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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加平:特别动议”方式是中国具体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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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加平:特别动议”方式是中国具体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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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吕加平:特别动议”方式是中国具体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利器
(511 reads)
时间:
2003-1-03 周五, 上午12:33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特别动议”方式是中国具体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利器
吕加平
(2002年12月28日)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香山(玉泉山路)普安店66号 邮编:100093 电话::010-- 82595702
湖南地址:湖南省邵阳市省祁剧院 邮编:422001 电话:0739-5222053
吕加平个人主页:kk8259.redi.tk 电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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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最为精彩的一笔,就是据传以张万年为首的20位军队将领在十六大主席团第4次常委会上联名提出建议江泽民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特别动议”,这个“特别动议”的提出和以高票通过,其发挥出的重大作用正如我在前几篇文章说过的:
(1)据传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江泽民在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二职上的去留问题经过5次讨论,最后表决通过他全退不留,但十六大上的这个军人“特别动议”的提出和通过,使必须全退的江泽民“起死回生”。虽然他不再连任党总书记而交出了党权,却以一个中共普通党员和高龄党员的身份继任了中央军委主席,仍掌军权,这是中国军人“救”了江泽民,而且继邓小平之后也为任何一个中共普通党员和老龄党员可以去争当中央军委主席又一次树立了榜样;
(2)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去党权留军权的半退,和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只接党权而不接军权的半接,以及江泽民在十六大上和十六大后凌驾于胡锦涛的党权之上的态势,遂使中国政坛形成了党军分开、党政分开、党不领军领政、军归国管、党政两中心、甚至出现枪指挥党倾向的党、军、政新原则、新关系、新格局;
(3)已有76岁高龄的江泽民又以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的身份兼任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这也为宪法规定的、任何年满45岁以上的中国普通公民、甚至老齡公民都有资格和权利去竞选这两个国家最高职位开创了可以具体实施的先例和榜样。
因此可以说,这个“特别动议”的提出和通过,为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改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然而它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为在中国具体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提供了一种打破党纪禁锢可以合法运作实施的新方式、新规则和新纪律。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由它掌权的政府、人大会、政协会等各种党领导下的组织、团体,都实行党委民主集中制和一把手决断的组织原则,包括人事安排在内的一切事务都由党的各级支部、党委、党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其一把手决定。党的领导班子内的任何成员和领导班子外的所有下级组织和党员,都不得相互串通交流,不准以同观点相组合结成派系、集团,更不允许以这样的派系集团对党的领导班子所作的决定、决议提出将其改变甚至推翻的反对意见。党的领导班子,尤其党中央常委会一旦作出决定,任何领导成员、下级组织和党员都必须根据“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予以绝对服从执行。如果有违反此组织原则和纪律者,就会被扣为“非法组织活动”、“非法派别活动”、“宗派活动”、“小集团活动”、“反党活动”、“反党集团”、“反党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甚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等等可怕罪名,并必会从严处理,甚至招致牢狱之灾,杀身之祸。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注],而这也就是人们所称的中共一党执政、少数人决定、甚至由一人说了算的共产党政治权力体制。
根据中共党内的这种专权体制和党的严厉组织纪律,在这次十六大上已由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过5次讨论并表决江全退的决定,是党中央最高领导核心的最后决定,任何级别的党员和党的官员都不得反对,更不允许一些代表串通联合起来形成集团力量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将该决定推翻,否则就是反党叛乱,并必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因此谁也不会敢去这么做,江泽民也必须全退下台。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以张万年为首的20名军队将领却在十六大主席团第4次常委会上代表军队一致地联名提出要求江泽民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特别动议”,并且毫不客气地“威逼”已由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出任党中央总书记和“中国人民的领袖”的胡锦涛表态支持。结果该“特别动议”除三人弃权五人未出席会议外高票通过,为江泽民得以第三次连任军队最高统帅之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此举还突出表明:
1、一举打破了过去那种党代会代表、主席团成员和其常委们必须绝对服从执行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否则就是反党篡党的党纪党规,改变成为他们可以相互串通交流,可以以同观点组合并联名提出“特别动议”去反对和否决党中央决议,而这样做并不是反党行为而是合法举动的新党纪党规。从而打破了党内专制专断的组织体制和僵化严酷的党纪党规,使每位代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与观点相同者交流组合,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行使自己应有的党员权力;
2、以十六大军人“特别动议”为榜样,今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部、省、地、市、县等各级党代会和党的全会,都可以实行此“特别动议”方式的新党纪党规,其领导成员和党员代表只要有20人以上的同观点者,就可以联名对党代会和党的全会的决议提出自己不同意见和要求加以改变的“特别动议”,其党代会和全会也就应该予以表决,而这样做并不违反党纪党规,更不是什么反党篡权、非组织宗派活动;
3、这种“特别动议”民主方式,完全符合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因此对于全国各级的人代会、政协会、共青团、工会、妇联、学联、青联等非中共代表大会和全会也都适用,均可按此实行。其主席团常委、主席团成员、甚至大会代表,只要有20人以上同观点者联名提出“特别动议”,其大会或全会的主席团常委会、主席团或全体代表就应该对该“特别动议”进行表决,予以通过或否决。
由此可见,由以张万年为首的20人军人代表在十六大上对党中央决议采取的这种联名提出“特别动议”的民主方式,是在中共党内,继而可推行至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可以加以具体实施的锐利武器,是与时俱进的新的党纪党规,更是符合宪法的国法国规。而这样做的首功者,是中国军人和军队,这也正如我在12月13日文章中所说的:中国人民军队不仅“是江泽民的救命恩人”,更“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坚强后盾和中流砥柱,是与时俱进的勇士和先锋。”
[注]“特别动议”方式在中共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比如,1935年红军长征遭到严重失败时,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以及一批反对王明左倾路线和逃跑路线的红军将领们在行军途中相互串连交流,统一认识,组成了反王明路线和反博古、周恩来、李德为首的党中央的同观点集团,在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求改变错误军事路线和撤换王明、博古、李德等现中央领导的“特别动议”,结果以微弱多数取得了成功,这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新的党中央领导,完成了长征,并把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又比如,邓小平复出并领导改革开放后,和许多老干部一起组成反对“两个凡是”的改革派集团,并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要党军最高领导华国锋辞职的“特别动议”,结果迫使华辞职下台,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确立了以邓为中央军委主席进行幕后领导的胡赵体制;再比如,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叶剑英和一批老帅秘密串连开会策划,提出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的“特别动议”,并趁其不备,果断实施,立即抓捕,从而一举粉碎了“四人邦”及其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是一次以“特别动议”方式取得成功的例子。
采用或企图采用“特别动议”方式而失败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例子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以彭德怀为首的一批反对毛泽东三面红旗大跃进左倾路线的同观点者,串连组合成为反毛集团,以图在会议上提出改变毛的路线和领导的“特别动议”,结果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开展反右倾运动,受到打击迫害。
其他的失败之例还有,比如全国解放初期,高岗、饶漱石串通联合组成高饶集团,准备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推倒刘少奇、周恩来由已取代的“特别动议”,结果此夺权计划未获成功,反而身败名裂,高岗被逐自杀;比如,林彪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特别动议”,企图从毛泽东手中分权进而夺权,取而代之,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比如,1989年学运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想通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讨论决定对学运的态度和处理措施,但他要求的党代会或中央全会还未召开,他的这个“特别动议”还未提出,就被邓小平的阻止开会、武力镇压和逼赵下台的六四“特别动议”和迅速的实行所制服,学生市民伤亡巨大,赵紫阳惨遭失败,并受到软禁;再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刘少奇的被打倒,严格说来也是“特别动议”方式的失败之例。当时刘少奇等一线领导贯彻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国富民”路线,与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反复辟路线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刘少奇等依仗人多势众准备在中央会议上提出“特别动议”向已陷孤立的毛泽东摊牌,以改变毛的路线和领导。结果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及其所有主张以经济建设为纲的领导干部均以走资派为罪名予以批斗打倒。
还有一个王明先成功后失败、毛泽东先受挫后胜利的例子:1937年11月,王明奉斯大林的旨意,带着康生等杀回延安,企图由他的班子及斯大林的相信依靠国民党、放弃抗日领导权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取代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其所实行的坚决抗日的路线。为此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和传达斯大林指示的钦差大臣身份对党中央施加影响和压力。结果他的这个投降主义的“特别动议”竟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的支持,使他夺得了中央主导权,毛泽东及支持者刘少奇等人处于少数地位。王明反夺权成功,报了遵义会议被罢黜的“一剑之仇”,并以中共最高领袖的姿态立即率众到武汉,在12月25日和2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大肆鼓吹依靠国民党,吹捧蒋介石,同时准备乘苏共肃反扩大化之杀威在中共党内搞肃反,清洗毛派。不料蒋介石消极抗日,武汉失守,而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战果赫赫,这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对王明的态度,并放下了架子,在1938年9月通过第三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宣布承认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中央终于获胜站稳,王明一伙就此失势而一蹶不振。
(4100字)写于湖南邵阳。
作者简介:籍贯上海嘉定,1941年6月14日生于上海,现年61岁,曾经是军人,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 自由撰稿人,是个自力从事战略学术研究的无党派人士,已退休。著作有《阴谋与抗争--肯尼迪总统被剌案起因剖析:猪湾事件》(国内出版)和《中国的战略失误》(美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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