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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纽约、北京两地书：同国内“民主社会主义者”或“民主共产主义者”的分歧－－高寒与齐石的通信（三）（附有效代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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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纽约、北京两地书：同国内“民主社会主义者”或“民主共产主义者”的分歧－－高寒与齐石的通信（三）（附有效代理服务器）   
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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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纽约、北京两地书：同国内“民主社会主义者”或“民主共产主义者”的分歧－－高寒与齐石的通信（三）（附有效代理服务器） (283 reads)      时间: 2002-8-23 周五, 上午11:0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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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代理服务器：



https://66.92.15.160:30003



https://64.164.218.11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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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理论，倘若不与一定历史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联并以此为基础，这种阶级斗争理论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我在网上也常常看到一些国内的网友贴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共产主义”的文章，作者都很自信坚信马克思主义，但在谈及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搞“社会主义”时，则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平等”、“自由”、“公正”、“民主”这些价值观出发（顺便一提，同样的情形在所谓海外民运圈中，从主张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刘国凯，到主张自由主义的胡平，也几乎无一例外，即以永恒的、抽象的价值观作为其论证的终极原点）。撇开其它不谈，仅就方法论而言，这种超历史的、抽象的价值观，诸如抽象的“正义”观、抽象的“反剥削”观，抽象的“反压迫”观，等等，在我看来恰恰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从而导致第三国际以降之各国巨大历史悲剧的哲学原因。



正是基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是对苏共、中共、乃至朝共、柬共的历史性失败的沉痛反思，故我一直毫不含糊地、旗帜鲜明地主张在今天的中国全面（而不是如今这样片面地、畸形地）发展资本主义。不过，这个全面发展，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将资本主义几百年前早期盲目发展时所走过的路统统都得经历一遍，绝对不是说，业已含有相当社会主义因素比重的当代资本主义之制度文明，不能为我国这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提供借鉴和捷径。如今“左”派们以人民的巨大苦难、社会的极度腐败和政权的极度黑暗攻打邓、江，这没有错，因为正是邓小平、江泽民是其罪魁祸首！然而，这些苦难、腐败和弊病，却并不是由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扫除邓、江，就绝不是要回到毛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是要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扫除巨大障碍。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不仅是我（们）与邓立群们的重大分歧，而且恐怕也是我同国内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或“民主共产主义者”的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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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寒致齐石





齐石 同志：你好！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眼下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亮出旗帜的时候了。



尽管我们在反对江泽民官僚特权集团时要与“左”派结盟，但我们同时也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界限。这得靠旗帜鲜明、严整彻底的理论来完成。我相信，在中国，既不满意“左”派，也不满意“右派”，既不满意毛、也不满意邓的势力是大有人在的。现在应当是终结要么用毛批登，要么以邓克毛这样两极跳跃思维的时候了。



我曾经说过，毛路线与邓路线，实际不过是两种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乃至互为因果的东西。但倘若从积极意义上看，这也实际意味着，无论是毛、还是邓，他们都各自握有一部分局部的真理，只不过这些真理都最终通向了缪误。那么，我们今天能不能以毛邓双方（也许还应该有蒋介石国民党这个第三方）都曾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缪误为戒，并同时又分解、吸收其中的真理性认识，从而为我们的民族综合出一条比较地更为成功的发展道路来呢？



我不是说我们就一定比他们高明，但作为亲身经历了毛与邓各自的巨大成功和巨大失败的见证人，我们这个年龄代的人刚好具备了既有着可比较二者的机会而同时又有着创新未来的机会这样的历史条件。比我们年轻的一代，譬如王丹他们（更不用说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对毛的认识，就犹如我们这一代人对蒋介石的认识一样，基本谈不上感性知识。然而，有无这种感性认识是大不一样的。没有对毛时代的切身感受，是不可能真正把握邓时代的，这就如同没有邓时代的经历，也几乎不能真正理解毛时代，并在这个比较的基础上又扬弃（不是简单地抛弃）他们二者一样。这大概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事物只有通过其对立面才能真正展现自身之谓吧。而我们的父母代，虽则与我们同样、甚至还超过我们有着更为广阔的比较二者的机会，但则毕竟廉颇老矣，他们现若能够通过对其毕生之丰富经历的回忆与思考来影响、辅助乃至指导我等后辈创新历史，即谓功莫大焉了！



自从你上次问及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后，我集中地看了几篇他们的东西。包括崔之元的论文革和一个美国人的论毛路线。他们都提到，毛的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平民路线，而这平民路线恰好与刘邓为代表的官僚路线形成鲜明对照。我相信，这一理论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能赢得底层民众的共鸣。但我认为，阶级斗争理论，倘若不与一定历史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联并以此为基础，这种阶级斗争理论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我在网上也常常看到一些国内的网友贴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共产主义”的文章，作者都很自信坚信马克思主义，但在谈及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搞“社会主义”时，则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平等”、“自由”、“公正”、“民主”这些价值观出发（顺便一提，同样的情形在所谓海外民运圈中，从主张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刘国凯，到主张自由主义的胡平，也几乎无一例外，即以永恒的、抽象的价值观作为其论证的终极原点）。撇开其它不谈，仅就方法论而言，这种超历史的、抽象的价值观，诸如抽象的“正义”观、抽象的“反剥削”观，抽象的“反压迫”观，等等，在我看来恰恰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从而导致第三国际以降之各国巨大历史悲剧的哲学原因。这个观点是我在监狱里即开始的多年反思的一个结果，我曾在五年前的那篇长文“马克思主义辩”中对此有所论及。



正是基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是对苏共、中共、乃至朝共、柬共的历史性失败的沉痛反思，故我一直毫不含糊地、旗帜鲜明地主张在今天的中国全面（而不是如今这样片面地、畸形地）发展资本主义。不过，这个全面发展，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将资本主义几百年前早期盲目发展时所走过的路统统都得经历一遍，绝对不是说，业已含有相当社会主义因素比重的当代资本主义之制度文明，不能为我国这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提供借鉴和捷径。如今“左”派们以人民的巨大苦难、社会的极度腐败和政权的极度黑暗攻打邓、江，这没有错，因为正是邓小平、江泽民是其罪魁祸首！然而，这些苦难、腐败和弊病，却并不是由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扫除邓、江，就绝不是要回到毛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是要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扫除巨大障碍。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不仅是我（们）与邓立群们的重大分歧，而且恐怕也是我同国内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或“民主共产主义者”的重大分歧。



本来，在涉及国家发展、未来选择、总体战略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分歧应当是正常的，而无分歧则往往反常。其实，人类思想史已经证明并且还不断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争论、交锋是发展真理的不二法门。而如今中国的政局之所以走到了死胡同，其实就与毛思想与邓主张从来就没有真正交过锋有关。当年，毛一个劲压党内右派，后换了邓，对毛派（造反派）实际上是实行的专政，对其它派别也是实行“不搞争论”的一言堂。所以中共党内的左右两派，双方还从来就没有针锋相对地摆开理论阵势钉对钉、铆对铆地认真地大辩论过。今天即使包括《中国与世界》这样的“新左”非主流民间刊物，也是未必欢迎争鸣的。就更不要说《真理的追求》、《求是》这类刊物了，各方基本上都是各说各话，很少交集。在这方面，所谓“海外民运”，也做的并不更好一点。在《北京之春》上，甚至连事关民运全局的战略和策略这类讨论都开展不起来，……。所以，我一直希望着能创设一块阵地，能真正地让各种声音都能淋漓酣畅地进行交锋。



最近，国内一朋友（我猜也是你的朋友）邀请我与他一道办一个电子刊物。我已欣然应允。他提议刊名为《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之路》，原则上我也接受。实际上，这“民主社会主义”，几乎是除了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右派以外，各派似乎都能接受的一个主张，只不过各自均赋予其不同的解释罢了。譬如，我就认为，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应是指社会生产力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应当是以资本主义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基础（历史前提与逻辑前提的统一），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产生出的一种扬弃（肯定的否定）现行制度的新一代社会制度。但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这还是一种未来型的制度，是我们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坦爽地说，我甚至对历史更高阶段人类将要实现共产主义大同毫不怀疑）。而今天中国的进步势力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则是扫荡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官僚特权阶级，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廓清道路。我想，即使我那位合作者，也未必就赞同我的这些观点。其实，只要我们认同多元共存、多元交流即可共事合作。



办一本好的杂志，实际也就是树一面旗帜。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理论只有抓住根本，方能彻底。所以，我希望这本杂志能够不回避当今中国任何尖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能够以它高屋建瓴的前瞻风范、鞭辟入里的论证说理和有容乃大的多元包容来赢得读者，来凝聚队伍。我何尝不知道组织的力量？我几年前在匈牙利写的那篇“论地下斗争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它”就是专门论述组织斗争的意义的。但是，倘若没有理论旗帜和思想旗帜，是无法真正凝聚起队伍来的。



……。



夏祺并请代问同志们好！





高 寒





2001、6、15、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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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齐石致高寒





高寒同志：



你好！廿一日的信已经收到，从内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对于我们这些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政治斗争的革命者来说，寻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志，是多么重要，你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十分乐意今后同你一道携手并进，为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贡献力量。



讨论理论问题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政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你可以想到，我们人民阵线的同志之间也是有分歧的，是经常争论的。我们有些同志已经是三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友谊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但是争论还是经常发生，有的持续的时间还相当长，这是正常的，我们还是团结得很好。所以，我和你讨论问题，也是直说浅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方面是想让你知道，国内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另一方面也绝不敢自以为是，希望得到你的指正。人都很骄傲，很自信，很少能有人做到自我批评，自以为非。这方面道理讲得相当好的，莫过于毛主席，但是他恰恰没有做到；而检讨写得相当漂亮的莫过于邓小平，其实不过话一句耳，“永不翻案”靠不住呀！我虽然有点自信，有时也多少能坚持一点正确意见，但是错误经常发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所以，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无非是一种意见而已。



现在进入正题。

在对毛邓的总体评价上，你认为我们几乎毫无困难就取得了“根本的一致”，尽管有些差异，也是“局部的”，我觉得这很好！当然，我们认识上还是有差异。例如，你认为提出官僚特权问题，毛的出发点是抗拒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我觉得毛所反对的官僚特权阶级，并不代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方向，而是属于腐朽的封建主义的历史范畴。不能拿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去评价三十年前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这里确实有一个历史局限的问题。例如我自己就没有摆脱这种历史局限。



至于说到“心仍然属于人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动机问题。对这一点，恩格斯在“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书中讲得最透彻，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真正的动机并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动机，而往往是在这个动机背后的动机。我说毛的心属于人民，是对他所办的那些事情做考察而提出来的。例如赤脚医生，还不是因为觉得农村缺医少药！大跃进，还不是想把中国经济搞快一点！等等，等等，这些蠢事，违背历史客观规律的主观空想，我看其用心，是想为人民。这和邓小平六四下令开枪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人民自有公论，这个历史并不难解读。谁也不会认为六四开枪表明邓小平的心属于人民，就算邓小平说一万遍想给人民给国家谋利益，也没有人相信。



我十分欣赏许多年前蔡崇国写的“论邓小平”一文，觉得他从政治斗争这个层面上十分准确地勾画了毛邓的区别。



建立专制官僚体制的历史错误，不是毛一手造成的。他在这方面的发明并不多，主要是从俄国搬过来的。宫达非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主要就是讲这个道理。但是，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更深层的原因，是现实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尤其像中国党，农民占了绝大多数，接受专制体制实在是再顺当不过了。毛自己讲过，毛泽覃顶他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但毛到底没有超越这种历史局限。



上次信中说了，毛、邓均已属于历史，怎么评价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有利于开展当前的民主运动，不能完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关于社会主义失败，我也同意你的意见，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马克思所论述的那种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走了型的封建的假社会主义的失败。可是，话又说回来，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建立起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呢？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现在不具备这种历史必然性。上次信中已经说了，我们无法超越现实的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问题不在于你所说的打引号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而在于为什么没有建立起一个不打引号的社会主义。你所说的社会主义因素量变程度已很高的资本主义，实质还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一切方面毕竟还是占着统治地位，还是一个异化的社会。我曾经在欧洲对东欧的假社会主义和西欧的真资本主义做过长时间的认真考察，深感社会主义的毛病都一样，而资本主义的本质也都一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生产是在发展，但仍然看不出社会化所有制的迹象。你所说的资本主义股份经济，似乎和公有制还联系不起来。



马恩限于空想的例子是可以举出来的。恩格斯就不只一次说过，他和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一直期待革命重新到来，恩格斯说“事实证明我们是错了”。再举一例。俄国革命者曾请教马克思，俄国当时依然存在的农村公社是否能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十分谨慎地写了数稿回信，并在共产党宣言的前言中也谈了这件事，他一是强调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仅仅局限于西欧，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是给了他过多的荣誉，也是给了他过多的耻辱；二是他认为如果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补充的话，那么，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避免被资本主义灭亡，而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恩格斯逝世前，已经对这个意见表示了否定。恩格斯是就历史事实而言的。所以，马克思和任何人一样，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恩格斯说，批评马克思是后人的事情，马克思也是人，不是神。实践比理论更重要。



我看，唯物史观是马恩观察世界的方法，我们共同认为它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它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运用这一方法而得出的具体结论。前者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后者现在看来值得重新讨论。人们常常爱大谈中外历史上思想家的价值，我想马克思总可以算是一位大思想家吧！有人为什么要全盘抛弃他呢！那恐怕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成见，或者说是阶级立场上的成见吧！



至于列宁和考茨基、伯恩斯坦他们谁更忠实于马恩学说，我觉得还是应以马恩留下的文字为依据，不能以今天对历史是非的判断为依据。例如，王若水先生最近著文批评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暴力行为，我看这很片面，可真是冤枉了列宁。列宁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更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甚至主要不是暴力，而是全体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他不只一次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这个道理。任何人都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后人批评前人要公道，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我们认为，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各个进步的政治派别应该进一步深刻地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如何才能将人们群众发动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拿法轮功来说，他们面对残暴镇压，不仅不屈不挠，而且斗争方式十分机智巧妙，令江泽民集团惶惶不可终日，这不值得中国任何一个进步的政治派别深省吗！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理应比法轮功更广泛地取得群众的支持，但相比之下，我们不是做得太差了吗？在我们看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要靠人民群众，而不是靠西方。一个真正的进步的政党或政治派别以及个人，只能为人民去谋利益，而不应去为自己争权夺利、争名夺利。有些著名民运活动家老是在文章当中以自己划线，为自己表功，颇有大树特树自己权威的味道，这十分不妥。这不仅影响团结，而且会毁了自己。这是一个常见的老问题，历史教训很多，但是人们限于自身的局限，总是不能记取。你在海外，恐怕体会更多，深望经常提醒朋友们注意这个问题。功劳大家不会忘记，领袖是自然形成的，奋力于当前的斗争、推进当前的斗争，是更重要的。



关于我们的电子信箱是否保密的问题，因为这是个免费信箱，我们的信息均由海外分部转发，所以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们很希望你在这方面多提醒我们。



顺致



敬意！



齐石（笔名）



二○○一年二月二日







http://chinaway.org >中国民运刊物：《中国之路》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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