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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火日苏战争 - 西安事变前张、共、蒋关系探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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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给《国风》写专栏，刚刚将一篇旧文改了改，大幅扩充
增写。现将增写的几段贴在这里。全文可见《国风》的
“夜读拾零”。网址是：
http://www.folkwind.com/qiushi/qiush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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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张、共、蒋关系探密(节录)
秋实
可以说，张学良加速联共并走上反蒋道路，与他发现蒋介石暗
中通共不无关系。那么，蒋介石为何要联共呢？蒋介石联共，
虽然同样也是始于联苏，但他显然有着极为不同的多重打算。
首先一重打算，乃是为将来的中苏军事同盟消除隐患。大约从
1935年10月开始，蒋介石及南京中央要员，接连同苏联驻华大
使就两国合作互助问题进行谈判，力争苏联援助中国抵制日本
的进一步侵略。谈判中蒋介石首次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共产党
问题。
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会晤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得知苏联
政府已经同意与中国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同时又得到消息
说，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曾发表声明，放弃笼统反对国民党和
国民政府的政策。蒋估计苏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已决定支持
他统一中国，俾使中国能全力抗日。于是他立即派驻苏武官邓
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谈判，同时秘密派陈立夫，化名
李融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坐船去欧洲赶往柏林，
准备与苏联直接交涉两国军事合作。
蒋介石急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主要从中苏军事结盟上着想。
无论他能否消灭国内共产党，对于远在苏联的中共组织，总是
鞭长莫及。倘若不能将中共纳入政府控制之下，将来一旦中日
之战爆发，苏联军队根据条约进入中国作战，中共人员随之而
来，在苏军庇护下处处建立政权，岂非拒狼引虎？因此，政治
解决中共问题，为中苏军事结盟之必不可少的前提。
然而蒋介石不久即发现，苏联方面其实并无支持他政治解决中
共问题的想法。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再
三要求苏联政府对中共施加压力，支持他统一中国的努力，以
取得中国政府的信任。但鲍格莫洛夫明确表示，苏联与中共毫
无关系。国共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全无结果。
第二天，蒋介石致电邓文仪，要他立即停止与莫斯科中共代表
团谈判；并致电陈立夫、张冲，命其中止与苏联秘密谈判的计
划，立即回国。
◇ 导火日苏战争
苏联意图叵测，蒋介石遂决定依靠自己，先在国内解决中共问
题，然后再视情况与苏联谈判条约。他的打算，军事围剿与政
治谈判两手抓。军事围剿由张学良负责。政治谈判方面，与中
共的接触，除了前面提到的董健吾、张子华这条线以外，陈立
夫还秉承蒋介石旨意，放出了另一条线。
这另一条线就是，国民党方面以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浙赣
铁道理事会秘书谌小岑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刘少奇领导下中
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吕振羽为代表，从1936年3月到8月，双方
在北平、南京进行了多次谈判。
在所有这些谈判中，蒋介石提出的中心要求不外乎两条：其一，
苏维埃改制----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不伦不类的国中之
国；其二，红军改编----实现全国军队的统一指挥。在此前提
下国民政府保证停止进攻红军，释放共产党等政治犯，武装民
众、一致抗日，并可满足其他政治要求。
1936年2月底董健吾和张子华到陕北时，中共中央首次了解到
蒋介石的这个迅息。但他们认为，此两项要求的实质，是“取
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
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政策，接受南
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因而不能接受。他们主张抗日必
先讨蒋，彻底否定南京国民政府法统，另行召开“抗日救国代
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国共双方显然毫无交集。
到了5月，红军以抗日为名、实则以扩地、扩人、筹款为目标的
东征山西作战受挫。谈判中周小舟要求停止进攻山西红军。5月
15日，曾养甫在答复中，代表国民政府提出了让步最大的四项
主张：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
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
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
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
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的责任，并促
进联俄。”
这四条中，蒋介石实际上等于放弃了他一向坚持的两个前提条件：
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只要红军主力能够北上察绥外蒙边境展
开抗日，则改制和改编，无不可以延后解决。南京方面甚至愿意
在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之前，先行改组国民政府。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联共的另一重目的。这就是利用
红军之手，将日军进攻的矛头引向北面，引向外蒙，最终引向苏
联。
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注意到，日本军方一直有“北进”与“南
侵”之争，而他判断“北进攻苏”的可能性为最大。蒋介石估计，
日苏必有一战，而且苏联很可能先动手，出动空军轰炸日本及满
洲的日军基地。1934年4月，他与汪精卫、黄郛研究形势时曾说：
“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战，如倭寇内部之文武主张
不能一致，则一年以后，俄必先取攻势，一空
军作战。如不先下手，则其海孙威与伯力先为
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不能
不退贝嘉湖以西，则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为
也。故俄先必轰毁日本与东北倭寇之根据地，
一行先着。且第一次日俄之战，日乃不宣而战，
故俄国东方海军全灭，为日所算，而此次开战，
则俄决不肯蹈此覆辙而左以待寇也。”[《蒋介
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4月12日]
基于这一判断，从1934年到1935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一方面坚
决抵制日本方面与中国建立“攻守同盟”，经济提携，共同防共实
则防苏等等要求，维护中国的中立地位；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对日
开战，实行谅解、和缓，消除日本对中国戒心，从而促进日苏冲突。
总之，既不得罪苏联，又不与日本开衅，最好让他们两方火拼，中
国得免于难，而且可借机火中取栗，趁日本之败，收回东三省。
然而形势发展不如所愿。日本对华侵略，丝毫不因其有攻苏企图而
减弱。1935年，日军在华北不断制造事件，步步蚕食，分离华北的
野心凸显。蒋介石意识到，日本至少是要先控制中国，再去对付苏
联。看来中日之间，终须一战了。
于是，在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
后关头”讲话。次年7月，蒋介石更阐明最后关头的含义，这就是
决不订立任何侵害领土主权的协定。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满洲
国，或强迫造成进一步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局面，就是我们不能容
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换言之，中国已决定不再对
侵略退让。
正是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积极谋求与苏联缔结秘密军事协定。不料
此举受阻于中共问题，竟无疾而终。到1936年5月，他注意到日本
与德国缔结了针对苏联的防共协定，也注意到苏联与外蒙刚刚订立
了互助条约，苏联必欲保护外蒙不受日本进攻的企图已经毕现。同
时也有情报表明，日本将首先在内蒙或外蒙有所异动。蒋介石又产
生了迫使中共去外蒙边境展开抗日，主动挑起日苏战争的想法。
◇ 乾坤一掷为哪般？
然而蒋介石这种一箭数雕的如意算盘，算计不了极端精明的中共。
他那四项条件辗转送到陕北，已经到了六月中。这时中共已经与张
学良打得火热。割据西北的所谓西北大联合计划，已在紧锣密鼓进
行。两广事件也正好爆发，蒋介石顾此失彼，正是反蒋的天赐良机。
很自然，毛泽东对蒋的条件嗤之以鼻，绝不上钩。6月28日，毛泽
东致彭德怀一电，说得一针见血：
“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
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则拒绝我们的条件，
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见《毛泽东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54页]
从理论上讲，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理所当然以苏联利益为第一优先。“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喊出的
最响亮口号，就是“武装保卫苏联”。他们在中国不断高喊抗战，
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中国对日本开战，换取苏联的安全，以保卫
这个“工人阶级的祖国”不遭受战祸。到陕北后，红军更把抗日口
号喊得震天响，但他们计划出兵去“抗日”的地方，除了没有日本
人的山西，就是靠南的河北河南。
正是因为此点，苏联一面压迫中共放弃反蒋政策，以期中国能够集
中全力联合抗日；一面又准备大力援助红军物资与武器，不想让红
军被蒋介石吃掉，甚至支持红军在西北立足。苏联人很清楚，一旦
有事，真正可以从背后牵制日军，将战火引向中国的，也只有中共
红军这支嫡系力量了。
不过话说回来，红军的这种作为，不能说完全出于共产国际的意识
形态，更多地还是出于自身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考虑。察绥外蒙边
境，地广人稀，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也没有多少余地可以招兵买马
扩大武装。在毛泽东等人眼中，建立根据地，并扩大武装，显然要
比抗日更为重要。从生存及发展角度着眼，要他们接受出兵察绥外
蒙边境去展开抗日的条件，绝无可能。
中共既不肯出兵察绥抗日，又不肯在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问题上
进一步妥协；而且进入10月以后，还纠集大军，要夺取宁夏，打开
与苏联通路。此举显然为蒋介石所深忌。西北地位至关紧要，中日
一旦开战，沿海必被日军封锁，西北交通线几乎成了中国接受国际
援助的唯一通道，蒋介石非掌握不可，万万不能落入中共手中。
蒋介石计划用东、南、西三面合围陕北的办法，将红军赶到外蒙边
境去。10月下旬 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
考虑很久。问题主要有三点：(1) “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
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
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2) 党的问题，“这好办，待
我们实行宪政，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3) 军队
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
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他希望冯
五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
否则只有将红军赶到外蒙去。
至11月，蒋介石双管齐下。一面命陈立夫与潘汉年举行谈判，谋求
政治解决途径；一面催逼西北剿共部队节节推进，加强军事攻势，
给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然而，红军即使在危急情况下，也没有向
北逃向外蒙边境的计划。正相反，他们为应付万一而准备的第二次
长征方案，却是分头转移到河南等地，谋求建立新的根据地。
当此紧张关头，绥远抗战突然爆发，很快把蒋介石的注意力从剿共
战场上调开了。1936年11月14日，华北日军支持伪蒙军政府，向绥
远国军展开了进攻。事发后第三天，蒋介石亲赴太原坐镇指挥，始
有轰动一时的百灵庙大捷。此后蒋数电阎锡山，力主派70架飞机轰
炸伪蒙重镇。除了令中央军两个师参战之外，还调集大批中央军北
上，不惜扩大战事，放手大打。
当时山西阎锡山、徐永昌都担心“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蒋
介石说别怕，根据外交部得自东京的情报，日本海、陆两省并无决
裂迹象，军部也无决绝的动静，且军界要人都主慎重，不赞成绥东
发动。这个时候我们在北面放手大打，不仅可收复被日军傀儡盘踞
的绥察地区，亦且正好可以显示力量和决心，使华北日军收敛一下
其独断独行、肆意妄为的侵华势头。
张学良正想方设法要把红军留在西北，以实现他联苏自立的计划。
绥远抗战给了他一个难得机会。张学良数次面见蒋介石，请求调东
北军去晋绥参加对日作战。此举不但可以使得对中共陕北之围自然
瓦解，而且还可实现他盼望以久的立即对日全面开战局面。
但是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却不愿意东北军来，他说：“东北军战力薄
弱，而军纪太坏，若久戍而敌不至，失尽民心，是用之则所得不偿
所失。”蒋介石也认为张学良缺乏最后五分种之毅力，不允所求。
然而张学良却一再请求。12月2日，他亲赴洛阳向蒋介石哭谏，甚
至出以要挟，声言东北军群情激荡，必欲援绥，否则将难驾驭，并
生不测之变乱。
东北军军心不稳，后方随时有变乱可能，这动摇了蒋介石在绥远战
场放手大打的决心。他决定暂时收缩绥远战局，全力巩固后方，以
免“剿赤之举，功亏一篑”。于是他将原拟入绥抗战的中央大军，
转调陕甘，加紧剿共，同时亲自于12月4日赶赴西安，坐镇督剿。
张学良以东北军军心不稳相威胁，本想发动对日战争为中共解困，
岂料弄巧成拙，反招来更多大军围剿，红军岌岌可危。而蒋介石不
仅源源调中央军入陕，更似有调东北军离开西北的意图。如此一来，
张经营多时的西北自立图谋，眼看就要毁于一旦。
这时的张学良，对他意想中的苏联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地实力
派响应，均抱有相当信心。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于是，他断然作
乾坤一掷，就在1936年12月12日凌晨，扣留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
变。
http://www.folkwind.com/qiushi/qiushi.htm >乾坤一掷为哪般？----西安事变前张、共、蒋关系探密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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