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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多余的话》是瞿秋白

吴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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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瞿秋白《多余的话》是瞿秋白 (204 reads) 时间: 2002-7-09 周二, 上午8:4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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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瞿秋白在福建被俘后，他可以走顾顺章的道路，归顺求生。国民党政府专门派

王杰夫、陈建中来劝服他，但是瞿秋白没有接受。如果他接受，大概要有两个条件

，提供共产党秘密，或发表反共宣言。由瞿秋白的死，《多余的话》，及现有的材

料看，二者瞿秋白都没有做。这与其说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如说是他人格的

自尊。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前者是出卖，后者是不一。在一个曾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教育的君子，此辱难能接受。况且共产党之名在当时还有理想的光彩，并不像今

天。瞿秋白最后的人格选择，实际是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即人格的自尊高于生死；

性情的真实高于外在声名；诚以待人、诚以待事、诚以待史。他对共产党有很多的

怨愤，但他至死没有恶言。不在于共产党如何，而在是他选择了它。这和中国传统

“一”的意识一致。君子绝交无恶言。他说：“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

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该欺骗的。”“我不怕人家责

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习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

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原因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

候，写点最坦白的话。”（《多余的话》）“诚”与“实”最终高过了他的主义。

　　在《多余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三重状态：思想的、政治的、人格的

。他说：“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这表示瞿秋白死前

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话却说得很勉强。不放弃并不是相信。他不放弃

，因为：“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而且

“我除了根据我那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如果说

瞿秋白早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有着年轻人积极进取的浪漫；中途是“形格势禁

”，勉为其难；最后则是颓废了。瞿秋白并非是思想者，也从未弄清楚马列主义。

他的思想软弱、糊涂，顺着性情。他的不放弃，与其说是思想、主义的，不如说是

人格和性情的。他需要保持自己的一致，维护他的自尊。至于其“主义”本身，却

“不必枉然费力去思考了”，他宁愿保存一个其正确的幻想。由这点说，他也还是

浪漫的。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对自己政治生活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此政治的一个背叛

，这也就是瞿秋白最终所要说的话——“最坦白的话”。共产党之几十年对《多余

的话》拒绝公开，其因由也正在此。“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

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

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

，你们更应该祝贺我！”“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这些，似乎多余

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

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就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

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是叛徒的一种……。”这些话是很有怨愤的。他

是以他的方式，做了最终的反抗。这是弱者的彻底、绝望、自杀性的反抗。他以死

为代价，以对自己的否定、批判为方式，而否定他的全部政治生活，颠覆此政治对

他的强制，对他真实的制约，也颠覆他长久对之的恐惧、虚假、压抑和忍耐。他以

结束生命来推翻这场游戏。好了吧，行了吧，见到了吧……？弱者以毁灭自己，来

“报复”强势的对方。因此，他感到解脱的轻松和“痛快”。瞿秋白最终所要求的

是自身人格的尊严和真实。如果他“慷慨而死”，此是不真；如果他求生归顺，此

是不一不仁。因此，他选择了死亡，以之为《多余的话》的代价。

　　瞿秋白投身政治，以求解决他存在的困境和出路，而政治正是高度集中的现实

冲突和角逐。他本是把政治作为解救、依靠、出路和幻想寄托的，但是他恰进入了

残酷杀戮的中心。在此旋涡中，这个文弱、浪漫的书生只能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要

顺从又要代人受过，他强迫自己以假面度日。瞿秋白的可贵是他最终做了的反抗，

他没有“装腔做事慷慨激昂”，“欺骗历史”。他诚实地告诉人们、历史，他不是

“无产阶级战士”——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而只是一个“雾里看花”“枉费一

生”的无用“文人”。正是由于他的诚实，由于他最后的政治反抗和叛逆，他解脱

了政治的制约，而恢复了自己。

　　《多余的话》使瞿秋白由一个被迫的革命领袖，回到自己——一个人情、温和

、敏感、悲哀、诚实、文质彬彬的中国传统文人。《多余的话》不是严谨的理性思

考，瞿秋白也不是经由理性思考而做出其生命最后的选择，他更多的倒是出于他的

性情——忠实于自己、他人、历史——而有了他选择、写了这篇文字。瞿秋白最终

是以他的性情和人格打败了政治和主义。而这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由此

，也可以说瞿秋白最终是由共产党归附了中国传统文明，他最后是以这一姿态结束

生命的。他在狱中饮酒、赋诗、画画、交结各种朋友——无论敌友，“他前后刻送

了四百多个图章”（司马璐《瞿秋白传》）。他坦然承付他对历史、国家、共产党

、国民党的责任。临刑时瞿秋白“盘膝而坐”“神色无异”。他最后的诗：“廿载

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做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

风，黄昏已迎夕阳红。”“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他清楚自己的一生。悲哀自是悲哀，但瞿秋白最后的生命、精

神、文字、心灵，乃至他的死都是诚善、优美的。

　　虽然瞿秋白从容就死，但是他对生还是怀有莫大的留恋。“这个世界对我仍然

是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

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

美丽的世界！”“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世界第一”。（《多余的话》）在《

多余的话》中，他有退出政治，以求余生的暗示。“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

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不用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

。”但是他并没有对之抱有希望，“但是，趁早结束了吧。”可惜，政治、历史、

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瞿秋白最后退出了共产党之政治，恢复了他自己——中国

传统的读书人，但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枪决了他。我们为他遗憾。

　　　　　　　　　　　　　　　　　　五

　　《多余的话》是性情之文字，不是理性思考之文字，因此有欠缺。瞿秋白只是

脱离了政治，陈诉了他的政治经历，颠覆了政治对他的压迫和控制，但是并没有对

之深入反省和思考——没有反省思考他所“卷入”的中国政治、革命、社会、文化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他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绝无理由苛求瞿秋白，但

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问题需要继之思考。比如，瞿秋白讲“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

‘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书生

，连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同前）这是真话。但是，他怎么主持“八

七”会议，签署了“八七”决议呢？“八七”后，中国所发生的连续暴动，其给中

国社会和民生带来什么灾难和后果呢？瞿秋白想必对之也是“雾里看花”。“雾里

看花”当然容易，但数以万计、数十万计的生命、鲜血却是实在的。由此知识分子

以“雾里看花”的态度参加政治、革命、社会运动，实比军阀更有害。自然，我们

可以说“八七”是俄共对瞿秋白的操纵利用，但瞿秋白本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

该有什么教训？起码有四点促使瞿秋白参与了暴动杀戮，需要对之承付个人责任：

１、空洞的理想主义，２、政治的浪漫化，３、个人的权力，４、以社会转化个人

情结。

　　共产主义运动并非起于罪恶，相反其恰发生于人的美好理想。但当人们将此理

想以暴力强制的方式赋之现实的时候，就发生了可怕的灾难。人、社会、国家、生

存，是有欠缺的，不可能完美。人的存在即欠缺的存在，欠缺是人类社会的前提。

共产主义理想起于资本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危机，作为人身于其中的艰难痛苦，而发

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自然的，可理解的。但是此理想，是人于欠缺生存中所发生的

精神期愿和幻想，它并不能成为生活的根据，更不能成为现实，因为它违背人之本

性和人的可能。由于现实的欠缺，而以暴力颠覆强制社会，实现精神的虚幻，其结

果是毁灭性的破坏，理想转而成为大规模残害杀戮的正义理由。而为了正义的杀戮

是最残忍的没有节制的屠杀。这是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给予我们的教育。因为“马

克思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因为“要达到

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无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

”（同前），因此他就可以签署“八七”决议，推动中国各地的武装暴动，杀戮数

万人或数十万人。最后瞿秋白虽然退出了政治，但是对此他却没有思考，也即意味

这是对的，我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人类需要理想，理想

平衡人类的欠缺，为其生存调整提供动力和空间；没有理想，人之现实也即覆灭和

崩溃。但是理想应该对人和社会负责，顾及、适合人性和现实之可能。至于人绝对

的理想精神，也为可贵，但其类乎宗教，应该“政教分离”，制止其权力化，限制

其行为的方式——遵守法律。人类的所有的理想都只能是欠缺之现实的补充，而不

能本末倒置。

　　瞿秋白在最后的囚禁中，常常感慨地说：“书生是不宜搞政治的”。（司马璐

《瞿秋白传》）的确，瞿秋白不宜搞政治。他的“主义”是由宣传小册子来的，他

说自己并非真正懂得，他不明白他的主义。他即没有权力的能力，又不清楚社会、

政情，甚至不明白他的党和俄国的目的。他的革命和政治是“雾里看花”的革命、

政治。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关心参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士”的意义之一即参与权

力，管理国家，其由蒙教即开始学习这门技艺。这是中国文明的传统。但是，知识

分子不应该参加他所不清楚的政治。他参与政治，就首先应该清楚此全盘的政治游

戏。他不仅是要对自己负责，尤其是对他参与的政治、社会、现实和民生负责。政

治是国家的、社会的、民生的，也是现实的、行为的、冲突的，其必须对之有高度

的责任感，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能力方能介入。瞿秋白说：“我生来就是一个浪

漫派，时时想超越范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作为年青人，此浪

漫的激情可贵，其放于许多方面都将大有作为，尤其是文学艺术；但是此浪漫绝不

能用于政治。但是五四后中国许多知识青年，他们参加政治、革命恰恰是出于浪漫

激情。他们即不清楚现实，又不明白政治，他们在幻想中，把政治、革命当作艺术

化。由是，政治也就被他们情绪化，浪漫化，脱离社会、现实，非理性，不负责任

，成为任性所为的破坏，而当他们掌有权力和武装的时候，就成为社会、民生之灾

难。如果说社会危机，民生陷入绝境，此时发生革命实能避免；但是以浪漫投入革

命则是血的游戏，而他们在此中也将毁灭。瞿秋白是一个例子。五四后，将政治浪

漫化已经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其由共产党到新中国，到大跃进，到文革，甚至

影响到“八九”。

　　瞿秋白组织“八七”会议，推动中国各地的暴动，背后是俄国的操纵。但他参

与此事则是政治与权力的交换：俄国需要他来做此事，他由之得到权力。瞿秋白不

是权力性格的人，他进入共产党中央，一度掌管中共最高权力，具有偶然性。但是

瞿秋白并不是没有权力的要求，其投身共产党本身就是一条权力的捷径，是俄国和

革命使他由难有出头的落魄青年，进入中国权力的顶层。权力、名望、利益是人本

能的要求，求之并无不对。但是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以其道得之”，而权力

的使用应该有利于社会和民生。如果不问权力的目的，不问得取权力的手段，无顾

权力实行的后果，只问得到和实行，那么社会只能走向毁灭。瞿秋白，无论其本人

多么君子、温和、善良，也不论他的道路多么不幸、误会，但是他进入了他不该进

入的权力，他在那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国家、民族、社会、民生的作为实为有害。

“八七”会议后，中共所发动的连续暴动，实际是为了俄国的利益，由俄国所操纵

。陈独秀在这点比瞿秋白好得多，但也正是因为陈独秀拒绝俄国的政策，他而失去

权力；瞿秋白因为执行俄国的政策而能取而代之。

　　瞿秋白的不幸身世，绝望处境，以及他的体质、肺病，都使他有反叛的毁灭心

理和情节。这些在他的早期文字中有清晰的表示。“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就思

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自杀”《瞿秋白文集》２卷）“——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

。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刺激，——克鲁扑德金

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饿乡纪程》）这是瞿秋白投身砸烂旧世

界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潜心理。此也是教训，人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需要把个人和

国家、社会、公众、他人分开，而不应该以个人取代之，不应该把个人的情绪、问

题转嫁社会。以个人之情绪参与政治，有害于国家社会。

　　　　　　　　　　　　　　　　　　六

　　瞿秋白仅仅活了３６岁。他是有天赋、有理想、勤奋的人，当然他有其弱点，

但终究是进取向善的人。他本应该成为国家社会的建设之人才，但是他却推动了中

国的暴乱，而他则以为此是救国救民。他的最大悲哀，不在于他参加了其所不该参

加的政治，而在于此。

　　在中国近、当代历史的波澜中，瞿秋白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他却代表了

近代以来中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悲哀道路。由此个案，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许

多困惑和问题，汲取教益。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民族、社会、民生、个人、革

命、文化始终纠缠我们，人类各文明从未面临现代之中国如许的困惑和危难。人类

未曾有过这些经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困惑我们，且而更复杂，因为其已和今日

人类共同的危难交错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欧，但是却在落后的东方取得了胜利，出乎马克思

的预料，然而其并非福音而是灾难。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近代历程中，倒转

化为其文明的有益因素，制约了资本的野蛮，促进了社会公正、平等、人权、福利

制度的建立。不在“主义”，而在社会本身应该健全、稳固、平衡，具有因势变化

调节的能力；在于西方近代资本野蛮扩张的冲撞中，中国作为失败的文明，国家瓦

解，社会崩溃，传统丧失维系功能，民生朝夕不保陷于绝境，面对强劲的西方文明

，中国的知性无力于认识，无力于分辨，无力于决择，陷入恐慌之绝望。由是中国

的生存和精神都进入极端状态。前者表现为不断的革命、战争和极权；后者表现为

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或说就是极端的批判否定精神。二者都

是生命的绝境与绝望，不计后果孤注一掷。这是盲目的、一次性、自杀性的，是毁

灭的表现。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未曾走出这一历史和情节。由瞿秋白的身世、道路

到他的死亡，似乎这也包含一个近代中国文明的隐喻。在中国此大历史背景中，瞿

秋白的命运不是很自然的吗？即使他个人有幸躲过——像许多有幸者，但是在历史

的总体趋势和盲目中，那千百万人也依然是在劫难逃。（续完）

２００２年０１～０５月于依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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