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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陈寅恪为什么没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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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寅恪为什么没去台湾?   
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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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陈寅恪为什么没去台湾? (762 reads)      时间: 2002-10-08 周二, 下午7:23

作者:马悲鸣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陈寅恪为什么没去台湾?



马悲鸣





一、文人习惯于把臆想当事实



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犯的最大毛病是把主观臆想当事实。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阻拦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客观判断能力。而科学技术都是绝对客观的。



最近看到孙乃修的《陈寅恪三题议》,其中提到陈寅恪晚年穷十年之功,以通古今之辨的大才给儿女情长的青楼女子柳如是写了本《别传》,令人可惜。柳如是后为明末大学问家钱谦益的如夫人。明亡,柳劝钱一同赴死以全名节。但柳死了。钱嫌水凉,终是不肯跳,还是当了贰臣,与孔尚任《桃花扇》里的妓女李香君和东林党人侯朝宗的故事一路。还有那位写了名句“痛哭六军其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梅村,都当了一殿称臣的贰臣。



虽然我也是明朝外戚之后。太祖武皇帝的正宫大脚马皇后乃是我家太祖姑奶奶。但我还得说,我家那大明朝没什么可值得为之尽忠殉节的。况且我家大明朝是被李闯所灭,人家大清家的天下得之于贼,而非得之于明,总算是为我大明报了仇嘛。况且贼兵一陷京城便大肆拷掠我旧明故吏,而摄政王多尔衮驱逐闯贼出京城之际,当即下令,所有故明旧吏,一律原职任用。国家赖此保住了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转,没有酿成汉末、唐末那样的天下大乱。



钱谦益、侯朝宗、吴梅村都非崇祯皇帝的股肱之臣,别听那些纠缠些什么“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类鬼话,还是当贰臣的好,免遭投河的凉水之激,省得感冒。等西洋鬼子挟着利炮坚船一来,才知道当年明末遗老的所谓“亡天下”其实也不过亡国而已。





二、孙乃修、余英时把臆想当事实



闲话休说,言归正传。这位孙乃修先生穷思陈寅恪耗费十年大才来写一本如夫人的别传而不解。忽然他想到陈寅恪自己的经历。原来陈寅恪夫人在我解放大军南下广州之际,也曾力劝夫君离开大陆以避共产之锋。但陈先生不为所动。不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来,陈先生便一次次地遭罪,最后死于文革。详情可见《陈寅恪最后二十年》(陆建东)。



这位孙先生于是产生这样的联想∶“陈寅恪夫人唐晓莹曾在一九四九年与陈在留粤与赴台一事上发生激烈争执,唐毅然只身离开广州去香港,准备去台湾,后被劝归,此事令我立刻凭直觉感到,陈寅恪晚年之写《柳如是别传》,之一再称赞女性识见、胆气与才华,很可能出于对此事的痛悔之情,他笔下对有见识而且性格果决女性那样尊崇,亦很可能出于对妻子早知天变、预知危亡、毅然出走这一举动的深深敬佩;同时也知道,陈寅恪晚年所有著作,都围绕这一痛悔心情,皆系忏悔之作,换句话说,陈寅恪晚年二十载,是在对这一无可挽回的大错误做的无尽悔恨和忏悔中渡过的。”



然后这位孙先生笔锋一转说∶“偶读余英时先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对晚年陈寅恪别具洞见的研究,令我拍案称是,小小悬疑顿时冰释。”因为余英时也这般理解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初衷。



余英时言∶“必须一提当年(一九四九)陈寅恪不肯离开大陆而陈夫人坚欲去台北。陈先生事后必然深服陈夫人在这件大事上判断比他正确。”(第七十八页)



他援引陈氏《别传》下册第一一八三页关于钱牧斋、柳如是两人对台湾政权的态度之不同所撰的一段文字,这样明确指出:“我们把这一段话和一九四九年陈氏夫妇因去留问题发生严重争执的往事加以对照,则颇觉古典与今事之间若合符节。陈先生已‘心灰意冷’,所以不想再浮海,而陈夫人则‘尚不如是之颓唐’,所以当时仍坚持要去台湾。这是我们了解《柳如是别传》的弦外之音的关键所在。”(转录自孙乃修文)。



余英时与孙乃修一样,认为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目的是暗示自己以一个头号历史学家之修养不如妻子唐氏直觉的妇人之见,犯此聚九州之铁不可铸之大错。



余孙二人至多只说对了一半,即陈寅恪可能会后悔没有离开大陆。但指称陈寅恪后悔没去台湾,却是二人把臆想当成了事实。这从陈寅恪经历可看得出来。





三、陈寅恪不可能后悔没去台北追随国民党



陈寅恪是满清遗老之后,乃父乃祖都是前清有过大功名的人。谭嗣同就是由其时任湖南巡抚的乃祖所荐,并因谭嗣同密谋“围园杀后”而遭株连被革职。陈寅恪对大清逊位充满了亡国之痛。曾有人请他写清史。以他的才情,断不会落在蔡邕续汉史之下。可是他不肯写,理由是怕太伤感情。



汉末,蔡邕因被司徒王允所杀而没有续成汉史,史学史家至今为之扼腕。只有王丹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狂生才声称蔡邕该杀∶“毕竟,宽容不是无限的。”(见王丹·《铁窗中的梦游者》·载1999年6月号《中国时代》·五十年有限公司出版)。而《清史》没有出自陈寅恪之手,当是史学史家的第二大扼腕。



陈寅恪深怀“我大清”的亡国之痛,竟而至于连清史都不肯执笔。而亡我大清的正是以孙中山为首领的同盟会。陈寅恪既然对我大清充满了感情,必然会对孙中山、同盟会及其后身的国民党充满了怨恨。



大学问家王国维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北伐军渡过长江之后,“义不再辱”竟至于不嫌昆明湖比大名湖的水更凉,毅然投湖自尽,做出了前明钱谦益所做不到的举动。而他老人家在前清时的功名只是个秀才。清室辛亥逊国,也并未见其尽忠。



陈寅恪不但是王国维的同事和好友,而且自认是王的晚辈学生。他不但亲自给王国维的墓碑撰写碑文,而且多次声称,他陈寅恪的所有情怀都在这篇给王国维撰写的了了数百字的碑文里表述净尽。



对于1927年的北伐,由于此后国共两党交口称赞,以至后人甚至不知道当时一批社会贤达对它的反感和批评。极端的例子当然是王国维。而黄炎培和张东荪当时都因“态度”与“立场”而被北伐军定为“反动文人”而遭通缉。



陈寅恪在战乱中,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形下,换乘几次车从昆明(也许是桂林)到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长投票,就为抵制国民党当局指定的院长——可见他对国民党独裁的厌恶与反抗之深。



陈寅恪没在北伐军渡江之际与王国维一起投水,就算是自认最没骨气的钱谦益了,如何还能在国民党被驱逐出大陆之际与之一同逃亡台北,为之效忠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当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之际,胡适之到处延揽学界名流一起出逃。从南京出发的飞机上就载有陈寅恪一名。但当降落广州之后,陈寅恪一想,他胡适之是前清没有功名的洋博士,或愿意与国民党一同逃亡。我陈寅恪是眼见着同盟会亡了我大清,眼见着国民党北伐逼死了我敬爱的王国维先生,我何必要与国民党一起逃亡,为它尽忠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回共产党可算是给我大清报了亡国之仇。就如多尔衮率清兵击败闯贼给大明朝报了亡国之仇一样。



此之所以陈寅恪不肯逃亡,并与夫人“在这件事上发生激烈争执”的终极原因所在。



解放初期中共对陈寅恪还算客气。毛邀请他到北京当历史二所所长。叶剑英和陶铸治广东时都对他照顾有加。最先在大会的公开场合上贬损陈寅恪的并非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陶铸、胡耀邦这些共产党高干,而是同样也是大知识分子的同行郭鼎堂。郭至死都是共产党中央的大红人。





四、余英时以己度人



余英时自己是忠于国民党的反共文人。他便按照自己的愿望臆想出,既然陈寅恪在共产党统治下遭遇不幸,才写了这部《柳如是别传》,那么他的用意一定是后悔没有追随国民党去台湾了。孙乃修也与余英时一路,凭他自己的主观臆想,便断定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用意是后悔没去台北追随国民党。



其实不然。陈寅恪之所以与妻子唐氏在去留问题上产生激烈的争执,正是因为其对国民党亡清之举的刻骨怨恨,所以他才断然拒绝了朋友胡适之和妻子唐氏的劝走,留了下来。即使香港不齐不鲁,是个非国非共的地方,他这个治史名家也不愿意去。



陈寅恪与黄炎培都是至死也不愿意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少数几个人——黄在上海不住租界(注意,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集就是写成于上海租界亭子间)。陈寅恪可以作为客人到英国治病,但绝对不愿意在香港做二等大英臣民。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香港友人寄来的食物他都原封退回,以示不食周粟。



另外,被国民党的老蒋总统从香港延揽去台湾的最大的国学大师是钱穆。结果等陈水扁当上台北市长时,竟然以“违章建筑”之名,不但拆了蒋纬国的豪宅,连当年老蒋给了钱的一处住宅也被强行拆除。时钱穆已经九十多岁,被迫迁出旧宅,另寻住处,只几个月便在颠沛流离中死去。这就是陈水扁执行李登辉号召的“去中国化运动”的具体操作,何来仁心?



陈寅恪固然在文革中也被扫地出门,但他若当年去了台湾,下场也不会好于钱穆。国共两党外加民进党,直无一个好东西。



与著名画家张大千齐名的那个“南张北溥”的小恭王溥心余(别字)就去了台湾。然其终身作画都只用干支年号,不用民国纪年,以示不奉国民党正朔。可他又不得不生活在国民党极权统治下的弹丸之地台湾。其人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之中,不难想象。



溥心余毕竟只是画家,陈寅恪却是史家。叫他如何能去台湾生活在灭亡了我大清的国民党极权统治之下呢?而那时共产党的劣迹未显,陈寅恪纵有天大的学问,如何能从一开始就料到这史无前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其实陈寅恪南下广州不肯回首北上就任史二所长,已经算是走到天尽头了,虽然只差一步,却就是不肯迈出国境。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即使真有后悔的意思,以其人之阅历与成见,也断是不可能后悔没去成台北追随国民党。



余英时、孙乃修纯粹以己度人。



以上是我的看法。读者是否觉得,这篇拙作本身,也是在把臆想当成了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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