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转贴: 对六十年代的六个注释 (冉云飞)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转贴: 对六十年代的六个注释 (冉云飞)   
Mew2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070

经验值: 33
文章标题: 转贴: 对六十年代的六个注释 (冉云飞) (201 reads)      时间: 2002-10-28 周一, 下午4:57
作者：Mew2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 标准

　　

　　

　　 一个很古怪的时代，那是六十年代。整个世界仿佛酒神找到了缺口，大家都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又如同打了麻醉药一样，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知觉，整个儿抽风得厉害。尤其是古老的中国，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升斗小民，都说着同样的话，做作同样的事，穿着同样的衣

　　物，一张说不清喜悦还是忧戚，茫然惶恐还是得意忘形的一张脸，全国人民都像一个妈生的——在权利的不平等上就不是一个妈生的了——因为那些清醒者被逐出了家门，留下的即便是不那么听话，连一点小动作也不敢乱来的人。

　　

　　

　　 人们包裹着在同样的服装款式和色彩，好比任人拿捏的木头人。服装的颜色，像人一样暧昧，无论是灰色还是草绿色，都是一种过渡色。学过色彩的人都知道，过渡色适合表达一种复杂的心情，但要表达大喜大悲就不那么容易。这种色彩是不干脆的。对这种色彩不成条

　　文的统一规定，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你可以有想法，但不可以有清醒的想法，只能有暧昧的表情，否则一但被人识破异端味道，除了死有余辜，别无选择。

　　

　　

　　 革命在这个时代是最辉煌的词汇，哪怕是许多革命者都革掉了自己的老命，仍然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革命自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在中国很吃香，在世界各地也是风起云涌，革命的神圣性仿佛像一纸圣谕一样在世界各地传递，得到认真切实的贯彻。从苏加诺的

　　印尼革命，到格瓦拉的“帮助”他国打游击战争；从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到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世界各国无不或多或少地被包围在革命的洪流中。第三世界更是视革命为己任，不特如此，还将自己对革命的喜好，输出到世界各国，不管他国喜不喜欢，总认为自己的革命行为

　　是为了解放三分之二以上的劳苦大众，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成了一张人人都可以利用的通行证，革命成为护身符被人们怀抱着，成为一种识别标志，尽管人们对革命的理解千差万别。

　　

　　

　　 但世界是个古怪的东西，现实更是残酷得吓人，它不会一劳永逸地听令于革命的差遣。革了反对派的命，民众依然饥饿，故尔有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灾难。六十年代的大事件此起彼伏，不分姓氏笔划，联袂演出，肯尼迪被暗杀，玛丽莲·梦露的神秘死亡，戴高乐率

　　先与中国建交，四清运动，文革大爆发，五月风暴，美越战争，珍宝岛战争，九评苏共，美国反战浪潮，等等，不胜枚举。至于说，小人物的生存就被这些大事件所裹挟，身不由己，成为大事件的牺牲者，没有小人物的牺牲，就不可能成全大人物的辉煌，这道理“正当”得

　　如同“不聚小河，无以成江海；不积细土，无以成高山；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正是这些大得不着边际的人物以及大得不着边际的理想，使得弱小者的牺牲，成为不可置疑的“正常行为”。这种“正常行为”在六十年代频频发生，人们司空见惯，至今余风犹烈。

　　

　　

　　 金斯伯格“嚎叫”后，正在嬉皮，而我们则是在自己不负责任的“嬉皮”后，全民族的“嚎叫”，因为饿得嗷嗷直叫，为了一种虚幻的理想，嘶声力竭，兄弟阋墙，家庭失睦，互相攻讦，人人自危，大家都像中了邪一样，哪像一群叫人的动物呢。如果用莎士比亚所说的

　　“人是万物的灵长”来形容彼时的中国人，真是抬举了我们，而侮辱了动物。如果我是一个像狼或狮一样的动物，一定要仿左拉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中，表示出极大的义愤——“我控诉”。

　　

　　

　　 2：影响

　　

　　

　　 我的家乡之闭塞，自然有通公路时，狗咬拖拉机的事情。不过，这种事好像许多人都说过了，我还是拣最近的说。1995春节年我陪母亲回家省亲，隔了一个月回来，听着人们在议论解决台湾的“江八点”，不知所云，重新回到城市，就像笼中的动物被放生，久别大自然，需要一个生存适应期一样。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多星期才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因为我家乡那个时候不通电话，没有报纸可看，我们家也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即便有电视也看不成新闻，因为我们家乡那个电很日怪，白天来电晚上不来电，晚上用电高峰，电压不足，照明尚且成问题，何况乎看电视?

　　

　　

　　 这就是我童年身处其间的现实。热烘烘的屋子如果吹进来哪怕一丝微不足道的风，你也会感到凉爽可人；暗无天日的时候，如果射进来一道亮光，会使你确认生机重现；铁屋中的一声呐喊，也会使你增添冲破牢笼的勇气。我家由于祖上留下的房子稍宽，加上妈又算是当

　　地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所以每每有工作组进驻我村，就会在我们家吃住，这使我从小就感到与农村生活很不相同的另一些人事。我第一次接触收音机，大概就是四、五岁的时候，住在我家的马指导员(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已忘其名)有一次将他随身带的收音机打开，放了很久，我就很诧异地问马指导员，他们说那么久，难道他们不饿不吃饭吗?我因为很调皮，马指导员就开玩笑说，他们饿了，就要吃不听话的孩子。然后，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句损人的话，居然很押韵，人家说你是指导员，我看你是个麻麻(指导员是个麻子，后面这个“麻”说时应该有点儿化韵，才有味道)。我洗脸总是很马虎，性子又急，而马指导员总是洗得很细致，仿佛要把脸当个艺术品来经营一样，反复擦洗每个角落，做到万无一失，我至今没看到过像他这样将脸洗得这么计较的男人。于是我就很不耐烦，洗快点嘛，你要洗来吃吗?!妈说我人小鬼大，居然这样损人，当然就批评我，马指导员并不计较，却说这个孩子聪明，将来有出息。

　　

　　

　　 我家的堂屋很宽敞，添些桌椅就做了村小的课堂，来了个廖老师太良。廖老师很爱逗小孩，人又和善，我看那些学生学得摇头摆尾的，就觉得有趣，于是也在旁边叽哩哇啦，不知所云的跟着学，做了一个没有名份的“旁听生”。母亲农活很忙，无力管我，任我放野，

　　又怕我到河里去洗澡淹着，因为有一个八字先生说我命中主水凶。母亲听说我喜欢跟着学生念书，就请廖老师代为监管一下。廖老师下午上完一阵课，他就趁学生自习的时候，将米淘好，用小鼎灌架在三脚上煮了，等着学生放学时，就可以吃饭。小时饿饭，于我是常有的事

　　，因此我就等廖老师还没上课，偷偷溜到他的屋里将还半生不熟的饭舀了就吃，就此落下了肠胃不好的病，经常刚吃完饭就得上茅房，廖老师就说我是个“造粪机”，我就回骂他是“廖太娘”，以示羞辱，这说明刻薄是我的天性。不久我上了五里路之外的完小，村小在廖老

　　师走后还保留了一阵。有一次村小的老师生病，读三年级的我，还回来代过两天的课，教一年级的学生，由于虽然矮小，只能站到桌子上在黑板上板书，下课了便与学生真的打成一片。有一次我把一个学生打得鼻青脸肿，自己脑袋上也被打起个包，等我上台给学生讲课时，

　　台下哄堂大笑，包括那个和我打架的学生。这样几天的“小先生”生活对我自己来说是难忘的经历，它使我自信大胆而无所畏惧，至此以后，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

　　

　　

　　 生活没有多少变化，然而村里多了些重庆市区的人。这些人都很年轻，说是来向农民学习，接受再教育的，人们说这就是知青。这些重庆来的知青，很快就与村民发生摩擦，因为他们不仅不上工，而且偷鸡摸狗，被村民鄙为好吃懒做。只有我们家的东西没被偷过，因为

　　他们的年龄与我家大哥二哥相仿，二哥有文化，写得一手好字，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股子江湖气，很讨重庆知青喜欢。一个叫马崽的知青是个天棒，经常打架，而另一个知青张三喜欢收工后拉二胡，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叫音乐的东西，很迷人。有首如泣如诉的曲子，他告诉我

　　那是《二泉映月》，有首比较欢快的，他告诉我是《北京喜讯到边寨》。后来，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位同学杨卫东有点音乐天赋，课余吹笛子，拉二胡都有一手，我跟他学过，终于不成，但一些二胡曲子至今仍很喜欢，闵惠芬、宋飞的演奏，使我陶醉。

　　

　　

　　 我对文革没有特别的印象，除了偶尔看到斗争地富反坏右以外，只是偷偷看过一些油印的关于文革的文件以及一些口号，似懂非懂，那是二哥带回家藏起来的东西，他将东西藏起来，反而激起了我翻箱倒柜的欲望。因为没有童话可读，没有小人书可看，我看了这些打打

　　杀杀的文件，觉得无趣，唯一的好处是我从中认识了许多字。

　　

　　

　　 3：饥饿

　　

　　

　　 属蛇的我，贫困像蛇一样纠缠着我。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困，使得人没有对未来的期望，但求温饱而不得。

　　

　　

　　 我还没出生，中国就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这的确是一场空前的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不过它一点也不“自然”。不少气象、水文方面的科学家都指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之所以出现这样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完全是为了不切实际的理想，为了较

　　量自己主义的优越性，而煽起的虚假的浮夸风所导致的。由于大规模的饥饿，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四川省的死亡人数更是数倍于其它省份。彼时四川的领导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不仅不要中央政府从其它省份调拨粮食，而且要勒紧裤腰带将粮食上调中央，本来已经

　　饿殍遍野，至此就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庄，从186人锐减到67人。那时还不满十岁的三哥、四哥以及祖父祖母相继饿死。这还不算惨的，有的如同被仇家诅咒了一样全家死绝，剩下的人，不少的逃荒要饭，背景离乡。三哥聪颖异常，母亲给我说起三哥临死时说的一句话，至今每每想起，仍

　　令我潸然泪下。他说，妈呀，娘呀，捆得绑绑紧啊，要过贵州去!所谓捆得绑绑紧，就是那时规定，哪怕是饿死，也不能出去逃荒要饭，那些偷偷逃跑的人，被抓回来，用绳子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如果不因此毙命，已属万幸。到贵州去，已成为当时我们那个村庄的风尚，

　　贵州虽然地贫，但彼时贵州的领导没有四川的领导觉悟高，故尔尚能活下去。

　　

　　

　　 本村有个叫冉井开的堂哥就跑到贵州省沿河县附近的一个村庄生存下来，至今还时常回乡省亲。他的儿子国辉曾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学于成都气象学院，常往来我家。彼时饭饿，把人性都丧失殆尽。我家二哥比堂哥小几岁，羸弱的二哥去山上采了一束糯叶(我不知其

　　学名为什么，但糯叶除了涩味以外，根本没任何营养，真的无法下咽)，来准备在火上稍微一烤，随即吃下，但在河边即被堂兄抢去，这对二哥来说是个惨痛的记忆，尽管二哥已早已不计较这些。

　　

　　

　　 我虽然生在大饥饿过后，但我家乡的贫穷，至今也只有少许的改变。小时候，看那些人做忆苦思甜报告，觉得他们虽然吃了苦，但出够了风头，真是羡煞我也。想一想，我也吃了不少苦，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人请我做忆苦思甜报告，心理就很不平衡。我虽然没吃过观音土

　　，但吃过一种野草做的软雀巴。如今许多人喜欢吃的绿色食品、山野之珍如蕨菜等，至今仍是我讨厌的东西，因为在没有肉、没有油，又饿饭的情况下，这种东西我吃得太多，以至于胃口对它们“说不”。1976年农历三月份，有一天晚上母亲用一点油和盐给我炒一点春天刚

　　发芽的刺老苞叶(不知学名)来吃，我问妈今天为什么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妈告诉我，儿啊，今天是你十一岁生日。当时大哥在冷水河工地上修水库，二哥在师范学校读书，我端着那碗饭，看着妈，泪水在眼眶边转呀转，使劲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来。

　　

　　

　　 自从我大学毕业以后，母亲一直跟随我在成都生活，但她回忆起那些日子，依然不寒而栗，听到“大食堂”三个字就有恐怖的条件反射。那时的人，说着说着就倒下去死了，真是司空见惯的事。家乡旱田、乐园、双池三个生产大队加起来600人，吃大食堂的时候，五斤

　　豆子磨豆浆，伙食团的伙夫先舀起两大桶很稠的豆浆备自己食用后，再掺满水，其透明度，和成都人1949年以前到茶馆喝白开水，将其称之为“玻璃”一样，临水一照，真的不亚于镜子对人的影像作用。然后舀给每个人一碗，这样的“共产主义伙食”真是塞牙缝都不够。

　　

　　

　　 母亲以她的经验说，庚子年年份都不好。她说上一个庚子年(1900年)也饿饭，这一个庚子年(1960年)饿得更凶，现在隔下一个庚子年(2020年)还有十九年，那时我倒不一定在世上了，真希望你们都平安无事，不再饿饭。我知道这是母亲的经验，不可以用逻辑来衡度，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倒底饿不饿饭，因为我们缺乏良好的制度保证这一切，使得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将来都缺乏理性的预期。

　　

　　

　　 4：无耻

　　

　　

　　 我生在穷僻的山乡，是湘黔川鄂四省交界的地方，我出生的地方名叫旱田坝。我们那里在1949年以前，兵荒马乱的年代，是民皆匪，匪皆民。换言之，白天是民众，晚上是土匪。主业是种田，兼职做土匪。看过《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的人，一定知道我们那

　　里盛产什么。我们那里的人虽然个头矮小，但民风剽悍。不过，有一点就是民风淳朴好客，古风翕然。我的童年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由于饭饿，偷鸡摸狗的人和事变得越来越多。比如生产队储存的粮食，就被我们生产队几个泼辣的妇女偷去。于是生产队的会计来了一句顺

　　口溜：“旱田是个好地方，没有饭吃人就光(死完)；今年收成并不少，三个妇女就偷光”。在我的道德观念中，这虽然算不上无耻的事情，但也够出格的了，当然人到了命都保不往的时候，总会做出些非常之举。

　　

　　

　　 我们村庄，有一个读书读得多的人，名叫冉茂学，按辈分来讲，我应该叫他四公(四爷)。大饥饿的时候，他正在都江堰搞水利工作。看到饿殍遍野，与家里又难通音问，便舍弃工作，一定要回乡看自己的父母。哪知他回去也没能救得了他们，而自己又身陷贫僻的山乡。更倒霉的是，他家是富农成份。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就经常被批斗，不仅得参加劳动，而且罚他打扫生产队的牛圈、猪圈。后来，要批刘少奇，于是就请他照着刘少奇的画像，做了一个模子，立在我家门前临河的跃进门(小时误听为“跃鸡门”)旁边。所谓跃进门，是专门的批判专栏，和张贴伟大领袖语录的地方。我记得刘少奇的那个塑像，塑得并不怎么像。倒是那几颗从嘴里露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牙齿，七拱八翘的，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后来学到“青面獠牙”的成语，就一下子回忆起那个塑像，从心底里佩服语言的准确生猛，仿佛“青面獠牙”这个成语就是专门为这个塑像而度身定做的。

　　

　　

　　 像这样一尊不受人待见的塑像，立在临河的大路边，自然少不了人们常降“甘露”。学生路过，就常常于此撒尿，专门从头顶自上而下，尤其喜欢撒在塑像嘴中。到后来，甚至连狗也喜欢到那里撒尿。那时候，我们在河边洗澡后，专门到此一尿，感觉到一点革命小闯将

　　的威风，一点都不觉得可耻。当然现在我认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干下的第一件无耻的事。但请你注意，我并不认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值得尊重，哪怕他是一个普通人，也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羞辱，这是人类对自己的大不敬。

　　

　　

　　 另外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便是我的老师被游街，可耻的是，我是一个看客，尽管那时我才在读小学二年级，许多事情弄不明白。被游街的人名叫陈德亮，那时还不是我老师，等我到丁市小学读初三时，他才是我老师。那时他是被改造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楼底大队接

　　受“再教育”——中国发明整人的字眼有一整套，“再教育”只不过是庞大的整人语汇中的一个罢了，如果有人编一个“整人词典”的话，说不定还很畅销，因为整人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也就是和农民一起干重活。既然像农民一样生活，他当然就要喂猪来改善一下自己苦役式的生活。那时不成条文的规定，必须要先交一头猪给国家，才能自己吃一头；如果只有一头，一定要交一半给国家，否则视为违法，尽管国家的收购价格低廉得吓人，但当时基本上又没有猪肉买卖的市场，所以吃亏也只有认了，何况背后还有一个吓人的名字叫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干的哪怕是违法的事，又有哪个市井细民敢惹?

　　

　　

　　 那时候还不是我老师的陈德亮老师犯了一个错误，即“吃大的交小的”，这是他被游街时挂在脖子上赫然醒目的字牌。换言之，他将大的一头猪杀来自己吃了，只将那头小的交给了国家，这就是他的全部罪行。游街选择在宜居乡的赶场天，彼时毒日当头，中午课间休息

　　的时候，学校的学生急急的往乡场中心挤，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往日学生看热闹的劲头不如今天足。等我到街上一看，人群如潮，只听到每阵敲锣打鼓后，便是一声巨吼：“打倒陈德亮，吃大的交小的”，接着便是一群人并不整齐的帮腔。陈德亮低着头，我看不清他

　　的脸，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阴丹兰布，腿脚打抖，嘴中不停地说着：“我叫陈德亮，我有罪，吃大的交小的。”学生娃跟着学他：“我叫陈德亮，我有罪，吃大的交小的”，接着便是人群哄笑。所有的人完全都是看稀奇把戏的感觉，好像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与人不同的另一

　　种动物，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一副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不知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权利，我为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震惊，这当然是多年以后的事。

　　

　　

　　 五年后，我当了陈德亮老师的学生，他讲课讲得不错，我对语文很有兴趣。顺便说一句，我做学生的经历中，有四个语文老师维持了我对语文的兴趣或者说种下了热爱文学的根苗。那便是我小学时的陈德厚老师，他的汉语拼音教得棒，人又有耐心，使我受益无穷；初中

　　的陈德亮老师，高中的欧全平老师，他对字词句抠得特别有趣，评讲作文不拘一格，大学的吴朝义老师，他讲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所有大学老师中讲课最生动的。陈德亮老师教了我一年，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还比较满意，唯独有一次学鲁迅《友邦惊诧论》后，写作文，我生

　　搬硬套地写了一篇我至今已无印象的作文，令他大光其火，在全班当面点名批评我，令我难堪。就学习本身而受到批评，在我的学生生涯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因此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话时声色俱厉的表情。

　　

　　

　　 我一直没把自己小时候看他游街的情形，给陈德亮老师说过，怕揭他过去的伤疤，自然也一直没为此事给他道个歉。因为在此前，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事与我无关，我只不过是看了几眼，我道个什么歉?后来，我读了《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基础》、《乌合之众》等书，才知道群众的盲从以及看客心态，成为了专制制度的温床，甚至帮凶。这时才明白做学生时读鲁迅的《药》是没读懂的。看了近一两年余秋雨为其文革时期的言行曲为辩护的做法，我真的替他难过，这是何苦呢?一个人不应该将丧失良知的包袱一背到底，直赴黄泉，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真是太不值得了。

　　

　　

　　 陈德亮老师，我为曾经围观过你的屈辱，替恶行造势道个歉。

　　

　　

　　

　　 5：口号

　　

　　

　　 美国是个全方位的超级大国，但有一点它没法超级起来，不能与中国抗衡，虽然我们不能说口号是中国的特产，但在好喊口号上，中国绝对是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口号为“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正是这些简短的句子帮助和造就了一系列的运动，诸如“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不一而足。如果说运动像一条长河奔腾汹涌，永无止息，不舍昼夜，无法抗拒，那么口号，就像每一次洪峰来临一样，排山倒海，每每掀起历史新高，甚至超过社会所能承受的警戒水位，最终像激情澎湃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小时候没有真正的儿歌可听，跟着母亲学了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如歌唱亚非拉革命的“地拉那啦，地拉那啦，天空开红花呀，……”，结尾当然是美帝主义倒霉。如果我们参照一些当时的口号，更能深刻感受宣传攻势的立体氛围，如滔滔洪水，不可阻遏。“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亚非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光明日报》1968年9月27日)，接着便是“美帝国主义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人民日报》1970年6月27日)。只要我们看上一、两句口号，就知道口号多了，也互相抵消。既然“亚非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为何又要嘶声力竭地喊“美帝国主义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去”?事实证明，要让“美帝国主义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亚非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就只有鼓动作用，而没有实际意义，自然也就不是个事实判断。为了自己的利益买东西之前，要背一句“狠批私字一闪念”，这种前后矛盾，缺乏逻辑的言行，使得行为与口号之间变得滑稽起来，成为黑色幽默。因此，在我看来，口号除了它的鼓动性外，空洞无物也应算是它的一大特征。口号既是一种没有来头的抽象概括，更像一个无所不装的大口袋，仿佛什么都能装下去，其实仔细一看，什么都没装，只是一个瘪瘪的口袋壳子而已。

　　

　　

　　 口号由于要显示其权威性，自然不可辩驳。从句型来看，多的是祈使句，命令成分居多，偶尔忍不住要咬牙切齿，或者干脆就是不讲道理，就连歌词也成了歌唱的口号，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配合祈使句所用的符号，自然多

　　的是感叹号，一个不够，用两个，两个不够用三个，感叹号如同惊堂木，让你知道权威的份量，谁想反抗，便会被压得粉身粹骨，身首异处。再者，如不是祈使句，口号大多用的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思维理念，常用套语为“不是……就是”，“凡是……(就)……”。复

　　次，口号必然有群众性，成为大家争相发出的声音。一人呼口号而众人跟进，是群众性运动的必备产物，一个人喊口号，固然势单力薄，更重要的是，不足以展示口号的风靡影从，遍及五洲四海。

　　

　　

　　 6：核心

　　

　　

　　 我们将六十年代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词汇“兄弟”汇聚起来，就可以从统计学上看到“家族”庞大的渊源。整个六十年代几乎是围绕在这些使用频率很高的核心词运转，将这些核词串联起来，进行适当的造句工作，就可以把握六十年代中国的大要。因为生活中的一切都

　　是这些核词汇的附庸，不管是人们的心灵满足还是物质需求。兹适当举例如下：

　　

　　 人民、欢呼、胜利、革命、分子、红卫兵、串联、专政、立场、阵地、路线、捣乱、伟大、英明、闯将、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纸老虎、形势、逆流、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走资派、当权派、大字报、四清、指引、统帅、领袖、粉粹、阴谋、敌对势力、你死我活、

　　打倒、整顿、死有余辜，等等。

　　

　　

　　 我们可以用这些词汇写一篇伟大社论，也可以用它来整肃异己分子，更可以用来说明祖国如何欣欣向荣，而豪气干云。

　　

　　

　　 这些词汇是伟大的，得宠的，失意的只有活着的小人物，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处于双重的饥饿和空白状态。包括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吸吮的乳汁有不可弥补的先天缺陷，这是我们的致命伤。

　　

　　

作者：Mew2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Mew2离线  发送站内短信
显示文章: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


 
论坛转跳: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Page generation time: 0.570817 seconds ] :: [ 25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