办法就是继续地官商勾结，狐狸偷鸡。
6．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的区别
61,区别。
我们说过，中俄两国的改革，都是要把专制政体，变成民主政体。可是民主也有古老和现代之分。现代民主政体有自己的特点，或许有人说，公民投票，多数决定就是民主。首先我们必须说明，那是古代民主的特征。在部落时代就有选举首领的习惯，而且也是多数人说了算。如果现代国家还是个村子，或许能用这种民主治理。但是现代国家太复杂了。它不是村子，也不是部落，所以也不能用古代民主的办法治理。现代民主有自己的特征。其中有两个特征最为突出。
第一，是现代民主中有三个互不重合的领域。一为普遍权利领域，这个领域中不分多数少数，只要是合法的权利，都得到法律的保障。第二个领域是多数决定的领域。这个领域包括选择谁承担公职。比如总统是公职，谁来当总统？你是张三，我是李四，大家只好用投票的方式，由多数决定谁来当总统。这第三个领域是特权领域。比如海关官员可以让你出示护照，你不出示他就不让你近关。而你则不能让他出示护照，他不向你出示，你也不能不让他进关。你和他在这个特殊方面的权利不一样。他有特权而你没特权。所以这个领域是他的特权领域。现代社会必然有很多特权领域，不然不能运行。
以上所说三个领域，各有自己的界限。在其中一个领域中实行的规则，必不能越过界限，在另外一个领域中实行。比如海关官员可以让你出示护照，但是如果你有护照，他就不能不让你入关。因为有护照就可以进关，是普遍权利。人人都有，谁也不可剥夺。海关官员的特权领域，局限于检查护照，和如果你没护照，他可以不让你进关。但如果你有护照，就超出了他的特权范围。而进入普遍权利的领域。他的特权失去效力。如果他不让你进关，他就是滥用职权（特权），他就应该受到惩罚。
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的区别之一，是建立了普遍权利、多数权利和特权这三个领域的分界线。而且是清楚明确的分界线。使这三个领域井水不犯河水。他保证各权自立，互不侵犯。而古代民主中没有建立明确的分界线。改革之前共产党推行的民主，先是沦为一党专制，后来沦为一人专制，原因之一是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相当古老。在其中并没有划定上述三权的分界线。结果很容易就先用多数权利侵犯普遍权利，然后用特权侵犯多数权利。很快就使公民的各种权利，消失在毛泽东个人的特权之下。
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的第二个区别，是需要依靠一个有效强大的政府。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太过复杂。人和人的交往过于密切。任何人都有比以前多得多的机会伤害他人，也有比以前多得多的机会被他人伤害。所以为了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必须有强大政府。我们从交通方面就可以看出来。以前路上没车，也没车祸。随便你怎么走。如今车祸频繁，中国一年有将近十万人死于车祸。而在五十年前还不到三千。因为那时走路，现在坐车，那时不出门，如今到处走。那时候用不着这么多交通警察，交通警察用不着这么先进的设备。如今就不同了：现代社会就是这么个样子，你一不小心，命就没了。或者，你一不小心，就要了别人的命。既然现代社会比以前危险得多。所以也就需要更强大的警察机构来维持秩序，也就是维持法制。
就是因为这样，现代政府需要很多特权，和一个专业的行使特权的公务员集团，这个集团的职业就是作政府工作。他们不是民选的，而是用考试选聘的。这考试选聘之法，中国人最熟悉了。因为中国用这办法选聘官员，已经至少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在建立现代政府的时候，真正是借鉴了中国（而非英国或其他什么国）的科举制度。所以考试选聘公务员，是始于中国的老办法。如今全世界先进国家都采用。政府就是靠这些公务员支撑着。
我们要说明，这里说的政府，是指多元化政府，也就是包括法院军队的政府。也就是说，这里说的公务员，包括政府官员，法官和军官。我们知道，他们都可以算是职业公务员。公务员＝官。这么说就明白了。现代政府的效率全看官集团的素质和士气。
62,强大政党的作用。
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的第三个区别。是现代民主需要强大的政党。我们可以把国家当成一个超大型的的企业。而公务员——官员，就是经理。在上面说过，现代企业由经理集团管理，但是经理集团的权利过大，责任太小。官员集团也是这样。举一个例子，远华走私案里，一个海关官员勾结不法商人，一下子给国家造成三百多亿的税收损失。且不说对国产香烟的打击。这个官员被抓起来并被判了刑。但是这损失是没法挽回了。也就是说，官员的权利太大，他给人民造成的损失，他自己无力补偿。为了避免这类损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随时密切监控官员和政府行为。所以民众需要一个强大精明的势力，作这件事情。这个势力就是政党。有人说，议会可以监控政府官员，实际上，议会是政党监控政府的工具。起作用的还是政党。关于现代政党的社会作用，已经有很多学者论述过了，在这里只简单地说说。政党的作用大致是：发动民众，提出政策，监控政府。执政党的功能更多一些，他们负责聘用官员，并为政府的表现，向民众负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因为他在某些方面相当现代化。至少在解放之前，比国民党要现代化得多。他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很会发动民众，并提出得到民众认同的政策。这方面毛泽东是大专家。他在湖南没出道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论民众的大联合”。讨论如何发动民众。他的这篇文章，是中国第一篇以动员民众为题目的论文，也应该说是第一篇论述政党工作的论文。以后他专靠发动民众，进行政治活动。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因为现代政党工作就是发动民众。民众是政党的基础和力量来源。在以前，有了民众就有兵源，如今又了民众就有了票源。以前有了兵源就能执政，如今有了票源就能执政。所以这发动民众是政党的基本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中国的现代政党的创始人。大家都看过鲁迅的“阿Q正传”。其中说到国民党不会发动民众。连阿Q这样的急于革命的人物，不但被国民党排除在外，而且被国民党杀掉了。毛泽东比国民党高明多了：他充分地动员并利用了包括阿Q在内的大批民众。
监控政府也是现代政党的任务。发动民众的目的是监控政府。不发动民众就没力量监控政府。如今个人的力量太小，不能监控政府。只能靠政党，政党那里来的力量，他凭什么就比个人的力量大？就是凭他能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让民众支持他们，投他们的票。他掌握了票源。可以进入议会，利用议会监控行政当局。所以这发动民众和监控政府相辅相成。
在议会制国家中，议会的作用，好比企业的监事会。议会中的多数（或是一党或是多党联合）负责聘用各部部长（好比聘用企业经理），审核国家的重要活动（制定和批准法案和预算）。多数党领袖也是政府的首脑。以便对政府官员作更密切的监控。政党本身不能直接对政府采取行动，他们必须通过议会。议会是政党的工具。
再次强调：现代社会不能靠个人监控政府。如今到处都放个“检举箱”，让个人检举贪官污吏。结果什么用处也没有，贪官污吏越来越多。这是因为面对监控公务员集团的重大任务，个人的能力不足。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党。我们知道现代成熟政党吸收了大量政治人才，自己有自己的集资渠道，情报系统，顾问集团，和培养人才的计划。所以他们比个人的力量大很多。他们可以胜任监控官员集团的任务，而个人却不能。
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的主要问题，是官员集团和民众之间的问题。民众需要集权、有特权，专业和高效的政府，而这造成了官员集团的权利过大。为了监控官员的行为和政府活动，只能依靠强大的政党。而不能靠政治家个人。所以，现代政治的特点，是民众选聘政党监控政府（官员集团）。官员集团和政党互相分离，互相监督。在现代国家中，公务员集团在政治上中立，不参与党派活动。公务员要想参加党派活动，必须在辞职之后。这叫作“党、政分立”。同时，公务员也监控政党的活动。把政党活动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比如本次美国总统大选，政党之间争得难解难分，最后由法官来裁定胜负。法官可不是民选的。他是职业的从事公务工作的人员。
简单地说，以前的三权分立（司法、立法和行政），互相监督的体制，可以说是横向监控体制。这种监控必须有纵向监控辅助，才能起作用。这纵向监控就是政党和政府之间的监控。当年孟德斯鸠设想政府三权分立，互相监控的时候，他认为政府官员应该不拿工资，而且是业余的，并直接从民众中选出。可是政府工作这么复杂专业，他的设想从来就没实现过。
如今公务员集团是职业性的、专业性的，而且权力很大，必须有相应强大的力量，才能和它抗衡。说实在的一个小小的派出所，就能狠狠地整治某个个人或家庭。如果这个个人没有政党的支持，他连对一个户籍警都不敢说三道四，如何敢发表政见，监督政府？如果没有政党对政府的制衡，传媒也不敢对政府说三道四。
63,历史——政、党之争
或许我们可以从政、党分立的角度，看看共产国家的历史。
首先共产国家（包括解体前的东欧）都有强大政党和政府。这是现代政治的特征。共产党非常强大，政府的效率也不算差。至少比以前的政府效率高得多。共产党对政府公务员的监控，也很严密。我们知道，共产党的法宝之一，是“支部建在连上”。实际上任何角落都有党组织。据说这种办法，由托洛斯基在组建红军时首创。当时的情况是：红军需要职业军官来领导军队，但是又怕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必须派出政治委员，密切监控军官的行为。以后在共产党军队内，政治干部整业务干部，成了固定模式。这说明两个问题：A.当时共产党特别明白发动民众意义。他干得比谁都好，B.共产党早早地就发现必须由政党监控职业军官集团。这好比是监控职业公务员集团。
在以上两方面，他们十分先进。这种先进，是他们成功的原因。
但是在成功地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就犯了错误。错误就是他们把政府消灭了。政党自己变成了政府。党员直接变成了官员，党务——阶级斗争和实现共产主义，变成了政务。若干套“班子”，都在党的领导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就是政府，不但是行政机构，而且是议会法院，如此，政府的诸元合一，党、政也合一，纵横双向制衡全不起作用。
在新中国的五十年多里，也有党、政稍有分开（只是有一点分开）的时候，比如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形成毛为党主席，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各管一摊的局面，这时就有点政府和政党分立的意思，只是有一点点这种倾向。但是毛泽东马上就让这个局面终止。毛利用文革把刘抓起来整死。把地方政府中倾向刘的人清洗干净。党又变成了政府—中央文革小组管所有的事情，从政策到官员任命。这种情况属于政党不受政府的监控。并代替政府。比如党主席说把国家主席抓起来，就抓起来了。什么法律程序也不需要。政府总理周先生更不敢对党主席说一个不字。大法官自己也被扣起来。他们都必须高喊毛主席万岁，还要挥舞小红书，政府是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语）。不能制止政党的乱搞。
中国的历次运动，都可从党、政之争角度分析。解放前的事情就不说了，解放后的反右运动。也有共产党整治政府的内容。因为那时候的政府，好像还是个联合政府。非共产党人士和党派，在政府各部分中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多是专业官员，也就是所谓知识分子。我们知道，现代政府靠他们支撑。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他们是政府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和共产党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毛泽东依靠的那部分工农分子，在解放之后，互相渐渐分离。分离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的出身成份不同。而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党、政分立。因为那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工作。政府需要政府工作的专业干部，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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