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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王造时，怀念国民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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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280
经验值: 2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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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海一枭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本文首发新世纪，网址：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枭鸣天下之四十六：
一
某党成立以来，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先生的妖魔化可谓无微不至不遗余力，尤其是“解放”以后，在大陆民众的心目中，蒋该死和蒋匪帮都成了一无是处万恶不赦的人渣。这也怪不得某党贼喊捉贼，确是蒋介石有以自取、国民党罪有应得。
然而，贼与贼也有同异。都是无赖，赖的范围有大小；都是恶棍，恶的程度有高低；都是专制，专的品质有优劣。如果中国人民注定无缘拥有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注定只能接受一党独大，在国共两党中必选其一，我想我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宁愿选择万恶的蒋匪帮也不会选伟光正的某党。为什么呢？
日前逛旧书市场，以四折购得一批削价书，其中有一本《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叶永烈编，列入“野百合花丛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该书宗旨乃是借王造时一生命运的坎坷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和“四人帮”及“极左”路线的罪行的。却令读者读出了某党变本加厉的的罪恶，它空前的“小”和“坏”，这恐怕非出版者始料所及吧-----或者这本是编者出版者潜在目的也说不定。
切片分析细胞，可以得出一个人的健康、智力多方面状况，分析一个人的遭际命运，往往也可以得出其人所处社会的概况。让我们从一生横跨国共两个时期的王造时这个颇为典型的“社会细胞”上，看看国共两党的同异优劣吧。
二
王造时(1903—1971) 教授。江西安福人。字雄生。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员，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政治学系主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1932年创办《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宣传抗日救国。1933年起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1936年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造时一生受尽冤屈，历尽坎坷。早在一九一九年，他才十六岁，就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员小闯将，曾因反对卖国贼而两次被捕。一九三六年，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以“危害民国”罪名被逮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一九四一年王造时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被说成是“反苏”，而那时“反苏”亦即“反共”。一九五七年。王造时先生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主要的罪名之一为“自比魏征，向党进攻”。一九六六年。在遭到“批斗”、“抄家”之后，王造时先生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捕，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至一九七一年因“肝肾综合症”得不到必要的治疗，死于狱中。
无论国共哪党当政，王造时都受过迫害、都入过狱，仿佛相同，实则同中有大异存焉。
在“解放”前，他是专与国民党作对的“主张与批评派”的创始人。他在上海发起、组织、参加“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他分别担任了常务委员、宣传部长等职。他办刊物、作报告，发表了大量抨击一党独裁、呼吁实行宪政的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其文字之尖锐、态度之激烈，至今读之依然触目惊心。这才引起了当局的不满，下令逮捕他与邹韬奋等七君子。一九三七年四月，检察官提出“公诉”，并两次开庭审判，说他们违犯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立即，知名人士纷纷在宋庆龄牵头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宋庆龄和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义正辞严地指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又公开发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
同时，冯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国际上名流学者，如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几个月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同时芦沟桥事变暴发，将“七君子”释放。
可见，与某党相较，国民党操纵司法的手段何其拙，逮捕了异议分子居然要进行公审；而导向舆论、控制社会的力量何其小，反党反政府的文章居然可以不断见报，民主、异议分子居然可以公开发表无比猖狂的宣言…
三
按说，王造时是反对国民党、歌颂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劳苦功高，理应得到某党的信任和重用吧，事实乃大谬不然。
一九四一年《苏日中立条约》和《共同宣言》发表，中国知识界反应十分强烈。尤其是曾经把苏联视为“最好友邦”的救国会“七君子”们，更觉得“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他们推举王造时“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遗憾。” 叶永烈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新华日报》头版，查到了“苏日中立条约”原文。其中的宣言，明明白白地写着：“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条约”、“宣言”，明显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理所当然激起中国爱国人士的不满（见叶永烈《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序）。
这一封措词极为温和的信，让王造时从此背上“反苏反共”的黑锅。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成为“头号修正主义国家”，按说，他是由于“反苏”作为直接原因蒙冤遭贬的，至此某党应该放过他了吧？不，他依旧生活于被人遗忘的角落，备受煎熬。
１９５７年６月上旬，王造时激于爱国忧民之情，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通篇讲的是号召党内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但被说成是大肆放毒，是自比魏征向党猖狂进攻。被打成全国的第一批大右派。叶永烈查阅了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所载王造时先生在全国政协上的发言，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其中所谓“自比魏征”的一段，原文如下：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王造时经过一翻批斗，戴上了极右分子帽子，他当时填了一首被当作反动诗保存下来的词，抒发了其悲愤交加而仍想为国效劳的心情。
谁念高楼病客，辗转呻吟，独抱一天岑寂。最怕窗外风狂雨晓，把杨柳摧折。夜沉沉，万家灯火明灭，更那堪今夕正是断肠时节。嗟往事难忘，中枕尽湿。恨人间，欢少苦多 飞愁未去，新愁又织。百般心情，自别后，向谁诉说。风流人阻，张望有如千山万水隔。但愿艰危历尽，东风带来消息，待从头，重收拾，相携手，报祖国。
叶永烈在序中介绍：王造时的家庭，也是很不幸的。原配夫人朱透芳1956年病故。王造时1961年再婚，新夫人名叫郑毓秀， 从1966年9月22日夜王造时被叫醒隔离审查后，他俩只见过一次面，押解人员还不准他们讲话。王造时与朱透芳有四个子女。三个子女均患有神经病，一个被划为右派。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２日，王造时被造反派以“历史反革命——现实大右派”的罪名拘捕了，关进上海第一监狱，一直到死。
浏览王造时的一生遭际，令人感慨万千。他骂国民党，被关了几个月，名动天下；他爱某党，被打为大右派被批斗被抄家被害死于狱中，家破人亡，人无问津。然而我们要知道，国民党关他之时，内忧鼎沸，外患交集，国家处于战乱之中，当务之急是抗日；某党整他之日，已是“解放”之后，社会稳定，四海升平。他仅仅以魏征作喻，劝唐太宗有容人纳谏之量，罪不至死吧。
四
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四人帮”极左路线闹的。那么现在四人帮打倒近三十年了，现实又如何呢？
王造时写于1933年的《对内的平等》一文，列举了种种“中国不平等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最少一部分人可以拿全国人民的血汗来办党，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没有自由结社的机会。最少一部分人占据了国家公共的机关和位置，最大多数的人民连监督的机会也没有。最少一部分人可以党化教育，强迫最大多数人民信仰自己所不一定信仰的主义；最大多数的人民，没有思想自由，当然不能思想。最少一部分人的意志是法律，是命令；最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是邪说，是异端；最少一部分人造成的法令，自己可以违反破坏；最大多数的人民，对于自己所没有直接或间接同意的法令，便非服从不可。最少一部分人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最大多数的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力…”
在经济方面：“最大多数的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最少数的人却有整千整万的现款存在外国或中国银行里。最大多数穷苦的人民，担负全国的赋税；最少数有钱的人，倒可以不纳税，或纳得少，或纳了又把税推到穷苦的大众肩上去。有许多人穷得穴居野处，或是住的地方拥挤得无立足之地；同时有一部分人，到处空着许多美丽的花园，及三宫六院的别墅。有许多人一天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没有休息，同时有一部分人成天成夜地去嫖、赌、逍遥。有许多人终身没有一个太太，有一部分人太太不计其数…”
够了，够了。这七十年前的文字，那一句不正贴切着当前的现实？种种不平等，只有更加的悬殊，种种腐败丑恶现象，只有更加的严重，重重剥削压迫，只有更加的沉重！封锁舆论、统一思想的手段只有更加高明，压制民主、剥夺自由的方法只有更加进步，迫害异已、监控人民的的程度只有更加严厉！
国民党好歹还有个新闻法，还能允许王造时等自由主义者或鲁迅等左翼人士发表文章、演说，还能光明正大地公审异议分子，还能纵容《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反政府报刊在国统区出版发行，这能任凭各种民主党派在各地宣告成立…。它毕竟不曾对一切异人、异议、异己赶尽杀尽！
蒋介石锁紧了门，某党却连窗户也堵死了；“解放”前民主自由被加上了镣铐，“解放”后干脆被砍掉了双手双脚；最令人感慨发人深思的是：台湾国民党终于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把政权交还给了台湾人民，兑现了从训政走向宪政的历史承诺，某党却逆时而退，严厉封锁《历史的先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党独大！比一比，看一看，想想王造时，能不怀念国民党乎。
据说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提出台湾应实施“经贸北上，逐鹿中原”之策，我倒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台湾国民党能在选战中获胜，并且政治北上，以民主自由统一中国，在崭新的起点上重建中华民国。我相信许多大陆百姓内心深处都会与我抱持同感，相信经过百年沧桑和民主浸润的国民党，为台湾民主化作出了应有贡献的国民党，早就改邪归正、早已今非昔比了。
东海一枭20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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