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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赶不上日本”之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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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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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赶不上日本”之我见
两位网上名家林思云和奕豹分别从所谓人民论和英雄论的角度，对“中国赶不上日本”进行了论述。看上去是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小子斗胆也扯上几句。
从表面的印象，林思云的人民论似乎颇有说服力，因为奕豹的英雄论－就是依靠某个英雄来拯救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说法，其内在的矛盾确实比较明显。
因为，奕豹先写道：
“中国人是有过历史机遇。
“５０年前，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中国和日本的确都在一个起跑水平──带着长期战争后的废墟和创伤。
“但那时的中国人有着比日本人更优越的条件。那时的执政党是廉洁奉公朝气蓬勃的。那时的４万万５千万人民是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
“从那时起，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争当三好学生、四好职工、五好战士，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气蔚然成风。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在进行坚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中国人民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三年来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７７．５％。１９５２年的粮食、棉花、钢材、原煤、发电、原油、水泥的年产量分别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高出８％、３５％、３２％、７％、１８％、２７％、２０％。国家财政赤字消除，全国职工和农民的平均收入增加了７０％和３０％。”
但是，奕豹马上又写道：
“然而这条总路线出笼不到三年便夭折，取而代之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反右斗争’，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最后是‘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那么，所有这些灾难难道不正是出于同一个盖世“英雄”的温暖的大手吗？
多亏奕豹没有忘记：
“在过去的５０年中，中国没能赶上和超过日本，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的运动神经元病发作的不是时候，”。
但是，如何让中国的“英雄”们“发作”的 “是时候”？和如何持续保持“廉洁奉公朝气蓬勃”和“谦虚好学、不断进取、克己奉公、忍耐执着”等等品格呢？对此，奕豹显得惶惶然、束手无策。
所以，奕豹面对“是南京人还是东京人”的林思云的种种谬论，必然会表现出“辩不过林思云”，和显出“没那样自信”、“震惊的不敢相信”、“胸闷透不过气来”、“悲愤的流不出泪来”、“不想再说”和“我太悲观，我真想得到同俊子的帮助”，等等。
爱国名家奕豹在汉奸名家林思云面前，落得个几乎“完败”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总是把“英雄”看得太重太神。同样一个英雄毛泽东，既可以把中国救出火来，当然也同样可以把中国推入水中。
其实，许多和奕豹持同样理念的国人，“爱国”爱的经常反复又痛不欲生，原因盖因如此，其本质，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听天由命。
林彪曾经夸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所以，当这天才“运动神经元病发作”，就将病歪歪的副统帅搞成了一堆灰。
事实证明了，独裁者越是英雄天才越可怕。而且，即使要企盼毛泽东那样的“英雄”天才的再出世，按照林彪的说法，需要等足足“几千年”，几千年那怎么等的了？再说这一回一定要降生个没有得“运动神经元病”的救主才符合要求。这是不是忒难了？只有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靠运气来帮助爱国，没有一点自信和根据。所以脆弱的爱国者输给狡猾的汉奸实在是不算冤枉的。
于是乎林思云便又在奕豹的伤口上面痛快的撒了一把粗盐，他轻巧的把所有责任一古脑儿朝中国的老百姓身上一推。这样一来，等于说不仅中国没有“英雄”的好领导，还有整整一国的“愚蠢自私”的坏国民。唯有等待皇军的“收拾”为上上策。
如果把林思云和奕豹这两位高手的精辟论断相加一下，中国是理所当然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日本”了。
可是，中国人真的比日本人愚蠢又自私吗？
如果有研究的数据证明日本人的平均智商超过中国人，我们可以心悦诚服承认中国人确实愚蠢。但林思云没有拿出这样的东西来支持他的说法。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多，而中国和日本都是黄种人，又有相似的东方文化背景。按理说来高智商人口的比例应该和总人口的多少成正比。所以，不需要作仔细的调查研究，便可以肯定中国人当中的聪明人比日本多得多。
我们知道，目前东京的许多电脑公司的工作，完全依靠中国工程师来支撑，以致在公司内部开会时，大家可以全部用中文来讨论问题。
再说中国人的自私，便让人难以忘记那些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遗留在中国的孤儿们，究竟那些“自私自利”的中国人养父母得了什么好处。再反过来要请教林思云的是：如果当时是中国人的后代被遗留在东瀛，有没有百分之一的能够存活下来？不要说是外国人的后代，据说日本人连自己同胞的孩子都从来不会有什么愿意收养的想法。
我们还知道的是，在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警方和民众如何合谋谋杀震灾地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朝鲜侨民并夺取他们的家财。
那么，造成中国赶不上日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句话，制度。
林思云举出中国人不爱护公共财产的例子。其实原因特别简单，那就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不同造成的。
“有恒产者有恒心”。日本从来不曾经历过公有制的社会阶段，所以大家对私有物品的权利和自己的私人权利都很在意，建筑在私有制度上的法律也必然注重对各种私有财产及权利的保护。长此以往，观念形成习惯，习惯便成自然。
而中国在推翻满清皇帝后，还没有真正构建成一个资本主义的保护私有制的法制社会，就饱含着封建主义的毒汁，一下“窜进”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人治社会。虽然在早期，特别加上“民主”面纱（参见“历史的先声”一书）的包裹，便正如奕豹所说的“那时的执政党是廉洁奉公朝气蓬勃的”，所以才有“４万万５千万人民是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的昙花一现。
可是，强扭的瓜儿不甜，更何况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自私的－不管是哪国人。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争当三好学生、四好职工、五好战士，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气蔚然成风”，但由于没有现代民主法制建设的“笼头套”，人性当中的丑恶岂有不渐渐泛滥成灾的道理。
奕豹所说的：“我希望我们的人大常委会主任，法院院长，组织部部长，财办主任，政法委书记，三级警督，一级警司，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工程建设管理处处长副处长，江堤管理所所长副所长一个个都‘谦虚好学、不断进取、克己奉公、忍耐执着’，如果如此，那么即使中国一时赶不上日本，我也自豪。如果如此，我坚信，会有世界尊重中国的这一天。”，虽然像春风一般悦耳，但他似乎没有发现他面对的是一群贪婪的驴。
既然大贼可以窃国，小老百姓毁坏点公物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如果没有人搞点破坏泄点私愤，反倒有些木纳“愚蠢”之嫌了。
所以，林思云所说的愚蠢，是“他们的愚蠢”而绝不是“我们的愚蠢”－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聪明而导致的愚蠢－偷打电话砸井盖割电缆是出于一本万利的聪明，同时作案者自己会想：“我不捞别人也会捞，最好是我捞了别人别捞”。当然结果显得很愚蠢。
党内的贪官污吏们的思想，和那些偷打电话砸井盖割电缆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不捞别人也会捞，最好是我捞了别人别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林思云所说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号召过老百姓砸电话砍电缆，相反总是教育老百姓爱护公物。中国老百姓这种为了自己一点小利不惜损害国家巨大利益的极度自私品德，并非共产党培养教育出来的，似乎是中国人生来就有的本能。”这些话，实在是对中国人的极大诬蔑，如果他林思云真的不是东京人而是南京人，便等于在诬蔑自己。因为党从来没有号召过“可以贪污腐化”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党员勇往直“贪”，前赴后继呢。不过从林思云的话，反而从一方面揭示了中国不仅法制建设不成功，同时道德建设也归于失败的真实。
自私，是任何人生来就有的本能，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生来就有的本能。但是，没有自尊和没有自信的人的自私，容易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看似愚蠢的行为，而且这样的丑陋并不仅表现在中国老百姓的身上，更加集中在中国的“英雄”们的身上。中国的封建专制程度和传统都比日本深而长，没有经过私有制及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洗礼，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认为，奕豹的问题在于对人性的错误认识，也许是过分的以自己的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而林思云特别喜欢从表面的现象来分析阐述中国的一切－究竟是他的水平不够，抑或是故意混淆是非。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气馁，民主自由之路不管多么曲折艰难，我们都一定会走过去。只有通过伟大的磨练，中国才有资格和有可能赶上日本。我们不仅希望在经济方面赶上去，我们还应该发扬我们那种抚养日本战争遗孤时的充满怜悯的大度精神，对那个虽然得到民主自由却始终不懂得“博爱”的寡情民族，送上真诚宽容和仁慈的微笑。
确实，“如果如此，我坚信，会有世界尊重中国的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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