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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朱学渊：蒋介石对不起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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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学渊：蒋介石对不起张学良   
兼听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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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朱学渊：蒋介石对不起张学良 (802 reads)      时间: 2001-12-02 周日, 上午9:1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蒋介石对不起张学良



朱学渊





有幸地拜读了秋实先生的《一掷乾坤为哪般？——也谈张学良的扣蒋动机》一文。秋实先

生一则对陈立夫先生的若干回忆很有质疑，二则他对张学良扣蒋的评价是：“投靠外国、

分裂国家”。



秋实先生说“在西安事变以前，国共双方已经有多次秘密接触和谈判，然而却始终没有达

成协议”。他认为周恩来参与国共两党会谈是陈立夫的“误记”。他指出陈立夫与潘汉年

在上海的会谈，始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并举证潘汉年于十二月八日致电中共中央，

称陈立夫第三次找他，说蒋介石已作出重大让步，同意红军大部可不由南京编遣，仍归共

产党领导，但改编后的人数不应超过三万，等等。



上述种种恰恰说明，陈、潘之间的谈判，已进入“技术性”和“实质性”的阶段，基本原

则则在十一月前必已拟定。至于陈立夫先生的记忆是否确切，当可怀疑。但那时陈立夫才

三十六岁，如果连周恩来曾否参加谈判这样的大事情都记错了，未免也太糊涂了。



周恩来身负重任，办事机密。即便在共产党核心圈子中，和议的事也未必尽人皆知，张学

良、杨虎城当然更隔了一层肚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张国焘率四方面军总部抵达保

安；十日后即发生西安事变，近午时分消息传来，中共要员聚集在毛泽东的窑洞中商量对

策，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描绘了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的场面： 这个突如其来的

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

得不错！”平素持温和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

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

不能由我们作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这正说明周恩来此前有一段时间不

在陕北。这也就和陈立夫的说法： 在西安事变前几天，我奉命准周恩来经西安去延安覆命

，由张冲同志陪其到西安，顺便同往见张学良，藉以告张我人谈判经过大要，……故在西

安事变前，周与张冲之所以均在西安者，其原因在此。 有合拍之处。而周恩来经过西安的

时候，蒋委员长正在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开“训话会”，周恩来自然不便打扰，迳自回

了陕北去汇报。



因此，一九三六年周恩来数度去南京、上海，与陈立夫秘密协商，应该是事实。而张冲陪

同周恩来、潘汉年上莫干山见蒋介石的事，除去有张冲的助手杜桐荪的回忆，周恩来本人

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的《悼张淮南（冲）先生》一文中说的： 淮南先

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 更是他抗战前三次见蒋的字据。最近共产党方面也公布了不

少材料，但中国正史历来有篡改文字的坏习惯，它们未必如陈立夫先生的回忆来得诚实可

靠。



话说张学良抓住了蒋介石，急煞了忠心的陈立夫，他立即派跑腿的杜桐荪去上海，在租界

里的一家裁缝铺的楼上找到了潘汉年，要他带著共产国际的密码去南京协商。据陈立夫说

，潘连发两电，第二个电文是“昨电谅达，周恩来同志如尚在西安，拟请立即去电令毛泽

东及周恩来两同志影响张杨，协助蒋委员长出险，此则于中苏两国均有利也。”第三国际

次日即回电云“潘汉年同志：两电均悉，所见甚是，已电令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遵照执行

。”



至于，秋实先生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投靠外国、分裂国家”的评价，也有待分析。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但张学良在“勾结”共产党，国民党中央也在干著同样的“勾当”

。一九三五年底陈立夫与张冲秘密去欧洲，目的也是要转去苏联，争取支持；是苏联怕走

漏消息，而作罢了此事。然而，张学良本人与苏联并无联系，不过是听听周恩来的宣传而

已。在中国面临亡国之际，大家从事一些公开或秘密的外交活动，怎么谈得上是“投靠外

国”。



当然，这里有个“正统”和“非正统”的问题。蒋介石身为“总司令”和“委员长”，可

以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而张学良只是个“副总司令”，就应该执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

然而问题是，这种“正统权力”的“合法性”又何在？它是什么样的民意“授权”的？而

且，张学良还可问问蒋介石：“要是我不在东北通电易帜，你蒋某人会有这般大的权力？

”



中国的政治乱就乱在这里，到了二十世纪还不会开会商量问题。中国军阀割据的“生命力

”也就在这里，今天的阿富汗不是还在发生著一模一样的事体。这也就鞭策了文化人毛泽

东悟出一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



反过来说，如果上述政治固疾一时无法治疗的话，做“委员长”的就得要有点“江湖义气

”；而我们的蒋校长恰恰相反，天天都板著面孔要发脾气。这不禁叫我们想起了毛主席，

他鞭打书生很不客气，但对司令员们却很和气，不时还要抬举粗人许世友去读《红楼梦》

，叫和尚去好生体会□中吊膀子的趣味；许司令感激零涕，发誓说：你死了谁要砸你的牌

坊，我带兵打到北京去。委员长实在比主席差得太远；张学良晚年还说他“有大略无雄才

”，此话话中有话，就是说蒋介石还不如他的那个土匪老父亲，为人没义气。这也就是为

什么天下易手后，会有那么多的军阀入座怀仁堂，朝拜毛皇帝。



秋实先生说张学良“分裂国家”，其实那时的中国天天都分裂著。你看盛世才，他不是共

产党，却要拿新疆去加盟苏联，拍斯大林的马屁；再看阎锡山，连他在山西造的铁路都有

著不一样的轨距；惟有张学良对“统一”最实心实意。而且各地方势力勾结共产党，都比

张学良早，红军从江西逃脱，就是被陈济棠放掉的；李宗仁白崇禧在湘桂边界与红军大打

一仗，血流成河，于是就网开一面让共产党一路走到陕北根据地；他们都明白，如果没有

共产党打闹，天下早就是委员长一个人的。至于秋实先生说的“张学良到西北，其志不在

剿共，而是经营西北根据地。”也于有理中无理。东北军无家可归，自然要有块根据地；

剿共吃败仗，当然也就丧了志气。



年少气盛的张学良，与共产党、杨虎城结成了秘密联盟，就四出合纵连横。他先到了山西

，阎锡山那会相信苏联会援助的那套宣传，他是要见现才肯下水的。秋实先生引用当时的

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一个相当能干和正派的军人）的话“东北军战力薄弱，而军纪太坏”

，意思是说张学良根本就没本事打日本。因此，凭著张学良一根肠子的城府，确实没有能

力领导这帮“奸诈有余”的军阀“共同反蒋”；而中国人的“诚心不足”，更难于“一致

抗日”。



再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刘文辉、龙云、五马，这些中

国的大小的军阀，想必没有一个是想要当亡国奴的。只不过是“私心”和“决心”的程度

不同，军队战力参差不齐而已。“七七事变”后，在李宗仁精诚团结的作风的感召下，装

备鄙陋的川军在“徐州会战”中竟一反萎靡不振，与日军血战到底，立下了丰功伟绩；天

下实在没有不敢打仗的士兵，只有畏战怕死的将领。



“明治维新”后，由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连连胜利，使日本军队（特别是

海军）志在必得，这就叫“士气”。而自满清以来，中国政治不得长进，军事又屡战屡败

。“九·一八”后，大敌当前，缺就缺一个不畏战的将领。但等到张学良想打仗，就又有

人出来说“你为什么早不打？”或“你究竟会不会打？”这样的闲言碎语。秋实先生引的

东北军王以哲的牢骚话：“在东北不抗日，在热河不抗日，现在跑到大西北，离鬼子那么

远，却讲抗日了，怎么抗呢？”就是这种没有血气的话语。凡是懦弱怕事没主意的男人，

遇事是只会说：“又怎么办呢？”事实上，就连胡适之在抗战的问题上也没有什么骨气。



秋实先生见识精深，但世事不可以今日之是，度当日之非。共产党得了天下，没让百姓过

上几天好日子，就倒行逆施，作了数不尽的坏事；但是共产党当时却也是真心要抗日的。

再说毛泽东，你说他是“独夫民贼”、“专制帝王”都可以；而惟独说他“卖国贼”不合

适。他不仅与日本人打，还敢于和美国、苏联、印度打，他还实际参与了越南战争；这些

战争即使打不赢也算打了个平。他的这种不怕事的尚武精神，不仅传给了他的军队；而且

也传染给了大陆的百姓，从此中国人既怕亡国、又怕打仗的懦弱心态一扫而光。



国际方面情况就更为诡谲。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本不是一

条路子，但它要染指的是英、法两国在亚洲的利益，因此才与仇视英、法的德、意结成轴

心联盟。希特勒崛起，英法无暇顾及远东的利益；而美国则碍于民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它还在和日本做废钢铁的大生意。本来，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是

亲英、美的，陆军是学德国，空军是学意大利的，然而这些对外关系对日本侵华毫无制约

意义。因此，蒋介石才开始在苏联身上打主意。



从苏联方面来看，由于俄国在一九零五年惨败于新兴的日本，它对这个远东强敌也一直深

具戒心，因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希望国共两党能联合牵制日本。基于这种共同的利益，在

全面抗战的初期，苏联为帮助中国确实出过大力气。但斯大林也是相当自私的。苏联政府

不仅承认了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和法西斯德国瓜分了弱小无助的波兰；还与德、日

两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些行为较之“慕尼黑阴谋”要卑劣得多。



当然，人们也可以为斯大林的处境作一些辩护。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除

了它一手扶植的外蒙古，在世界上竟孤立到没有一个象样的盟国。它的经济力远不及英、

美、德、日，谈不上是个“超级大国”。因此它不择手段地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列宁曾经

想帮助孙中山，建立一个与之友好的中国。但蒋介石借了苏联十二万条枪，和无算的黄金

钞票，完成了“北伐大业”，就赶走了俄国顾问，杀了共产党战友，投入了英美的怀抱。

中国革命曾经是共产国际最企盼的硕果，从此变成它最不堪回首的涩果。当然，蒋介石也

得想一想，怎么能期望一个才与它“翻了脸”的国家，来为自己丧地辱国抱冤屈？这都是

为人的道理：凡事不可作尽做绝。



当然，蒋介石要“先安内”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他好不容易组织力量把共产党剿到了中国

最穷最穷的破地方，只差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剿个精光，你张学良、杨虎城又偏偏不帮忙。

但这是“形势比人强”，东北军还乡心切，谁还管得你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那时候，不

说北京城里不懂事的学生闹抗日，远在两广的李宗仁、陈济棠也要反对南京的党中央，就

连委员长最亲信的陈氏兄弟，也主张息事宁人，饶了共产党。“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民

气、军气、党气下，形成的一个张学良、杨虎城们的个人行为。谁也怪不了，只怪日本人

太猖狂，只怪中国的政治没有章法，蒋委员长做事太没商量。



说张学良“卖国”投靠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说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一样，都是极

不道德的无限上纲。斯大林不许中共杀蒋介石，而张学良杨虎城本来也只是要逼他抗日而

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确有利中国的抗日大业；而张学良却被“惩戒”了五十年的

时光。连蒋夫人宋美龄女士都感叹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为什么我们这些后辈还要

去抹黑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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