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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点秦戈先生《再与郑义商榷》大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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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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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义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评点秦戈先生《再与郑义商榷》大文（之一）
【郑义按】前些时候，秦戈先生写了篇长文与我商榷，未及时回复，甚歉。因秦文较长，涉及的问题很多，我无法一一作答，只好采取评点的方法，还望秦先生见谅。刚才我在隔壁重医院上了个帖子，说今后少争论。就改变计划，只贴出已完成的第一部分。如果秦先生认为我还没有全面回应，我只好接着再评点下去。就我的意思，点到为止，不必评点到底罢？
以下是秦先生大文和我在【【 】】里加的评点。
论《中国之毁灭》－再与郑义先生商榷
秦戈
乍一听郑义先生写了本名为《中国之毁灭》（以下简称《毁灭》）的书，笔者的直接反应是觉得这书名就没有起好，炒做、哗众取宠的味道太浓。自1989年"六·四"以来，这类耸人听闻的预言太多了，且最终大都流落为谎言，以至于今天让人再接触到这样的话语时就反感。直觉归直觉，出于对中国生态问题的关注，笔者还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抽空去读了读《毁灭》这本书。读后除对郑先生"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努力所感动外，对作者分析、作文态度的严谨性和公正性深表怀疑，对书中的许多论点和结论实难以苟同。
《毁灭》分上下两篇；上篇中作者选用了许多个案，【【秦先生您说得不对，上篇有个案，但不是由个案组成。其体例是：上篇每章开头由一个案引入，然后介绍较大局部，介绍全局，并就关键问题进行讨论。您不太公正的是，您完全闭口不谈上篇各章皆有“基本国情与数字”一节。我最讨厌的就是作家诗人式的空洞抒情：啊，我们的母亲河！啊，我们的森林、河流、草原……所以我基本上避开这种写法，而采用近似于科普作品的写法。您一句话就把我打成我最讨厌的笔法，不太严谨吧？】】从不同的方面【【您说得轻了点，应该是“全方位”，上篇14章，出噪音污染之外，论述了中国生态环境的所有方面。】】描述了一幅灰暗的图片：中国由生态环境急速恶化而导致走向毁灭的必然；【【这个结论是在本书最后两章下的，不是在上篇下的。再没有进行全面论述之前，本人没想到会得出这种结论。】】下篇是重点所在，即对生态灾难的制度分析，结尾两章作者画龙点睛，指出是十恶不赦【【敬请网特留意：本人从未说过中国现行制度“十恶不赦”。这是秦先生说的。】】的制度导致了今天的生态灾难，所以药方还是制度改革。【【秦先生，制度改革似乎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吧？我怎么经常听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袖们也在不断谈“政治体制改革”呢？我自认为是紧跟党中央的，您怎么比我还落后呢？】】
在与郑义先生商榷之前，为避免误解，笔者有必要先申明，本人一直认为：（1）中国的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环保任务紧迫，保护和恢复的工作任重道远；（2）中共执政以来在资源管理、利用和环保政策上有过失误，也犯过一些严重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发生在三次与所有权变更有关的管理体制上。为有效保护、利用和发展现有资源和生态环境，真正实现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过去的资源环境发展政策，在管理制度，投资、税收、补助诸方面进行适当的改革。应该说这两点其实是多数人的共识，大概也是笔者与郑先生的共同之处。【【本人非常愿意与秦先生有共识，但遗憾的是，我们在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没有共识：您谈的是“管理制度”，我谈的是“所有制度”，我的核心主张是立即实行私有化（即民有化），还产于民，才有可能挽救危局。】】但笔者同时也认为：
（1）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其复杂的历史、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原因。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在一些地方或在一定时期，生态在恶化，另一方面，在其他一些地方和在其他时期，人们在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取得了可资鼓励的成功。【【秦先生不要打马虎眼。什么叫“一方面”“另一方面”？哪方面大？哪方面小？您的意思是说“治理超过了破坏”？还是说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的趋势“已基本扭转”？】】正是这些努力，使中国的生态还远未到达致中国毁灭的地步。郑先生的"毁灭论"太有些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了；与先生的阅历和严肃作家（非民运分子）的身份不相匹配。【【谢谢。不过在这个人人以唾骂自由、理想和民运为时髦的年代，我还是留着这顶帽子为好。】】
（2）工业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意识到的问题，与人们的经济条件和认识水平有关；该问题既不会因社会主义制度而存在，也不会因资本主义制度而消失。【【秦先生的结论下得太勇敢了。如果您认为与社会制度无关，就需要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有制成分极大国家）的生态环境灾难都最为严重？一辆私人自行车与一辆公用自行车，您认为哪一辆损坏最快？】】就目前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恰恰与郑先生所想象的相反，即就环保而言，公有制也许【【不够学术化，最好不要使用“也许”一类词汇。】】更有利于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管理和分配。人类迄今的认识水平还难以确认在社会制度和生态保护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多承过奖，这正是本人的贡献。但不是凭空“发明”，而是直接继承一些经济学家的成果。最重要的是那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耶克。（1994年，为纪念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发表50周年，芝加哥大学再版了该书，封面上赫然印着：“近半个世纪前，当海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时，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然而，世界错了，海耶克是对的”）最直接的是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科斯（R·H·Coase）关于把具有“外部效益”的经济活动纳入市场的可能和原理。我仅仅是他们理论的学习者、使用者。】】制度和政策的合理性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对其效果的评价必须受制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和作用的受体。
对据说是有"50万字砌成的长城"之誉的《毁灭》一书，鉴于时间所限，笔者不打算也不可能对其进行全面的评论；这里仅就《毁灭》的第一章，提出几个问题与郑义先生商榷。
一、森林覆盖率与林木蓄积
作者写到："有一个官方数字始终和我们的现实感受相冲突：虽然林业官员和专家不断警告中国森林资源已近枯竭，但森林覆盖率却不降反升。各种官方出版物都抄来抄去地说：五十年代初，全国森林覆盖率是8.6%，九十年代初是将近13%。而且，不管如何乱砍滥伐，甚至在经历了三次全国性的森林浩劫後，这个12%-13%都稳如泰山。"
郑先生冲突的感受也许来自于其对这一领域知识的不足。森林覆盖率的概念是有林地面积与国土总面积比率的百分数；而林木蓄积则是所有林业用地上林木生长量的总和，其计算公式是单位面积的平均蓄积量乘以林地总面积。所以，蓄积量或总蓄积量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森林覆盖率的下降，这里的关键是单位面积的平均蓄积量。在地球上天然林逐步减少，人工林不断增加的现实中，这种反相关关系在许多地方是普遍存在的。只要郑先生在下笔之前问问你周围的人，相信这一点应是不难搞明白的。【【谢谢指出我行文有欠准确。但我对于森林覆盖率与森林蓄积量的概念还是相当清楚的。就在先生引文同一页，我写道：“我们需要继续论证的是：就是这个9%的森林覆盖率，仍然掩盖了中国森林濒于枯竭的灾难性局面。还有一个数字，叫森林蓄积量，就是衡量森林资源的收支平衡情况。在中国，这比覆盖率更能说明问题。”——秦先生大约没有看见。】】
对森林覆盖率13％的说法，郑先生不信，很可能是他不愿意相信。因为从郑先生所选取资料的方面来看，他是先有了"毁灭"的结论，然后"上穷碧落下黄泉"，找一切所需要的"事实"来作证。正是有这样的"先入为主"，使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许多重要但对他的分析不利的另一方面的报道。如，1994年以来，木材蓄积量持续下降的严峻形势得以扭转，森林资源的消耗得以控制，森林资源的年增长量开始超过了年总消费量，森林面积和木材蓄积量双双增长（洪菊生，2000）。加之近年来，由于国产木材价格上涨，资源短缺和环保压力，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与欧、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等一系列的原因，使得中国采取了增加木材进口，逐年减少国内蓄积采伐量的模式。这意味着，资源供应量（速率，rate）的增加和资源需求量（速率，rate）的减少，必然从两方面加速蓄积量（水平量，level）的增加；即：森林资源的消长曲线已过了拐点，开始呈上升趋势。而郑先生却无视这一根本性的质的变化，而采取了简单的直线进行趋势外延。这种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是不严肃的、违背科学常识的，其结论极可能是错误的，进而，其导向有可能是危险的。【【试着来驳学术味儿很强的这一大段：1、我的资料肯定不全，我是一人之力。如果秦先生愿意支持，可否将94年以来森林资源呈上升趋势的资料给我？2、用不着秦先生写这么长一段，其实那原因很简单：森林砍光了。您说1994年后“森林资源的消长曲线已过了拐点，开始呈上升趋势。”那是当然：就在1994年的前一年，林业部长徐有芳就指出：经数十年乱砍滥伐，中国大陆的成材几乎完全砍伐殆尽。——砍光了，全国森林铁路一条不剩地全部退役了，那条曲线当然要有所表现。现在砍木头砍到国外去了（缅甸和西伯利亚），那条曲线再怎么也总得抬一下头不是？事实很简单。不听大量官员、专家学者的严厉警告，中国把自己的森林全部砍光。我只是把这个灾难说成是灾难，而秦先生却有本事把这个灾难说成“成就”！秦先生又批评道：“这种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是不严肃的、违背科学常识的，其结论极可能是错误的，进而，其导向有可能是危险的。”——您不是在说您自己吧？】】
据笔者所知，有人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的林业发展和资源利用政策进行过专门、独立研究。该研究运用了中外资料库的大量数据，选取了200多个变量建立了一计算机计量模型，利用该模型对中国林业资源未来的动态发展进行了不同投入－产出水平下的模拟分析。应该说这类的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参考价值的。根据该研究结论，取中等投入－产出水平，1990年左右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可望达到13。051％，1995年14。109％，2000年15。041％。1998年左右出现年生长量大于年消耗量，但到2000年，总蓄积量降到最低水平；这个水平还要在低谷徘徊几年后开始缓慢回升。过去近10年的实践与该论文所提供的分析结论在中等投入－产出条件下的吻合程度很好，进一步证明该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这一题名为《Strategic...Study...of...Forest...Development...Policy》的研究报告作为博士论文现存于大英博物馆，郑先生若有兴趣可以直接查询。此外，西方学者Richardson，S。D。在该领域出版了一本专著：《Forests...and...Forestry...in...China:...Changing...Patterns...of...Resource...Development》和一本咨询报告：《The...Cotchell...Report》。类似的学术资料还有不少。这些资料作为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客观性和参考价值要大于，至少不低于郑先生的民运朋友所提供的材料。【【拙作《中国之毁灭》注释（资料出处）凡885个，有那几处是“郑先生的民运朋友所提供的材料”？还望先生明示。】】遗憾的是郑先生似乎对这类资料不感兴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些重要文献资源。【【您这就有些强人所难了，我不可能穷尽所有资料。另外，我对上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那份博士论文确实不感兴趣（如果您的转述大体准确）。森林之消长，就其现实性而言早已不是纯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人类利益参与其间的经济过程。而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产权形式——无论是被排除在外还是被忽略，这种论文恐怕都算不上什么“科学”。中国森林之消长，事实上与产权密切相关。——秦先生前文说过，中共执政以来发生过三次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大破坏，都与“所有权变更有关”。如果在博士论文预测的时段内再来一次产权关系的变化，这个计算机模型还有多大意思呢？（当然，我不是反过来说产权就是一切，但产权比投入—产出根本得多，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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