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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毁灭》第22章、自我毁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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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毁灭》第22章、自我毁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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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毁灭》第22章、自我毁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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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 (24858 Byte) 2003-1-09 周四, 下午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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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毁灭》第23章、上帝的弃地
(250 reads)
时间:
2003-1-09 周四, 下午11:44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郑义
第二十三章 上帝的弃地
“超级老虎”与强国之梦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经成为唾手可得
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八十
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西方激起第一波中国热。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後,则又
有第二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93年5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中国
:下一个世界强权》。这是在一个总标题下的十四篇文章--总编为这一不寻常的做
法解释道--席卷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变革浪潮,使他相信一般的新闻报道不
足以反映事态的规模和重要性。第一篇报道以一种深具历史感的口吻开宗明义:
●“一个古老、自豪的文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坚决地从其茧缚中摆脱出来,参与
到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中去,现在已经很清楚,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关键人才,并
引导他们的国家取得光明正大的重要地位——并能与曾经蚕食中国边沿地带,使皇
帝低头的西方列强平起平坐。”
《时代》周刊总编同意这种分析,并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
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美国学术界也有类似观点。如《外交》季刊1993年5期发表了前《纽约时报》北京办
事处主任克利斯朵夫的文章《中国的崛起》,开篇便指出:中国的兴起如果继续下
去的话,可能是下一世纪最重要的趋势。这位中国官方并不喜欢的记者说:中国现
在已经走上了一条可能恢复自己漫长而宏伟历史的道路。中国目前8%的增长速度,
至少维持几十年,每二十一年便可翻五番。如果中国的经济奇迹持续下去的话,如
何调整和它的关系,将是国际社会今後几十年间重要的--也许是最危险的--任务之
一。
虽然克利斯朵夫也对中国高速增长所造成的经济过热发出警告,并对这种增长带来
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调等负面作用忧心忡忡,但是,沈浸在“崛起”激情中的中国
读者,早已无心顾及。长期封闭所形成的对立意识,使中国人建立了一种半导体式
的心理定势:不喜欢的话,置若惘闻;喜欢的话,一旦从西方“对手”嘴里讲出来
,便成了令人鼓舞的现实。
……
如果说外人之言和官方媒体的炒作皆不足为信,那麽,最高学术机构的研究报告总
是比较严肃的了——
1995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发表了第四号国情研究报告:《机遇与
挑战》。该报告在对於生产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综合分析之
後,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超前性”研究,其结论是“中国有可能抓住机遇,克服
挑战和困难,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兴的世界大国。从
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格局。”在利用了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进行了大量
数学模型计算之後,研究者们清晰地预测到下一世纪中国“三部曲”式的发展阶段
:
第一步,2020到2030年,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 第二步,2040到2050年,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到目前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步,二十一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
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
报告的作者们以无比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
世纪。”(2)
两年後,1997年底,由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组
成的一个课题组,发表了一个更为乐观的研究报告,把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时间表
提前了整整半个世纪。(3)
——看来,二十一世纪果然是“中国的世纪”了。
近年来,已有一些有识之士把这种“强国梦”定义为“赶超战略”,并加以反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弱成疾,屡遭外侮,“落後就要挨打”成为痛苦的经验。
富国强兵、“揖美追欧”(民国元年国歌词)遂成了数代精英梦寐以求的国家战略
。这种“迎头赶上”(孙中山语)的心结,虽然曾激励数代仁人志士抛头洒血,发
愤图强。但是,就其本质而言,经济成长是一种自然的生长过程,并非宣传鼓动的
结果,更不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如果以“计划经济”或“高速增长”等强有力的国
家行为加以干预,其结果泰半是灾难。还有,由於这种“赶超战略”之著眼点在於
国家强大而不是个人幸福,从逻辑上就把人民预设於工具甚至牺牲品之地位。历史
还证明,这种赶超心结往往会被某些野心家所利用,成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工具。“
赶超战略”的主观性太强,往往不顾基本国情,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一意孤行,
实际上是一种“赌博战略”、“冒险战略”。苏联和美国拼速度,结果如何?好,
现在又轮到中国和美国拼速度了。为实现二十一世纪之强国梦,不惜赔上资源与生
态的老本,其结果只能比苏联更惨。从根本上讲,正如我在上一章所分析过的,高
速增长在极大的程度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权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试图回避触
动低效率制度的饮鸩止渴之方。因此,“赶超战略”早已从一个百年理想蜕变为制
度苦果的迷人包装。事到如今,还有谁相信呢?是掌控全局的政治家?还是洞悉奥
秘的经济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高举“赶超战略”的旗子,引导知情有限的
百姓向“中国的世纪”奋勇前进。
二十一世纪果真是“中国的世纪”吗?
我们现在只讨论一个常识: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可否支撑起一个“中国的世纪”
?
根据“四号报告”的预测,20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9万亿,是1990年的50倍。
对这个预测不利的事实是:资源不足。从1949年以後的四十多年时间内,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了10余倍,而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了40余倍。(王丙乾)(4)如果维持
这种高消耗、低产出,假设国民生产总值如报告作者们预期的那样再增长50倍,就
必须消耗资源200倍。这帐还有必要继续往下算吗?
“强国梦”之破灭
对中国来说,二十一世纪是资源耗尽的世纪,不计成本的高速增长显然难以为继。
对“四号报告”预测之质疑(略)
再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中国真的达到了目前国际先进能耗水平,但全球
资源能否支援中国经济规模增长50倍,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按目前的能源消
耗率,全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仅能维持四十年,天然气最多能维持五十年。另据报告
作者们自己的估算,“如果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也达到美国的人均年消耗水平,那
麽中国已探明的原油储量将在二年以内耗尽,森林将在四年内伐光,铁矿石约能维
持三十二年,煤能维持八十五年”。最深刻的悲剧可能在於:当中国进行了长达近
半个世纪之久的制度“试验”之後,才惊骇地发现本国资源已接近枯竭。同时,由
於全球经济总规模的扩大,世界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且不说阮囊羞涩,就是腰缠
万贯,汝又何处去买?
圣雄甘地当年在回答“独立後能否达到前宗主国生活水平”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
智慧的反问:“英国为达到它那种富裕程度,曾消耗掉地球上一半的资源,像印度
这样一个国家需要多少个地球?” 当时印度人口为英国之16倍,需要8个地球。英
国曾消耗了一半的地球资源,似不确,但这种常识性思路是可靠的。据“世界观察
”环保组织公布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
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之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中国的例子显示
,这个世界无法依照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6)
我们还没谈到中国的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有学者证实:“从
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多年中,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中排
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就要增加6~7倍”
。(7)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如果再增长50倍,污染就要增长300倍。就
算是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仅增长100倍,那个中国也绝不是
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就算
污染再增加10倍——据中国经济学家估算,“按照目前每亿美元产值平均污染破坏
环境的比率计算,全世界总产值再增长不到1倍或者在延续不到五十年,就会使地球
环境不再适宜人类生存。即使采取目前各国提出的一些措施,也不能按老轨道再持
续增长2倍的产值了。”(8)
关於二十一世纪的预测,应当主要是关於资源总量与生态容量的预测。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标: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
警戒线1 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这个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
生态环境容量,危机运行,趋於崩溃。这正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噩梦。
其实,驳斥以“四号报告”为代表的“二十一世纪狂想曲”,用同一研究小组、同
一批核心学者撰写的“一号报告”就够用了。“一号报告”认为,中国土地资源“
合理的人口承载量为9.5亿人”,这早已大大突破。“按温饱标准计算,其理论的最
大承载人口能力约为15~16亿人。在严格控制人口的条件下,2030年,中国将达到
资源承载极限;若按目前人口发展趋势看,2015年中国人口将提前突破这一极限…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到2015年中国人将衣食难保。那麽,这会是怎样一幅景像
呢?作者们继续写道:“此後,除非大规模地输入农副产品,缓解农业资源的压力
,或者大规模向世界各国输出人口,否则别无他途!”注意,什麽叫“大规模向世
界各国输出人口”?这正是数亿饥民流向世界之悲惨图景的学术性描述。令人难以
置信的是,短短六年之後,在同样的几支笔下,一个中国衣食难保的灾难的世纪竟
变成了“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一号报告”还十分清醒地指出: ●“我们不应毫无根据地夸大改革……的作用,
更不应形成改革就能改变一切的错觉,而把唯意志论作为政策与行动的认识论武器
。比较成功的改革只能创造新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提高全社会的整体效益,从
而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诸矛盾,却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或消除上述矛盾。反
之,不改革或改革失败……最终都会使上述矛盾激化,可能导致本世纪末和下世纪
初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势更趋恶化,并可能演变为爆炸性局势。”(9)
“四号报告”的作者们还遗忘了他们曾白纸黑字写下的这样一段话:如果继续按现
状发展,“且不说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恐怕连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
,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
虽然我们始终努力把讨论限定於学术范围而回避道德评判,但在“一号报告”与“
四号报告”的对比中,仍然很难不为学者们曾秉持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所感动,
也很难不为这种良心与勇气的终於失落而叹惋。
一个诚实的学者应该把真实告诉人民,把我们已经遭遇和即将遭遇的危机勇敢地说
出来,从而和我们的人民一道为克服危机而奋斗,而不应迎合权力,掩盖危机,说
什麽莺歌燕舞,太平盛世。……
再引用一段国内经济学家的话: ●“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
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
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且为中国人民描绘了这样一幅玫
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10
)
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到此为止,我们仅证明了短缺的资源与脆弱的环境足以把任何强国梦击碎。事情并
非到此为止--越来越严酷的国情,正在强有力地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
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如何实现“强国梦”,而
是如何挽救“球籍”。
请读者耐心跟我一起研究一下几组经济数字。
经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
其一,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七,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11)
有三点评论:第一、这个数字意义不大,中国本来就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无
非是说,世界人口第1、国土面积第3、矿产资源第3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
第二、如果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於世界後列;第三、这种所谓
“综合国力”指标,与人民福祉、国家强盛无关,而仅与民众的虚荣心态、统治者
的霸权心态和国与国之间“拼命”型的战争有关;但今日之世界,除非我们发动战
争,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可能并不存在。
其二,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名列世界第一。
1950~1979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3.3%,比美国同期高3倍;(12)1980~
198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递增10.3%,约为同期日本的2.6倍,美国的3.3倍;(1
3)1990~1994年,经济年均增长率11.7%,约为同期发展中国家的2.2倍,世界平均
的6.2倍,发达国家的6.9倍;(14)上一章已经谈过,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
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以换取政权合法性之外,实为
中国经济之痼疾。
令人绝望的数字有很多:
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递减 1800年,中国的生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
洲占28%,美国只占0.8%;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在经历了抗战内战
韩战连续十几年战争破坏之後,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国民生产总值尚占世界总
数4.7%;至“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之後的1997年,中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量的比例
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干了半世纪社会主义,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
不升反降,更远不及八国联军入侵时的晚清。(15)这一组数字传递的资讯是:赶
超半世纪,同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投入产出效益越来越低 实物投入:单位产值资源消耗率递增,社会总产品物耗率,
建政之初的1952年是42%,1987年升到56%,1990年进一步上升到62.6%。(16)“单
位产值的能耗和物耗水平还在进一步上升。”(邓楠,1996)
资金投入:单位产值资金投入率递增,以投资系数(或称资金系数,即每增加1元产
值所需要的投资)为例:建政之初为1.9元,即每增加1元产值要投入1.9元资金;此
後有升有降,以升为主,1986年上升到4.6元。(17)单位资金利税率递减。以资金
利税率为例:按照1980年价格计算的百元资金利税率,“改革”之前的1978年为24
.2元,“改革”之初的1981年为23.8元,1983年降为23.2元,1986年继续下降为20
.7元,1987年再降为20.3元,最後竟一路降到1997年6.92元。(18)何博传转引国
家体改委资料:从1953~1978二十五年间,全国固定资产总值增加40倍,资金的投
入大约增加近130~140倍,国民经济总收入只增长了3.5倍,人民生活水平只提高了
10%。何先生心酸地说:“现在我们才知道,人民的钱到哪里去了”。(19)
劳动力投入:单位工资产出率递减,工业部门每百元工资产出率,78年为566.9元,
83年降为518.1元,86年继续下降为495.5元,十年间年均下降1.7%。建筑业、商业
等部门也有类似趋势。(20)
这几组数字说明,同中共建政之初或“改革”之前自比,中国经济效益越来越低。
人均财富居於世界後列
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即使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到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
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标”综合比较,中国落後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後
。(21)世界银行的排名:在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位於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位和113位。(22)
按照世界银行1995年推出一种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即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并列
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23)
前两组数字说明,我们中国人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後一组数字是说,由於资源奇缺
,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所有数字综合起来,大致可归结为如下三句话:
中国是一个处於世界後列的贫穷的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後劲严重不足的
贫穷大国;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我们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
和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等因素
,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在劫难逃的大崩溃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先知海耶克曾谈到,他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
“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於“时间”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
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在很多经济学著作中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
素,但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事情将在何时发生?在因果之间可
能有多长的时间?--却完全被忽略了。(24)
这同样是我们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
我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必然会发生,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必将出现,一个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时代必将到来……等等。但是忽视了时间:事情将在何时发生?我们还
有多长时间?当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麽?仍以沈船为例:到全体乘客
可以投票表决并决议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
回到本书主题,挽救生态崩溃之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
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角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一号报告”认为,中国国土承载力极
限大约为15~16亿人。距离这一生态总崩溃点,人口是2~3亿,按目前人口增长趋
势,时间大约是十五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除了制度转型,政府当局已采取了
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中国从1996年开始投注钜资
,在2004年前必须投注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25)换言之,必须紧
急投入大约25万亿人民币,约等於中共建政之後前四十年财政收入之总和(3.3万亿
)的将近8倍。如果分十年投入,每年需投入将近2.5万亿,约等於1997年中国政府
财政收入0.8642万亿的2.5倍。中国专家似未进行这方面估算,但有个案可参照:据
河南省漯河市环保局官员估算,仅治理工业污水做到达标排放一项,年均投入就需
要6亿元之巨,相当於该市每年财政收入的2倍。(26)以上两个数字大致相当(如
果漯河市的数字再加上治理废气、垃圾、水土流失等各项),可互为印证。这种规
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
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在这种情势之下,明天将会如何?
借用一下《黄祸》。《黄祸》是一部在海外出版并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虽然其体
裁应归入“政治幻想”小说,但作者王力雄却自认为是从中国现状出发的对二十一
世纪的严肃推演。(从略)
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略)
抢救北京
让我们再回过头看历史:华北地区的旱灾历来是中国的心腹之患,其特点是爆发频
繁并具有一定周期,被总结为“三年两头旱,五年一大旱”。如北京地区,1470~
1949年的四百八十年间,旱灾170次,其中1637~1643年和1939~1945年的两次大旱
都持续了六、七年之久。
这样看来,在上次大旱半个多世纪之後,再发生一次数年大旱可能性很大。
人口剧增,生态容量剧减,水资源枯竭的大北京地区能够承受住这一打击吗?
北京共有三盆水: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由於这三大水库上游生态破
坏严重,前两者已相继乾涸,深层地下水已严重超采,密云水库这一盆遂成了维系
北京安全的“血库”。如果来一次数年大旱,密云水库枯竭,偌大首都,将无水可
用。
密云水库一旦断水--一位北京学者这样写道—— ●“四小时之内,石景山发电厂等
四大热电厂因无冷却水而会自动熄火;二十四小时之内,自来水厂将停止供水,近
千万居民将成为涸辙之鲋;首钢、燕山石化厂等上千座大中企业将相继停工……”
(37)
当局的应急方案必然是“死守必保”,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调动军队,倾全国之力
,以车船远程运水。但天津、唐山呢?石家庄、保定呢?即便保住了北京市的饮水
,整个大北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也必然崩溃。
最不可能保住的是用水量最大的农业。
从全局看,中国农业十分缺水: ——全国农田受旱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八十年代分
别是五十年代的2.29倍和3.35倍。(38)
从局部看,大北京地区农业尤其缺水: ——亩均水量约200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
数的不及1/4; ——年均1/4的耕地遭受旱灾,1/6耕地沙化严重,近1/10耕地盐硷
化; ——水浇地面积连年缩减,粮食产量徘徊不前……
如果连续三年或三年以上大旱,黄河、淮河、海河、滦河四大水系的全部河川都将
断流,华北地区的全部湖泊水库也将乾涸。(八十年代末,河北省的30多处湖淀蓄
洪区已经乾涸。)届时,粮食将大幅减产或绝收,在运水的同时,政府又将紧急从
全国调粮。
两种可能: —应急措施无效,社会解体,政治中心紧急迁移,数亿灾民向南流动,
就粮就水;引发全国性骚乱。
——应急措施奏效,大北京地区艰难支撑,经济陷於崩溃边沿。同时,灾难转嫁到
全国,全球紧急援救,但难以解决水荒所造成的巨大粮荒,引发全国性骚乱。
在这种情况下,《黄祸》所描写的那种大量人口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冲出国境之惨
状,将不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能否挽救?
南水北调。从1 200多公里以外引长江水救急。其弊病不赘,可能仅仅是纸上谈兵。
即便工程实现,仅沿途民众拦截哄抢一项便可能令此方案顿成画饼。即便派军队沿
途把守,恐亦防不胜防。丰水年尚可,大旱之年,要让沿途军民忍受乾渴而不取这
“御水”救命,无论在情理上还是在操作上都不现实,地方政府和军队也难於听命
。
大幅度减少首都人口。在户口制度崩溃之後,在首都居民有特殊“利益分享”(防
止政治动荡)的国情下,也不俱可操作性。而且生活用水所占比例较小,意义不大
。
大幅度调整大北京地区产业结构。成本过大,周期过长,利益牵扯面太大,决心难
下。
大幅度降低农业用水量。在所有制未复原之前,农民不会加大投入;国家投资,成
本过大,且收效甚微。
迁都。比较起来最具可行性,不失为一条避灾之策,可能这正是时有迁都之议的缘
故,但此举极具政治风险。风险之一是把一直隐藏在虚假繁荣背後的危机公开化。
六百年前,明朝迁都北京是一种开拓进取的势态,六百年後再返回故都南京(西安
同样缺水,不可去),则很难不承认是文明的大退却。迁都之议,在酝酿阶段就可
能引发政治危机。风险之二是可能打破目前相当脆弱的政治平衡,必然会引起一系
列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用形象的语言说,就是“重新洗牌”。可能引发政治动荡
的因素太多,祸福难卜,主政者难下决心。风险之三是道德裁判。俗话说“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庙”——权力与宫殿可以迁徙,但数亿百姓与承载著他们家园的土地则
难以转移。战争失利不得不迁都,百姓患难与共。赤地千里欲“金蝉脱壳”,能否
全身而退,则在未知之数。
综上所述,一切应急治标之法都可能难以奏效。
“投毒救国”与核大战(略)
最後的拯救:私有化与重返西北
那麽,尽快恢复生态平衡呢?
这当然是中华民族可靠的得救之途。如果本书关於生态与制度关系的论述大体正确
,那麽,尽快结束产权模糊状态,中止“双轨制”,实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系列
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转型,将是中国自我拯救的唯一途径。
我们从生态环境困境出发,寻寻觅觅,最後又回到了一系列人类基本准则:
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民主。
我的全部努力不过是再次证明了一条古老而新的常识:人生而自由,天赋人权不可
剥夺。自由的人在属於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劳动,既是一种初始的自然状态,也是
人与人、人与自然之谜--括现代社会里强烈困扰著人类的生态之谜--最後解答。至
少迄今为止的经验的历史仍没有超出这个解答。
对於今日之中国,立即要做的,是尽快结束人民对基本生存权的创造性的虚拟占有
,把山河土地真正还给人民。简而言之,立即私有化,使人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使
土地拥有自己的守护者。只有这样,一切使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处於战争
状态的矛盾,才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并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再说一遍:这里没有
任何新的发现,一切都是常识。我的贡献仅仅在於从实证的角度把“可持续发展”
这一“新”问题复归於常识:自由。自由既是人的出发点和终极的理想,也是实现
这一理想的工具、手段和道路。
当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仅“常识”二字便可破解,比如从公有制、双轨制向私
有制之回归,人类尚缺乏成功的经验。在操作的层面上,也有诸多问题需要结合国
情加以讨论。比如,土地私有化能否与“回到西北”相结合?
其思路是:
第一,私有制不仅符合普遍人性,也是中国的得救之路。就本书所涉及的范围,私
有化可能根本性地扭转生态环境恶化之趋势,并大幅削减生态灾难的峰值,使民族
、国家有可能得以幸存;
第二,在生态危机的压迫下,中华民族被迫放弃西北,实行向东南部的民族大迁徙
,目前已退无可退,困守沿海一线。回到西北,收复已失去的辽阔生存空间,将减
轻沿海国土负荷,并可能使中国免於国土承载力崩溃;
第三,存在一个历史的契机:土地私有化尚未实行;
——综合以上三方面情况,一个可供参考的操作方案是:
在全国范围土地私有化之前,率先在西北实行。国家将无偿地分给每户农民一份土
地,以法律的形式定为“永业田”,可以占有、使用、继承、买卖。国家将提供长
期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并以经济和法律手段对林、草、粮地比例加以调控,鼓励恢
复植被、遏止荒漠化进程。第一步:争取在一、二十年左右遏止生态恶化之趋势;
第二步:争取在半个世纪左右夺回半世纪来丢失的生存空间;第三步:在保证生态
环境继续好转的基础上,以优惠条件吸引人口向西北逐步转移(并保证原住民尤其
少数民族利益多占),以减轻东部和东南部的国土承载压力……
此方案可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日益紧迫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容量问题。但一个地
理大区的生态恢复过程极其漫长,有缓不救急之感。此外,水源问题不解决,严重
荒漠化地区难以逆转。近年来一批人士所提出的“大西线调水工程”,恰与之形成
短长互补,标本同治。
所谓“大西线调水工程”,就是把中国水量极为丰富的西南诸河片之部分出境水量
,调入黄河,再经青海湖和岱海调蓄,向水资源最为贫乏的整个西北和华北地区供
水。(略)
假设西北得而复失,国势将更不可收拾。
从伊甸园到上帝的弃地
……
……引发全局崩溃的具体事件并不重要,极而言之,甚至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的区
别也不重要。最惨痛的事实是,历史无法绕过生态崩溃的深渊。对於如何重组战争
、革命、经济崩溃後的社会,人类有足够的经验。但生态崩溃呢?也许历史不得不
走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从头开始:从村民联防乡村自卫开始(自行私有化。武装保
卫直接赖以生存的资源与环境),经地方自治、省自治(民主选举。保卫生态安全
并协调区域内外经济与资源环境公平交易),然後一步步走向联省自治,联邦或邦
联制(重建国家。组织经济、政治、生态新秩序)。
——也许,我们中国人不得不从遥远的起点重演国家起源史。所不同者,这一遍,
人权将可能降格为动植物的基本生存权。过往的中国史将被命名为“黄金时代”。
也许,这才是共产主义制度给人类留下的最沈痛的难以消受的遗产。
这种绝境,也许只有欧美成熟的民主国家可以对付: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全民公决
,立即以非常手段恢复生态平衡……成熟的民主制度提供了执行危机政策的最大限
度的权力授予和最大限度的社会承受力,高度的教育水准和新闻自由保证了决策的
科学性和民众的自觉参与,权威的法制保证了非常时期的社会稳定,强大的经济实
力提供了挽救危机的物质基础……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因为一个民主社会不可
能在生态崩溃的临界点上才了解情况和开始动作。
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
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达成了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会保持其巨大惯
性。如俄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
衡之恢复也需要漫长周期。
在生态总崩溃之前,我们还有挽救的时间吗?
也许还有一点时间。
也许一切都太晚了。
我们仅仅谈到水资源危机,谈到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其实,中国已陷入全面
危机:腐败腐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漠视人权、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
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动乱、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中国社会这个大
系统中,任何一环都已经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而任何一环的断裂,都会引发整个
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
形势已危如累卵。
其实中国人已有预感。
看看“二十一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
护照在手,随时准备抓起牙刷便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竟把血汗钱往那早已
资不抵债的国家银行里存,以备大难临头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
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麽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末日气息弥漫,
人们疯吃海饮,狂赌滥嫖,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无一
不创当今世界之最……
大清帝国三百年江山一朝崩解前夜,国学大师黄侃(黄季刚)痛斥清政府之“改革
开放”,指为骗局:“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病,已不
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或可为今日之写照?
这是末日之前最後的盛宴。这是灾难的直觉,绝望的集体无意识。
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古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今是,山河残破而党国尤在。
古诗云:“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今是,尔曹身与名未裂,已废
江河万古流。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绝境,柳暗花明已不可待。
一个曾历经数千年风霜的辉煌文明已在劫难逃。
也许我言重了。
也许中华民族会奇迹般地绝处逢生,再造辉煌。
但那是几代之後中华儿女们的伟业了,我们看不到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访问西德。归途,机翼下是绿色的欧洲。进入国境,飞机自天
山口穿行,白雪皑皑的群峰在阳光下壮丽而神秘。然後,大地一片灰黄,杳无生命
迹像。我心有不甘,从天山一路看到北京,横亘整个中国,竟没有一片绿色,全然
是无边无涯的灰黄。那种沈痛感是刻骨铭心的。我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片上帝
的弃地!”
世事没有比这更富於戏剧性了--在我写作本书时,读到了以下一则消息: ●“〔新
华社长春29日电〕“伊甸园”到底在哪里?中西方学者们一知半解在苦苦探寻,大
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伊甸园在西方。而长期从事世界古代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宫玉海
却认为:伊甸园就在中国。”(略)
从遍地流淌著奶和蜜的伊甸园沦落为上帝的弃地,是不是一种偶合呢?
圣经说,由於人的原罪,上帝把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并派遣天使手持喷火的长剑
把守,永不许回归;但圣经并未说上帝命天使持喷火长剑把伊甸园变为弃地。
——我猜想,其间必有人的罪恶。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在白宫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竖立著一柄喷火的长剑,通
体镏金,在阳光下光芒四射,庄严而灿烂。每次路过,我都会端详片刻,满怀敬畏
,特别是开始写作本书以来。
真正令人揪心的,并不是生态平衡,而是我的民族——
在根本的意义上,生态平衡是铁律。这颗蓝色星球是不会沈没的。不堪重负时,它
只须轻轻一抖,去除那属於超载部分的人类,随即便恢复优美的平衡。问题仅仅在
於:
——在这轻轻一抖中,将被去除的是谁?
我们的後代将以极大的义愤回顾这个时代。
他们的教科书上将如此书写:在“毁灭时代”的数十年间,我们那些自私而怯懦的
祖先以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後的一种制度毁灭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劫掠了
我们应得的一份资源,剥夺了我们应享有的生存权。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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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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