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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网友的关切让我感到温暖－－刘晓波致茉莉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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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的关切让我感到温暖－－刘晓波致茉莉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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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的关切让我感到温暖－－刘晓波致茉莉的一封信 -- 斑竹16 - (2172 Byte) 2002-11-18 周一, 上午4:31 (547 reads)

斑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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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标题: 刘晓波：三本书的后记 (254 reads) 时间: 2002-11-18 周一, 上午4:5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政治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后记

站在中西比较的和改造中国的层次上看，这本书或许还有一定的价值，因为中国的

现实和文化在世界的范围内实在是太陈旧、太腐朽、太僵化、太衰老了，它需要一

种强有力的异质文明所带来的具有威胁性的刺激和挑战，需要辽阔的、澎湃的汪洋

大海来补托它的封闭与孤立、沈寂与渺小，需要用落伍的耻辱来激发它的自我改造

的决心和斗志。作为一种相互比较的参照系，西方文化能够最鲜明地实现出中国文

化的总体特徵和种种弱点；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武器，西方文化可以有效地批判中国文

化的老朽；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智慧，西方文化能够为中国输入新鲜血液和改造中国

的现实。然而，站在人类命运和焦虑世界的未来的高度上看，站在个体生命的自我

完成的层次上看，这本书或许一文不值。因为它所关注的问题过於浅和狭隘--只是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基於对中国的关注，而非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对世界前途的关注，

更不是站在个体生存的悲剧性的立场上，对每个生命的自我完成的关注。所以，这

本书的价值仅仅是相对於无任何价值的文化废墟而言的，其低劣之处特别明显地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陕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和盲目的西方文化献媚。

一.仅是这本书，也包括我曾经发表过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所有言论，都是一种立足于

中国的民族主义，而决非像有些人指责我的那样是“全盘西化”。我认为，西方文

化的最大特徵之一是批判理性的传统，真正的“西化”不仅是对中国文化、更是对

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反省，是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个体生命的不完整的关注。而

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重振中华民族，是典型的中国本位论而非“西化论”。这种

以中国为本位的民族主义立场限制了我对更高层次的问题的思考(我想也限制了大多

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近代中国出不了世界级的大师，也肯定有这种民族主义立

场的限制)。我既不能在关怀全人类的命运的层次上与先进的、世界性文化展开对话，

也不能在纯个体的自我实现的层次上达至宗教性的超越。我太功利、太现实，仍然

局限於落伍的中国现实和世俗性的问题。我的悲剧或许像当年鲁迅的悲剧一样，是

没有超越价值，也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鲁迅在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上，已经达到

了《野草》的深度，那种深刻的内心分裂需要一种超越性的价值来提升；那种无路可

走、前面只有坟的绝望需要上帝的引导，《野草》时期的鲁迅是任何世俗性价值也

无法提升的。他已经由站在中国文化之上对中国现实的清醒批判和失望走向了对自

身的批判和物望，如果没有一种超越任何世俗利益的绝对价值的参照，鲁迅的《野

草》就只能既是他创造力的顶峰，也是他为自身开掘的不可跨过的坟墓。

事实正是如此，《野草》之后的鲁迅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寂寞、孤独和绝望，走出

了内心世界的挣扎，重新坠入庸俗的中国现实之中，和一群根本就构不成对手的凡

夫俗子们进行了一场同样庸俗的战争。结果是，与庸才作战必然变成庸才。鲁迅无

法忍受只身一人面对未知世界，面对坟墓时的恐惧，不愿意在上帝的注视下与自己

的心灵进行超越性的对话，传统土大夫的功利化人格在鲁迅身上笔活，於是，没有

上帝的鲁迅只能坠落。鲁迅深受尼采的影响，但是他与尼采的最大不同在於：尼采在

对人类、对自身绝望之后，借助于“超人”的参照而走向个体生命的提升；而鲁迅

在对中国人、对自身绝望之后，没有找到超越性的价值参照系，重新回到了被他彻

底唾弃的现实之中。

由此我联想到，为什么在西欧诸国，甚至在苏联和东欧诸国，出现过一大批杰出的

流亡作家、哲学家、科学家，而在中国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名人一流亡国外就会

毫无成就?我认为，中国文化人的视野太狭隘，只关心中国的问题；中国人的思维太

功利化，只关心现实人生的价值；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中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冲动，

缺乏面对陌生世界、未知世界的勇气，缺乏承受孤独、寂寞、以个体生命对抗整个

社会的抗争精神，而只能在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在众多愚昧者的衬托和掌声中生活。

他们很难放弃在中国的名望而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从零开始。这是一种难以摆脱的

中国情结。正是这种情结，使中国的文化名人们紧紧抓住爱国主义这根稻草不放。

他们不是面对真实的自我，为了一种踏实的自我实现而活着；而是面对被愚昧者捧

起来的虚名，为了一种幻觉中的救世主的良好感觉而活着。在中国，他们的每一个

动作，每一种声音都将引起全社会的注视和倾听；而在国外，他们形单影只，再也

得不到那么多崇拜者的仰视，除了几个关心中国问题的老外的热情之外，没有人肯向

他们致敬。要承受这种寂寞需要的不再是社会的力量，而是个体的力量，是生命的

才华、智慧和创造力的较量。因此，无论在中国多么有名、有地位，一旦置身在陌

生的世界中，就必须从最真实的个体存在开始与整个世界的对话。

正是基於此种理由，无论我多么不遗余力地赞美西方文化，多么彻底地批判中国文

化，我仍然是个“井底之蛙”，眼中只有巴掌大的蓝天。在理论层次上，反省和批

判中国的现实和传统，并不需要太高的智慧，甚至不需要独特的创造性思考。我对

中国之反省所借助的理论武器都是已知的、现成的，无需我的新发现。那些被中国

人视为高深的、新奇的道理，已经被西方的文化人们讲得明明白白，而且已经过几

百年了，在西方已经变成了普及的常识，在思想创造上已经变得陈旧了，根本就用不

着我的画蛇添足。如果我能够比较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住这一参照系，就算不错了。

当我走进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我才醒悟到我曾经讨论过的诸种问题对於高层

次的精神创造来说，是多么的无意义。我才意识到，在一个愚昧的、近似于沙漠的

文化中封闭了太久的我，其思维是多么浮浅，其生命力是多么萎缩。长期在黑暗中

不见天日的眼睛，已经很难尽快地适应于突然打开的天窗，突然见到的阳光。我无

法一下子就成为敢於面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人，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与世界的高层次

进行对话。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放弃过去的所有虚名，从零开始，在一片未知的世

界中进行尝试性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需要人类的智慧已经创造出的大量现成的知

识，更需要开拓未知的领域，需要凭纯个体的智慧和做一个真实的人的勇气。但愿

我能够承受住新的痛苦，不为任何人，只是为了在绝境中踏出自己的路。即使失败，

但我相信这种失败是真实的。它要胜过我曾经得到过的无数次虚假的成功。

二、正因为我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

批判是以对西方文化的绝对理想化为前提的。我忽略了或故意回避了西方文化的种

种弱点，甚至是我已经感觉到、意识到的弱点。这样，我就无法站在更高的层次上

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对整个人类的弱点给予抨击。而只能向西方文化文

明“献媚”，以一种夸张的态度来美化西方文明，同时也美化我自身，仿佛西方文

化不但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是全人类的终极归宿。而我借助于这种虚幻的理想主义把

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尽管我一向讨厌救世主，但那只是针对他人，一旦面对自己，

很难不有意无意地进入自己讨厌的角色中，飘飘然于救世主的大慈大悲、大宏大愿

之中。我知道，西方文明只能在现阶段用于改造中国，但是在未来，它无法拯救人

类。站在超越性的高度上看，西方文明的种种弱点正好显露出人类本身的弱点。这

使我想起庄子写过的《秋水》。河水再大，之于海洋也是有限的；海洋再广，之于

宇宙也是渺小的；“天下之美尽归于己有”只是一场梦而已。由此类推，中国之于西

方是落后的，西方之于全人类也是有限的，人类之于宇宙更是渺小的。人类的目空

一切的狂妄不仅表现在中国式的道德自足和阿Q式的自满之中，也表现在西方人的理

性万能、科学万能的信念之中。不论现代西方人怎样对自己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

也不论西方的知识精英对自身的殖民扩张和白种人优越感进行过多么严酷的否定，

西方人仍然对其他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他们仍然自豪于自我批判的勇气和

真诚。西方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对自己的批判，但是他们很难接受来自西方之外

的批判。我作为一个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生活了三十几年的人，要想从人类命运和

纯个体的自我实现的高度来反省人类、反省自身，就必须同时展开不同层次上的两

种批判：

1.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和现实；

2.以自我的、个体的创造性来批判西方文化。

这两个层次的批判决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相互交融。我可以指出西方文化的理性

至上、科学至上和金钱至上导致了个体生命的消失和一切反抗性的商品化，批判技

术一体化所形成的世界性经济等级秩序，否定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使人患有一种没有

怀疑冲动的富裕的疾病和逃避自由的怯懦，但是这一切批判决不能用于没有科学意

识的贫困的中国。因此，必须警惕的是：批判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不能用于批判中国，

更不能以中国文化为参照来批判西方文化。如果是前者，就将是对牛弹琴，无的放矢；

如果是后者(以中国文化为参照批判西方)，将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退化。有些西方

的智者因不满于自己的现实而转向东方，企图在东方文化中找到解决人类困境的钥

匙，这是盲目的、臆断的妄想狂。东方文化连自身的地域性危机都无能为力，怎么

能够解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呢?

我认为，二十世纪的人类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企图用人类已经创造出的现

有的文明来摆脱困境。但是，无论是现有的东方经典还是现有的西方文化，都没有

使人类能够走出困境的回天之力。西方文化的优势至多能够把落后的东方带入西方

化的生存方式之中，但是西方化的生存方式仍然是悲剧性的。到目前为止，人类还

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明，以解决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不平衡、核武

器日增、享乐至上、商品化等问题，更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帮助人类一劳永逸地消除精

神上的痛苦和人自身的局限。人类面对着自己所制造的、足以在一瞬间毁灭自己的

杀人武器，其焦虑是无法摆脱的，这种焦虑作为当今人类的生存背景是任何人无法

回避的。死亡的致命界限会把人类的一切努力变成徒劳。能够正视这一残酷的事实，

同时又勇敢地踏入深渊的人已经是人类的极限了。自从人类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之后，

便一直处在无家可归的流放之中，这个流放没有尽头，西方文化不是它的归宿，而

只是一段路程而已。更可悲的是，西方文化中的“原罪感”成分越来越淡泊，忏悔意

识越来越苍白，宗教的圣洁有时与摇滚乐一样，成为一种享受而非痛苦的自省。自

从耶苏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人类中再也没有殉难者了，人类失去了自己的良知。

“原罪感”的逐渐消失，使人的生命变得轻飘飘的，这对於人类来说，无疑是又一

次坠落，亚当和夏娃的坠落是人类无法挽回的，没有“原罪感”的人怎么能听到上

帝的声音。从中世纪初期的上帝理性化到中世纪后期的上帝权力化，从近代的上帝彻

底理性化到现、当代的上帝渐渐世俗化，人类文明坠落了，人类亲手杀死了自己心中

的神圣价值。

因而，当我借助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省之后，突然手足无措，

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之中。我猛烈醒悟：我是在用已经陈旧的武器去批判

另一种更为陈旧的文化，以一个半残废的自豪去嘲笑一个全瘫的人。当我真正地置

身于开放的世界之中时，蓦然发现--我不是理论家、更不是名人，而是一个必须从

零开始的凡人。在中国，愚昧的背景衬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痴呆突现出我的半吊子

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痴呆儿的烘托一旦倒塌，我

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而且我的周围也站满了各种病人。在中国，我为一个掺入了

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虚名而活着；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生命呈现和残酷

的人生抉择。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子坠入真实的深渊，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

登上过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这种大梦初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曾使我

犹豫、动摇，并怯懦地向往那个我了如指掌的土地。如果不是“大都会博物馆”，我

真的就要重新与愚昧为伍了。

我的妻子曾在一封信中写到：“晓波，表面上看，你是这个社会出名的逆子，但在

实质上，你与这个社会有一种深层的认同，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反对你的态度容纳

你、宽恕你、吹捧你，甚至怂恿你，你是这个社会的一种反面的点缀和装饰。而我

呢?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不屑于向这个社会要求什么，甚至连骂的方式也不想，我

与这个社会的一切才是格格不入，连你都无法理解我的冷漠，你都不能容纳我。”

这段话，我曾经毫无感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针见血。我感谢她。她不仅是我的妻，

更是我的最尖刻的批评者。在她的种种批评面前，我无地自容。

我再也没有退路，要么跳过悬崖，要么粉身碎骨。想自由，就必须身临绝境。

最后，我想就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的献媚说几句不好听的话。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

感兴趣，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我以为是基於以下几种心理：

1.仅仅是出於纯个人的性格、气质、爱好和价值选择而喜欢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

中找到了某种精神寄托和心灵安慰，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态度，无可厚非。可惜的

是，这样的只对自己负责的西方人太少了，极而言之，这样的人太少了。

2.出於对西方文化的不满而转向中国，企图在中国文化中寻找改造西方文化的武器。

因此，他们把一种落后的、封闭的文化思想作为参照系，用西方人的智慧来解释中

国文化。这决不是西方人的东方化，仍然是西方本位论。我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

排他的，除非有超越性的天才诞生，否则的话，无人能跳出自身文化的牢笼。西方

人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化，作为个人的选择可以，但是作为解决人类困境的方法和武

器，则只能使人类倒退。比把人类的未来希望寄托在西方文化之中更为荒谬。

3.出於一种西方人的优越感，以俯视的贵族姿态对待中国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

肯定，就像一个成年人夸奖一个孩子说话像大人，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人赞美奴隶

的忠诚一样，是一种恩赐加轻蔑的态度。我此次出国，经常听到这样的夸奖：“我

第一次听到一个中国人这样说”或者“一个中国人能对西方哲学如此了解”或者

“中国怎么能出你这样的逆子。”这些夸奖的潜台词是：中国人一向是劣等的。每

次听到这种赞美，我就感到自己不是出国，而是被人放在皮箱中，拎上飞机，作为一

件新奇的物品带到异域，他们想你放在哪儿，你就必须在哪儿。由此可见，尽管有

几百年的民主化、平等化，但是人类难以根除的主人欲并没有消失，一遇契机，立

刻复活。当然，这样的西方人大都是那些极为功利化的所谓汉学家。

4.作为一个观光客，出於对陌生事物的惊奇而赞美中国文化。那些已经享受过并且

永远不会放弃享受现代文明的西方人，需要一种调节，换一换味口。而中国在数十

年封闭之后突然开放，肯定会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观光地。中国的愚昧、落后甚至原

始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化，能够激起观光客的好奇心、神秘感。他们赞

美中国文化完全是出於自身好奇心的满足。如果这些观光客自己享受之后，便不再

议论大是大非，也没有什么不好。关键在於，有些观光客在自我享受过后，把这种享

受提升为一种人类性的文化选择，其荒谬性就太过分了。而且，他们只观光，而决

不会留下来。这样，他们就更没有理由告诉中国人：“你们的文明是第一流的，是

人类的未来。”这种由观光客到救世主的转化，不只是荒谬，而且是残酷。这使我

想起古罗马时时期的奴隶角斗。坐在看台上的贵族们决不会亲自尝试角斗，但却狂

热地喜欢看角斗。野蛮的、嗜血的场面确实富有新奇感和刺激性，可以成为一种享受。

但是，对於角斗着的奴隶们来说，这喝采声太残酷了。坐在飞机上欣赏原始的老牛

耕地，确有田园风味，但是观赏者决不应该在自己享受的同时，告诉被观觉者永远

刀耕火种，永远表演下去。看一幅原始味十足的绘画可以如此，但是如果把活生生

的生活和人当作审美对象，并要求审美对象的永恒性，这就太不公平、太残酷了。

用他人的痛苦来满足自己的享受，这是人类的丑陋之最。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太清楚中国不会成为人类二十一世纪的希望。在一个已经分配

得井井有条的等级世界中，在能源如此匮乏的地球上，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怎么能够

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希望。即便中国的自我改造在短期内获得成功，中国也无法达至

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地球已经承担不起再出现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负了。因而，

我不企望藉助于任何民族的繁荣来提升自己，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群体之

中，更不指望社会的进步能够解决我个人的前途；我只能靠自己，靠个体的奋斗去与

这个世界抗衡。

5.还有极少数西方人，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去看中国的，他们比较客观、清醒，在一

定的距离这外研究中国。中国的好坏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关，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看

法更真实，更具有理论价值。中国人最应该倾听的是他们的声音。

写完这个后记，我感到很疲倦。

最后，我感谢夏威夷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写作此书的时间

和环境。感谢我的朋友Jon Solomon与我讨论这本书以及他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精

力。

刘晓波，1989年3月于纽约

《审美和人的自由》后记

美学史像人类的一切思想史一样，是由一连串的误解造成的，这种误解在关于美的

理论中尤为根深根固。我以为，思考美无疑是思考人本身，人无法最终地把握自身

便决定了人也无法说清美。可怕的是，人性中有压倒一切的占有欲，这不仅表现在

对物质的贪婪上，更表现在对精神的主宰上。它为宇宙和人生规定了种种本质，说

到底，无非是为了占有它所规定的东西。而美，这种令神往的生命，谁不想据为己

有呢?然而，美本身对这种占有具有同样难以消除的抗拒力，它总在以新的生命使那

些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论变成徒劳。或许，我的这本书也是无数徒之一。

其实，人类中很有些聪明者，知道在许多事物面前应该沉默，但是，即便是维持根

斯坦也只能用不沉默来表达沉默。由此可见，人不但活凄凄惨惨，而且活得滑稽可

笑。到处都是令人窘迫的悖论，最后只能自我安慰式地说一句：‘不可为而强为之。’

这本书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没有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权威。而且，其中有不少拾人

牙慧的地方。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西方的那些世界性的大师甚至小师们面前，

我无地自容。有一大段过长的空白不是我现在、甚至将来所能添满的。而且，差距

不是程度上，而是实质上的；不是学术上的，而是人的素质上的；不是对同一问题

的不同角度的回答和讨论，而是人家提出的问题(甚至有些已经是老问题了)，我压

根就连想都没想过。如果从国际化的背景来看自己的书，不用废话，更没有必要去硬

撑着那点儿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虚荣心，最明智的态度是坦白地承认：我空白得太惨，

我落伍了太久，我只能心甘情顾地从头学起。

现在看起来，这本书中有些段落过於刻意追求学术的诗意化。虽然就我个人的素质

而言，诗意化的表述更合我的胃口，也不是什么要不得的方式。我从不在乎诗意化

的文风是否妨碍了理论本身的逻辑性和清晰度。我之所以要指出此书中的诗意化问

题，是在於它由於刻意而变得做作，在於一种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狂妄。更要命

的是，字里行间露出一副士大夫相，狂妄中潜含着我再三批判过的民族劣根性。我

的一位朋友会说过：‘狂妄必遭天责。’我的妻子会提醒过：‘晓波，你的某些坦诚

是做出来的。’如此下去，岂不太可怕了吗?我以为，在理论上，玩什么都可以，但

是对自己玩到哪个层次、玩得是否地道，一定要有较准确的自我评价。决不能只要

一玩，就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学术上、做人上，最要不得的是迁就平庸。迁就他

人不行，迁就自己更不行。

最后，感谢各位答辩委员及评议人、特别是我的副导师童广炳教授为此书提出的意

见。尽管改动不大，但是真诚的批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可的。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特别是胡云富和傅德林为此书的书早问世所做出的高效率

的努力。

作者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于北师大

《与李泽厚对话》后记

对话是人类的重要的交流手段，是人的生存方式之一，特别是当对话在相互的反驳

中迸发出智慧之火时。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每时每刻都在以各种方式进行对话。

学术争鸣也是一种对话，而且须臾不可离开。不同层次上的多元的学术对话是人的

自由的确证。如果从柏拉图或孔子的时代算起，人类的学术对话已经是位白发老者

了，但在每个时代它都能催生出新的婴孩。

学术对话应该是自由的，平等的。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阐发自己思想的天赋权利；

平等意味着尊重他人的发言权。俯视众生的是神，仰视权威的是奴隶，惟有自由、

平等的对话才是充分人性的。在学术上，我有权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无权剥夺你

说出这种观点的自由。应该以生命为代价去捍卫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所想的权利。

换言之，敢於并能够做一个自由的思考者的人，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

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时时发生，但并非所有的对话都富于启发性。相反，有太多

太滥的对话毫无价值。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虚伪是最大的祸魁。特别

是在一个具有崇高权威癖的民族中，虚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真诚，甚至只有

虚伪社会才承认你真诚。因此，每当我提起笔时，常常想像人与神之间的对话。尽

管在中世纪，人以被拯救的罪恶之身面对高高在上的救世主，然而，当真正的教徒

走进教堂，面对血染的十字架时，上帝的注视会使他们以极为虔诚的态度毫无保留地

倾诉内心世界。无论人的灵魂多么邪恶，但真诚的忏悔是纯洁的。在学术上，必须

推倒发号施令的"上帝"，但不能没有一双"上帝"的眼睛，因为"上帝"的目光容不得

半点虚伪。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饰罪恶。

我想，每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置身于类似教堂的气氛中。在写字台的上方，能

够时刻感到"上帝"的眼睛在注视着方格子中的每个字，尽管真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同时，真诚也并不能绝对保证真实。真实不仅需要真诚，还需要创造性的智慧。并

不是人人能通过真诚达到真实。也并不是一旦真实便万古不移，万古不移是梦、是

神话。人的有限决定其理论真实的相对性。任何理论，哪怕是既真诚又真实的伟大

学说，也必须经受不断的反驳、批判、否定、超越。牛顿的伟大不能终结真理的发

展，爱因斯坦也不能。绝对真理不是智慧的顶峰，而是坟墓。因此，学术对话就是

在相互反驳、相互竞争、相互否定之中尝试地提出新问题或接近真理。最好的理论不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被无限肯定的理论，而是能引起无限争论、猜测、否定的理论。

为他人提供怀疑的起点是一种来之不易的幸福，常常要为此支付终身。

作者 1987 年 4 月于北京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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