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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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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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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144 reads)      时间: 2002-7-13 周六, 下午8:36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 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



李宪源



【内容提要】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文革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所具有的共同政治特征、产生条件和受迫害经历，作为客观审视和重新研究认识文革的新视角。文章具体分析了文革时期“革”与“保”的对立和斗争，同时也指出了被许多研究文革学者所忽视的支左部队和新老保守派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第二部分分析了全盘否定文革造反派的五大害处：一、削弱了民众民主监督权利和参政意识，助长官僚特权和腐败风气。二、放弃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约机制，激化了社会矛盾。三、片面强调法治，使中国陷入了一个由司法腐败制约破坏“法治”建设的怪圈。四、削弱劳动人民政治经济地位，把扩大两极分化作为推动改革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代价。五、为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提供攻击武器。第三部分依据对文革历史的重新认识，指出十种对象应该就他们在文革中起的作用和表现忏悔。





按照民主的平等原则，对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由互联网带来的网络讨论声音予以同等重视和摘引，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一）







在流行的文革评论语系中，被视为在文革中助纣为虐的造反派，与一九五七年因帮助党开门整风而遭迫害的所谓右派分子，似乎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按流行观点，文革造反派追随“四人帮”纂党夺权、为非作歹，代表了一股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反动落后势力。有人在提取上海工人造反派作为全国造反派典型代表时，是这样描述的：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工人造反派是整人的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和受压制者成为毛泽东赞赏的造反派，这些工人造反派并不具备现代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素质，许多人沾染流氓无产者的习性。他们只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当要冲破旧体制的罗网时，这股力量的破坏性是可以利用的。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应当及时地淘汰他们，而毛泽东则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代表。显而易见他们是无法承担毛泽东赋予的历史任务的。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战略上的失误。”[1]







以揭批文革为主题的电影《芙蓉镇》中那个打着破锣高喊“运动喽”的造反派疯子，更是成了许多非文革亲历者脑中的“定格”形象。这种以偏概全、歪曲历史的做法，也影响到当今互联网讨论者的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中国不变成修正主义，毛泽东阁下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其错在于打击的对象搞错了。对于长期跟随其闹革命的老同志不信任，却去相信具有野心的所谓左派，文化大革命不搞成一团糟才怪呢。所谓的左派，为了个人野心，鼓励造反派胡作非为，将文化大革命变成枪炮大战场……。”[2]







而无论是在学术论著和文章中，还是大量各类形式的文艺作品中，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右派分子（除了个别人被认为带有兴风作浪、图谋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嫌疑之外），却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他们除了有知识，也往往是社会良知与公正的代表，他们之中的先知先觉者为知识群体中的佼佼者，是社会进步的先声。这些人的基本权利横遭剥夺，身家难保，那么，这个民族的不幸是可以想见的了。” [3]







但是在实际上，只要人们尊重历史，正视事实，就不难从以下三个方面清楚地看到，无论从其社会产生根源与政治特征，还是从其出现的形式、过程和遭遇结果看，文革造反派与一九五七年受到打击的右派，几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造反派与右派具有共同的社会产生根源







对于一九五七年从动员知识分子帮助中共“开门整风”发展到反右运动及而后的文化大革命，至今存在着不同观点。根据《我眼中的文革》[4]的看法：当时的“大鸣大放就是毛亲自发动并企图利用它来制约干部的一场运动，后来因为运动迅速失控，毛才改变了初衷……。文革的最初的想法，来源于延安时期，当时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就象毛泽东提过一个周期理论，那就是，历史上，一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都是欣欣向荣，统治阶级开明，善于纳柬，严于律己，但后来却都因为贪污腐败而衰败下去，周而复始，共产党执政后应该怎么打破这个周期呢？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生。……反右之初，毛泽东提出的‘百家齐鸣，百花齐放’是真诚的，他希望党外人士能监督执政党，从而促使党内的反官僚主义。他的这个想法，在党内受到了很大阻力……。而到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知识分子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加上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矛头一转，开始反右，改造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次运动使毛泽东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转向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因此，“反右并不象现在宣传的那样，是阴谋，而是象毛泽东讲的那样，阳谋。反右和文革的起因，也是因为这个周期论。六四，六五年的时候，党内的官僚主义已经日趋严重，大家如果读过红墙内外这本书，就该知道，毛泽东当时有一个卫士，后来分到一个劳改农场去工作，在那里见识到了惊心动魄的腐败景象(当然今天来说算不了什么)，劳改队的头头把犯人当作奴隶，让他们伺候自己，如有任何的不同意见，他们就会打击报复，这位卫士把这些事后来全报告了毛泽东，可想而知对他的震动有多大。这不是毛泽东想要建立的中国，要打破这种已经形成的官僚和腐败，只有从下至上发动一场革命，而他本人当时已被架空，于是他利用他的个人威信，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







按照这位网络思想传播者的观点，毛泽东在五七年鼓励的鸣放和六六年发动的文革，期间显然贯穿着一条用扩大人民民主方法来防治执政党变质腐败的主线。当代政论家王山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见解。[5] 如果审视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发表的下列重要想法，上述观点即使不完全正确，却似乎包含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历史逻辑：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6]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7]







对反右和文革运动的另一类观点则强调，毛泽东说过，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这个“两家争鸣”论点，实质上就是连结“百家争鸣”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人们不应该把从整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一方面按照毛泽东的主张，“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般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再联系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说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判断鼓励“大鸣大放”是用“引蛇出洞”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蓄意进行打击。似乎也不过分。 [8]







按这种分析观点，毛泽东根据反右事件所引发的左倾思想，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修改中，强调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正是在这种“极左”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反右斗争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才在文革中进一步扩展到更广的范围。







上述两种观点可以得出的共通之处是：受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矛盾的内在规定和影响，在一九五七年参加“鸣放”的中国右派分子与一九六六年投入造反的人士中，显然都存在着对中共现存制度的某种不满或反抗心理；前者可解释为“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自然延伸，后者可理解为“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说造反派是以“左”的形式来反抗现实，那么右派也许是要从“右”的方面来“修正现实”。而促使他们反抗行为的共同因素，显然是同样的所谓“干群矛盾”；只要这种矛盾存在一天并获得合适的气候条件，就会有右派、造反派之类的社会不满分子，出来质疑、批评甚至挑战中共（主要是基层组织）的统治权威。上述两种观点的不同点，仅在于对这种不满和反抗心理的产生原因作出了不同解释：前者强调毛泽东把矛盾的症结归终于中共自身的腐败倾向，后者则强调毛泽东试图在中共敌对分子那里寻找矛盾根源。而不管是哪一种解释，跟把右派和造反派放在对立位置的流行做法相左，右派与造反派面对共同的社会矛盾产生共同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却是两种观点所揭示的共同事实。











二，造反派在文革初期的“右派”身份







右派和造反派的共同点，特出反映在许多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所具有的“右派”身份上。实际上，文革运动初期所开展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乃是全国各地文革造反派产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作者刘国凯的回忆：这一运动“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把敢于反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右派’，二是把大量无辜的知识分子、机关职员、工人群众打成‘右派’。”当时在全国各地派出的文革工作组，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干扰”运动，把敢于反对、攻击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刘少奇说：“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定了调子。刘邓们还认定：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遂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反击。“反干扰”运动于六月下旬展开，工作组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激进学生压下去，声称“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甚至还组织了游行示威和召开斗争大会。在近一个月的“反干扰”运动中，仅北京高校就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



作为基本上只是一种政治表演欲的爆发，激进学生的行动（亦有学生从右的方面攻击党）就其主流而言并不具备积极意义。如果说把北京激进学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是事出有由，甚至可以说是激进学生们咎由自取，那么随之在全国全面铺开的“在无辜群众中大抓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则完全是中共1957年反右运动的重演。……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党领导的手中，他们组织先进分子们去揭发批判本单位里由他们内定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内定的依据是所谓出身不好，有政治问题，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与本单位领导关系紧张之类。而揭发批判的内容则是他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言行举止。在此过程中，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等整人手法都广泛出现了。被揭发批判的人明白此次运动领导是要把自己拿去交任务，得知大难临头，可怜惶惶不可终日。其本人乃至家庭都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



当时的《广州日报》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按档案材料把一般报社工作人员分成左、中、右三等。中、右两部分人只作内部掌握，左派则公开指定，并让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着运动的发展，挨整群众愈来愈多。编辑部被划为斗争对象的有四十八人，占其总人数的一半。一般干部受大字报围攻者有七十几人，占其三分之一。这些人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新闻权威”、“反动文人”之类，其中许多人被戴高帽批斗。



《羊城晚报》社也有工作队进驻，大整报社工作人员。“假左派、真右派”和“三反分子”一类的帽子满天飞，其中黄伟经受迫害案可以说是一个整群众的典型事件。黄曾于五十年代末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与苏联友人通信，信中谈及国内经济困难和中苏分歧。这些信遭到中共警方截获，并对他暗中进行调查监视。文革开始后，黄立即被工作组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最佳人选进行揭发批判，并关押在报社牛栏内。中共广东大员把黄视为一个大猎物，力图把他定为敌我矛盾，彻底整死，以证明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业绩。“十六条”下达后仍继续迫害黄，直到六六年十一月黄才在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干预下，获得从牛栏释放回家。



在省市各机关单位中，大量的一般机关干部被围攻批判。据后来一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小报披露，各机关挨整的人数多达三分之一以上，约十分之一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省直机关中被打成“右派”者达千多人，而各级当权派则少有被触动。这样，造成了一种无辜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工厂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里，绝大多数领导都是趁此第二次反右的大好时机，卯足全力去整平时不听话的群众。有时为了凑数，出身黑类，有政历问题、犯过错误的人，当然都是在劫难逃的。



广州中等学校里的文革运动也很能说明中共大员们把火往无辜群众身上烧的恶劣行径。刘少奇曾作指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六月十一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这次会议预告中学老师的恶运将临。不久，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各校，矛头就是整教师，即刘少奇所说的“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的遭遇比机关、工厂里的群众更惨，因为他们面对敢于肆意妄为，不考虑后果的中学生。中学教师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比率比机关、工厂更高，所受的待遇也更恶劣。学生在批判斗争他们时，往往进行体罚和人身侮辱，这使在学生面前一向师道尊严的他们犹难忍受，这也造成中学教师在文革初期的自杀率最高。[9]







如果说，刘国凯所披露材料反映了全国各地的“二次反右”运动概况，箫羽在《我眼中的文革》一文中，则披露了上述运动怎样促使这些打击对象成为造反派的动机和心情：







“前不久，我父母来探亲，谈起文革，说了我很多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事情。起因是我老爸在当地图书馆看到一本讲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书，是香港人写的，看的津津有味，而后说此书太丑化工人造反派。并回忆起他在文革之初在大学的造反经历。我极为惊讶，原来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造反派，我爸说各地情况不同，上海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所以较宽松。据我爸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都是很兴奋的，尤其是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平时被团干部压制的太多，所以大多都参加了造反派，当然这批人也很快就靠边站了，不过我爸回忆说，当时他还在各处写写文章，并没有挨斗，因为他不是运动的目标，而且说当时学校工宣队的工人们人都非常好，加上我爸后来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他自始至终对工人很有感情。”[10]







文革造反派与前右派之间的政治血缘联系，更反映在有相当数量的右派、“摘帽右派”或“内定右派”分子，直接参加了造反派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遇罗克兄弟遇罗文所作的文革历史回忆，首都中学造反红卫兵报纸“《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11]







在湖北著名造反派组织“北斗星学会”成立之际，在“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１９５７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而从《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更是清楚地表现出了学会成员对这场文革运动进行独立思考的渴望与实践。[12]







在幼河所著《士可杀，不可辱》一文中，作者对右派与文革造反派之间的紧密关系，作了如下翔实描述：







爸爸和三舅都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我从农场回家探亲。妈妈讲述了几个月前去北京地质学院领取三舅遗物的事。她是忽然接到地质学院的通知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三舅的骨灰当然是不会有了。他剩下几百本科技书，一台打字机和一条他搞地质 勘探时留下的鸭绒被套。他还有一个几百块钱的存折。这些都交给了我母亲。三舅 是怎么死的？说是自杀。……三舅在“文革”之初是积极参加“运动”的。他和很多“右派”们在一起要为五七年反“右”平反！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诉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冤屈。三舅是积极参加翻案活动的，他们似乎还有着自己的组织……”。[13]







而在本人家乡的文革运动中，右派分子或“内定右派”参与造反派活动的情形，也比比皆是。本人老家邻居一个被称之“尤同志”的前房客，在他搬走之前常向我们这些小孩吹嘘他随军南下当小兵的革命经历。直到支左部队在“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期间，有人看到他挂着牌子在示众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妄图翻天的老右派。本人最早工作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时期，组织上就兜出了一名造反派清查对象是五七年“内定右派”的底细。这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打击迫害右派”的流行说法和各类文艺作品故事，存在着明显的抵触矛盾之处。







三，文革造反派遭遇了比右派更深的迫害和灾难







对于文革初期造反派受迫害的原因，一篇署名“胡思之”的网络文章这样说道：“只要稍有些岁数的人都知道，文革之前，莫说对中央领导评头品足，即使对单位支部书记说些不满的话，也有坐牢的可能。有许多反党分子其实所反的只是单位中的头头，对共产党政府的领导根本就不敢反，但却被扣以反党分子帽子。” [14]







上述情况显然同反右运动时的情况毫无两致。对于造反派文革初期的处境，著名《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写过这样一段控诉文字：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渡过了四十七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



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有持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象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15]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受迫害的主要原因，跟他们的“出身不好”有密切关系。而就在“第二次反右运动”开展的同时，另一场以“黑六类”[16]( 不少造反派都属于这类家庭 )为斗争目标的“红色恐怖运动”，由北京市中学“血统论红卫兵”组织带头，在全国卷起了狂潮。刘国凯对此作出了如下描述：







红卫兵狂潮的第一波行动是“破四旧”。在林彪“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直接号召下，只短短一个星期左右，“破四旧”就在迅速演变为残暴的虐杀人身的“红色恐怖运动”。“血统论”以“鬼见愁”对联为前锋急速膨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北航附中，几天之内风靡北京全城。以革干革军子弟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自视出身高贵，理应叱咤世界，他们不满足于对物的毁损，而把自己残暴行动的目标，对准了所谓的“黑六类”分子。“红色恐怖”的主要内容是抄家、关押、游街、殴打。这类暴行令人发指的后果是。在“红色恐怖运动”中仅北京就有１，７００人被打死，当有许多倍于此的人被打伤。



广州的“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也于八月下旬展开。若以北京作参照物，广州“红色恐怖运动”的严酷性轻得多，但若以正常社会生态对照，“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也是惨绝人寰的。他们在学校里殴打老师和出身黑六类的同学。在社会上到街道居民组里按派出所提供的资料，抄“黑六类”的家，并肆意殴打，再把他们押送原籍，打人最凶的学校也就是高干、军干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如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二十一中地处市区北部边缘。学校操场后面便是山丘、乡村。该校“血统论红卫兵”从附近村庄里抓了地富分子回校关起来轮番殴打，并不给食物和饮水。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地主很快被打死，另一名中年体壮的富农熬了几天也终于带着遍体伤痕赴往黄泉之路。“血统论红卫兵”把打死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当被打死的地富的子女象幽灵一样一声不响满脸惊惶地来搬走尸体时，“血统论红卫兵”们还在附近骂骂咧咧：“他妈的！”“把这些黑六类都打死才好！”[17]







尽管我们缺乏具体统计数字，来证实上述这类暴行在多大程度上促使许多“出身不好”者参加了造反派的队伍──换句话说，有多少造反派的家庭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迫害。但是我们可以从“清华四一四思潮”人士对造反派总体情况的分析评介，找到可以追寻的线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始终有这样一个现象为人们所不理解：为什么……造反派里有不少人出身不好？每个人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都拼命找各种解释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人们发现没有一种站得住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能说明这一点。而所谓那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就最力的蒯氏理论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于是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四一四们的结论是，他们（即造反派）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 [18]







上述结论，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文革初期相当部分造反派的“不良”家庭成分及其政治影响。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情况而言，造反派在经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夺权”的短暂欢欣胜利之后，随即在所谓的 “二月逆流”之中，受到了“支左”部队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这与他们因“不良”出身成员太多而得不到解放军的信任，显然有很大关系。以本人家乡江苏省无锡市为例，全市最大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被打成反动组织，该组织以及“毛泽东主义”造反红卫兵内部，大批“出身不好”或有右派分子、“四清下台干部”等历史污点的“坏头头”，或被关进监狱，或在本单位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据有关文章披露，在同一时期，仅四川一省便逮捕了数万名造反派成员。[19] 在全国各地，驻军开枪射杀造反派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经过一九六七年五、六月份新一轮对造反派的“平反浪潮”，经过七、八月份的重整旗鼓和大武斗，到九、十月份全国多数地区的造反派又开始走下坡路。而从一九六八年春季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及而后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更使全国大多数地区的造反派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仅江苏省以“反许乱军”[20]为罪名被清查的“五一六分子”就高达三十万人。依此类推估算，当时由南京军区管辖的苏、浙、皖广大地区，其受害总人数应该远远超过了全国反右运动的受害人总数。







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不过是在风云瞬间变幻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被“怀疑一切”的狂潮鼓动起来的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而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炮轰周恩来”，认为周恩来为代表旧政府机构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总后台。所以他们要打倒这“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21]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22] 这一方面是因为周确实竭力保护他这些老部下；另一方面，周又在全国镇压了不少造反派（如湖南“湘江风雷 ”），引起部分省市造反派的强烈反弹。[23] 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并阻止了“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从１９６７年八月至九月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点名“五一六”为“反革命组织”，宣布“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24]



但在六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五一六”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大声呼叫要彻底清查五一六。至此，所谓“五一六分子”已延伸成为一切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政权的人民群众。１９７１年２月， “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中共中央２月８日决定，３月２７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联合专案组”，在全国大整人民群众。[25] 这一运动按中共中央“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逼供信做法，诸如“坦白运动 ”、“一般号召”、“个别突破”……把敢于“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尤其是首都地区的造反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全部整成了“五一六分子”。据十分保守的估计，这一运动都迫害了几十万群众，使数万无辜的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致死致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26]







通过以上情况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中出现的庞大造反派群体，不过是五七年右派群体及其悲惨命运在文革历史条件下的重现和廓大。虽然在文革后期，造反派队伍中出现过极少数从极左或极右立场上质疑、挑战中共统治地位的异端思潮，但是就总体而言，造反派基本上是在中共当时既定政治路线的规范和指引之下，按照自己的利益倾向和思想判断，积极投入参加了文革运动。如果说他们的政治活动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这个责任显然应该主要由当时的文革发动者和路线制定者来承担。这也是中共处理历次路线错误时所采取的传统正确立场。然而，在中共正式否定了文革及其阶级斗争扩大化路线之后，或许是受五七年和文革初期“反右”历史惯性和传统阶级斗争概念的影响，或许是为了满足某种短暂的政治需要，在文革中跟随党的正统路线最紧、受到政治打击最重的造反派，却受到了又一次政治上的打击和否定。这种政治意义含混不清的做法，第一个重大不利后果，就是妨碍了人们对文革灾难的客观审视和真正吸取有益的教训。







长期以来，主张深刻反思总结文革教训的呼声不绝于耳。要求文革参与者进行良心忏悔的呼吁，更是声浪迭起，咄咄逼人。被众多回忆传记和各类文艺作品涂黑的造反派，更成了要为无数文革暴行承担罪责的当然对象和众矢之的。而除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时全国性斗批活动和同年夏天全国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之外，在我们以上所提到的三大文革迫害狂潮中，几乎没有哪一笔暴行，应该有造反派来承担罪责。有人在谈到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时这样回忆：







据我所知，文革中发生的大规模迫害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暴行主要发生在此期（后期虽有“清队”，“一打三反”等残民运动，但规模远逊此期）。因此， 有必要对后人讲清谁是红色恐怖的罪魁祸首。遗憾的是，这一点对局外人来说远不是清楚的。尤其自张戎《鸿》一书问世并获得空前成功后，国外读者似乎已将文革中的一切罪行都与毛，四人帮和“红卫兵＝造反派”牢牢联结起来，既不知道红卫兵组织的五花八门，更不知XX除了被迫害外，还在运动初期扮演过何等角色。其实，凡过来人应该都清楚，造反派如今虽成了文革的替罪羊，与文革中迫害民众的罪行多数其实是扯不上关系的，与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的实施更无缘分。如上所述，那场暴行的发动者与实施者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以区别于后来的亦自称“红卫兵”的造反派或保守派）。 [27]







而据本人所知情况和前文提到的事实来看，“二月逆流”时期造反派被大批逮捕入狱甚至被枪杀的遭遇，在六八年“清队”及而后“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运动中，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群众所遭受的暴行和迫害，也许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加以形容。文革时期受迫害致死致伤人数的高峰，基本发生在这几个时期。而在文革初期犯下种种暴行的“血统论红卫兵”为了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似是而非地指出：文革时期大量死伤人数发生在造反派大打内战的六七年夏“大武斗”时期。为了澄清历史真相，在此有必要对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作出确切的定义。







截止一九六七年一月份，按照文革初期是否受单位领导和文革工作组压制打击或支持扶助，辨别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很容易。在二月份解放军加入地方文革以后，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分，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于部分造反派成员在文革初期、反右、“四清”甚至更早时期所受到的压制、歧视和打击，在“一月夺权”时对原保守派骨干成员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报复泄愤行为。虽然无论就本人亲历所观察到的情况看，还是从不少文革作品所描绘的总体情况来看( 绝少读到在“一月夺权”时期有杀人之类的暴行 )，造反派的报复行为基本上是让“铁杆老保们”享受“低头、弯腰、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等他们在数月前曾经享受过的“待遇”。但是这种狭隘报复泄愤行为，在被批斗党团骨干分子心中所激起的心理反抗和仇视情绪，却非常之强烈！这大概要归结于多年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既得政治经济利益的短暂失落，以及由政治地位突然转换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原来受自己支配、监督和蔑视的“二等公民”，居然爬到头上来拉尿拉屎，这些前保守组织骨干似乎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右派复辟翻天、什么是阶级敌人重新上台的滋味！







在驻军一加入地方文革之后，大部分地区(上海、山西、黑龙江、山东等已经受到中央肯定的少数造反派夺权地区也许除外)军管会的门口，就天天拥塞着这些由中共“基本群众”所组成的诉苦控告人众。而那些受冲击保守派驻军家属的抱怨诉苦，对军队决心镇压“翻天右派”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或许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碍于毛泽东“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明确指示，大部分支左部队在对各地造反派实施镇压之时，都成功地分化、瓦解和争取到了一部分“老造反”组织，并且以他们为旗帜和骨干，集合已经被取缔打散的原保守派组织成员，迅速建立起以取代原有造反派组织为主要目的的新保守派队伍。







由于这一缘故，在六七年二月份之后，在名义上全国几乎不再存在一个正式打着保守派旗号的群众组织。所有的组织，都自称为造反派。所有的恶事坏事，都顶着造反派的名义干。这大概就是文革造反派之所以变得臭名昭著的根本原因。而实际上据本人所知，那时候全国大部分在文革初期自发成立起来的老造反派组织，例如类似无锡市红总那样属于整个江苏地区的“踢派”，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南的“湘江风雷”，新疆“红二司”，青海“八一八”，武汉“三钢”……，无不遭到“支左”部队“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







从表面情况看，靠把原来“老造反派”踩到脚底下而崛起的新“造反派”，虽然在组织上与原来的地方“走资派”彻底划清了界线，“打倒刘、邓、陶”的革命口号，比任何人都喊得响亮；但是一个极其关键性的区别是：他们仍从骨子里，把四、五月份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压力之下得到平反的老造反派，视作终有一天要进行“秋后算帐”的翻天右派。根据这种对造反派所抱的势不两立的敌视态度，实际上应把他们称为新保守派更为合适。新保守派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敌情观念，经过文革初期半年多真枪实刀的磨砺，愈加不可改变和动摇。而部分“重振军威”的老造反派对军管当局的敌视、示威、和冲击“炮打”，更坚定了他们“狗改不了吃屎”和要与阶级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有少数地区支左部队确实支持了造反派，但大多数支左当局站到了新保守派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怂恿他们的立场和想法。







为便于认清文革新老保守派的性质，在此不妨援引一下当年湖北激进造反组织的“北”、“决”、“杨”所作的有关分析：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出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再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盗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１９５９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毫无切肤之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28]







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在“二月逆流”之后与保守派合流并充当“左派”旗帜的少数老造反派们，对上述保守派的性质就没有一点认识。问题是，他们不仅已经与支左当局和保守派在政治利益上完全捆在一起，而且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代表当时新保守派思想立场的“清华四一四思潮”的影响。而这一思潮的基本特征，也许可以用“河归旧道十七年”七个字来加以概括。作为全国各地打着造反派旗号而实质上抱有新保守派观点立场的“四一四思潮”，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条：







一是“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强调“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29]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四一四派”中不少人甚至认为：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30]



二是“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31] 从“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出发，造十七年反的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的造反派，自然成了反动阶级的代言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32] 因此“四一四思潮”反对对十七年的政治秩序“搞‘大翻个儿’”、反对“……搅乱阶级阵线”去“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33]



三是“文化大革命必须修整、巩固、妥协论”。“清华四一四派”头头周泉缨曾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到１９６７年应当“收”了。他拐弯抹角地批评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人跑长了要昏倒，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的局面，因而必须“修整、巩固、妥协，”以防止“一个朝代垮台”，而使“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34]







从“四一四思潮”所表达的上述三大理论中，人们既可以看到十七年阶级路线的“血统论”分析法，又可以看到中共官僚阶层惯用的反右斗争政治思维习惯。“四一四思潮”凭借响当当的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派招牌，却对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从整体上，加以根本性的否定；而对十七年干部政策、阶级路线以及整个政治秩序，却显露出不加掩饰的留恋和要求重新恢复的渴望。这样一种明确的反文革立场，清楚地反映出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以后，“河南造总”、黑龙江“山上派”、湖北“三新”、湖南“学司”、四川“红成”和“八一五”以及北京“四四派”等一小批组织，虽然仍然打着“老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已经成了完全皈依保守派政治思想立场的新保守派。







文革造反派显然十分明白新保守派在“造反派”旗号下彻底扫荡造反派的真实意图和最终目标，特别是在看到支左部队用“明抢暗送”方式为新保守派提供现代化武斗装备时，他们更清楚地知道：维护自己政治生命和人身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接过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坚决对抗到底。但是，经过粉碎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短暂政治胜利之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灭顶之灾。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一反第十二期那个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著名社论精神，发表了以揭露粉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主调的社论[35]，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虽然反对“四一四思潮”否定文革以及矛头指向他的那部分观点，然而为了巩固政权并且把造反红卫兵全部赶下历史舞台，毛泽东已和党内官僚阶层代表周恩来联手准备进行一系列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从组织上，他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和党团积极分子──旧官僚阶层和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从思想上，他开始按“四一四思潮”所主张的那样，反对“阶级关系变动论”，“特权阶层论”和“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论”等激进的造反派思潮；并且开展了比反右运动更为严酷、更为广泛和更为彻底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指那些带有“右派翻天”嫌疑和得罪了各地军政要员的造反派骨干分子。







（二）







本文重新梳理文革期间造反派和新老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关系，并非意在对两派作出价值评判。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作审视，两派的存在、动机和所作所为，都自有其客观政治原因和现实依据。光说文革是灾难没有多大意义，关键要搞清这个灾难是怎么发生的，有哪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以什么方式相互作用，把国家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只有把这些问题彻彻底底搞清楚了，防治文革灾难重演的想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现在有几种流行的说法，一是在“一月夺权”之后陷入分裂的造反派，只知道争权夺利打派仗，使文革完全失去了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初始动机和革命性质。二是持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激斗时，并不明白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是什么。他们都是盲目地为着纯洁政权和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而作战，与民众自身的利益毫无关系。[36] 三是文革是毫无目的和意义的残酷；一场几亿人自觉投入的历史大事件，就是一个劣质民族兽心发作的大汇总。







根据文革造反派和新保守派之间的实际斗争历史和矛盾焦点来看，上述三点显然都站不住脚。衡量一个组织的政治倾向和性质，当然不能按照其初始面貌而必须以其现行立场为依据。早期冲击“资反路线”的造反历史并不能证明：当时以“四一四思潮”为代表全面转向保守派政治路线的全国各地少数“老造反”组织，仍然具有造反派的性质。而那些先后受到“第二次反右”和“二月镇反”严厉打击的真正造反派组织，为避免被再次“政治清算”的命运，在与由军方支持的新保守派进行（后来演化为“大武斗”）的政治对抗中，能否取得优势地位，可以说跟他们而后的政治命运生死攸关。而他们在这场对抗中最终失败并受到的毁灭性打击，再雄辩不过地证明：他们所作的政治对抗，绝对不是无意义地展览“一个劣质民族的兽心”，而是与其自身的政治安全和利益，性命悠关！







目前有一种新的看法，即文革对精英阶层过于残酷的镇压，客观上催化鼓励了腐败；为右翼思潮的泛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道德依据；使大批“红眼病”、大骂“民粹主义”之类的政治言语，得以畅通无阻；并使鼓吹仇视和压榨平民百姓的反动倒退论调，变成了反“民粹主义”的“进步思想”。这种看法无疑真切地反映了现实情况，但如果把精英阶层在改革开放中的胡作非为和信口雌黄，看作是他们对所受迫害作出的反弹，那么，千千万万在文革中实际上遭受更多灾难和迫害的社会底层造反民众，他们是否也应该作出他们的反弹？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目前思想界回顾总结文革教训的过程中，却绝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差，关键就在于人们看不到在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年右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基因和政治上的某种前后承袭关系。人们在构筑对待文革造反派的否定性看法上，存在着一面肯定五七年老右派的正面地位，一面却仍然沿袭中共反右斗争的思路和眼光，对文革时期的新右派持完全否定的矛盾立场。这种矛盾立场对改革开放事业所造成的不利后果，至少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削弱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和参政意识，助长了官僚特权和腐败风气。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规模腐败，除了现在流行的各种原因分析和理论解释之外，人们是否应该从如何全面客观分析评介文革的角度，寻找相关的政治原因呢？在此，我们不妨读一下在互联网和有关刊物上摘引到的几个观点：







现在看到报纸等媒体上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案，我的心已不再诧异和惊讶，毕竟，连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都能那么腐败，当什么省长市长的贪污腐败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去年广东湛江发生的涉及到政府，海关，公安的特大走私案，浙江有十七个反贪局长落了马等等。如果现在还有人说什么只有少数人是贪污腐败的话，除了两三岁的小孩可能相信，恐怕大多数人只当是笑话罢了。



现在看到那些坐着高级进口轿车高高在上的官儿们，那些开着警车横冲直撞的人，我从内心里真的没有办法感到一点点尊敬，说实话，谁能保准他们哪天不露了馅呢。只是每每想到象我这样普通的老百姓的福祉还指望那写道貌岸然的贪官们，还指望他们为人民服务，那真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啊！



不过得说句公道话，贪官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贪官，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谁不会变得越来越贪，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变贪！国法，党章不都写得很漂亮吗？不是有反贪局吗？不是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吗？不是有报纸电视等的舆论监督吗？作为党员的官员不是应该很大公无私很高尚的吗？照说这贪污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应该是没有或极少的啊！可是为什么......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是不是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得不够呢？ 显然不是， 我们中国可能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最多的了。那这究竟是拿哪里出了错呢？？？



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深刻地思考本质的问题，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积极地反对腐败。结果，全中国人民，全社会都深受其害。事实证明，任何时候，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什么事是办得的！！！[37]







广大人民群众为何没有被动员起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地反对腐败呢？有人是这样看的：“在我看来，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反官僚主义和反腐败的运动。现在大家都忙着否定文革，有人说要开文革纪念馆。可我觉得，最重要的却应该是总结文革的教训，讨论为什么文革会失败？文革不能说是一场浩劫，有人的利益被侵害，但也有得势者，而且得势的是从来就最没资格谈政治的农民和工人。看看现在谁又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呢？



现在政治是政治家的事，经济是经济学家的事，赚钱是商人的事，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又在哪里？[38]







不计代价与后果地追逐经济增长，只能使原有种种危机越发严重。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于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以及全社会的腐烂和人的非人化趋向难以容忍，数以千万计的人生存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产生了对文革的怀旧情绪和寻求改变现状的途径，是很自然的。



这时，我们在知识界见到的情况又和八十年代有所不同了。少数文学界“精英”把人



们因不满现状而对文革中某些东西有所怀恋的情绪称之为“文革情结”、“文革思路”、“文革语境”等，加以否定；一方面和中共站到一起“彻底否定文革”，同时极力维护现状，说中国现实状况是“非战争状态下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见《读书》１９９５年７－９月号王蒙等三人对话录）。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对于一切对现状（包括对他们的错误）持批判态度的人，则称之为“红卫兵”。看一看这些人的背景，再想一想国内外另一些“精英”的作为（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全盘肯定甚至提供理论依据，号召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使命感和责任感，声称中国实现民主的条件远未成熟，等等，为这个政权充当谋士、辩护人和说客），就不难发现，一个为中共统治集团保驾护航的知识分子既得利益集团业已形成。



文革本来就不是一个纯历史题目，它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都活生生地在今日中国的现实中运作着。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共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清查“三种人”、邓小平提出（实际上是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和后来从新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时起，中共领导便庇护文革中的罪人，打击文革中新生的健康力量；坚持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错误的东西，用来打击、扼杀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健康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东西──人们的独立精神、批判态度和投身社会变革过程的热望。[39]







我认为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组，在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群众中抓大大小小的蒯大富式的反革命，这种错误是共产党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所犯的某种错误的继续。这个问题的是非虽大，应该辩论清楚。但这不只是王光美和刘少奇的问题，应该说是中央的问题，甚至包括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份的问题。[40]







尽管上述摘引观点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但是从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中国腐败问题的蔓延，确实跟我们对文革造反派和毛泽东“造反有理”精神的全盘否定不无有关，也与中共第一、第二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后期）沿用反右斗争的传统做法，不断清洗打击民主参与意识较强的造反派知识分子和民众密切相关。







二、放弃对“大民主”的有益尝试和改进完善，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国际敌对势力有可乘之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和与官僚阶层妥协的需要，默许甚至纵容了对造反派的大规模打击迫害，文革运动毕竟创造性地突破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传统与常规。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文革给群众以“四大”[41]的形式，去揭发、批判和斗争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上至中央副主席，下至一个车间支部书记一切党组织领导的权利；而在文革以前，哪怕向一个党员提一丁点儿意见，都可能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反党行为”。文革时中央不再通过中共严密的官僚机器层层下达指示精神，而是通过“两报一刊”等新闻媒介，把方针政策平等地直接交给每一个读者。当各级官员们对重要政治信息资源的垄断一经被打破，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便与中国数千年上智下愚、唯官是从的传统，进行了最为彻底和最具革命性的决裂。他们不仅不再在官僚面前感到自卑，甚至还敢于从制度上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而这正是这种“革命造反精神” ，构成了实行民主改革的必要精神前提。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是文革造就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对于文革所包含的这种正面意义，怎么肯定都不为过。如果没有在广大民众中，完成这种辛亥革命和一九四九年建国都没有完成的思想革命，而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将会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把吸收这类文革正面因素看作与改革开放对立的观点，毫无道理。







与曾经流行一时的“权力斗争说”相抵触，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毛泽东一经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之后，随即把确保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权利，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和文革最为重要的成果，列入了一九七五年的宪法。宪法不仅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还在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规定。文革造反派以付出千千万万人鲜血和生命的巨大代价，终于使人民得到了的这种不受任何经济条件限制（只要买得起笔、纸和浆糊）的言论自由以及对当权者滥用职权、营私腐败进行批判斗争的自由和权利。如果说，在文革这样空前的民族灾难中，确实包含了某些正面的因素，除了上述民众民主精神和独立思考意识的苏醒，这些宪法规定就是另一个象征。







就如任何一种新生的民主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某种缺陷一样，“四大”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考虑到即使非常成熟的西方普选制度，也会给希特勒上台提供条件，“四大”可以被野心家、阴谋家所操纵利用的事实，不应该构成废弃这一制度的理由。不是从改进、完善这一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民主制度的立场出发，而是“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轻率做法，随着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越演越烈和不可遏制之势，其负面影响正在越来越清楚地不断暴露和显示出来。







请试想：如果曾经在改革初期把大贪污犯王守信揭露于世的“四大”武器，作为一种制约腐败的群众性民主监督制度，仍然正常运作并发挥其令人生畏的威慑功能，如果毛泽东所提倡的“造反有理”精神，仍然以普遍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在社会各个方面对腐败分子经常性、微调性地发挥遏制作用，并由此对权力构成某种社会性、机制性的“生态平衡”，引发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的种种社会弊端，也许根本就无法形成；至少不可能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使至最后汇集到一起，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震荡效应。西方敌对势力挑唆煽动青年学生闹事的那套伎俩，有关惟有实行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制衡“权力腐败”的欺骗宣传，就不可能获得广泛的思想市场。把那场政治风波归结于文革余毒没有肃清的说法，实在是颠倒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







三、片面强调“法制轨道”，使司法腐败成为制约中国法治建设的巨大障碍。







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似乎是划分民主和专制的一条重要分界线。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以法治国看作是实行民主的保障性条件，而看不到法制的有效运作，同样依靠民主来加以保证。在这方面，某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认识到：没有自由的舆论监督，“法制”绝对不会自动转变为“法治”。[42] 中国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法律法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否定了以“自由的舆论监督”为重要内容的“四大民主”，使各级行政和执法人员普遍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从而导致了以“徇私枉法”、“有法不依”为特征的严重司法腐败。而根据有关人士的研究分析，目前社会上的贪污犯罪之所以愈演愈烈，司法腐败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1999年10月15日北京《晨报》报导，1999年1至8月办案三大特征之一是重点案件增加，共查办党政机关、司法 执法机关、国有企业、金融、粮食等系统的案件229件，同比上升32％。“北京是首都， 是政治法律的中心，尚且如此，其它各地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贪污腐败、犯罪率不断上升，是全国人民最痛心最痛恨的大问题，也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司法腐败则是其重要因素。……《经济日报》1999年10月5日刊登陈汉华的文章指出，据统计某市1997年判处经济犯 罪分子104人，其中缓刑65人；有个基层法院判处21人，缓刑19人；1998年判处97人， 其中缓刑63人；有个基层法院判处六人，全部为缓刑。判处缓刑的经济犯罪案件95％ 是万元以上的大案。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轻判，如何能遏制严重的犯罪？这里面是否有“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不得而知。”[43]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司法腐败称为秉公执法的巨大障碍，单纯通过法制轨道来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性就大为降低。还有人认为，加上“法不责众”的因素，更增添了法治的难度：“近年中国大陆官场的腐败日益严重，民怨加深，北京当局制裁了一 批贪官，但有问题的官员数不胜数，若都诉诸法律，无疑将打击一大片，于是江泽民创造了“三讲”这种方式，发动群众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 。”[44] 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把“三讲”运动作为反腐肃贪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可以看作是最高层终于认识到：再好的法律法规，也必须靠人（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来贯彻实施。这比片面强调法制显然是一个思想进步。但是光凭提高人自身的觉悟，而忽视外部的民主监督和制约，就很容易向陈旧的“吏治”（即“人治”）轨道复归。因此，能否在“三讲”中真正做到大力发动群众，对各级官员进行严格的民主评议，并使之成为一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民主监督制度，对于中共跳出片面强调法治



的偏差，按历史扬弃方式借鉴和发扬文革中群众性民主监督的正面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







有位网络作者指出: 是依靠“吏治”还是“治吏”，这是自明、清以来中国封建历史政治的核心，与当时社会政治体系的兴衰存亡直接相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献，进京后多次以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而后又针对党内官僚主义形成官僚帮派的迹象，提出“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概念，这既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现象的经验总结，也是出于对大历史结构框架下队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政治思考，更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政治思考。



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鉴于中共必须超越历史怪圈的使命，通过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民民主政治运作机制，坚决地选择了以“治吏”取代“吏治”的民主道路。毛泽东告诫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别无它法，只有依靠人民民主。一条贯穿中国古、今历史的定律就是：官僚政治专权，必是官吏贪腐作恶的条件。这更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文化水乳交融，儒家文化在显文化层面溶入政治后的御用本质，是文人政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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