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独立知识分子”与庸俗实用主义——网上三人谈“独立知识分子”与庸俗实用主义——网上三人谈》 |
 |
XX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
|
|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郑 言、王若薇、张叔义】“独立知识分子”与庸俗实用主义——网上三人谈“独立知识分子”与庸俗实用主义——网上三人谈》
张三一言按：《中国之路》是一分探讨中国之路的严肃理论刊物。《中国之路》的网址是http://chinaway.org/，特此介绍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网地前往参阅。
＠＠＠＠＠＠＠＠＠＠＠＠＠＠＠＠＠
【郑 言、王若薇、张叔义】“独立知识分子”与庸俗实用主义——网上三人谈
“独立知识分子”与庸俗实用主义——网上三人谈
郑 言、王若薇、张叔义
《中国之路》第三－第四期合刊导读（节选）：
从这一期起，本刊新劈“中国知识分子之反省”专栏。过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受专制极权的压迫，颇让老百姓同情。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包括那老一代的“改正右派”群，文革“老三届”一代的年富力强群，甚至包括“天安门一代”的留洋学者群在内的大面积犬儒化，则着实让人震惊。正如易明先生文中尖锐指出的那样：“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整个的就是我们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男到女从老到少的一大堆精英的错”、“我们民族的丑陋也正是我们的精英的丑陋。”而以《网上三人谈》所记载的郑 言、王若薇、张叔义三位网友在中文论坛上展开的对同一论题的讨论，尤其是其中所谈到的当今中国知识界简直整个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庸俗实用主义泛滥，也是对我中华知识界几乎全军皆墨的触目惊心现状的有力针砭。
*****************************
编者按：
本文选编自中文互联网“说东道西”论坛，成文前，请作者自行作过整理修订。
本文的三位作者，均为近年来在网上颇为活跃的网友。他们在此的对话讨论，当然是针对近来的网上风云有感而发。因其中涉及到从知识分子的反省到民主转型之道路等广泛议题，故特向读者们推荐。
诚然，文中之议论，也仅属一家或数家之言，我们期待着对相关议题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广泛探讨。
*****************************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体制内改革”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鼓吹，恰恰同大陆各阶层“六四”后统治者的高压和收买中普遍成长起来的一种个人实用主义人生哲学一脉相承的。所谓“体制内改革至上论”，既可取悦于专制强权，又可赶“民主改革派”之时髦；既无须承担未来中国任何社会动荡的道义责任，还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对比八十年代，这所谓“体制内改革”已从当时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界的良性互动，蜕变成为今日消极怯懦之辈的犬儒口实、乃至向权势者邀功请赏的精致借口。
部分信奉“体制内改革”的“独知”居然以“汉奸”称号为自豪，同时热衷于扫荡民运的现象，恰恰说明当代中国庸俗实用主义人生观和政治哲学的泛滥使之确实具备了“汉奸”的心态，只不过今天他们投靠的不是异族统治者，而是本民族的专制强权。
当今中国还真的需要弘扬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舍此就无法和今日国人普遍信奉的政治犬儒思想相抗衡。一个不再尊重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社会，将是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看不见光明的社会。
对“体制内改革”迷信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一概否定体制内改良之可行性。不过，改良要可行，首要的条件往往是存在着体制外的革命压力。体制外革命力量越强，改良就可行性就越大。世界史上还从未曾有过没有革命压力作前提的改良，从未曾有过统治者未受压力而自觉自愿恩赐民主的怪事。革命和改良是正比关系，没有革命也就没有改良。体制外革命和体制内改良是良性互补关系，革命是栽树，改良是收获。
如果连所谓“中国”究竟是十三亿人还是十亿人，这十亿人究竟是一“块”还是七“块”，领土面积究竟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还是三百万平方公里都搞不清楚，那么你要搞的“中国民主”到底是搞成一国政府，还是十几国政府？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只能是联邦制，也就是“联省自治”甚至“分省自治”。
江泽民比胡耀邦赵紫阳退步保守反动，主观控制愿望也强化了，但客观效果却比胡赵时期要弱得多。所有进步都是民间的体制外革命压力的成果；所有退步都是统治集团倒行逆施的结果。
民主精神在汉人中，在汉人的思想和行动中还远远没有被融为民族文化，远远没有成为习惯，其距离升华为内省的道德就更加遥远。“民运内斗”就是这方面的表现。但愿民主人士，特别是民运人士们多作民主自省和自我民主意识的培养。
====================================
一、“体制内改革”口号的蜕变
郑 言：
“六四”过去十三年了，“体制内改革”的思想似乎已经成了海外华人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这一点很耐人寻味，我今天想同各位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在“六四”以前，尤其是在赵紫阳主政期间，“体制内改革”比今天还要时髦得多，知识界的投身热情也更大得多。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大学里那些对政治经济有强烈兴趣的学生，平时都把严家其、万润南这样的“赵紫阳智囊人物”挂在嘴边，闲谈中更以见过“体改委某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某某”为荣，成为这些“智囊”中的一员已经是他们毫不掩饰的强烈人生追求。当然，那时“智囊”们虽然风光，却远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油水。从这个小的侧面我们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末期的“体制内改革”思想，得到大陆知识分子多么热情的响应和追求，又中多么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道路。
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界所赞同的“体制内改革”这根“毛”，本是“附”在象赵紫阳这样的不仅有改革之心、而且还相当倚重知识分子的党内开明派这张“皮”上的。因此，它在八十年代还有着一定合理的历史背景。那么在“六四”枪声响过，一代知识分子的美好梦想被中共无情摧毁，而大陆十三年来在政治改革方面又一潭死水，毫无建树的情况下，中国知识界甚至包括部分民运人士却无视“皮”之早已不存的事实，而纷纷重新看好“体制内改革”这根“毛”，就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怪怪的了。
我说近日流行于海内外的“体制内改革”主张很怪异，是因为它根本就不符合一个社会知识分子阶层和当权者互动博奕的一般模式。正常的情况本来应当是，来自当权者方面的自上而下政治改革主动性越强，这个社会中知识界就越容易认同“体制内改革”的主张；反过来，当权者给知识界的政治改革希望越小，知识界就应当越少寄希望于“体制内改革”才对。不然，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式的单方主动，根本就不能被称作是理性的、合理的，甚至连本能的趋吉避凶的自然反应也谈不上。
为什么中国知识界打着“理性”旗号，通过“六四”血的教训和十三年反思的“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时髦主张，到头来却偏偏是个根本谈不上什么理性，更不要说有智慧的“体制内改革”的单相思呢？
本人认为，关键的原因还只能从整个中国大社会（包括受大陆直接影响的海外大陆人社会）这十三年来的社会思想背景中去寻找。具体来说，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体制内改革”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鼓吹，，恰恰同大陆各阶层“六四”后在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下，普遍成长起来的一种个人实用主义人生哲学一脉相承的。
其实，根本用不着多么聪明的算计就很容易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参加“体制内改革”的大合唱，无疑是一种风险最小，甚至从头到尾不必承担任何严肃政治责任的最最实用的政治主张，其唯一的不实用性恰恰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对统治者主动政改幻想的不切实际。可惜的是，在庸俗实用主义哲学指导下，这个主张本身远不如提出该主张这件事对于提出者个人及其所属团体、政治派别的“实用”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实用主义”，还非得再加上“个人”二字不可。
之所以说“体制内改革”的政治主张对那些提出这类政治主张的个人、团体和政治派别最“实用”，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贯彻这项主张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无需付出任何实际的努力。因为“体制内改革”从根本上说只能靠执政党的自我觉悟和自上而下的“恩赐”，在此之前知识界能起的最大作用只能是“谏”，而且还不能是统治者所反感的“力谏”，只能是“和风细雨”式的委婉劝导。除了“谏”之外，就只能坐等了。这样，在事实上对“体制内改革”能起最决定性作用的启动阶段，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阶层“主流”，可以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所以本人才说这类主张从本质上说等于是“坐等天上掉馅饼”，自然毫无风险，极少代价。
其次，“体制内改革至上论”，既可以讨中共当权集团的喜欢，又赶了“民主改革派”的时髦。“体制内改革”的口号既然从来不肯丢掉“改革”这两个字，所以一般人都不得不承认持有该主张的人至少在“同情民主，拥护改革”这一点上，还是值得称道的。问题是“政治改革”甚至“民主”，本身作为一种口号喊喊，中共自己也并不忌讳，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压倒一切”就行了。在这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来谈论“民主”、“政改”，中共不仅会绝对欢迎，甚至还会暗助的。而所谓“体制内改革”，恰恰强调了“寄望于中共”，强调了“渐进”，自然把上面两点满足得天衣无缝，无怪乎中共要心里窃喜。不过中共不是傻瓜，不会公开表扬这些人物，因为中共连“体制内改革”也不想承诺，需要的只是知识界高唱这类声音替它维护“稳定”罢了。
第三。“体制内改革”本身肯定是反对革命的，尤其同“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势不两立。这样它的主张者们不仅无须承担未来中国任何社会动荡的道义责任，还可以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因为，如果“坐等改良”可能帮助专制统治延长寿命，造成社会矛盾更加激化，那么责任是“体制内”的，自然不干俺这“在体制外”的“改良派”什么事！“坐等”本身不会有任何直接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相反，“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最起码也会直接带来一些负面的“动乱”，同时也不可能没有反复，不难让主张“体制内改革”的“反革命”们届时跳出来对革命痛心疾首。这笔帐当时不算，多少年后还是可以算的，只要以后出了漏子，那就什么责任都可以归结到“革命”的原罪身上，反而当初的改良派会被人重新吹捧。其实正因为他们的改良从来没有实施到底过，自然“说它行也行，说它不行也行”，就像一班高呼“体制内改革”的体制外人物今天无情地责骂孙中山，却丝毫不提及满清拖延改革这个诱发革命的内因一样。
有了以上三点“实用”无比的大好处，这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体制内改革”趋之若骛，对体制外施压不屑一顾，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这类主张本身的“温和”性、“中间”性、“宽容”性，是那么容易地被长期信奉中庸之道处世哲学，一贯害怕排斥激进势力的中国人在心理上所自然认同，又是那么完美地排解了“六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不愿意再“踢到铁板”，害怕开罪强权而进行的心理自责，从而为心安理得地消极逃避找到一截心理台阶。可见，这同样一个“体制内改革”，却今非昔比，它从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界的良性互动，蜕变为消极怯懦之辈的犬儒口实、乃至向权势者邀功请赏的精致借口。
二、从“汉奸”到“独知”
王若薇：
人世间的事情总是那么奇怪，经常是表里不一，相反相成。这个实质为消极逃避的群体，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胆子却大得出奇，连汪精卫都扭扭捏捏不敢痛快地说出来的话，他们却大言不惭。据说他们为了从“人道主义” 出发回击那些否认人类普遍价值的“爱国贼”，竟不惜在互联网中文论坛上公开自称和互称“汉奸”，并以什么“铁杆汉奸”，“四大汉奸”为荣，其目的据说在于表示他们对这顶“帽子”的蔑视，真大有“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概，这几乎令人怀疑他们是荆柯聂政。
然而言词并不是娼妓，每一个语词都有确定的含义。人们之所以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是否对应，“名至实归”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恰恰就说明语词具有约定俗成的公认涵义，尤其在社会历史领域更是如此。什么叫“汉奸”，几代中国人都很清楚：就是那些为虎作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如果说这个词不够严谨，那就是将“汉民族”与“中华民族”相混淆，难以说明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不过因为“汉奸”一词的大量使用好像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投靠日本侵略军的汉人确实比非汉人多，少数民族也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别在政治运动中把他们打成“汉奸”，就算是烧高香了。既然“汉奸”一词的贬义来自爱国主义这个虽可被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所歪曲利用、但其本身却仍不失高尚的朴素民族情感，那么这些“网上虚拟人”别的都不肯去“虚拟”，却偏偏对这“虚拟汉奸”情有独钟，那就恐怕是其骨子深处对这爱国主义情怀本身的不屑了。
对于他们的这种不屑，人们当然有理由要说：“如果你们放弃中国国籍，归化他国，这是个人自由，入籍之后好好爱归化国，尽公民的责任即可，别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你们对于母国仍有依恋之情，关心母国的进步，则请‘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若以不屑对待之，则请免开尊口。”不过有趣的是，那些号称“不以汉奸为耻”的人，却偏偏特别热心于对中国问题发表意见。在彻底否定掉爱国主义之后，他们在政纲中似乎还要全盘否定那些坚持通过革命来实现中国全面民主的主张。他们在一份《（汉奸论坛）宣言》中公开表示：“我们支持中国的执政党以渐进的方式改革，反对任何以暴力方式推翻现行秩序的企图……”大家听听，这不恰恰就是前面郑先生刚刚批评过的那类所谓“体制内改革派”么？
后来，这批网络上的“汉奸”们倒是不好意思动不动就自称“汉奸”了，因为他们发现，自说自话地“解构”或重新阐释“汉奸”这个贬义词不仅难以奏效，而且大有激起公愤的危险，于是他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独立知识分子”。请注意，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只是“独立”，据说是特指一个超然于中共现行体制和海外民主运动之外的一个特定群体。
“独立知识分子”宣布“支持中国的执政党以渐进的方式改革，反对任何以暴力方式推翻现行秩序”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中文论坛上掀起那个臭名昭著的“扫荡伪民运”事端，亦即丑化，批判民运的大合唱。一时甚嚣尘上，好不得意。由此可见，所谓“超然于中共现行体制和海外民主运动之外”，说白了就是拥护强权，扫荡反对派，所谓“独立”也者，终于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
三、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
郑 言：
你上面所提到的，部分信奉“体制内改革”的“独知”居然以“汉奸”称号为自豪，同时热衷于扫荡民运的现象，恰恰印证了我前面所做出的判断：近年来流行于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所谓“体制内改革”主流思想，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当代中国庸俗实用主义人生观和政治哲学的派生产物。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信奉“体制内改革”到了“拥护中国执政党”“扫荡民运”这样荒谬的程度，恰恰意味着这些信奉者们的道德信仰也沦落了完全方便个人实用，毫不顾及传统价值观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已经完全具备了“汉奸”的心态，只不过今天他们投靠的不是异族统治者，而是本民族的专制魔王。
我本人最近恰恰有幸同你所说那类“独知”们打过交道，我对他们的评价只能是：他们自己当了权，就一定会充分暴露出其统治手段的专制和政治思想的堕落。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假如一些人过于信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话，最后他们必然会越来越把道义和原则不当回事了。据我观察，某些“独知”们的行事风格倒是很象邓小平，王震。他们为了打压甚至排挤一些批判他们的民主派，不惜得罪大多数群众，不管下面怎么呼吁，怎么对他们讲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简单道理，他们也决不肯承认半个字的错误。这难道不是颇有些邓小平“我们不信邪” 、“我们不怕制裁”的遗风么？怪不得一些“独知”代表平时都对邓小平崇拜得不得了，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本质上都是写不讲道义原则，只讲“为我所用”的政治实用主义者啊！
对这类“独立知识分子”，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先反“革命”，再反“改良”,最后迟早会反到“民主”、“自由”、“人权”头上。果然，一部分人从吞吞吐吐地骂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到断言“革命就是一群暴民占山为王”，“革命只会导致独裁”，再到“他们的民主其实就是另一种独裁，跟中共没有两样”……。他们的言论终于划出了一道很清晰的逻辑路线：反孙中山就是要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就是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就是要反对民主。而反对民主，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要点，真正的主干，其它则只是迂回，只是枝叶而已。估计下一步他们就要反对改良了，且看他们又如何论证“改良势必导致民主、革命、独裁”什么的。反来反去，唯独没有反到的就是“独裁”、“专制”本身：既然“改良”、“民主”和“革命”都导致“独裁”，那“维持现状”不就行了吗？“稳定压倒一切”啊。
王若薇：
闹了半天原来是“曲线效忠”啊！可我不明白，绕这么大圈子干什么？现在中国的领导人经常出访，周游列国，到时候去机场宾馆跟民运唱对台戏不就完了，何必点灯熬油的折腾？上网费便宜，身子骨可是自己的呀！
郑 言：
你的问题可以说是“宋江为什么不直接去高逑那里谋职？”问得好！这里有几种情况。
第一，这种人本性专制，但在海外出于种种考虑，就赶起了“民主”时髦。平时看不出来，只要时机一到，诱之以利，他们马上会卖力地向专制靠拢。
第二，“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换句话说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且诏书一到，就“替天行道，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比如“四大汉奸”之一就是靠骂大陆起家，现在又想靠摇尾巴重返大陆出书。
第三，中共在海外统战知识分子，也需要有一批自觉不自觉的吹鼓手。网上“独知”中一部分人肯定是中国使领馆的座上客。其实说白了，去机场“欢迎李鹏”，那只是福建偷渡客效忠的水平，对于“独知”们来说，讨好中共首先要有点“杀人放火”的本钱。好比很多民运人士，明明是些坚定的异见分子，老共还偏偏看中了他们的利用价值，不断向他们摇橄榄枝；要是他们从来就属于“欢迎李鹏”角色的话，恐怕人家只会给他们发点跑腿费，却决不会真拿他们当回事情。
总之，去机场欢迎李鹏之类的会被周围人看不起，绕了这样一个圈子后，既可以得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名声，又可以达到反民主反人权的目的，左右逢源，何乐而不为？
王若薇：
人不能没有原则。有原则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和他分道扬镳；没有原则的人却不可信任，今天他是你的同志朋友，明天就可能把你出卖了。九十年代初，在什么地方看到某人评论某人，名字都忘了，话却记得很清楚：“他固然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改变是线性的，有轨迹可循，不像有些人一会儿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有人说“扫荡民运”是文革派性，其实这些没有原则的人在文革中也有一个名字：“风派”。不过也不必过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连我这个新来乍到的都看见“四大汉奸”之一变了八回卦了，每次都是一百八十度。哪天他要是吹起爱国主义高调，我也不会奇怪。
郑 言：
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但今天的“独知”们同“风派”可能还有些不同，“风派”们往往知道自己没有节操，而“独知”们则有胆量跳出来根本否定节操！这种现象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这么多年来其实是堕落了而不是进步了。其实现在想来，当初刚听说“汉奸论坛”时，本人心里就感觉这个名称很有些大大的不妥，但当时却没有明白究竟自己担心的是什么。现在我全明白了，“汉奸”这个招牌堂而皇之亮相本身，就是今日“独知”已经丧失理想节操、爱国原则这些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最好体现。假如一个人因为被坏人诬为流氓，他就公开自称“俺就是流氓，不服？”的话，那么这个人显然心中已经不以“流氓”为耻了。“四大汉奸”和“汉奸论坛”在海外中文坛公开登台表演，标志着当今中国文人的道德堕落，理想沦丧已经到了一个毫无底线的程度。我真希望我们的民族能逐渐回味过来，重新认识、理解和坚持那些美好的人类价值！
其实，未来中国根本无须担心那些天真而又可笑的原教旨左派，怕的恰恰是那些混在“民主派”中招摇撞骗的政治实用主义者流，因为在蔑视中国百姓，对弱势群体下手狠毒，同中共一起借维护“稳定”打压异己这一点上，这帮人从来是毫无顾忌－－“我们不怕流血”的。那些没什么道德底线的人往往是最可怕的。
王若薇：
“六四”以后海内外中国人盛行谈“底线”，提倡某些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但是行为方面的标准总是要遭到挑战的，不论你把标准定的多么低，也还是有人不遵守，不然我们也不会那么经常地听到某人“毫无底线”的说法。既然如此，就有必要探讨一下“底线”究竟是什么？
其实，如果所谓“底线”是一个单纯的主观道德约束问题，那么人们当然可以不断地去挑战这个限制，不过探索来探索去，就会碰到某种“客观”的限制，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就拿有些人津津乐道的“女人都有被强奸的潜在欲望”这个命题来说吧，就并不是对女人的道德指控，而是说话人自己的逻辑矛盾。因为，如果我们把“强奸”定义为“违反对方意愿的性行为”，那么除非奴才，自由人不可能有“自己愿意被暴力侵犯”的“意愿”。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去断定“女人有违背自己愿望的愿望”呢？可见“女人都有被强奸的潜在欲望”的命题不能成立。自称“汉奸”也是这样，其实大可不必去动用什么爱国主义的道义指控，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什么叫“汉奸”呢？如果把“汉奸”定义为“出卖汉民族利益的人”，那么身为“汉人”中的一员就只能争论某事是否符合汉民族的利益，某事表面上符合汉民族的利益，实际上却不符合，等等，而不可能去宣布“我就是要出卖汉民族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就连自己的利益也出卖了。所以，这些“独知”开口逻辑闭口逻辑，陷入逻辑怪圈不仅不自知，还自鸣得意，相比之下，还是汪精卫的逻辑基本功更好一些。
郑 言：
其实说白了，当今中国还真的需要弘扬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舍此就无法和今日国人普遍信奉的政治犬儒思想相抗衡。象“独知”们那样老是讥讽大骂“理想主义”的“不合时宜，误国误民”，或者借自称“汉奸”，批判“爱国贼”来有意无意否定掉“爱国”价值观本身，看上去好像很“现代”，很主流，很聪明，很“理性”，其实只会把中国人的思想进一步引向歧途，进一步降低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一个不再尊重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社会，将是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看不到光明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竟然是“独知”们所喜闻乐见的，可见“独知”们的荒谬和危险。
王若薇：
谢谢你的“启蒙”，我总算明白了。古代的宋江们是先扭扭捏捏受了招安，再奉旨前去征讨方腊；这“后现代”的宋江们却先要把方腊的头取来，献到高俅的座前，申请招安。“水泊梁山”的博士们智商可真高呀！
郑 言：
其实王先生您的逻辑有点怪：人家已经把“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邓小平六四镇压属于迫不得已”和“我们支持中国执政党的渐进改革”这些“民主”口号公开喊出来了，您却还在那里想“不至于吧？他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投靠中共？”这种问题实在天真糊涂，就如同问汪精卫等汉奸既然亲日，怎么不早年就加入日本国籍一样。本人的这双“毒眼”也不是吃素的，“独知”们最后一定会暴露其本性的。我很欣慰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准确，“大事不糊涂”，从来没有觉得“独知”们算什么“民主派”。
王若薇：
我没有说“不至于吧”，只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绕这个圈子。完全同意你对“独知”们蔑视中国百姓，对弱势群体下手狠毒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他们又和当今大陆政府出卖工农利益不谋而合。我早就注意到，他们在热衷于“扫荡伪民运”的同时，在关系到中国普通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如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农村基层干部欺压村民问题、改良生态环境的制度保障等问题上，都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当手无寸铁的中老年工人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的时候，著名“汉奸”之一充耳不闻，专心和某民运人士就一些鸡毛蒜皮争执不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个别“独知”还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津津有味地计算单位面积土地上的最佳人口承受力，讨论如何最有效地消灭其“多余”部分的科学方法。如果说前一点还只是冷漠，后一点就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们既然知识如此丰富，纵横中外，上下古今无所不知，一定听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就不过是个数字”（斯大林）这句名言吧？可见所谓“独知”也者，不仅有明确的倾向性，而且自觉不自觉的独立于人民大众之外了。
四、“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革命”
张叔义：
郑 言和王王若薇又提起长春话题“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革命”的争论，我对这个话题颇有兴趣，也想加入进来发表点意见。
在具体谈意见之前，先界定一下这里的“体制外革命”。它指的是体制外民众争取权益的斗争，这个斗争可以是要推翻现政权的，也可以是保留现政权的；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不同程度暴力的；可以是现行法统以内的，也可以是现行法统之外的；它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社会的、人权的……它的特点是体制外民众依靠自己的体制外力量去改变其不合理地位。
我主张改良，包括体制内改良，我也自我定位为改良派，因此我会为改良派辩护。不过我这个改良派和很多改良派不同，我坚决反对那种把革命视作洪水猛兽的绝对反革命派，所以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革命派。同理，我也不能认同把改良判处死刑的绝对革命派。
我同意郑先生对体制内改良派的认定。现在“体制内改革”的思想几乎成了海外华人和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而这种政治思想恰恰是同大陆六四后在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下，社会各阶层普遍成长起来的一种庸俗实用主义人生哲学一脉相承的。“体制内改革”之所以最“实用”，是因为它看上去不用大家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无需付出任何实际的努力，还可以既讨执政集团的喜欢，又赶了“民主改革派”的时髦。
但我认为体制内改革派内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一些是边缘化或被排挤的原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这些人主张体制内改革，是要在保存现既得利益的基础上恢复或争取利益。一些是非体制内，但想钻进体制内分一杯羹的佞人。这些人表现得最恶劣，最令人讨厌。最近掀起“扫荡伪民运”妖风邪浪的就是这批小人。要扫荡民主和民运的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伙。还有一些是既想得利，但又害怕牺牲，不愿意付出本钱的人，体制内改良正符合他们的要求。对这最后一种人我们虽然不能认同，但这是人性使然，应予理解和同情。另外还有一些是人道主义者，不愿见到革命要由民众付出流血的代价，所以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改良道路。从历史上看，在局势相对和平时期改良主义会取得多数民众支持；在爆炸性局势下革命会吸引绝大部分民众。
基于我对改良者如上的认知，我不同意全盘否定改良。那么目前改良究竟有没有可行性呢？静态地看，目前改良的可能性近乎于零；动态地看，将来改良，包括体制内改良还是可行的。要令改良、包括体制内改良具有可行性，首要的条件是存在体制外革命的压力。体制外革命力量越强，改良就可行性就越大；现在就因为体制外革命势力软弱，所以改良的可能性就近乎于零。世界史上从未曾有过没有革命作前提的改良，从未曾有过统治者自觉自愿恩赐民主的怪事。革命和改良是正比关系，没有革命也就没有改良。那些把革命赶尽杀绝的绝对改良派无疑是自行绝路，是自杀；想把改良派赶尽杀绝的绝对革命派，也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两者都是既害革命又害改良。体制外革命和体制内改良是良性互补关系，革命是栽树，改良是收获。这是最理想的配搭结果。
五、民主、法制与共和
王若薇：
在各种各样的“民主缓行论”中，有两种我认为是值得认真思索、广泛讨论的。第一是法治与民主孰先孰后。这个问题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但也可能不是。第二是共和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先于民主，没有什么话说。因为，如果连所谓“中国”究竟是十三亿人还是十亿人，这十亿人究竟是一“块”还是七“块”，领土面积究竟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还是三百万平方公里都搞不清楚，那么你要搞的“中国民主”到底是搞成一国政府，还是十几国政府？这里，我可以不对“分”与“合”的优劣问题下判断，但是我必须清楚，我的票将投给哪个国家，究竟是“中国”，“秦国”，还是“齐国”，“楚国”，“燕国”，“韩国”……，等等？
郑 言：
你谈到的两点，但都有各自的问题。
第一，法治问题。香港早有了完善的法治基础——注意不是“法制”，今后请勿象某“独知”那样用错——结果中共不仅不允许（还不是“恩赐”）她民主，还要硬把民主政制的步伐往回拉。这说明今天的中共并不认同“法治导向民主”的“蛋生鸡”逻辑，把“法治”的希望寄托在现政府身上，无异于缘木求鱼。
何况，“法治”本来应该是个地方性很强的东西，比如在很多国家各州各市县的法律就很不相同，而在中国目前中央集权的环境之下，自上而下的“法治”其实根本行不通，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也。而要“自下而上”，又非“民主”或至少“共和”不可。
其实，所谓“法治”和“民主”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根本就是个伪问题，正确的回答是：只有推翻专制政权（用和平演变手段也一样），才可能有“以建立民主社会为出发点的法治”；而有了这种“民主法治”，民主制度才可能真正实行、巩固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翻专制是鸡爸爸，民主信念，即推翻专制后当权者和当权阶级的信念是鸡妈妈，而“民主法治”则是那只“民主之蛋”，如此，未来才一定会孵出“民主小鸡”的。
第二，“共和”的关键首先是要实际存在制衡力量，这里才有“蛋生鸡”的难题呢。假如不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度的话，就只能先走古罗马和近代英国的道路，必须先有特权阶层也就是“贵族”，然后才可能有“共和”。问题是今天的中国，谁可以当“贵族”，既不受老百姓的反对，也不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包括“三个代表”）相抵触？请记住：世界上从来没有光凭金钱官位就能当“贵族”的贵族制度。因此大陆今天的新贵，很难成为未来“共和”中的贵族。
其实在我看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只能是联邦制，也就是“联省自治”甚至“分省自治”，甚至“七块论”，因为只有这些地方的政治实体，才是唯一可能作为未来中国“共和”基础的有效势力，也只有地方自治下的“法治”，才可能作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制度，包括“法治”本身的基础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只有先象前苏联那样“分崩离析”，才可能在其废墟上出现一个真正的“民主中国”。前者不一定意味着流血和内战或者民主中国独联体，后者则可能成为民主中国国家联盟什么的。
六、中国社会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王若薇：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体制内改革”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既然他已经把一切突破体制的路堵得死死的，那就只好避过锋头，暂时不去碰这个体制，先从外围一点一点地“拱”。从“六四”到现在，十三年过去了，你说“拱”的成效如何呢？意识形态控制应该说是越来越不灵了吧？不错，现在他们还是想封哪家报刊就封哪家，想换哪套编辑班子就换哪套，想封哪个网站就封哪个，可是只能抓“点”，却带不起“面”来了。一只“出头鸟”被打掉，千百万只“鸟”又在“蠢蠢欲动”争相出头，大有令当权者顾此失彼、狼狈不堪之势。运用组织手段打击压制不同意见也越来越不灵了。得罪了领导又怎么样？大不了辞职“下海”，不然就到合资企业或民营企业找份工作，实在不行还可以当个“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什么的，先在个人领域实行“自由独立”。这里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市场的存在，国家全面垄断一切资源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个体户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私营企业，各种各样的经济纠纷迫使当权者得建立法律法规（尽管还不是“法治”），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律师等行业的发展。美国影视作品中有一个法庭辩论的genre，现在中国电视连续剧也有这个题材了，可见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开始普遍起来，其反面就是行政命令力量的削弱。不错，现在中共搞“裙带资本主义”，任意侵犯和剥夺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理论教科书上的话：“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对立统一。”他自己公开放弃“代表”工人阶级，转向“代表”资产阶级，OK，那么工人也就没有义务继续接受他的“领导”了。这不，工潮已经此起彼伏，再发展一段时间，言论结社自由也由不得他不开放。
郑 言：
所谓“无奈的选择”，恰恰是政治犬儒主义和实用主义人生哲学中常见的那种消极回避，得过且过——如果大家都照这种“无奈”逻辑思考的话，我们也都应该去鼓吹“体制内改革”——既然有人并没有因为“无奈”就去“选择”一个荒谬的东西，那么说明所谓“无奈的选择”不过是对于某些人来说“选择的无奈”罢了。
至于你提到“从六四到现在，十三年过去了，‘拱’的成效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的回答是，至少在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所谓“体制内改革”这一方面来说，情况是相当令人沮丧的。不仅个人崇拜、党政一家、贪污腐化等在变本加厉，而且还出现了很多邓小平时代本来并不明显的弊端。比如明显由官方煽动的民族主义，就对中国前途有深远的负面影响，还做出了很多邓小平时代不可能做出的事情，譬如镇压法轮功，当众辱骂香港记者等等。其实，从香港民主的倒退和江泽民复辟终身制的可能性这两点上，就基本看得出所谓“中国政治的进步”究竟可怜到什么程度了！
你还提到“意识形态控制应该说是越来越不灵了吧？”其实，这样的问题哪能拿来作为今日中国“进步”的论据！你可记得八十年代最后几年，中国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到了什么程度？大学里的自由社团，刊物又活跃到了什么程度？难道经过了整整十三年，我们需要的“进步”就只是从“胡耀邦、赵紫阳根本不怎么控制”到“江泽民控制越来越不灵”了么？十三年的“进步”，“意识形态的控制越来越不灵”，怎么镇压法轮功这样恶劣的政治运动，又能够在中国大陆得手？要是真以为“十三年政治改革有进步”的话，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谁要是不服这点，可以到图书馆去找找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报纸来自己看看，你会发现，当时是“政企分开”，现在则是省委书记兼任人大委员长；当时是“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现在是江泽民仍然恋栈不放权。此外，当时还有“重大事情由人民讨论，重大问题让人民知道”，如关于三峡的讨论，其公开反对的意见可以结集出版；还有“差额选举”，如湖南副省长被人大罢免，等等、等等。这许许多多当时令人兴奋的内容，今天还有吗？对比今日官场令人唏嘘的个人崇拜、劝进效忠、无官不贪、一派腐败之景象，试问当初的进步又岂是十三年后的今日可比？所以，有些问题的是非本来并不难分清，关键是要去研究历史，象你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就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研究，只需要一点常识。其实我自己读政治书并不多，唯独在历史问题上却相当不马虎，因此政治上才能不糊涂。
张叔义：
郑、王二位对现在中国大陆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有分歧，郑君认为六四以降十三年来自由民主退步了；王君则认为政治上有所进步。其实在我看来两个认定都对。
王君指的是民间社会进步了，统治集团的操控能力在客观上被减弱了；郑君指的是统治集团更保守反动了。一个人指出一面，把两个人的意思结合起来就比较全面了。江泽民比胡耀邦赵紫阳退步保守反动，主观控制愿望也强化了，但客观效果却比胡赵时期要弱得多。如果由赵紫阳镇压法轮功，一定要比江泽民有效得多，不会像现在那样压而不死。民间社会取得了比胡赵时期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当然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很明显，所有进步都是民间的体制外革命压力的成果；所有退步都是统治集团倒行逆施的结果。改良主义者把功劳记到自己的本子上是荒谬的。
如果你相信革命，并对革命有信心的话，你就应该判定十三年来中国大陆社会的自由民主是进步了的。我极具信心：中国的自由民主在渐进中，而且是在无法遏止地进步。现在是统治集团的反动力量与民众的进步力量在进行较量，较量的结果，必定是民众的进步取胜！这个胜利可能以革命的形式来表达，也可能以改良的形态出现。我作这样的预计，是因为我相信革命，也相信改良。
七、共识是否可能？
张叔义：
你们给我的教益是思想可以交流而且可以取得共识的。要取得共识，客观、充分、善意地理解对方和尊重对方极为重要。我发现，有些人争论问题时，本来“同”是基本的，“异”是次要的，但一争论起来就意气用事，或抓住对方某一不同观点或错误给予放大，而且咬住不放，结果必然是不欢而散。这是我和一个朋友讨论问题时的体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只好敬而远之了。人与人之间肯定有不同意见，若不怀好意抓住对方肆意攻击，结果会怎么样，是不言而喻的。
我并非无端发感慨，而是深感民主精神在汉人中，在汉人的思想和行动中还远远没有被融为民族文化，远远没有成为习惯，其距离升华为内省的道德就更加遥远。“民运内斗”就是这方面的表现。等而下之的“扫荡派”则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的专制奴才的表演。
我想所谓民主启蒙，即在民主人士中培养民主文化的工作室多么的重要。但愿民主人士，特别是民运人士们多作民主自省和自我民主意识的培养。我怎么也想不通，有最大共同基础的民运人士内部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样做到底有甚么民主理论或民主文化的根据。这样浅显的道理，我总是不明白民主理论修养那么高深的谢XX等人就是不懂。说来真是令人心痛。
我再说一遍：我主张民主人士、民运内部的某些问题，特别是理论或路线问题可以公开争论，但争论必须是善意的，必须是尊重对方的，必须是理性和说理的。争论的目的是促进双方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要扫荡消灭对方。小而言之网友之间的争论也是如此。
郑 言、王若薇：
还是老前辈说的对。
原载：“说东道西”论坛
（http://www.cnet21.com/BBS/sd/page1.shtml）
责任编辑：高 寒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