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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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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1344 reads) 时间: 2001-11-16 周五, 上午12:3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刘晓波·

◆ 绝食在纪念碑上

　在去广场的路上，我想着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他们把绝食棚搭在了什么地方？新闻发

布会安排好了吗？会有人在广场上欢迎我们吗？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安排好了吗？广场指挥

部的柴玲等人会让我们到广播站演讲吗？我们的绝食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

　下午三点十五分左右，我们来到纪念碑上，没有见到吾尔开希答应过的绝食帐篷，更

没有纠察队。我们只见到了王军涛、王丹、老木、李禄等。李禄对我说：“刘老师，我马

上找人给你们搭帐篷，到了广场，你们听我的没错。”

　王丹和王军涛找我们商量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事。这时，吾尔开希才气喘吁吁地赶

到。在纪念碑顶层的东南角，我们被安置在由纠察队围起的空间里。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

。许多记者举着证件要进来采访。老木让纠察队员开一个口子，凭记者证进出。一会儿工

夫，记者已经挤满了这小小的地方。这时，我听见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严家其，

他向我要一份《六·二绝食宣言》，我叫他进来，他摆手拒绝，我给了他一份宣言，他就

走了。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围观的人群终于安静下来，记者们也半蹲在我们的对面，新闻

发布会开始了。会议由王军涛主持，他向记者们一一介绍了我们四个人。会议的程序是：

先由我们四人就绝食问题回答提问，然后由王丹和吾尔开希谈学生们对知识分子绝食之举

的看法，最后王军涛讲一下对此次学运的未来发展的总体估计。

　我们四人的发言和六月一日下午接受采访时讲的差不多。只是侯德健一开口，围观的

人群就哄他唱歌，会议的秩序混乱起来，人群拼命地往圈里拥挤，高新的发言还未结束，

秩序已经无法维持。于是，王军涛宣布明天上午在纪念碑上重新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四

人在许多纠察队员的连拉带拽下，挤过围观的人群，进了李禄带人搭好的绝食棚。绝食棚

的周围早已被人墙似的纠察队员封住，出了我们四人和一些医务人员外，其他的人进入绝

食棚一定要经过我们四人的同意。

　绝食棚布置得不错。地上铺着新棉被，有四张行军床，床上有厚厚的铺盖，有崭新的

枕头和毛毯，其条件比学生们绝食时不知要强多少倍。我突然感到自己变成了孩子或宠物

，所有的人都在夸我、保护我、关心我，我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有人过问。特别是那些医务

人员，完全拿出照顾病人的态度对待我们，就因为我和德健的抽烟，我俩费了太多的口舌

才获得医务人员的批准。

　我们四人的绝食轰动了北京，广场上的人又多了起来，透过隙缝，可以看到所有的人

都在注视着我们的绝食棚，期待、欣喜、敬佩、幸灾乐祸、好奇……人们的脸上表现出不

同的感情。不断有纠察队员递进一张纸、一顶帽子、一件衬衫……要求我们四人签名留念

。签名，的确是八九抗议运动的一大奇观，我现在根本记不清为多少人签过名了。赵紫阳

和李鹏等人看望学生时，也有许多人要求他们签名。一些人专门准备一个本子或一件衬衫

，供签名用。我给别人签名，一开始是兴奋的自我欣赏，每签一次都有种名垂千古的感觉

，只是我感觉自己的名字写得不好，恨不得能马上学到草圣张怀素的潇洒。继而是对签名

的麻木，只要有人要求，想都不想地签完了事。最后是厌恶，没完没了的签名搅得一刻也

不得安宁。特别是在绝食棚中，平均几分钟就会递近来某种东西要我们签名。后来，我索

性谁也不理。

　也有一些人，特别是熟人要求加入我们的绝食，记忆尤深的是著名青年作家徐星，他

来到绝食棚，三番五次地提出绝食要求，我对他说：“想绝食，你自己去组织。”他又通

过我的一个好朋友求情，希望同意他参加我们的绝食。这真是八九民运的一大奇观，挨饿

还要托人情、走后门。而我呢？为什么要拒绝别人的绝食要求呢？从道理上讲，我没有任

何理由拒绝，因为绝食是为了抗议戒严、为了争取民主、人越多越好。表面上，我的拒绝

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如果我们无限地扩大绝食队伍，就将造成新的混乱，也很难保绝食的

纯洁。因而不想扩大。但在骨子里，由于绝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人们把在白色恐怖

下的绝食视为英雄壮举，因而，绝食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它与英雄梦、社会威望和知名

度血肉相连。我的拒绝，是不愿意有再多的人跟我们四人共同分享这荣誉、这英雄的美名

。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断地往纪念碑上挤，高喊着：“出来！出来！”还有一些

人高喊：“侯德健，唱个歌！”周舵说：“这些人，大多数是来看猴的。”侯德健腼腆地

一笑说：“猴子屁股摸不得，猴子的脸太难看。”拥挤的人群把纠察队员挤得站不住、坐

不下，向后仰着身体，靠着绝食棚的支撑与人群搏斗着，以至于帐篷开始剧烈地摇晃，随

时有倒塌的危险。一个纠察队员探进头来说：“四位老师，你们出来一下，我们实在挺不

住了。”我们四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出去。外面的纠察队员高声说：“请大家自觉维持秩

序，向后退几米，四位老师马上出来与大家见面。”人群的骚动趋于平静。

　纠察队员掀开帐篷前面的布廉，对我们说：“四位老师，准备好了吗？”我们点点头

。纠察队员转过声，对着人群高喊：“现在四位老师与大家见面。”

　第一个走出绝食棚的自然是侯德健，人们最想见的人就是他，来广场看绝食的人中，

其动机之一就是看看侯德健。侯德健一出现在纪念碑上，广场上的掌声和叫喊声骤然响起

。“侯德健，好样的！”“侯德健，真棒！”“侯德健，来一个！”喊声中还夹杂着程琳

的名字。如果程琳真的和侯德健一起来，广场上就会更热闹。侯德健向公众鞠了个躬，然

后双手抱拳致谢。我们三人也在欢呼声中出现在纪念碑上。我们四人站成一排，举起相互

拉着的手臂，齐声高喊：“谢谢大家的支持！北京市民，真棒！”

　从我们所在的纪念碑的最高层向下俯视，可以看到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和黑压压的人群

。人们喊着、叫着、欢呼着，挥舞着旗帜、标语和手臂，离我近一点儿的人伸出拿着本子

的手，让我们签名，数不清的闪光灯在闪亮，数架摄影机的镜头从各种角度对准我们，有

些人手拿着录音机，希望录下我们的讲话。

　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真可谓盛况空前，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

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

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而飘飘然。想想一九八六年底，我去北京大

学演讲，数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

现在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人群是多么可怕的力量，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

体，仅凭其狂热就能使人颠三倒四，分不清南北。在我和周舵讨论绝食的细节时，在我与

侯德健商量绝食宣言时，在我们四人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在我们刚刚来到纪念碑上时，谁

也没有想到这此绝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会唤起如此广泛而狂热的社会动员。我

不知道这狂热的公众中的大多数也许仅仅是出于看热闹的心理，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四人成了展览品，人们象看一件新奇的事一样而来到广场。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

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我就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我暗自得意：这次绝

食太对了。运动又有了新的热点，我也有了新的角色。如果我们的绝食能再次成为社会动

员的能量，广场上的人就会越聚越多，军队的清场计划就不可能实施，瓦解戒严就大有希

望。此时此刻，单纯的殉难的激情就转化为一种引导运动的自信，我相信我们四人有能力

把运动引向新的轨道，进入新的境界，使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转变为以知识分子为主

体的运动。我突然冲动地接过话筒，面对人群高喊：“跟李鹏死磕！”

　这时，一名自称是长春市来的记者拼命地挤到我跟前，把手中的话筒对准我说：“刘

先生，我是吉林电视台的，我为有你这样的老乡而自豪，你为咱长春人、吉林人、东北人

争了光，希望你能为家乡的人们说几句话，你的声音对长春、吉林、整个东北的民主运动

都是莫大的鼓励！”那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几个纠察队员拉走了，而我的感觉竟是无

动于衷。也许，我当时认为自己是属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吧，故乡对我是个非常陌生而

遥远的概念。

　回到绝食棚中，几名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不是演戏，不是接见红

卫兵，而是绝食吗？还有七十个小时呢？这样下去身体要完蛋。我是医生，有责任请你们

克制一下。群众想见名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你们的体力有限，经不住群众欢呼的诱惑

只能自食其果。希望你们能听医嘱。以后想出绝食棚，必须经过我们的批准。”从医生说

话的语气和表情中，我能感到他们的不满和焦虑，从心里感激他们的劝告。但我又说：“

总待在绝食棚中对不起公众，不见公众，我们来这儿干吗？”我的一个好朋友说：“晓波

，有没有当年毛老头儿接见红卫兵的快感？老于世道的毛老头儿都经不住诱惑，你们初尝

云雨，可以理解。”

　这时，李禄来了，他代表广场指挥部邀请我们四人去广播站演讲。为了避免公众的围

观，我们四人分别行动，每个人都由几名纠察队员保护。这次运动就是如此具有反讽意味

，不管你是否愿意，一旦进入某种角色就身不由己，完全遵守运动本身所特有的规则。以

前，我看不惯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人走到哪儿都带着贴身保镖的行为，更讨厌进入广

场指挥部的层层设防，纠察队员们的蛮横令人寒心，常常使热心的支持者灰心丧气。但是

，当我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优待”，尽管没有贴身保

镖，但每次离开绝食棚时都有纠察队员跟随。我待在被纠察队员们严密封锁的绝食棚中，

谁想进来也要通过层层设防纠察防线，先递进一张要求看我们的条子，由我们四人签字后

才能放行。有一次，吾尔开希在绝食棚后面的开口处，看着我沮丧地说：“晓波，连我想

进去也要你们签字同意。我吾尔开希都进不了你们的绝食棚。”那个拦住吾尔开希的医生

说：“这是规定，规定不论是谁。”我在绝食棚中看着吾尔开希，心中暗自高兴，这回他

也尝到了受屈辱的滋味。这说明，从内心深处，我也喜欢成为受人保护的特殊人物。层层

设防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从大连回到北京后，许多朋友和熟人都向我谈起过去他们去广场看

我，但就是进不去了绝食棚，纠察队员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使他们都非常反感。我的一个

朋友为了上纪念碑看我，居然在广场周围转了七个小时，几次要上纪念碑都被拦住了。纠

察队员对他说：“如果象你这样的人都要见刘晓波老师，他就别绝食了。”还有王培公夫

妇去过广场，说破了嘴纠察队员也不让他俩上去。王培公拿出他的所有证件也不算用。他

说：“晓波，那时你真成难以接近的神了。”

　从绝食棚到广播站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但是我们四人神秘得如同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使

命。纠察队员把我们围在中间，专找人少的地方走，绕了好些冤枉路才到了广播站。我曾

多次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演讲，但是只有这一次走进昏暗的小帐篷的感觉是底蕴充

足的。前几次总有一种心中无底，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表演讲的感觉。因为此次运动的主体

是大学生，我仅仅是支持者、吹鼓手和出点儿小主意的人。但这次不同了。绝食使我们四

人成为运动的中心了。我们以无所畏惧的行动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和信任，我们有资格在

这里宣扬我们的政治主张，有资格和学生们、特别是学生领袖们平起平坐地面对公众。我

们也成为运动的主角，不必再通过学生领袖来表达我们的主张。这种主角意识，既使我兴

奋，又有几分担心。兴奋的是自己的勇气，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这就等于把当黑手的把

柄交给了官方。

　在“学运之声”广播站，我再一次重申了这此运动的和平与非暴力，再次呼吁学生和

政府都以大局为重，互相妥协，坐下来对话。在指责政府的同时也批评了学生们的弱点。

我说：“民主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就是避免了在解决政治问题上的暴力和流血。学生们要求

民主，政府也强调民主，只要在民主这点上达到共识，就可以防止流血。谁主张流血，谁

制造流血，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高新和周舵都宣读了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

》。侯德健自有歌星的风格。他没有谈政治，而是讲了他去香港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

的义演时的感觉。他说：“参加义演的人几十万，坐满了香港的跑马场。演出持续了十二

个小时，会场的秩序良好。演出结束时，跑马场的绿草地上，连一个纸屑、一个烟头、一

个食品盒都没有。这说明了香港人的道德修养。再看看我们的广场，遍地狼籍，不忍目睹

，就凭这种道德素质，怎么能搞真正的民主。我希望同学们从现在起向香港人学习，整顿

并保持广场的秩序，一尘不染的广场会使全世界对中国人刮目相看，这才是运动的纯洁。

”侯德健讲话时，不断有人哄他唱歌。他就带领全场的人唱《龙的传人》。开场前，他还

就歌词的修改作了说明。这使我想起了与德健的第一次会面。我们胡吹海侃，自然要谈到

他的宿命式的解释。我直率地批评了《龙的传人》所表现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大中华帝国

意识和对中国人的命运的宿命式的解释。我说：“为什么愿意与否都只能是龙的传人，而

且永远永远？假如这条龙邪恶有痴呆呢？假如这条龙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呢？难倒中国人就

没有选择做人的自由，只能别无选择地做龙的传人？这个被中国人顶膜礼拜的封建图腾和

皇权的象征，还要再次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偶像吗？”德健平静地听着我尖刻的指责，一点

儿没有吃惊和坐不住，他平和地接受了我的指责，并告诉我，他早就想改一改这首歌的词

。

　六月二日晚上，我在绝食棚中激动得难以入睡，绝食棚外的呐喊声、欢呼声从未中断

，来看望我们的朋友进进出出。许多记者到绝食棚中采访。侯德健在接受台湾电视台的采

访时，抱着吉他，唱了他刚刚写完的歌曲《漂亮的中国人》。德健非常兴奋，他说：“我

不去香港了，和你们一直绝他七十二消失。绝食完了我也不离开纪念碑。真过瘾，真刺激

，这种场面比上台唱歌有意思。”我说：“德健，我拉你绝食对了吧。”高新在绝食棚中

待不住，一会儿就出去看看，回来讲外面的情况。周舵倒显得平静，大部分时间，躺在床

上养神。他说他胃不好，身体虚，要为坚持三天养精蓄锐。

　六月三日，中央台广播了我们四人绝食的消息，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大有学生绝食

时的气势。上午九点钟，由陈小平主持在纪念碑上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会议刚刚开始

就被围观的人挤散了。只好改在下午一点钟开。纠察队员们在自由女神附近围起了一块空

间，我们四人又分别在纠察队员的保护下来到开会地点。

　发布会由陈小平主持，围观的人哄着侯德健讲话。德健不愧是歌星，在这种场合也用

歌星的风格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他穿着那件签有数名歌星名字的汗衫，向公众喊：“你

们知不知道邓丽君？”围观的人群中发出：“知道！”侯德健便开始在他的汗衫上找到邓

丽君的名字，找到后，用手指指着邓丽君的名字说：“瞧，邓丽君就在这儿。”围观的人

群发出欢呼和各种怪叫。如法炮制，侯德健指着几个著名歌星的名字，激起了公众的情绪

后说：“这些著名歌星都参加了‘民主歌声献中华’的义演，为支持我们的民主运动而奉

献。邓丽君在演唱会上声泪俱下，感人至深。”这时，人群中有人高喊：“侯德健，你能

把邓丽君请来唱歌吗？”侯德健笑吟吟地回答：“再去香港时，我试试看。”人群发出狂

热的欢呼，侯德健开始带领大家唱《龙的传人》。

　这时，几个学生把吾尔开希举起来，在公众中边走边发表演讲，人群使劲往里挤，纠

察圈渐渐缩小。几分钟之后，会场的秩序彻底混乱了，我们四人只好又在纠察队员的保护

下狼狈地回到绝食棚。回到绝食棚，陈小平问我新闻发布会还在哪里开，我说：“从我们

来纪念碑，已经开过三次了，每次都半途被迫中止，最好别开了。我看在广场上，只能待

在绝食棚中，其他的事什么也干不成。”

　下午三点多钟，广场指挥部的广播站突然响起柴琳嘶哑的声音，她说：“现在，形势

非常紧张，充满血腥味，大流血即在眼前。戒严部队开始强行向广场推进，各路口已经在

不断发生流血事件，一个女大学生被打死了。同学们、市民们，最严峻的时刻到了，我们

一定要与广场共存亡。为了自卫，我们要准备好一些武器。”接着，一个在拦军车的路口

被打伤的人现身说法，叙述了他所目睹的令人恐怖的场面：戒严部队先是施放催泪弹驱赶

人群，如果再遇阻拦，就用枪托、皮带、大棒子在人群中乱打，许多人被打伤，有些人生

死不明。再接下来，一位自称是老军人的老者向广场上的人介绍怎样防止催泪弹、毒瓦斯

、怎样破坏坦克、怎样自制汽油燃烧弹。

　两位学生陪着一个头上缠有浸血的白纱布的外国记者来到纪念碑上，向公众控诉戒严

部队的暴行。这位记者是在人群中拍摄戒严部队与学生发生徒手冲突时被打伤的。防暴警

察用棍棒击中了记者的颈部。多亏几个学生奋力相助，记者才得以脱险。同时，不断有人

把拾到了的弹壳、钢盔、军用罗盘拿到绝食棚中给我们看，有的钢盔上沾着血迹。纠察队

员给我们拿来毛巾、口罩、以防受到催泪弹和毒气的攻击。

　骤然紧张的气氛中充满了血腥味。有几个学生劝我们站出来，组织广场上的人和戒严

部队拼个你死我活。还有人劝我们去戒严部队，以我们的威望和感召力说服戒严部队停止

暴行。我们四人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硬拼不是办法，我们手无寸铁，拼不过戒严部队。

更重要的是，硬拼既违反了我们绝食的宗旨，又要给政府以进行更残酷暴行的借口。只能

呼吁双方的理性、克制，特别是学生和市民的克制。我们四人商定后，快速地起草了一份

《呼吁书》，我们认为，当对方是全副武装的军队而我们手无寸铁时，最有力的武器不是

暴力反抗，而是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我们呼吁广场指挥部尽快派人与戒严部队谈判，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争取协商解决问题。

　我带着《呼吁书》来到学运之声广播站，向柴玲等人说明了来意，广场指挥部的人都

默不作声。费了些口舌他们才勉强同意我通过广播站向全体坚守在广场上的人发出呼吁。

没想到，我刚讲了几句，就有一个学生对我大喝道：“刘晓波，读你的文章时就非常佩服

你，你毅然绝食，更令人肃然起敬。但是，关键时刻到了，你却害怕了，来这儿瓦解军心

，涣散斗志，居心何在？我怀疑你绝食只是投机。”这个学生的话还未说完，广播站里就

响起了乱哄哄的指责声。“胆小鬼！”“懦夫！”“学贼！”“你是政府派来的吧？”“

你别想腐蚀学生运动！”“没胆量就别硬充好汉，想走就走吧！”“你们这帮知识分子，

只想下山摘桃子。”“滚出去！”

　我气得全身发抖，再也念不下去了，刚刚来绝食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一扫而光，我把《

呼吁书》揉成一团，扔到李禄面前，说了声：“你们会后悔的。”便气愤地走出广播站。

　回到绝食棚，正巧碰上一个学生在讲述戒严部队向广场推进的情景，他的头上缠一条

白毛巾，脸上是一道道汗渍，衣服脏兮兮的。我让他坐下，喝口水，慢慢讲，并掏出一包

烟打开，递给他一支，为他点着。他吸了一口烟后，毫不在乎地把手伸进我的上衣口袋，

掏走了那包烟，揣在兜里，扭头便要走。我一把抓住他，气愤地说：“你以为这是共产主

义的大锅饭，是打土豪、分田地吗？你以为革命了就可以白吃，白拿、白抽吗？你把烟给

我掏出来！”说著，我又劈手抢下他叼在嘴上的那支烟：“就你这号人，我的烟扔了也不

给你抽。看你一副苦大仇深，流氓无产者的样儿！要共产回你自己家里去。你给我滚！”

几个医生上来劝我别动怒，为这点小事不值得。刚才在广播站的受辱和这个不懂起码做人

原则的学生，使我的心情灰暗到极点，我忽然又不知道自己发起这次绝食究竟是为什么，

不知道自己是在献身于民主还是在捞取功利。

　我正在气头上，一个顶多十八岁的小姑娘出现在绝食棚中，她手捧一束鲜花，含泪献

给我们，侯德键接过花，感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温柔地请小姑娘坐在他的床上

，听着她含泪的诉说：“我一听说你们绝食，当晚就准备了一束花，今天一早儿就来广场

，想把花献给你们。但是纠察队员不让我进来。我在下面等了差不多十个小时。我下决心

一定要当面把花献给你们，不论发生什么我也要来，你们是在为中国、为人民、为我们挨

饿、冒险。希望你们多保重。”说完，她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请我们四人为她签名留念

。侯德建第一个签名，他一笔一划地写，象个完成楷书作业的小学生一样认真；高新签名

时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飞快地写下分不出东西南北的两个字；我签名时手有些颤抖，字

写得糟透了。周舵也是工工整整地签上名，又在手帕的空白处写上“谢谢”。献花的小姑

娘含泪的眼睛晶莹闪亮，羞涩地一笑，鞠了个躬，走了。我们四人相互对望，默默无语。

一名医生建议把花束挂在绝食棚外的最高处。

　六月三日一整天，来绝食棚看望我们四人的亲人和朋友络绎不绝，绝食棚几乎成了接

待站。我的妻子支撑着虚弱的病体来看我，她一见我就哭，什么也不说，一个多小时，她

是在泪水中度过的，我也手足无措，不知道用什么能够安慰她，她临走前，紧紧地抱住我

，仿佛要让我跟他回家。周舵的女友来到后就一直陪着他，帮他扇凉，给他按摩，直到天

快黑了才走。高新的未婚妻和前妻都来看他，两个女人见面虽有些尴尬，但对高新共同关

心化解了女人之间的嫉恨。我的朋友也来了，一直陪我到深夜十一点半左右，在我的反复

劝说下她才离开，临走前再三叮嘱我不要冒险。我们四人中，唯有德健的亲人没有看他。

我知道他与程琳已经闹得必须分手，但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程琳来看他。尽管绝食棚中很热

闹，来的人进进出出，一刻也未停过，但我还是看得出德健的寂寞。当我和女人依慰在一

起互叙情话时，德健突然说：“晓波，你这个混小子，你是拉我绝食还是想故意刺激我。

我真想把你小子一脚踹到床下去。”德健的话使我清醒过来，感到是在犯罪。

　王丹、吾尔开希、王军涛、闵琦、赵渝等许多积极投入八九抗议运动的人都来绝食棚

看望我们。赵渝还告诉我们，“联席会”已经决定搞接力绝食。我们四人的绝食结束后，

就有人来接替我们，他说出了一大串名字，都是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如果一直搞下去，坚

持一个月没有问题。还有一位熟人对我说：“晓波，戒严没戏了。我去各路口和广场四周

转了转，到处都是支持绝食和拦军车的人群，而且一个个情绪激昂。戒严部队根本无法清

场。他们不可能向这么多人开枪，除非疯了。”我的一个极富有幽默感的好朋友，对什么

都要开开玩笑，当我对他说：“发起绝食时没找到你，要是找到你，我一定拉你参加”时

，他双手挡住我的视线，后退一步说：“别、别、别，我可不是扛大旗冲锋陷阵的种，打

娘胎里一出来就不是栋梁之材。党的教育和雷锋精神也没有把我改造过来。我这个人心眼

多，喜欢钻空子，最爱看表现咱地下工作者智取匪巢的电影和小说。我最适于穿长褂、带

礼帽、鼻上架一副墨镜，说起话来阴阳怪气，对上暗号两眼贼溜溜。总能甩掉跟踪的尾巴

，练就一身化险为夷的本领。你是八路的正规军，迎头痛击敌人，壮烈地战死沙场。我是

阴暗角落里的地下工作者，机智非凡，巧妙地瓦解敌人的斗志。革命嘛，总有前方和后方

之分，总要讲个必要的牺牲和保存实力。我和你一起绝食，保不准被一网打尽。从革命的

长远利益看，我从小就被化入保存实力那部分了。我躲在树后窥视敌人的动向，随时向地

下党组织汇报，一遇危险就颠儿。等革命胜利了，虽然没有气壮山河的业绩，但也有一堆

战斗故事讲给子孙们讲。”开过玩笑，他认真地说：“晓波，等你绝完食，我请你撮一顿

，北京的饭店任你挑。”他没有食言，一直记着这件事。两年后，我俩在北京相见时，他

请我吃了一顿，虽然不是最高档的地方，但是这份朋友之情胜过一切。

　下午，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女教师，叫于硕，她来到绝食棚，拿出一份要求罢免李锡

铭、陈希同的呼吁书请我们签名，在我们之前她已经征集到了不少人的签名，其中包括包

遵信、严家其、苏晓康等。我们四人传看了《呼吁书》，便在上面签了名。后来，在六月

四日清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最后时刻，我还见过于硕。她听说我的护照忘记在绝食棚中，

还要上前与戒严的士兵商量，帮我取回。但是，面对她的是黑森森的枪口。

　天快黑时，“学运之声”广播站播放雄壮的《国际歌》，广场上顿时一片肃穆。自从

五月十三日以来，《国际歌》声天天在广场响起，但从未象此时这样具有震撼力和感召力

。嘈杂的人声安静下来，我们的绝食棚中的谈话也嘎然停止。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当其中

的一个跟着唱起来时，我们就一起跟着唱。侯德建从小生长在台湾，根本不知道《国际歌

》的歌词，他只好跟着哼曲子。在一片《国际歌》声中，柴玲嘶哑的声音显得格外庄严、

神圣：“同学们，市民们！今晚是广场最严峻的时刻，是这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成败的

决定性时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名

义号召，凡是决心坚守广场的人，请站起来，举起右手，面向纪念碑，跟我宣誓。”听到

柴玲的声音，我们四人走出绝食棚，心情沉重地举起右手。我看见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都

神情严肃地举起右手，面向纪念碑。

　我宣誓：我要用我的生命捍卫人民的广场！我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

　我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丢！

　

宣誓结束后，我感到了危险的紧迫，从心底里产生一种献身的冲动。回到绝食棚中，

我对他们三人说：“无论有什么危险，我们四人都不能提前离开。既然已经上了祭坛，就

只能别无选择。”过了一会儿，王丹和吾尔开希来了，他俩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广场指挥

部，说服柴玲，让她同意他俩进入广场指挥部，和柴玲等人共同分担严峻时刻的领导责任

。我让他俩自己去，开诚相见，把过去的矛盾全部公开化，我想柴玲在此刻是会理解的，

危险会把他们重新团结起来。而我去，只会加重柴玲等人的猜忌，好象是我在背后出主意

，让王丹和开希去夺广场的领导权，效果肯定不好。他俩同意了我的想法，自己去广场指

挥部了。望着他俩离去的背影，我很感动。王丹刚刚十九岁，吾尔开希也不过二十一岁，

他们的年龄和经验都不足以担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但是，在我们这些长胡子的、有经验

的人都不愿或不敢公开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毕竟站出来，一直走在最前面，用他

们不成熟的声音和行动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活动，使在强权压制下沉

默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众，运用上街游行的民主权利，表达了对现政府和某些最高层领导人

的不满，形成了一种来自民间的社会政治动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丹、柴玲、吾尔开

希、封从德等学生领袖是了不起的。想到此，我忽然觉得我对这些青年学生的指责过于苛

刻，其中夹杂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和自我标榜。退一步讲，即使我能够从一开始就

站出来领导运动，也未必比他们强多少。搞民主、组织民众运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陌生

的。书本上学来的民主常识、人权观念和现实中的具体实施、政治运作太不同了。实际运

作中有太多的未知的偶然因素，民众的热情常常是盲目的、难以把握的。再说我们面对的

是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它有着长期的政治运作的经验，有着无孔不入的组织，有雄厚的

经济实力、有全副武装的军队。这个政府是善于搞群众运动的，而我们所受的教育和影响

都是党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搞运动的参造系主要来自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群众运动，特

别是文革，这就必然使一场旨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民众运动变成共产党式的反抗运动。

　我又想起了开希的无知和狂妄，这些弱点是与他的天真、透明相联的，他没有任何政

客的城府和圆滑，简直就象完全自我中心的，有时想骗骗大人却又被一眼看穿的儿童。同

时，他的勇气、口才、外在形象、特别是他天生的在公众场合的表演才能，要超过其他学

生领袖，他插着输氧管出现在电视上的形象打动过众多的人。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确实

需要开希这样的人。他既不象人们捧他时那么伟大、杰出，也不象人们贬他时那么渺小、

平庸。社会舆论的放大效果使他晕眩，不知自己的真实分量。他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我膨

胀既是他自身的弱点所致，也有公众的狂热崇拜和媒介的过分吹捧的原因。二十一岁的大

学生，一夜之间成了世界性的新闻人物，要求他很有分寸地把握住自己的行为是不现实的

。

　同开希相比，我更喜欢王丹。无论从待人处事上，还是从学识经验上看，王丹都强于

开希。开希是靠勇敢和公众魅力突然崛起的，其无法自持不可避免。王丹却是踏实地、一

步步地靠他的智慧而成为学运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王丹更理智、更清醒，知道自己的界限

，肯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就会主动请求别人来代替他。他曾

多次谈过学生领袖的弱点，谈过学生不适于领导这么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希望有权威的知

识界出面。但他的努力因知识界怯懦而徒劳无功。与开希比，王丹缺乏在公众场合的表演

才能，而一个投身于政治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我曾扼腕叹息，如果王丹和开希都明白各

自的长处和弱点，默契配合，肯定是一对不错的搭档。

　天黑了下来，广场上仍是人山人海，喧闹鼎沸。“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播出骇人听

闻的消息。外面的沸腾和绝食棚中的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四人绝食的时间已经超

过三十个小时，虽然没有饥饿感，但是旋风式的行动和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神经已使我有

些累了。我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脑子里居然一片空白。这是从我四月二十七号回国后，

第一次什么也不想。

　迷迷糊糊地正要睡去，有人叫醒我。这是北师大的学生，他带来了港支联的一个小伙

子和三个澳门来的老人。港支联的小伙子问我们需要什么，并嘱咐我们如有危险，可以去

北京饭店找他联系，我托他帮助买条烟。澳门来的三个老人带来了一些捐款，当即要叫给

我，并提出参加我们的绝食。我很惊讶，也很感动。我对他们说：“有你们这片心意就够

了。至于钱，先请你们带回饭店去，等我绝完食，我会找你们具体商量这些钱用在什么地

方。”其中的一个老人执意要把钱交给我。我说：“我们需要钱，有许多事没钱办不成。

但是，现在我正绝食，形势又很紧张，随时会遇危险，钱放在我身上太不安全，搞不好最

后都落在共产党手中。请你们放心，绝完食我一定去找你们，一起商量这笔钱这么用。”

三位老人无可奈何地走了。现在，我已经记不住他们的长相和名字了。

◆ 避难在外交公寓

　侯德健躺在担架上，由四个协和医院的医生抬着。他的一双手垂下来，随担架晃来晃

去。我走在担架边上，拉住侯德健的手，希望他能清醒过来，和我说点什么。但是德健一

点反应也没有，那双手象死人的手，或象刚刚打过麻醉药完全失去知觉的手，任人摆布而

没有一点儿感觉。我对抬担架的一位医生说：“德健是不是不行了？”医生把手伸进毛毯

里，摸了一会儿说：“问题不大。”我说：“能快点走吗？我来帮你们抬。换换会快点儿

。”那位医生说：“刘先生，你身体也很虚弱，还是我们抬吧。”说完，他们又叫来四名

医生，替换正在抬担架的四个人，加快了脚步。就这样，八位医生交替着把侯德健从广场

一直抬到协和医院。

　在路过通向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中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在长安街上燃烧。车身倾斜，

黑乎乎的浓烟飘向空中，油漆被烧焦后散着刺鼻的气味。被烧得发黑变形的铁皮，在火中

不断扭曲，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就象有什么东西被强行撕裂似的。王府井大街上空空荡

荡，见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几名外国记者跟着我们拍照、录影。突然，一辆救护车停在侯

德健躺着的担架旁。驾驶室里探出一个头问：“有垂危的伤员吗？担架上的是什么人，干

脆上车，我们负责抢救。”抬担架的四个人停住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一个医生问

我：“刘先生，怎么办？”我说：“还是抬着保险。上了车，德健就不知道被拉到哪去了

，反而更危险。”医生点点头，示意抬担架的继续走。

　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围着几十人，这些人都是来探听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的下落的

。医院的人劝他们不要急，查对也要慢慢来。我和王越红跟着侯德健的担架进了协和医院

。德健被抬去检查身体，我和王越红在外面等着。我再次劝王越红回家，她仍然不肯。一

会儿，德健在两位年轻医生的搀扶下出来了，虽然看上去脸色不好，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

　医生把我们三个人领进一间小屋中，屋里有两层床和一张桌子，看来是供医生值夜班

用的。医生们拿来面包、香肠、汽水、西瓜给我和德健吃。吃了些东西后，德健的气色逐

渐恢复了正常。医生们劝我俩好好休息一下。王越红回家了。我和德健一头栽到床上，竟

死死地睡了过去。

　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是王越红。她回家安排了一下又回来了。这时已经是下午

一点多钟了。我叫醒德健，商量怎么办。我说：“这里不能长呆。我想回家。”德健说：

“现在绝不能回家。一来街上太危险，二来你的家肯定被监视了，我们最好还是躲一躲。

”我问：“去哪儿？”德健说：“外交公寓”。我说：“现在家里的人不知道我们的死活

，一定要让家人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德健说：“可以打电话通知家里人。”王越红插话

：“你们俩出去太危险，还是由我去。”我俩把家里的电话和一个外国朋友的电话告诉了

王越红。一会儿，王越红回来了，她说：“已经告诉陶力和程琳你俩很安全，请她们放心

。那个外国朋友说，三点半他开车来协和医院接我们。”我们三人在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

小屋里焦急地等着，胡乱猜着周舵和高新的下落。两个医生一直陪着我们。下午三点二十

五分，两个医生带我们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由于怕德健被人认出来，医生稍稍给他化了妆

，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医院的门口仍然聚集着许多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中可以看

出他们寻找亲人的焦虑。

　我们三个人在协和医院门口站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一辆挂着黑色牌照的红色轿车神

奇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车门开了。我们立即上车。开车的人对德健讲着不太流利的汉语。

这时，一群人围了上来，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侯德健！”汽车飞快地启动，甩开所有的

人。

　我们的车上了朝阳门立交桥，德健才笑着对开车的朋友说：“你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机

。”开车的人没有回答，表情严肃地盯着前方。东二环路上，几乎排满了军车，只有我们

一辆载客的民用小轿车。我望着车窗外向后飞掠的军车，真为司机捏把汗。我一直在想：

如果被截住怎么办？如果戒严部队向我们开枪怎么办？十分钟后，我们的车驶进建国门外

交公寓的院子，一颗提着的心才放下来。

　在等电梯时，那个外国朋友嘱咐我们不要说话。电梯的门开了，开电梯的中年妇女上

下打量着我们三人。我顿时又紧张起来。以前就听说过：“在外交公寓为外国人服务的工

作人员大都负有监视住户的使命”，“六·四”期间，这种监视肯定要加强。六月六日深

夜，我离开外交公寓后，在街上被绑架式地抓住，就证明了从我进入外交公寓就已经被盯

住了。

　一进朋友家，我和德健就紧紧地抱住为我们开车的朋友，连声道谢，他的确是北京最

勇敢的司机。我们避难的寓所还是我前些天见白杰明的地方，屋里的一切依然如故，同样

是宽敞明亮的客厅，同样是色泽舒适的地毯和沙发，同样的酒、茶，同样的音乐……好象

是这里的一切与昨晚的血雨腥风无关。但是，在我的眼中，这里的一切都有种异样的感觉

，站也好，坐也罢，总感到心中空空，一点也不踏实，随时可能有恶运降临。唯一可以使

自己镇静下来的方法就是洗澡。淋浴的喷头向我赤裸的身体上喷洒着密集的水珠，我毫无

感觉地揉搓着自己的皮肤，仿佛不是在洗去几天来积满身上的污垢，而是在清除渗入心底

的恐惧。我手下的肌体似乎是个远离我而去的无生命体，它感觉不到水滴，感觉不到温度

，感觉不到有两双手轻轻地揉搓。尽管洗手间中很热，但我仍然不住地颤抖。我始终怀疑

自己是否真的离开了那层层把守的士兵，离开了那些毫无表情的目光，离开了闪亮的枪口

。

　从洗手间出来，走进客厅。我叫了一声，“德健，洗澡吧。”德健一动不动，好象没

有听见我的声音。他蜷缩在一把靠窗的椅子里，呆呆地看着窗外。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背

后，顺着他的视线向窗外望去。下面是建国门立交桥，桥上是排列整齐的军车和来回走动

的士兵。

　突然，门锁响起来，我和德健顿时紧张起来，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门开了，进来

的是这个家的主人周思和琳达。他俩都是我们的朋友。四人相见，既惊且喜，他俩万万没

有想到我和德健能如此安全地进到这里。我们四人紧紧拥抱，琳达哭了，泪水表达了她的

担心、焦虑和意外的欣喜。

　房间里的人一多，紧张的气氛自然就有所缓解。当只有我和德健时，我俩都不掩饰我

们的恐惧，但是有了周思和琳达，我俩又毫无感觉地变得潇洒、超脱起来，好象我们不曾

身处层层戒严部队的包围之中，不曾听到过枪声，不曾被士兵用枪口逼下纪念碑，我们只

是听到别人说过广场的情况，现在只不过在向周思和琳达转述。尽管我的心还在剧烈地跳

，我在讲述撤离的经过时尽力保持平静，偶尔还要玩点儿小幽默。德健更是一副超然于生

死之外的神情，他讲到躺在担架上的感觉时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葬礼都举行完了。

”

　吃过丰盛的晚餐，琳达坐在我和德健的对面，商量以后怎么办。琳达让我进澳大利亚

使馆，我不同意；德健要我马上去广州，他在广州有一套房子，可以供我使用，我也没有

同意。我说：“在我没有见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绝不离开北京。”反过来，我力劝德健

离开北京去香港。德健开始时不同意，但到最后，还是我的话起了作用：“德健，我们四

个人必须出去一个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你出去的条件

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许人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清场的事实。”德健同意了。

　接下来琳达分别给陶力和程琳打了电话，告诉我和德健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嘱程

琳准备好德健的护照，我们会派人去取。我又分别给高新和周舵打电话，想让他俩也来外

交公寓。周舵家里的电话没人接。高新的未婚妻张小梅接了电话。我告诉她：要高新呆在

家中不要出门，明天会有人开车去接他。

　那天晚上，我们根本没睡。白杰明从澳大利亚打来长途，叙述了他在电视中见到的北

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当琳达向我们转述时，我和德健都感到庆幸，当时的北京城，风暴

之眼的纪念碑附近是最安全的。同时，我又隐约地感到不安，有一种道义上的犯罪感，总

觉得死于戒严部队枪口下的人与我发起的绝食有关。一种挥之不去的推论总是跟着我，直

到我被抓进秦城监狱，直到我获得自由，直到我走进坟墓：“如果我不发起绝食，就不会

有新的运动高潮；如果没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许会等待着学运的自我瓦解，不会进行强硬

的清场；如果没有强硬的清场，北京市民就不会与军队发生正面的暴力冲突；也就不会有

现在的暴力屠杀。”当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多次向朋友和熟人谈到过这种想法，尽管他

们都众口一辞地说清场早已决定，与我们的绝食无关，但我仍然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

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至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晚上九点多钟，我的学生程真不知从哪打来了电话，问

我是否安全，是否想尽快离开北京躲一躲，她说她可以安排一切。我告诉他我现在在一个

非常安全的地方，谢谢她想着我。程真打来的电话使琳达非常紧张，说不定已经有人知道

了我的下落。万一出现意外，对我和德健、对周思都没有好处。

　晚上，窗外不时地传来枪声，有时密集，有时零星，有时近在几十米之内，有时好象

从北京城的某个角落里响起。我们几个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一阵枪声响后

，我们总要拉开窗帘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向外张望。六月五日凌晨二点多钟，我们看见有

五十多辆坦克驶过建国门立交桥，向天安门方向开去。我们边听外电的广播，边议论着、

猜测着北京的局势。英国ＢＢＣ的华语节目，播放了对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采访，杨老愤

怒地说：“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用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和青年学生，是北洋军阀不敢为的，国民党不敢为的，连日本人也没有干过，但是今天共

产党却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杨老的仗义直言令我们感动不已，因为我、琳达

、德健都是杨老的朋友，曾多次去他家聊天、吃饭。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的英译稿

还请杨老帮过忙。“六·四”后，由于他坚持自己的反对戒严和屠杀的立场，他被开除出

党。

　六月五日，又有几位澳大利亚在北京的公民避难于周思家中，准备乘六月七日的飞机

回国，周思家成了一座难民营，但是是一座生活条件优裕的难民营。除了睡觉不太方便外

，其他的条件还是满不错的。而且，高度的紧张和恐惧很难使人成眠，所以人多反而成了

一件好事。六月五日一整天，琳达都在为从德健的家中取回德健的护照忙碌，打了无数次

电话，托了无数多门路，结果还是没希望。琳达一闲下来就劝我进澳大利亚使馆，并且当

即写了邀请信，以备在必要时得到澳大利亚使馆的签证。但是，我执意不肯去。我的理由

是：绝食由我发起，至今不知道周舵的死活，也不知道高新的情况，如果我进使馆寻求政

治避难或逃亡国外，而周舵和高新被捕，那我将在国外或使馆中背一辈子道德的十字架。

琳达气愤地说：“到什么时侯了，还讲哥们义气。现在是能逃一个算一个。”我反问道：

“那你为什么不先回国，非要和德健一起去香港干吗？你不也是出于对朋友的忠实吗？”

琳达无言以对。后来，在监狱里，提审人员都对我有条件逃亡而没有逃表示敬佩，出狱后

，也有朋友夸我这样做的勇气。但我以为，我这样做实在不值得夸耀。我之所以留在北京

，没有进使馆避难或逃亡，完全不是出于留下来为“六·四”、为八九抗议运动、为死难

者承担责任，而是为了狭义的哥们义气，为了自我良心的解脱。如果当时我、周舵、高新

、德健四人都有条件逃亡国外，我想我就不会考虑留下来承担责任，肯定和他们三人一起

逃亡海外，或避难于使馆。不是“六·四”中死难者的鲜血和生命留住了我，而是狭义的

私情留住了我。宁愿不负朋友之谊而冒险，不愿为自己深深卷入其中的、结局悲惨的运动

承担责任，这难道有什么正义、道义、高尚可言吗？绝对没有。

　从外交公寓的窗户向下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门立交桥上的军车和头戴钢盔、手持

武器的士兵。中午十二点左右，十几辆军用卡车载着一车车士兵驶过立交桥，有的车上的

士兵不断地向天空鸣枪。有一辆军车驶到立交桥的一半便停住了。司机下车和车上的士兵

说了些什么，士兵们跳下车，截住后面开过来的军车上去了。显然，那辆停下来的军车出

了毛病，孤零零地停在桥上。半个小时以后，几个市民来到军车旁，看着驾驶棚和车厢。

他们用铁器砸开油箱，把汽油洒向驾驶室、车头和车厢。然后划着火柴，扔进驾驶室。顿

时，火舌蓦然升起，从驾驶室的窗口向上升腾。过了一会儿，整个车身都开始燃烧。那几

个烧车的人站在几十米外欣赏着他们的杰作。令我和德健奇怪的是，在这几个人烧车的全

部过程中，立交桥上的戒严部队离他们只有二十来米的距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烧车。而

那几个烧车的人一点恐惧感都没有，一切都干得从容、自信、毫不慌张。一开始，当我和

德健看到他们在士兵的枪口下烧车，确实替他们捏了一把汗。但是，直到这辆车烧黑烧焦

，也没有一个戒严部队的人出来干涉。这是不是戒严部队有意为之？是不是政府为了证明

“反革命暴乱”而精心策划的阴谋。我被捕后，看官方的平暴录影，也见过类似的场面。

在历史博物馆的马路上，一排军车开过，其中的一辆被人群截住，砸毁、点燃，但后面的

军车好象没有看见一样，匆匆开过。据官方报导烧毁军车是所谓的“反革命暴乱”的证据

之一，是不是官方有意拿出一些早该淘汰的破车让市民烧，烧得越多越好？

　同时，戒严部队的士兵却对外交公寓的动静警惕万分。他们不让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录

影、拍照，甚至不让外国人看。只要一发现有人站在阳台上，戒严部队就鸣枪警告。从窗

口，我看见几个士兵追赶一个小伙子，一边追一边开枪。这时，有一个外国人站在阳台上

录影，大概是想录下戒严部队开枪抓人的场面。那个外国人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个士兵

一起跑过来，枪口对准那个外国人，大声道：“不准录影！”“赶快回去！”“再不回去

，我们就不客气了！”过一会儿，一个当官的拿着手提式扩音器，冲着外交公寓的窗口反

复喊话：“请你们不要录影，不要站在阳台上。不听劝告者，我们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

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五日下午五点多，高新随周思来到外交公寓。一见到高新完整地站在我面前，我无法

抑制地抱住他哭了，高新也掉下了眼泪。德健没有哭，但从他的表情中能看出他的激动。

高新说：“我和程真、梁兆二一起走的，在六部口看见坦克碾死学生。有的士兵一边笑一

边开枪，他们打红眼了。中午到了北师大，去陶力家，安慰了她一阵，吃过午饭，就回家

了。陶力让你在外面躲一躲，能出国就出国，不要考虑她和孩子，这是陶力托我带给你的

三千元钱。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高新还说：“昨天晚上枪声一响，陶力就到北师大东门前等你，从半夜十一点半一直

等到天亮，等到从广场撤下来的学生全部返校。她没有找到你，以为你非死即伤，她哭得

眼病又犯了。”

　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

，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

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

不管“八九抗议运动”的结果多么惨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难，统统与陶力无关，一

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是我自己要回国、要投入、要绝食。我在外面风风火火，有刺激、有

观众、有名声，即使受难也不会白付代价，即使死了也只能自己负责。而她呢？她得到的

是什么呢？除了痛苦、惊吓、焦虑、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抚养孩子的艰辛、卧床两年

和病魔搏斗之外，她一无所得。当我在“八九抗议运动”中面对欢呼的人群时，我从未想

到她和孩子；当我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地讨论时事时，我从未想到过她

的痛苦；当我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

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象我这样生性

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

到陶力的爱。接到离婚协议书时我所经受的痛苦完全是应该的，而且它还远远不能与陶力

所承受的痛苦的深度相比。

　在周思家吃过晚饭，除了没有任何目的的等待外，我们无事可干。德健出于道义上的

激愤，提出由我们四人联名写一份面向世界的紧急呼吁，呼吁全世界主持正义的政府和公

民在物质上、道义上谴责中国政府的法西斯暴行，支持“八九抗议运动”。德健说：“这

个呼吁录成磁带，如果我能出去，就带到海外。如果我走不成，就交给琳达或其他人带出

去。”我和高新开始时都有些犹豫。我觉得周舵不在场，不知他会怎么想。德健说：“没

问题。我们四人在广场组织撤离时的一致是超人的，现在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人权是

国际性的，受到联合国的保护，我们的呼吁完全合法。”在德健的说服下，我和高新同意

了。

　呼吁书的起草自然由我执笔。草稿出来后，大家都觉得不够简练，太长。德健进行了

删改，加上了杨宪益在接受ＢＢＣ采访时说的那段话，最后由我订稿。《呼吁书》的大致

内容如下：

由胡耀邦逝世所引发出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是完全符合宪法的。此

次运动一直遵循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但是，李鹏政府居然动用坦克、装甲车、

军用卡车、飞机和全副武装的军队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是法西斯行为，是

八十年代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暴行。

　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着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

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

政府没有干过，就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

容。

　为此，我们向全世界一切维护人权和民主的政府呼吁，向全球一切主持正义、维护和

平、反对暴力的良知呼吁，给中国的法西斯政府以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的制

裁，给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和“六·四”的受难者以一切形式的支持与声援。

　　　呼吁人：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者

　　　侯德健、高新、刘晓波、周舵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周舵的签名由我代笔。《呼吁书》写完后，由侯德健和高新分别对着录音机念一遍。

琳达当时把《呼吁书》翻成了英文。我们商定，如果德健能出去，公开发表由四人签名的

呼吁书要视我们三个留在北京的人的情况而定。如果我们三个人被抓，就只以德健一个人

的名义发表：如果我们安全，就以我们四人的名誉发表。后来，由于六月六日的忙乱，《

呼吁书》的原稿和录音带是否被带出国境，是否安全发表，我就不得而知了。

　六月六日差不多一整天，大家都在为德健的护照和飞机票奔忙。上午九点多钟，高新

冒险骑自行车去双榆树的德健家中取护照。从建国们到双榆树，几乎横穿了大半个北京城

，我真为高新捏一把汗。一个小时后，高新从德健家打来电话，说程琳已经带着护照走了

，肯定是她去了建国门外交公寓。果然，过了一会儿程琳打来电话，说她在国际大厦门口

，带来了德健的护照。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是否让程琳上来。但是最后我们一致认为

不能让程琳再卷进来了，少牵连一个人是一个人。于是，琳达和另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儿

下楼取回了护照。程琳想见德健而没能如愿，我想她肯定非常痛苦。六月六日的北京城还

充满着恐怖气氛，人走在街上随时都有危险，程琳能孤身一人给德健送护照，已经是忘我

的勇敢之举了，确实让人感动。我想，不管程琳和德健的关系到了多么不可挽回的地步，

但是在当时或在以后，德健都应该感谢程琳能够冒着风险给他送护照。

　高新从德健家里出来，就直接去昆仑饭店附近的一个民航售票处给德健取去香港的飞

机票。这边桑哗和王越红带着护照和钱去和高新见面。我、德健、琳达和其他几个人在焦

急地等待着。下午四点左右，高新打来电话，说一切都办妥，约定在澳大利亚使馆的门口

见面，一会儿，周思从使馆回来，接在他家的几个澳大利亚人去使馆。德健又找到一个外

国朋友的车一起去澳大利亚使馆。德健的飞机票是六月七号的，他必须在使馆住一夜，第

二天和琳达一起飞往香港。在周思家中避难的所有的人，特别是琳达都劝我和他们一起走

，躲进大使馆肯定更安全。但我执意不肯。我一定要等到高新和王越红回来，再商量怎么

办。另外，我一直为不明下落的周舵悬着半颗心。

　我看见他们忙碌着收拾东西。德健的行李最简单，只有一个小挎包。他把我叫过去，

拿出他身上所有的人民币，共一千七百元交给我，他说：“我一出境，这钱也没用了。你

们留在北京的人也许用得着。”

　一阵忙乱过后，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要走的人都聚到了门口，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

我的身上，我知道分手的时侯到了。德健过来，仿佛特别不情愿地和我拥抱，他对我说：

“小波，这次分手很难说什么时侯再见，你多保重。如能见到周舵，代我问候。如果你想

开了，等高新回来，你们也一起来吧。”琳达哭着和我做最后的吻别，她的嘴唇贴在我脸

上时，我感到一阵彻骨凉气，那是一种冰冷的悲哀，渺茫的离别，尽管她在不住地颤抖。

直到门已打开，其他的人都走向电梯时，琳达还在说：“小波，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固

执地摇摇头。琳达的眼中掠过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我送他们到电梯门口，又和所有的人

一一告别，最后我对他们说：“放心吧。我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如果高新和王越红也能进

大使馆，就代劝他们进去。如果不行，请你们开车把他俩送到这。”电梯的门开了，他们

动作缓慢地上了电梯，当电梯的门缓缓地关上时，我看见德健负疚似地看着我，撇了撇嘴

。

　电梯开走了，我呆呆地站在走廊中，盯着那个闪着红光的倒三角，那垂直向下的形状

让我想起一个大头朝下的人，正在被从无限的高处推下来，一头栽入无底的深渊。真不知

道德健此去，是入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到周思家，关上门。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冷飕飕的失落，仿佛在

生死攸关之时我被最好的朋友抛弃了。尽管我心里清楚，谁也没有抛弃我，完全是我自己

决定留下来，但是，我的意识的清醒已经无法控制那种浸透整个身心的失落感。偌大的房

间，刚才还到处是人，是各种混合的气味，是各种嘈杂的声音，但是仅仅几分钟后，它空

了，空得如此迅速、突然，如此不留余地；它静了，静得毫无道理、毫无感情。仿佛在我

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挨了猝不及防的一击，还没等我有所反映，攻击者早已不见

踪影。我的确懵了。

　头脑里空空落落，外界无声音，内心里也没有窃窃私语，没有独白的词语，甚至没有

任何可以称之为动的痕迹。唯一能作的就是双脚机械地移动，走遍周思家的角角落落。经

过一大段可怕的空白之后，自己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能就这么等着，必须干点

什么。”我的目光在房间里东游西荡，象轻飘飘的败叶没有着落。我坐在沙发上，拿起一

本杂志，又放下。起身倒了一杯水，拿到嘴边又不想喝。我走进洗澡间，想解手，但又什

么都尿不出来。我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想让自己清醒一下。擦脸时，偶尔在镜中看见

自己，仿佛在看一个脏兮兮的陌生人，总也洗不干净。我又去洗脸，一连打了三次香皂，

毛巾把脸皮擦得火辣辣的。突然，我想起了德健的眼睛那目光似乎是在做永久的告别。我

猛地意识到，也许不会有任何人再走进这套公寓，我将一个人长期地生活在这里。不行，

我一定要出去。我快步走向门口，但是恐怖逼迫我没有勇气开门。只要跨出去，我将无法

回来。门是一条界限，门外的世界仿佛杀机四伏，到处都是陷阱，狰狞狠毒。

　犹豫了几分钟，我退了回来。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看有多少吃的东西。冰箱几乎

是空的，只有冷冻室里有生的肉、鱼。我又打开冰柜，里边差不多有半柜各种肉食。我感

到有点饿，又想到高新和王越红可能来，干脆开始做饭吧，为他俩做一顿烧牛肉。我拿出

一块牛肉，放在案板上化冻。

　一走进客厅，看见了放在一角的电话，我这才意识到我最应该干的是给周舵拨电话，

拨通了周舵的电话，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在家，我叫他想办法过来，他说：“我们单独行

动更安全，更方便。现在我白天回来看看，晚上躲出去。”我说：“我们最好见一面，看

看以后怎么办。”周舵说：“哥们儿，以后怎么办。先老老实实呆上一阵子，现在不能做

任何事。”我说：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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