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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神奇的树叶 ----（长篇小说《神树》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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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神奇的树叶 ----（长篇小说《神树》後记）   
郑义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4

经验值: 0
文章标题: 神奇的树叶 ----（长篇小说《神树》後记） (907 reads)      时间: 2003-1-13 周一, 上午6:44
作者：郑义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郑义按】这该算是一篇“旧文新贴”。我想，关心我文学写作的网友，也许愿意看。除了附在长篇小说《神树》尾巴上出过书，记不起曾经在何处发表过，可能是首次单独发表。



神奇的树叶

（长篇小说《神树》後记）



写这株大树起念于十多年前。



常去青年时代插过队的太行山走动，生长在村头高地或乡民记忆里的老树，无一不镌刻着兴亡歌哭，令人感动。随便走进一山村，问起老树，就会听到这个树瘤里裹着绑杀过义军的铁环，那根大杈上挂过跌杀老财的绳索，这根旺枝钉过铁钉，那根残干毁于“大炼钢铁”，这片树皮被饥民剥食，那片树皮被善男信女抠去……我常常如梦似幻地看见历史如粘稠暗红的血浆，从苍老的树叶挂下，打湿贫瘠的土地，打湿我眼手。我以为这是一种暗示，一种对于树和我都极为重要的暗示。我知道我迟早要写一株大树了。



七、八年前，过度的书写造成右肘神经损伤，遵医嘱住院开刀。同室病友是一位年轻瘦小的煤矿工人，被井下运煤的大皮带溜子卷进电机缝里，二十来公分的狭缝，居然再卷出来，只是没剩下几根好骨头，人成了软体动物。疗程漫长，一次大手术，只能将一处铆接修理一番，于是长年在无休止的痛苦中呻吟。我住院时，他又要大修一次，每日哀声不绝，念叨自己是冒犯了神树的报应。终于有一日高兴，笑着讲了他的故事。他的不幸起源于一株大杨树开了几朵碗口大的红色花。这无法解释的异像被当地百姓视为神迹，聚起成千上万的人顶礼膜拜。数日後传遍十余县，车辆人群堵塞了省际公路。警方屡驱不散，怕酿成事件，只好砍树。军警不很信神，却也无人动手，遂通告悬赏。几个傻大胆煤矿工人思谋着要去领那赏钱，方起念，他就被压成了面片。後来就调囚犯，囚犯们却抗议，说“我们也是人啊”，至死不从。最後还是不信神的军警动的手，下场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出院时向他告别，说要写一棵神树。他刚修了一条腿，躺在病床上苦笑着说千万不要写他，丢人败兴的。在农村混了多年，兜儿里好歹装了些儿人物，当然不必写他。就在两年前，抗议围剿“精神污染”，我骑上我那破旧的自行车沿黄河漫游。在河曲拜访了植树造林的传奇英雄苗混满，在乡宁拜访了贺金荣，在芮城拜访了一切皆始于“一”的程文有老人……与树有关的人物也有的是。这些代全民族补过悔罪的“树神”，加上老树再加上开花的故事，一部长篇的大模样有了。





我说过我极怕“魔幻”。前面有卡彭铁尔、马尔克斯、鲁尔福、阿图斯里亚斯、博而赫斯等一大串响亮的名字。作家这个行当，一旦被归入主义，总是一桩令人尴尬的事情。独特的艺术个性与首创的才华，早已被先行者享尽。留给你的，唯剩不幸的平庸。虽然我从来不自诩为才华如春水满溢横流者，但也想找到一条绕行的小径。只是我所面对的世界神奇地围困着我，使人举步维艰。我的眼睛充满孩子的惊奇。一切神奇的景色一旦落入视野，便会在眼底生根长叶。我不可能改变我的眼睛，于是几片成熟了的树叶自动飘入构思。



写大饥荒的文字不算太少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又加上一笔：吃墙。高原上的屋墙院墙皆黄土板筑而成，古朴也贫困。自太原西去数十里，大山中有古交。在古交，我看见了一则有文字记载的故事，称大饥之年村人吃掉了一整座庙墙。因先人们在板筑之时加进了一种块茎植物－－蔓菁。吃树皮草根泥土甚至吃人都可以想像，那么吃墙呢？吃掉一整座庙墙而那庙墙居然正是留给後人吃的呢？无论这筑这吃，还是靠啃墙接着往下活，都是我们中国人神奇的智慧与生命。十数年前访问拉美时，陪同的翻译是一位年轻的比较文学学者。说起吃，他讲了他插队的农村在毛时代吃过的一种植物：灌木，叶八角形，生有八根小刺，就叫八角刺。微甜，可食，只是吃得进拉不出。饿到生死同一之境界了，就吃。拉不出来就抠，抠不出来就死。那时节，茅厕里村街上到处血迹如桃花绚烂。我于是想像村街上那成串的血脚印，总该比马尔克斯的那一滴流呀流流过街道流上台阶流进家门的血要壮观好看。而且，这是一种超越了艺术超越了存在的神奇。也不是作家生花妙笔里流出来的色彩。这血使文字黯然失色。



还有坦克。有人说把杀人机器开进小说是一种“魔幻”的主义。至少，这种现代机器为我的作品增加了某种摩登色彩，而且也并非始于主义。最早知道这种机器用于民间，是一次到南方采访，友人遥指一山头，说有山民殴打贪官捣毁政府，回寨筑垒想拼命。结果命没拼成，一队机器开来，乾净利索轰平了。後来在皇城发生的事情，叫全世界都开眼。那机器不论列阵还是追逐百姓，都威风了得。只是世人的阅读习惯还有待改进，亲眼见，还总以为是魔是幻。我曾多次与同行们谈起，在我们中国，只有因你想像力不够丰富而想不到的事情，而绝无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管你写得多神奇，一定还有更神奇的东西叫你瞠目结舌。写《老井》时，我到过许多旱山。打井不易，一眼井，就能打得全村倾家荡产。缓两年，再打。再不出水，再缓两年再打。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有的村从明朝打到清朝，再民国、共产的一气打到今天。我到过的村庄，最多有打四十眼井不见水的，叫松沟。根据经验，我放胆让笔下的老井村打了七十眼井。结果拍电影时撞上个小村石玉峧，竟打了一百二十眼井，第一百二十一眼方打出水来。贵州松桃，一个地主儿子放了个响屁，由此追出一个“反革命暴乱集团案”，波及十余乡五县两省一千三百五十九人，致死三十二人，致残二百六十三人。北京中国科学院一位女化学家因骑了一辆红色自行车被认为是美国间谍，关入中国的巴士底狱－－秦城监狱长达七年。某“伪保长”，自文革失踪到被人发现，在自家地窖里藏了十七年，成了双目失明的穴居动物。九十年代初，广西某监狱将犯人关进“小号”惩罚，长达一年，不准出室排便，只好睡粪便上，最後被气体薰死之时，粪便已高达三十五公分。广西武宣，文革中因“阶级仇恨”不同政见而成百吃人，将人体各部位煮、烤、炸、煎、炒、烩制成菜肴，从校园、医院直到县政府食堂，到处大摆“人肉宴席”，饮酒猜拳，论功行赏。许多幸存者逃入深山，十多年不敢下山，因缺乏食盐，通体毛尽白……



我的眼睛无可救药地充满孩子般的惊奇。我所看到的，是无涯的神奇现实。





欧洲超现实主义鼻祖布勒东曾在墨西哥神奇的现实面前感到一种心灵的震动。在绚烂自然的土地上，刻意为之的写作技术如陶瓷花朵跌得粉碎。卡彭铁尔在他所发现的神奇的美洲面前陶醉不已。他知道他看见了魔幻般的奇迹。在海地璀灿神秘的星空下，他意识到他的使命就是表现这个神奇的美洲。当我为时已晚地阅读了拉美的作品特别是文论之後，感到一种深深的沮丧。我的眼睛所发现的中国的神奇现实，几十年前便被前辈作家在拉丁美洲发现过了。当然，他们最初所发现的，多为美洲神奇壮阔的自然景观与像亚马逊河般滔滔不绝的神话，而我所发现的，则更多是神奇的社会、历史与人格。但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走不出一条没有纷然足迹的新路。在那个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批评家都被现代派后现代派这条狂犬撵得满街乱跑的年代，我所能做到的，只有谨守艺术的诚实而保持缄默。但在心里，我几乎把所有的花样都紧张地过了一遍。我找不到一支合用的笔。





焦躁彷徨之际，89年狂飙突起。作为一个人，一个内涵远大于作家的中国人，我别无选择地扑向那个痛苦的百年大梦。接踵而至的通缉和逃亡，唯有接受命运的挑战，开始了另一种写作。百余万字的长途跋涉之後，方才回到我梦魂萦绕的太行山和神树。此时我所旅居的普林斯顿，向我展现了另一种存在。



秘密逃亡写作三年之後，我和妻提着印有难民标志的大塑料口袋来到美国。严冬时节的普林斯顿一片绿茵。大雪纷纷，我无论如何不能明白那绿色是从哪里生长出来的。祖国相同的纬度上，连石头都早已枯萎了吧？我用手指抠起泥土，看不出与太行山有如何的绝然不同。新泽西州的人们自豪地把这块濒临大西洋的土地称为“花园州”。不足一年，我已领略到它的美丽。春来迎春花如浪如潮，那些几层楼高的玉兰花更把普林斯顿闹得天翻地覆。记起学生时代，每到这时节，同学们就会互相打问：颐和园的玉兰花该开了吧？便结伴去看玉澜堂那几颗瘦树，拣拾起一片落英夹进书页。美东之秋，红叶似火，整个东岸从南至北，烧透了半边天。著名汉学家培瑞林教授讲了件他游学北京的趣事：秋天里，人们皆相约去香山看红叶。他不明就里，只是从中国同事们高涨的游兴中感到有一个重要的事物值得一看。在山上山下转悠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你们看什么呢？人们指着远处的黄栌树说看红叶呀！这位美国人愕然了：这有什么可看的呢？满普林斯顿满新泽西满东海岸都红得透亮，他家门口的那棵，就没准儿比香山所有的都高大，每年深秋打扫落叶都是一件须全家动员的大事哩！这些小小的趣事，每每使我痛心地感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住在新泽西是个什么概念呢？简略说来，就是住在森林里。砍伐出一块空地，就盖一木房。木房连成了片，一座教堂一所邮局一家银行一处加油站几家小店就成了一小镇。清晨开车上班，傍晚开车回家，晚上看看电视，周末旅行或栽花剪草洗车，下雪发愁铲雪，驾车小心撞鹿，日出日落，一年的日子就这么平静地旋转。平静得没有故事。平静得连野鸭都遗忘了祖先留给它们的迁徙本能，习惯于善良居民的面包片，习惯于等待它们横穿街道的耐心的汽车、习惯于邻人门口冬青树下生儿育女的小巢……当然也有洛杉矶暴乱、阿科拉哈马爆炸、辛普森案件，但终搅不动这份儿平静，却是在这平静里凭添一撮细盐。



当这种风景在一位刚刚经历了屠杀颠沛藏匿偷渡且书稿上沾满血泪的流亡作家眼前展开，他终于明白这是另一个世界。他曾在欧洲大陆匆匆行走，从未如此站下来端详风景。“他们”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我们”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他惊奇的眼睛抚过绿草和树梢儿上的树叶，抚过微风中轻卷的星条旗，泪水晶莹。犹如布勒东1938年站在“超现实主义的”墨西哥，卡彭铁尔1943年站在“魔幻的”海地。所不同者，仅在于他们读懂了展现在眼前的风景，而他却从眼前的风景里读懂了他万里之外的故国。他终于开始理解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许多主题与技法：厌恶、虚无、晦涩、解构、无意义、无主题、无故事、无情节……等等，也领悟到乔伊斯为何以尤利西斯之名流动意识，普鲁斯特为何风波不兴地追忆似水年华，布勒东与苏波为何试验在催眠状态的磁场里“下意识写作”，罗伯-格里耶为何运用几何术语进行“纯视觉写作”而用橡皮拭去理性的存在……于是他无比鲜明地确认了自我：他不属于这边。他属于充满神奇现实的“那边”。——这里没有价值判断，他只是确认了一个古老而简单的问题：他从哪里来？他是谁？





我想起了摇摆着油亮树叶如婀娜少女的小白桦，想起了那片密布白桦林的俄罗斯。同中国一样，俄罗斯生长过辉煌的历史，也生长过漫长的苦难。可以说，几乎在一切方面，我们中国人的苦难更为深重，但结果大不相同。俄国历史上群星灿烂的伟大作家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把苦难升华为伟大的人类精神。一提起俄罗斯，每一棵小白桦树都会随口吟唱出许多不死的名字：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列宾、柴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萧洛霍夫、索尔任尼琴……他们不仅表现了俄罗斯苦难，更表现了在苦难面前从不沉沦的俄罗斯精神。通过他们，苦难升华为这个民族继续生存下去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俄罗斯的苦难没有白受。而我们是白受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灾难叠起，蔚为奇观，但没有产生一本真正的传世之作。历史是靠教科书传诸後世的，而人类精神靠文学艺术薪火相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苦难是白受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感到羞耻。也许我可以写点什么，那怕仅是必将出现的堪称伟大的作品之垫脚石。



後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论说。想起我所醉心的俄罗斯、拉丁美洲、还有敝帚自珍的习作，我觉得可能被击中了要害。不知这话在客观描述之外，是否也暗含着某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民族寓言又怎样？极而言之，是比个人命运、深层心理低级吗？就像沉重的大地永远在高远的蓝天之下就像躁动的青春永远不及睿智的老年成熟吗？就算是这样——问题是——你能逃脱吗？我们的土地上茂盛生长着不可承受之重，就像他们的云空中随风而逝皆是不可承受之轻。如果诚实，我不可能“为赋新诗强说愁”，表演另一个摩登世界的文学姿态。只要深刻，任何形而下的枝头，都摇曳着形而上的录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个声音轻轻对我说，你不必试图逃脱“民族寓言”，正如你无法改变皮肤的颜色，这是你的宿命和幸运。于是我顶礼了。——在今天这个急匆匆的浮浅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活在真实之中更千金无价的呢？还有什么比在自己的诗行中歌咏深悲极乐更浪漫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随心所欲泪花晶莹的吟唱更幸福的呢？我惊奇的眼睛抚过普林斯顿的草叶和树梢儿，抚过许多木房外低悬的星条旗，心底泪水长流。感恩了，我的上帝！你让我出生入死，飘泊流离，难道正是为了给我以如此的启示？而且，是你让我无家无国一贫如洗而仅存文字吗？我终于懂得了，像形文字是我的谁也无法夺去的永远的祖国。我背负着这文字流亡，便是背负着祖国和她苦难的史诗流亡。承领了如此的恩宠，我还有什么可孤独与彷徨呢？





在那个多雪的冬天，我沉浸在旧日的采访笔记里摸索着故国的感觉。



一则古老的中国哲学寓言，深刻阐释了中国人关于感觉与存在的悖论。它是根，是赋予树干生命的潜流着的树汁。



略萨提到过的“中国套盒”，我真正将它一层层套起来，又一层层打开。这自由的开合之间，节奏响亮起来。它成为撑起大树的疏密有致的枝干。



一句“无鬼不成村”的民谚，使我决心回溯我们人鬼不分、生死同一的古老传统。于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我的世界里成为事实。它是我的老树里虽不同生却永远共时的年轮。



“鬼秧歌”是一个以潦草字体即时录下的梦，凭直觉放在开头。直至终卷，方理解这个一时说不清楚的怪梦竟在冥冥中早已穿透历史，指向生命。它是直指苍穹的树干，是树的精气神。



而神树叶的妙用，使时空从冷漠的框架变成了情节的热心参与者。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谁能不说树叶是树的生命中最热情的舞蹈者呢？



我喜欢朴素而略带文气的语言。写在我的村野里，它不跳。就像一片树叶，自然舞蹈而不事炫耀。我也同样喜欢华丽、典雅，只要菩提叶没长在竹上。我大抵凭直觉把握语言。因为我很难信服当今那种颠狂的语言拜物教。我一直疑心那种虚张声势的姿态背後掩饰着某种难言的自卑与贫困。谁能说树叶是树的工具呢？可谁又能说树叶是存在的本质与目的，而树不过是现像与工具呢？有这样的树叶，埋在土里可长出一棵树。树叶里含有树的本质，不等于树叶就是本质。这可能是我们这个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目的论横行时代的人造问题。树叶和树从来没有这种问题，只是自自然然生长。





这样，我终于用与那片神奇现实共生的神奇形式完成了构造。我终于用树完成了树的构造。对于我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之自然自洽，我很满意。我再不关心主义了，只要形式是从它自己的土地上抽芽生叶的。而且最後，在我的山野里流漾着的，没有一丝令人担心的烂熟的番石榴味儿，唯有山菊花与牛粪的清香。



最後说性。总会有人指责。自信写得不媚俗，也真实。早就发现，文人文学与（未经文人清洁的）民间文学在性生活与性意识上大异其趣。也许，自孔子删改《诗经》始，民间生动露骨的性意识便被历代文人阉割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含蓄之美”。亏得我在农村泡过六年，见过些没被阉割的好男女。我这样写来并无拨乱反正之意。文学并不是为反对什么活着，文学是自足的。就《神树》而言，真实泼辣的性描写试图帮助作品超越历史而直达生命。这里有创作心得五字经供读者诸君一哂，叫做“鬼神生死（上入下肉）”。前二字讲形式，指呼风唤雨，上天入地，绚丽奇诡，汪洋恣肆。後三字讲所谓“永恒的主题”，将“生死爱”篡改为“生死（上入下肉）（音透）”。一字之差，蛮野了些儿，却将爱恋情欲里深藏的生命意识彰显出来。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上入下肉）就是死，（上入下肉）也是生。如此，这生死（上入下肉）三字便都指一层意思了。用字话来说，就是所谓“终极关怀”吧？





就这样，我焚燃了一片神奇的树叶。浓郁的白烟如乳汁流下，又弥漫天宇……



刹那间光影变幻，展开一个神奇的梦……





感谢普林斯顿。在我落难之际，普林斯顿宽厚地接纳了我，使我在有尊严的生活中完成了写作。六四之後，普林斯顿老校友艾理略（John B. Elliott）先生默默地走进校长室，为流亡者捐出一百万美元。加之余英时教授之力促并接续筹措，一批流亡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与文化艺术研究。我与艾理略先生和余英时教授素昧生平，後来亦绝少过从，因此，我把他们的义举更多地视为普林斯顿值得骄傲的自由主义传统。



感谢我的天安门战友华杰。他精心绘制的插图和封面使拙作有了收藏价值。华杰也来自那块生长着山菊花与俏女人的高原，但他毫不惋惜地舍弃了他所擅长的乡土味儿浓郁的服饰器皿，以难度较大的男女裸体高扬了生命意识。一盏孤灯、一杯清茶、一卷书、再加上这样精美的一组画——他的诚实的劳动使我们找回了久违的书趣。



感谢我的邻居、电脑专家郭陶然先生给我的长期帮助。他是文友们中文软件的守护神。



感谢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和萧及聪先生。当拙作不能在大陆出版之际，他们把它在另一个自由的中国变成了铅字。





1996年1月24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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