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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试论中国地下民运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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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试论中国地下民运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它   
民运分子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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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试论中国地下民运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它 (354 reads)      时间: 2002-6-24 周一, 下午1:14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试论中国地下民运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它



（发言稿）



高 寒



重贴按语：



本文写于约五年前，属于我去年在与张三先生讨论“公开批评民运”时说的那种典型的“建议型、期待型”文字。文中的若干内容，倘若是今天来写，恐怕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重贴此文是想说明：



让那些在民运高潮期争相作民运、而在低潮期却迫不及待地与民运厘清界限的人去作他的非民运人士或以加入“扫荡”营垒而自得吧；让那些成天沉醉于民运并未失败感觉中的民运永恒代表人物去庆祝他的胜仗连连吧；让那些成天以民运主流自居却让民运队伍越战越弱的“领袖”们成天龟缩在自己的“主流”小巢里去自我或互相感觉良好吧；让那些成天热衷于以某党主席的身份向布什、布莱尔的当选发贺信的“秀民运”对外界的批评乃至挑战作鸵鸟状或阿Q状吧，在这“扫荡民运”甚嚣尘上的时刻，在本可以籍中共接班危机向专制发起冲锋的2002年，民运马前卒高寒即使因两栖或多栖作战而战死沙场，即使最终应了某公某郎所谓的“为他人挡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天才预测，也在所不惜那本来就并不高贵的羽毛。



民运马前卒高寒



2002-6-24 于纽约



原文前言



此文曾分别提交给今年一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一届全球中国民主运动前途讨论会”和八月在波恩召开的“‘邓后中国：问题与对策’国际研讨会”，大约因其论文审查者们的关注点均不在诸如此类议题而致该文无缘到会交流。近日以中共十五大为标志的国内政局的发展更证明了本文的一个论点：民运应当用强有力的地下斗争给党内改革派以适当的奥援。有鉴于本文所涉问题的迫切性，作者殷切地希望能同那些对中国民运的战略策略问题之理论与实践均确有兴趣者、对中国民运的前途至今仍不失关注之热情者交流，以期能对这一尖锐而重大的现实课题展开严肃而深入的讨论，以利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实际开展。



高 寒 1997.9.20.于 布达佩斯



（一）建立地下民运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海外民运公信力的降低，尽管原因可以找出许多，但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应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却并未交出漂亮的成绩单！一个战绩平庸的球队，是不可能获得（更别说持续地获得）公众的喝彩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人们已经提到过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下面也将提到──诸如民运领导者的道德操守、民运组织的内部运作机制等等外，更重要的，还应当从民运的基本战略、策略上找原因了。这包括：建立地下民运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建立地下民运组织的可行性，民运组织的角色定位，国内外民运组织的关系，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和平手段与暴力手段的关系，如何选择突破口，如何与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类政治势力包括与台湾的结盟，海外民运的公信力重振，民运基金的筹措与管理，……等等。



2、无疑，今天凡是打算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国民运策略的人都会首先想到胡平的《中国民运的反思》这本书；凡是打算要与之严肃讨论中国民运的策略的人都会首先想到胡平先生。尽管胡平书中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并不逻辑地直接引向否认非法的地下斗争，但是，起码他的基本论述重心不在于此。



胡平的那本书，至多也只是谈到了“本应怎样做”或“应当怎样做”，但却没有去谈（忽略？未及？）“由谁来这样做”，或“只有由谁来做，才有最大把握导致某种预期的良性（选择）结果”。须知，当民运的高潮到来时，由平时就“时刻准备着”的地下民运组织来做与由临时凑合而成“菁英群体”去做，绝非同一码事。换言之，胡平的书只涉及了棋谱而未涉及到棋手（队）。然而忽略了这后一环节，与那种棋谱、棋手两个环节一概不讲就要上场去与“专业棋队”对抗的赛事，就其对弈结局而言，并无什么两样。可见在一个人民的结社、出版、言论等权利均被剥夺殆尽的集权社会里，对于一场大的群众性街头抗争来说，其临时性指挥机构的背后有无民运地下组织的强有力的影响和运作，其结果会是大不一样的。俗称：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倘将此话中的“看”改为“干”，即：外行干热闹（干得欢），内行干门道，那就可说是一语道破了89民运进退失据的真谛。



曹长青、封从德断言胡平的理论缺乏可操作性，但我则以为，这个结论只可被限制于特定的前提下──即在那种其背后并无有力的民运组织活动其间、且因突发事件而引燃的群众自发性民主运动中（很可惜，八九民运恰属于此）──才显得不无道理。换言之，我以为，就一般而言，胡平的所谓“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诀并非完全不可操作，但前提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平时就训练有素的坚强组织。然而倘若民运组织的建立，只能是如今天一些民运团体、民运人士所津津乐道地那样要以“合法性”、“公开性”为前提（其代表性主张可参看杨周“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分别载《北春》95年1月号和《中春》95年12月号），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民运组织”在大陆就只可能是“无”了；如此一来，即使历史再给我们十次民运高潮的机会，运动都仍旧只能是大伙儿“跟着感觉走”，从而难逃失败的厄运。



3、眼下让人似有种紧迫感的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一个专制政权的世代交替因而随时有可能突发政治危机的最敏感时刻；而另一方面，与这种随时有可能因突发事件而引发政治危机的形势相比，中国各民运组织却很难说已具备了那种一遇危机即可迅即动员进入角色以影响政局发展的基本素质。然而，政治组织的这种危机处理的整体素质，又决非仅靠少数菁英的临时发挥所能奏效。它多少有点象一支快速反应部队那样，要靠平时有计划地培训与演练。89民运之所以失败，尽管人们已经论及了许多缘由，但当机遇降临时，以一支临时凑成的业余棋手去挑战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棋手，恐怕应算一重要原因。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在大陆内部民运方面可说是并无专业棋手队伍，这当然与中国民运本身在当时的成熟度有关。



因此，相对于胡平的结论，我认为，89民运的失败，更深层的原因恐应为：没有自觉的民运地下组织来领导这场运动。质言之，在1989年，中国的“体制外”民主运动还未成熟到要以非法斗争去促进合法斗争这样的自觉程度（请回忆一下六、四以后的流亡菁英们对民联的“疑虑”；更何况，即使是民联本身，似乎对“地下组织”、“地下斗争”也不是毫无“疑虑”的）。别说89年，就是在今天，大陆民运的主流部分难道对此就有所共识吗？



4、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那多年来几乎已成了时髦词儿的“民运低潮”，难道不可以认为导致这持续“低潮”的诸种因素中也有民运自身的一份责任吗？难道不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我们被自己的那些个以为离开了干“建设性合法反对派”外便无事可做的心态束缚了手脚、从而使民运失去了好些历史机会吗？其实，政治高潮＝客观危机＋主观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讲，民运高潮是要靠民运组织积极有效地去促成才可能到来的。因为尽管政治危机的积聚常带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它的爆发则往往又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譬如89年春，谁又能料及胡耀邦会猝然辞世呢？）。更何况历史的机遇往往还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民运组织倘若没有靠平时多年积蓄、操演练就的捕捉政治危机的敏锐素质，没有遍播于中国大地的民运种子，届时那就很难做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那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事后扼腕叹惜了。民运组织的这种基本素质与形势需要的巨大反差，有理由让人担心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会又一次失去历史的良机。远的不说，起码去年夏秋的保钓运动，多么好的一次本可大发动的机遇，就因民运在国内其实并无有力的组织──而这类组织在今天实际又只能以地下状态存在──准备，我们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流失了。



5、历史的机遇，对于有准备者和无准备者是大不一样。89年胡耀邦的逝世，一下触发的惊天动地的89民运，这和此前民主力量借胡、赵多少予以容忍的一些公共活动空间而所作的准备有关。然而六、四以后，中共也在作“中国专制的反思”。从中它大概也总结出了个“八字诀”，叫做：剿灭萌芽，封死空间。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中共控制的收紧，而恰在于，中国民主力量似乎只会跳一种舞步，它不能及时地随着场景的转换而自如地改变步幅。但倘若民运再这样自我设限下去，即使有一天中国突遇什么偶发事件，那么，我们仍有可能会象去年骤然升起的保钓运动那样坐失良机的。如果说80年代中国民运的排拒地下组织，最终导致了89民运因不能进退自如而失败的话，那么，倘90年代我们再继续排拒地下组织、地下活动，中国民运就很可能在大陆因既失公共空间又无秘密空间而难有落脚的根基了。



6、与“民运低潮”相适应的是，一方面，无论是国内国外，民运都倍感势单力薄、孤苦无援。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将其组织现今存在的意义已缩减到“旗帜不倒、队伍不散……”（万润南），或“三十七计撑为本”（徐邦泰），就足见其窘境了。但另一方面，国内民众的自发地抗争则此起彼伏、延绵不断。请看看大陆现在各地时有所闻的工潮、农潮、学潮，抗捐、抗税……等等，其背后大都几乎未体察到一丝民运的影子。但民运若不去同这些与老百姓日常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且有着相当广泛阶层的参与、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已使中共焦头烂额的人民自发的抗暴斗争相结合，它又怎能获得大陆民众的认同？又怎能不感到底气不足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若探究起来，我以为甚至可追溯到与中国民运自79民主墙被镇压后就一直被一种“沙龙化”的倾向主导着有关。该倾向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鄙薄民众，傲视民众，尤其是视最下层的工农基本群众为群氓；只看到民众盲动的破坏性力量，看不到民运本应植根于其中的深厚伟力。那些大声呼唤着“中国应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的朋友，似乎忘记了当年西方各国的那个与封建贵族作斗争的新兴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扭转乾坤、改变世界，其实际上是背靠着比他自身宽泛得多的第三等级，实际上是作为整个第三等级的代言人而叱咤风云的。因而这些朋友的眼睛大都只盯着自己的那同质性小圈子，盯着上层或国际，即将民运组织的运作，多局限于知识分子群；将中国民主变革的希望过多地寄托于中共上层的权争和国际民主力量的奥援，而忽略了本应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去作的对国内民众之自发抗争的引导和升华。

然而，政治毕竟是实力的较量，倘若自身没能积聚起足够的实力，中共上层的改革派凭什么愿将自己的命运押在你几个如流亡小团体般的民运组织身上？同理，外界（台湾、华侨、世界民主势力）又凭什么要向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援助？可见，中国民运得首先设法靠自己的力量立起来。自己都站不起来的人，别人是无法帮、也帮不了的；没有相应的实力，也就谈不上有吸引同盟者的资本。那么若问中国民运应该从何处去聚集起自己的实力呢？在我看来，除了那遍布中国大地的老百姓，我们又还能从哪里去发掘到那既深且厚、能让中共专制势力望而生畏、闻风丧胆，且可以持续地吸引到外界认可你、支援你的实实在在的力量？所以，民运要走向高潮，就必须从“沙龙”的清谈中走出来，通过地下民运组织去与国内工人的罢工、农民的抗捐；与几乎任何公众场合都能听到的对中共官僚之控诉、声讨的“牢骚”和“幽默”；与广大人民群众身边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的对中共专制制度的自发的不满与抗争相结合，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同，才能造成应有的声势，才能对中共当局造成足够的压力，从而也才有可能结出民运的果实。



7、在我们的民运队伍中，并非无人明白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并且是较量的艺术，但却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不进入地下就谈不上酝酿、产生、保存和扩展民运实力；不用非法斗争去推动合法斗争，也就谈不上较量的艺术。大陆民运要作长期的韧性打算，就应考虑以地下斗争为枝干、以合法斗争为枝蔓；实行“长期潜伏、广泛交友、伺机而动、逐步推进”的方针，开始还应特别注意防止急躁盲动。民运要结合各个阶层切身利益、思考方式而开展灵活多变的宣传攻势，包括深入浅出、因地制宜地介绍非暴力抗争的各类技巧；要建立各个层次、各种梯度的形形色色的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外围组织；要抓住机会，用目标有限、范围有限的罢工、抗捐、集会、示威、上访、控告、诉讼……等各类合法、半合法的行动来争取中间的群众，包括党内健康力量；还要借力打力，利用矛盾解决矛盾，适时地抓住那些在一个时期内民众情绪、社会舆论的焦点，诸如对日索赔、保钓、外资企业中的工会建立、地方差额选举、农村白条、苛捐杂税、严重环境污染……等等，等等，去将中共的军，去遍地开花地与中共打一场大小不拘、范围不拘、层次不拘、色彩不拘的形形色色的──如胡平所言──最终将积小胜为大胜的“有限战争”。



可见，我（们）与那些盲目崇拜“合法斗争”、“公开斗争”的朋友们的分歧，绝非在于：要不要合法斗争，而在于、也只在于：民运是否应自我设限止步于“合法性”、“公开性”。



8、恰巧，今年第七期的《北京之春》卷首，刊有胡平一篇号召民运应积极投入即将到来的新一届县区人民代表直选的评论，题为“展现民意 重建自信”。评论对民运应自觉地抓住这种合法斗争的机会，“打破僵局，发起新一波民主化攻势”，借以“演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民主大戏”作了很好的论述。我十分欣赏胡平的这种为得大海、不弃细流的的认真精神及前瞻风范；对文中的建议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但遗憾的是，与往常一样，胡平在此仍旧只论及“棋谱”而不去正视“棋队”。在文末，胡平似乎也朦胧地意识到这点，他写道：除非我们事先广泛动员，否则选举活动也很难搞出规模，搞出声势，很难取得什么成效。然而由谁去动员呢──“我们”在此究竟指谁？在这个实在本该深入地大加议论一番、且当用大写字符醒目地标出的“谁？！”的问题面前，作者却嘎然止步了。他笔头一转，所罗列出的各类具体事项又多以海外民运为限。可是，海外民运毕竟只是“民运后方”，而中国民运要获得成功，怎可能回避“民运前线”的有组织的力量这个大问题呢？胡平文中特别提到了80年、87年的两次大学竞选风潮，尽管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低估其在当代中国民运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但是也无庸讳言，说到底它们毕竟还只能算是一种自发的民运活动。难道不正是这种自发性，导致了89年我们失去了一次与党内改革派结盟的极难得的机会从而致使民运惨遭滑铁卢吗？时至今日，我想，倘若民运仍旧不正视国内民运“专业棋手”队伍的建设，质言之，即不下决心走入地下，组建民运的进退有序的地下斗争组织，那么，中国民运就就很难说已走向成熟；胡平们的号召，也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纸上了。



9、一些患合法性、公开性崇拜症的朋友们的悖论在于：



首先，“合法的反对派”、“公开的反对派”原本只是民主制度的产物，是我们所追求的民运成功的结果，而他们却因果倒置将此当作自己在专制制度下干民运的前提。他们完全不愿正视这么一点：那种“非合法性不干民运”、“非公开化不干民运”的主张，在不给丝毫合法空间予反对派的专制体制下，便逻辑地只会导出取消民运的结论。而大陆民运至今无多大起色，不能说与这种主张的影响无关。



其次，所谓“合法斗争”中的“法”这一概念，除了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外，还理应包括释法（法律解释）。专制之为专制，独裁之为独裁，就在于一党、一派、甚至一人垄断这诸权力于一身。民运当然尽可以从暴露专制政权的角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去开展“合法斗争”，而且还可将此干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譬如王希哲直指江泽民的公然违宪，郭罗基、许良英分别为魏京生、王丹所写的辩护词，89民运要求万里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等等，等等。但是，若据此便以为专制制度下的法律解释仅仅只是靠的铁的逻辑力量，其政权运作仅仅是靠的法律条文，那就未免太过书生气十足，未免太不知己知彼了。



再者，既然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既然在强敌之下善于隐蔽伪装是军事学的一项基本功（这大约是受启发于大自然中弱者得以生存、延续的精巧伪装色）；既然我们的对手在对付我们时各种“秘密”武器无所不用其极，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拒绝使用“秘密”、“地下”“伪装”这一类保护性手段？有什么理由要以不暴露自己的火力点为“耻”？有什么理由要以是否“公开化”、“合法性”为“民运”与“不民运”的基本的甚至首要的标志呢？



最后，试问，自89民运被镇压后，哪一份主张作“合法反对派”、“民运公开化”的什么“宪章”、“宣言”、“章程”“声明”等等，在大陆可以合法传播？反过来，它们中的哪一份又不是通过非法的、不公开的渠道而问世的？既然您的“合法性”主张都只能通过非法的途径传播；既然您的“公开化”宣言均只有借助秘密的渠道流传，试问，难道您就感受不到这其中的强烈的讽刺意味吗？其实按照这些朋友们的逻辑，甚至可以推到连王希哲、刘刚等都不应偷渡流亡而应束手就范的荒谬地步。



10、民运地下斗争否定论认为，地下斗争所必然蕴含的密谋组织机制，是导致专制的温床；故密谋手段与民主目的天然地相互排斥；中共、苏共的民主理想的大失败便是手段异化目标的实例。



是的，地下斗争便意味着密谋，无密谋便无所谓地下斗争；既是密谋，就得有纪律；既有纪律，就得有权威，否则岂不视成员生命为儿戏？但是，密谋与专制间的关系应是或然性而绝非必然性。否则您就既无法解释世界史上的许多民主政体的发生史，也无法解释当今任何民主政体均为其政府留下一个合法的密谋空间──哪怕是极严格限制的──这一现实。



11、还应当指出：非暴力斗争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合法斗争”、“公开斗争”；非暴力斗争实际上可以包含着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两大部分。但是，暴力斗争却一定是非法斗争。因此强调非法的秘密的地下斗争，在逻辑上也就并不直接地否定暴力方式，尤其是考虑到民运的地下活动还理所当然地应包括（甚至还应着重于）军（警）运领域。是的，诚如胡平所言，在当今之世，纯粹由民众发动的武装斗争，与专业化、现代化、高科技化的当局武装对抗，几近以卵击石。但是，倘若民运通过卓有成效的地下活动，运作政府军中立、乃至倒戈，就自然可克服上述困难。其实，“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甚至中共的“八一南昌起义”、还有“罗马尼亚革命”，都是靠倒戈的政府军打响反叛的第一枪的。再者，政府军方面总是掌握着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最现代化”的资源优势，一般地说来历代均无不如此。



12、当然，民运的密谋斗争手段也绝非无一定的界限，最起码，我们应绝对地摒弃各种针对特定个人、危害公众安全或公共安全的恐怖活动。



（二）建立地下民运组织的可行性



13、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建立强有力的地下民运组织是可行的吗？在我看来，答案绝非是否定的。



中国民运现面对的是当今世界上最顽固的一个专制堡垒，民运要有意识地、自觉地转入地下，并自如地纵横捭阖于地上和地下、合法与非法两栖世界，除了要解决地下民运组织建立之合理性、必要性、迫切性外，还应当了解地下民运组织建立之可能性、操作性和技术性。



14、一般地说，无论控制多么严密的社会，它都有其薄弱环节，都一定有空子可钻。特殊地说，今天的这个已遭商品经济大潮冲刷的中国大陆，可供地下民运组织生存、活动并游刃有余的空间已较过去宽泛了许多，且这个势头还会继续下去。



应当承认，中共对政治反对派、对民主势力、对任何异议运动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而且，随着国内民运地下活动的开展，随着中共专制与人民矛盾的激化，其镇压的残暴性还极可能有增无已。不过，尽管中共近年来手中用于镇压的武器越来越精良，手段也越来越先进，其不仅与过去毛泽东时代不能同日而语，即使与89年以前也难相提并论，然而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强化，却反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譬如，六、四后大批遭全国通缉的政治要犯一批又一批地成功大逃亡，尤其是刘刚、王希哲竟然在中共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成功地出逃就是实例。象这类“重大失误”，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是绝难想象的。原因何在呢？其实就在于今天的中共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那“专政机关”以外的“人民专政”的外围力量了。过去，它的基层党组织、团组织；它的工、青、妇；它的学生会、居委会、乃至少先队，等等，都无一例外地是其党警察的耳目；而今天呢，不仅这些其名义上还继续存在的组织之“耳目”功能几乎已丧失殆尽，而且甚至在它的“专政机关”的内部，从上到下，对民运的同情者也大有人在。中共今天对于社会的控制，已是越来越仅仅局限于依靠其专门的特务部门了；已是越来越依靠利益收买而非意识形态吸引力了。在基层，它甚至还不得不靠金钱去网罗一些地痞流氓来维持“治安”。这便是中共今天无论扩充多少警察、武警、国安特务，无论进口多少高精尖的特务器材，其控制能量仍大不如前的深层原因。



15、从理论上讲，凡是中共社会控制的薄弱环节，便均可成为中国大陆异议地下运动、民运地下组织所赖以生存的空间。事实上，这些年大陆的各类地下组织、地下活动已空前活跃，有的甚至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且组织也颇为严密。即使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中共的镇压、破坏，其仍然生生不息。可惜的只是它们多属宗教、行帮、乃至黑社会性质。但这至少表明，那种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不可能有或很难有地下组织、地下活动驰骋的天地的论断是十分肤浅的。问题在于：对于这诸多中共已无法控制或无法彻底控制的社会空间，没有民运组织去开展工作，就势必会有其它有组织的社会势力，诸如宗教、帮会等等去占领了；面对今日中国那昏天黑地的官场腐败，面对社会底层那诸多叫天不灵的民间苦难，你民运不去伸出援手、凝聚民气，给与答案、指明出路，那就只好让宗教、让帮会乃至黑社会去“替天行道”了。



16、诚然，海外民运中的一些朋友，之所以往往避谈开展国内民运地下斗争这一议题，如下心态的困扰也是原因之一：自己身处安全、舒适的环境下，怎么好意思鼓吹别人去冒风险、受苦难？！应当承认，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善良而可敬的情怀。然而，我们的一些民运朋友因自己的种种主、客观原因──毫无疑问，这些原因都是可以获理解甚至被尊重的──不可能直接投身于国内民运地下斗争的第一线是一回事；而据此将这种“不可能”抽象泛化为一种民运手段的最佳、最高选择则是另一回事。这些朋友们往往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无论国内国外，实际上都有着一批甘冒个人的任何风险而铁心与中共专制政权作不屈斗争、包括地下的秘密斗争的志士。因此，当我们的一些民运组织的负责人或一些知名民运人士有意无意地、公开私下地无视、批判、鄙薄、奚落民运的地下斗争手段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不经意地推开一支弥足珍贵的民运骨干力量。



17、我同意胡平的下述论点：我们不能靠浪漫的情怀去过高地评估民众的政治风险承受力，在涉及到有一定规模的民众的抗争运动中，应当注意将风险控制在一般民众所能承受的限度内，以期保存民众的持续参与热情。然而，对此的肯定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民运组织、民运人士可以而且应当勇于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的直接否定。这里的关键只在于：应当让行为人在充分意识到其行为之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的前提下自行作出取舍。换言之，对于民运中的一些高风险工作，譬如地下斗争，当采用自愿者机制。



所谓自愿者机制是指：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将活动的目的、方式、手段、后果、风险、责任、义务、利益……等等，事先毫无保留地告诉申请参与者；并通过适当的程序确认其参与真是基于对上述各项的了解与认可，且纯属自觉自愿；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队伍，开展活动。



请看今天中国的一些地下帮会组织，尤其是一些跨县、跨省的地下宗教组织，它们之所以能发展到那样大的规模，拥有那么多的“信众”，无论你说它是靠的迷信也罢、欺骗也罢，但有一点你却无法否认：它对其成员的吸引力绝非来自钱财利欲的力量。其实从中我们应当获得某种启示：即使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那些我们似乎已经久违了的非物质的力量，诸如精神的力量、正义的力量、道义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自我牺牲的力量、慷概赴义的力量，等等，在一定的范围内，仍然是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不能将它们统统让给宗教、帮会。



18、海外民运组织的“堕落”（请原谅我用这个词），中国知识界的“痿化”──阳痿化──（请原谅我生造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近20年来我们在吸取历史教训时，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实利主义泛滥，个体利益至上；将个人奉献、个人牺牲一概归之于毛时代的愚人哲学，而对政治伦理、历史责任则统统视之如敝屣。何频说海外民运组织甚至还不如一些黑社会组织，话虽说得重了点，但也值得我们反省。民运公信力的重振，喊了好多年，至今收效甚微，就其原因，多属言不及义，即大都未去涉及问题的要害是整个民运界均未大张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多年来，在中国知识界，犬儒主义、实利主义盛行，而中国民运界也不能脱其俗。海外民运组织这些年来，之所以地盘（影响力）越战越小，人员越战越少；不仅对国内外民众已锐减其感召力，而且对相当大一批异议人士也毫无吸引力，在我看来，不能说与此无关。因为问题非常明了：在今天不讲牺牲不讲奉献的个人或团体，明天人民又凭什么相信你们在政治舞台上会为他们某利益呢？



为了替这种犬儒主义辩护，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在批“革命”、倡“改良”；反“激进”、赞“缓进”的风潮中，从文天祥批到岳飞，批到谭嗣同，更批到孙中山，几乎批遍任何一种“英雄主义”。我在此，绝非又要回到另一种极端，去反“改良”、反“渐进”，而是想说明：即使搞改良、搞渐进，也少不了奉献、少不了牺牲、少不了英雄主义！若这个问题不挑明，不解决，民运的地下斗争──它有着更多的风险、更多的奉献、更多的牺牲──就当然无从提起。当各个民运组织的内部，追逐有限的利益资源竟然成了一种“时尚”，这不仅构成对“奉献”、“牺牲”精神的沉重打击，让民运界内外的有心人士望而止步，而且，该组织也就自然丧失其号召成员去奉献、去牺牲；号召人民去响应、去支援的资格了。别说民运现在手中已几乎没钱，就是有钱，民运也不可能用金钱去建立一支地下民运队伍。须知，坐牢、杀头──这往往是地下斗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绝非用金钱可买到；民运的队伍也绝难可以靠雇佣而形成！



19、毫无疑问，面对当今之世最顽固的一个专制独裁政权，中国的民运斗士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战，也无论其是从事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斗争，他们首当其冲要面对的便是自我牺牲的问题。小则牺牲时间、精力；中则牺牲机会、钱财，大则牺牲自由、家庭、乃至性命。事实上，那些为民主自由而倒在中共枪口下的英烈、那些为民主自由而至今身陷囹圄的志士，那些为民主自由而在国内、在海外与中共专制正进行着不倦斗争民运健儿们均已经、或仍在继续地作出自己或大或小的奉献和牺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每个人的生存压力也千差万别，但是，既然你、我、他走到民运中来，那就应当是为奉献而来、为牺牲而来的。民运人士当然也要吃饭，也须挣钱，也有家庭；因此他们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产业、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助学（研）金，但是，当他们干民运时，决不应是将民运当作商业项目来作、决不应是将民运筹资当作生财之道、也决不应是将民运组织当作派发工钱的老板。要挣钱，可以到别处去挣，可千万别打民运的主意──这就如许多人礼拜天上教堂绝非是去图利、要图利应到别处去图一样！



因此，民运一定要高扬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大旗，要靠这面旗帜来凝聚骨干、形成队伍。甘地是靠的这面旗帜而所向披靡，蔓德拉也是靠的这面旗帜而终成大业。我们应当明白，民运决非一项产业，它的公式应是：民运队伍＝民主理念＋奉献牺牲。



20、在国内，民运组织应当向任何欲参与民运地下活动者事前说清楚：没有工资、没有报酬、甚至也不保证有活动经费；但却有纪律的约束，有道义责任，乃至有极大的风险；即使民运日后成功，也不保证谁自然能“当官”──那得由民众来挑选；倘若因民运而遭不测，民运毫无疑义将倾全力救助，包括其家庭。应当承认，这样去“招兵买马”，条件是极为苛刻的。别以为这是目前民运几近无米之炊时而设的权宜之计，即使有朝一日民运经费充盈，此条件也必须保持其必要的苛刻，原因很简单，可以成为民运脊梁的，就是只接受这些苛刻条件者！



在国外，民运组织要改变那种将大量民运捐款作为工资用到人头上的状况，其日常运转得靠民运人士的义工来维持。民运捐款中的主要部分应当用于建立国内民运人士及其家庭的救援基金；其次，则应用于国内地下斗争所急需必备的物资器材。因此，海外民运应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吃民运饭，要干民运事！民运组织内从“主席”到“清洁工”，其职务都应由义工来担任。能抽身出来为民运打义工者，才具备参与竞选民运组织内各职务的资格。而且原则上应是所负责任越重大、职位越高者，所干义工越多。各人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形自己决定其每月或每周为民运打义工的时间长短及其方式。民运总部或各分部办公室的工作之一，便是根据当地民运人士们所预报的义工时间，参照个人的专业特长，结合民运的各项日常工作进行安排调度。国外民运人士尽管没有国内同事们的坐牢、杀头风险，但也可用这种方式来为民运组织所须臾不可或缺的有效率运转作出其奉献和牺牲。



固然，人皆有邪气和正气。然而，海外民运这些年来的内斗，严格地说，与其应主要地从个人品德上找原因，倒不如更应着眼于民运组织的运作模式、运转机制上的问题。良性的系统机制，应当是让正气去竞争，而非邪气去逐臭。中国大陆目前让一切有识之士忧心如焚的通体腐败，固然当属后者，但是，倘若中国的民主运动，不能带给中国一股清新的社会风气，中国的民运组织，不能靠自己成员的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精神来作为今日腐败中国的消毒剂，那么，中国民运的成功将是遥遥无期的。故我以为，质言之，在今天，只有将民运组织建设成一个于成员无利可图的团体，海外民运才有可能根绝其多年不止的内斗；也唯其如此，中国民运才有资格和可能成为对中共专制政权作战的正义之师！



21、应当承认，中国民运在今天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尤其若与民阵成立之初其所获之令人晕眩的巨大支持相较，反差尤为明显。若说中国民运辜负了海内外民众的热切希望，我想此说并不过分。无须讳言，我们损失了不少时间、错过了若干机会、浪费了很多捐款，至今还拿不出漂亮的成绩单！然而，历史是需要证伪的，倘若中国民运中的“唯合法性”、“唯公开性”这条路走得通，我想大约今天也无人来提这地下民运；倘若民运组织中那种把民运当作一种产业来做的方式还进行得下去，今天我们大约也不会去向宗教组织借鉴其运作方式。这就如同倘若干“体制内”可行，“体制外”今天也不会聚集有如此多的党内外英雄豪杰一般。



当然，这种以自愿者、义工者机制来运作民运组织的模式是否可行，仍有待实践的检验。对此倡议，有心者亦可评头品足。不过，我想指出，至今仍坚守香港的卢四清先生所主持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就是这种模式的一个成功的典型。 倘若我们的民运组织大都以这种模式来运转，又何愁交不出漂亮的成绩单！再者，台湾的新党以及其它一些民间组织，也有着较为成熟的调动义工机制；各国的宗教团体、慈善机构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靠自愿者、靠义工来维持运作的，它们的经验，也值得去整理、吸取。



22、民运地下活动的运作，除了组织机制的问题外，还有秘密工作的许多技术性问题。我们的民运组织，这些年由于一个劲地强调合法斗争，故在这方面的准备还几乎尚未起步；即使是必要的资料搜集整理，也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因此，倘若中国民运的主流已就在大陆开展地下活动、建立地下组织等问题取得共识，那么，就应当尽快地弥补上这一盲点，并在必要时召开专门的会议详加探讨。这包括：中共情治系统运作机制；俄共、中共地下斗争的经验；国府的情治战经验；各国的情治系统；东欧民运中的地下斗争；西方情治系统在东欧巨变中的作用；当代情治活动的技巧和特点；当代各国地下组织与地下活动；中国异议地下活动的经验教训，等等，等等。



（三）选择一个突破口



23、眼下，起码可考虑尽快选择一个突破点，把地下工作开展起来，把民运的士气鼓励起来。突破点选择的原则是各打各的长处，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我们实在不要被中共当权者那表面上的气势汹汹、气壮如牛所吓倒，它已经不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中共了：它已经渡过了它的上升时期；它已经耗尽了它的民意资源；它已经没有多大的欺骗性；它已经是一只地道的纸老虎了！从表面上看，它的经济上去了，军事也上去了，在国际上已开始学着摆出点霸权的架式来了，其实，它已是风烛残年、弱不禁风。



中共现在最大的短处是说话无人听、无人信；不仅老百姓不信，就连它的党员、它的高级干部、它的核心成员、乃至说话人自己都不信。别看它香港回归时搞得热热闹闹、歌舞升平，其实那不过是浮华表象而已，不过是中共所惯于制作的“万民拥戴”之世纪末版本而已。君不见当初“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化”时的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君不见当年“十年大庆”、“庆贺‘九大’”时的不夜天？！我们都是过来人，如果说当年的中国老百姓对中共还或多或少有点如梦如痴的“恋党”情怀的话，那么，在今天则大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中共硬要将他人的爱国之情作“爱党”来解，除了突现其自作多情的造作和强要人爱的丑态外，还能有什么呢？



24、尽管民运眼下似乎啥都比中共弱，且内部问题也不少，但最起码有一点我们比它强，那就是它说理说不过我们，它根本就怕和民运辩论！民运可以在自己的刊物上登中共的任何文章，它中共今天有这个胆量吗？昔日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共还敢将苏共的文章一字不漏地公开刊出，可它现在还有这种自信么？别看邓力群们一个又一个的万言书抛将出来，其实他们的“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是建立在邓小平的理屈词穷、挂羊头卖狗肉的半吊子改革上的；实际上，即使按所谓经典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把邓力群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历史正义性”驳得体无完肤！其道理很简单：资本主义制度是无论何人均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均不可能存有任何不是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之上的社会主义文明。



25、是的，若从表面上看，民运与中共相较，简直弱势得不成比拟：中共有几百万军队，它有武警、国安、公安，法庭、监狱，它已武装到牙齿，它有原子弹，连美国都得让它三分；而眼下的民运，则不外几个秀才、一帮草民而已。但是别忘了，中共什么都有，就缺民心。而整体的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即使现在什么都无，却有──可以有、将会有、一定有──民心！中共过去不是喜欢说“精神原子弹”吗？是的，现在中国民运手中就有着人权、自由、民主、法制这四枚挟历史正义的雷霆万钧之力的“精神原子弹”。我们就是要用民运宣传品的“精神原子弹”，去轰炸中共，轰炸它的党、轰炸它的军、轰炸它的一切国家机器，摧毁它的所有集权专制防线！



26、过去民运不是没有作这方面的工作，譬如《北京之春》、《中国之春》等民运刊物，乃至香港的一些独立政论期刊如《前哨》、《争鸣》、《开放》等等，还是有少量进入大陆的。但问题是：1）民运的主体并未将对中共的宣传攻势，提升到战略进攻的高度；2）它在质上尚未形成纵深爆破，量上则未形成应有的规模；3）尚缺乏针对不同阶层、不同的族群譬如中共的基层党员，离退休老干部、现役军官、离休将领、党政机关干部……等等的鼓动性宣传材料，尤其缺乏直接面向广大中、下层民众，诸如：工人、农民、士兵、警员、市民、“盲流”，……的深入浅出的鼓动性材料。4）未将传播非暴力抗争的“全民抵制、全民不合作”技巧作为一专项战役来打；5）由于无国内地下民运组织的强力运作，民运宣传品的传播范围极为有限。



但是我们今天毕竟已处在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信息传输高科技手段可说是一切专制制度的天敌。中共若离开了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和封锁，它就一天也混不下去。是的，他可以干扰短波电台、钳制卫星天线、截断电脑网络、查堵民运书刊；而我们则可以用磁盘、光盘、传真、网络等一切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大撒“电子传单”，与中共展开一场电子游击战。我们要通过国内外民运的有效配合，尤其要通过国内地下民运组织的强有力运作，采取编发在外，翻印在内的方式，以一传二、二传四的接力、辐射途径，一步一步地把民运的“电子传单”撒向全国各地、撒向各个阶层。我们的民运队伍中有的是电脑专家，我们就是要在电脑网络上与中共玩“捉秘藏”，让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



27、我们的民运宣传品，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现在网上现成的资料已数不胜数，我们可一方面利用现存的网上材料，同时也公开征集，以类似过去国内编辑古文精品的“中华活页文选”的方式，精心编选“中国民运活页文选”（电子版），并偷运或传送到大陆去散发，向中共发起一场持续的电子宣传攻势。选编的标准当然是以现在大陆的禁书、禁文为限。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到胡风的“文艺上书”；从57年右派的大鸣大放材料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从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酋、陈光第的遗稿到魏京生、陈子明、王希哲、胡平、刘宾雁、郭罗基、阮铭……等人的华章；从民主墙时期的民刊到现今海外的各民运、独立政论杂志，从索尔仁力琴的《古拉德群岛》到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从波兰团结工会史，到东欧当年反对派们许多精彩篇章，……等等，等等，无所不包（固然这其中涉及到的版权问题应当研究）。同时，民运还尤其应针对国内当前的现实，针对国内各界各层次人士，写一些深浅有度、针对性强、情理并茂的“喊话稿”，并通过民运地下组织逐步地、“由点到面”地在国内推行对中共的“全民不合作”运动，迫使中共接受政治体制改革，实施宪政民主制。



（四）国内外民运组织的关系



28、如果中国民运的主流已就在大陆建立地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取得共识，接下来的就是应澄清一下国外民运（组织）与国内民运（组织）的关系了。提出此问题是基于：常见到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负责人、甚至是主要负责人谈论什么“要摆正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的关系，不要过高估计海外民运的作用；要明确海外民运的角色定位，它至多只能在整个中国民运中扮演配角”等等。诚然，这类议论，作为对一些人曾一度将某个海外民运组织自视为“影子政府”之轻率态度的批评，不失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它的似是而非之处又往往可被用于为海外民运组织的无所作为或作为有限开脱、辩护。



其实，从“中国民运的主战场是在国内”并不能逻辑地推论出上述论断。国父孙中山搞民运就是从海外开始的，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同盟会也是在美国、日本成立的。上个世纪，欧洲各国的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或改良党也往往都是肇始于国外，其后才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分出国外部分和国内部分，而且开始还往往无不是“国外民运”领导“国内民运”的，譬如俄国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就长期是在国外出版，并通过偷运回国以指导国内斗争的。列宁是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潜回俄国；而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人还正在美国，他是由“国内民运”急电请他回国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就连中共建党，也实际是由第三国际从国外派人去国内帮助组建起来的。其实这里道理十分简单，因为任何军队的指挥系统总是设立于相对地较为安全的地带，其中枢机构甚至还设在远离战场、敌人力所不及的大后方。要不然，这仗就没法打了。此其一。其二，历史表明，之所以某国发生政治流亡者现象，就因为该国的合法斗争受阻；而政治反抗团体的诞生，当然只可能首先出现在专制压力最为薄弱之处，故本国专制所鞭长莫及的国外也就自然地往往成为首选之地了。



所以，结论应很明确，海外民运组织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尽快地帮助国内建立起地下民运组织；海外民运组织的角色定位是：在一段的时期内，它是国内各地下组织的指挥机构、后勤基地和安全营地。



29、由此又自然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国内那些已经暴露了的民运领袖、民运骨干，应不应当暂时撤离国内战场而出国？譬如，听说陈子明现仍拒绝出国治疗，还有魏京生、王丹也似乎都曾有过类似情形。



我同意胡平的观点：从民运的总体战略来看，政治不仅需要浪漫，而且要谈功利；民运不仅要算道义“账”，还应算成本账。我们应摒弃──更确切地说要用卓有成效的行动去改变──那种关于民运人士、尤其是民运领袖只有留在国内才可能对中国政治施加重大的影响、才可能大有益于民运事业的绝对化的观点。我认为，这种绝对化的观点的出现，与多年来海外民运的成效不彰有关，也与那种民运主流意识中的“合法性斗争崇拜”有关。毫无疑问，倘若民运斗争仅止于“合法斗争”、“公开斗争”，那么民运领袖的出国确有失去阵地之虞，但是倘若中国民运是纵横捭阖于合法与非法两条战线上，那么这类顾虑就可说纯属多余。



如果民运的主流对此能有共识，我建议，民运应竭尽全力地说服那些业已暴露于中共“火力”之下的民运领袖、骨干们接受“流亡”这种撤离方式，必要时甚至可与中共“合作”──倘若中共真的愿以民运领袖们的同意“出国”交换释放他们“出狱”的话──对之说服动员。当然说服的底线则是最终无条件地尊重本人意愿。固然，中共的如意算盘是，民运人士流放出国后其影响力便可自然消解。但倘若民运的算盘确只能让中共来拨，那也只是我们的无能。



30、我认为，在江泽民目前这种“政治严打”的局面下，民运似应提出这样的口号：已暴露的，撤离；未暴露的，开进。



在上述民运领袖们对“民运地下斗争”这点已有坚定的共识的前提下，逐步地，中国民运队伍似乎应当形成这么一种组织格局：象魏京生、陈子明、王丹等等这些业已曝光、且又在国际上知名度较高的民运人士，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海外组建中国民运的“总指挥部”；而让一些尚未曝光、且信念、能力相称者，在国内组建地下民运的“前敌指挥部”。



31、无疑，中国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眼下有一个重振公信力的问题。固然民运应当不失时机的借助一些从国内刚出来、有知名度、有公信力的老民运战士自觉地挑起此项重任；还应当适度地吸取过去公信力降低的一些教训。但更根本的重振公信力的途径则是，民运应当在近期，通过极为周密的分析，精心挑选出在某个局部上我方有着压倒优势的那么一个中共的薄弱环节来作为民运的突破口，拼全力打一个漂亮仗，以鼓舞士气，以激励人心，以重振民运的公信力。



32、从技术层面上看，海外民运公信力减弱的重要教训之一大约是，盲目地模仿西方一些政党的模式来组建中国的民运组织。我们似乎没有想到应当去分清以民主制度替代专制制度为己任的专制压迫下的民运组织，与以竞选执政为目标的多元民主制度中的政党间的原则区别，从而导致组织结构太过松散，组织纪律太过浪漫。毋庸置疑，无论在中国民运中还是在一个民运组织内部，原则上都应是容许公开的派别存在的，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民运组织倘若没有严格的纪律，它就很难形成对专制政府的战斗力，尤其是，无纪律或纪律不严格，对于活动于大陆的地下组织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这里的分寸怎么掌握，有待于结合这些年来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作进一步的总结、探讨。



（五）旗帜鲜明地批评台湾的偏安心态，力促其与大陆民运结盟



33、如果中国民运不满足于“沙龙化”；如果大陆民运不自我设限于“合法”、“公开”；如果海外民运不仅仅满足于去一年一度定期去中共使馆前的示示威，或隔一段时间在各大洲开开什么“研讨会”，那么，民运就应将与台湾的结盟谈判尽早提上日程。我深感，再难，这步棋也得走。



政治是实力的较量，物质力量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民运在目前，只有想方设法──质言之──将台湾“绑在”大陆民运的“战车”上，民运才具有在规模上较快地启动大陆地下运动的物质实力。



过去，中共有苏联作后盾；全国有延安作根据地。俄国革命前，反对派的大本营在芬兰；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中心在日本。今天，将中国民运的大本营设在美国与设在台湾，意义和效果会很不一样。



34、诚然，种种迹象已显示，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其基本战略是放弃大陆，偏安一隅。“统一”至少在眼下是挂在口头上的。寻求两岸政权互不隶属、各自独立才是其真实的追求。



问题在于，倘若中共让它偏安，那民运与之谈结盟事就当然毫无意义；而事情的要害恰恰是它台湾苦苦求偏安而不得。它受中共压迫；它又有较强的实力，此两点构成了民运有可能也有必要与之结盟的基点。



在台海危机前，国府对中共抱有极大的幻想（允其偏安），那时，谈结盟，火候不到；危机后，它已有所清醒（但幻想心不死），此刻去谈，正是时候。



实际上，受中共欺压的台湾，也非常渴求盟友，只是它的眼睛至今只盯在一些外国政府上；在它看来，大陆民运不过是些求施舍的流亡小团体，并未实际构成对中共的威胁。海外民运一些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似乎加重了台湾的这个偏见。



35、要游说台湾与大陆民运结盟，并非仅是去晓以道义，而更是去晓以利益和利害，当然也包括必要的妥协。



最近，台湾在外交上连连失守，战得很苦。继南非、巴哈马之后，加勒比海小国圣露西亚也弃台湾而去了。台湾今天的二十几个友邦的数量，其实本来就是靠这些非洲、拉美的小国、穷国来凑数的，现由于中共的外交围堵战略，连这些区区小国似也很难保住。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难免有一天会发生骨牌效应。台湾今天拒绝与大陆民运结盟，不仅是基于对中共的害怕，也还基于对中共存有幻想，总寄希望于中共会放它一马，默许其偏安。当它今天还有着那么二十几个邦交国时，它可以这么去想，那么，当它的友邦数降到二十以下，它还可能这么去想吗？当其再降到十以下时，它还会对与大陆民运结盟一事无动于衷吗？



大陆民运今天一方面要高度赞扬台湾的民主成就，另一方面也必须旗帜鲜明地批评它的偏安心态。让它明白，台湾的前途实在与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脱不了干系。 在今年初所谓朝野各党对两岸关系所达成的高度共识中，竟然只字未涉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多年以来，大陆的民主运动，大体上是在台湾朝野两岸关系的视线之外。对大陆民主运动的总体冷漠，应算是今日台湾的一种政治生态，尤其若与香港对照，更构成当今台湾政坛的一大奇观。台湾政界近年来在“台湾优先”、“本土化”的推动中，基本上对中共的国内事务甚少批评。在这方面不仅不如香港，甚至远逊于欧美。其实，当在台湾的某些中国人对南非、巴哈马等国的所谓“背信弃义”而义愤填膺时，他们可曾想到过：凭什么你台湾为一己的偏安而可以放弃自身的责任、义务而不去“得罪”中共，却要那些与中国人根本沾不上边的“洋人”、“土人”们去为你台湾的利益而招惹中共呢？同理，大陆的在专制压迫下受煎熬的广大老百姓、大陆的正处于艰苦卓绝斗争中的民主运动，不是更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视你们的那些个逃避自己本应尽的改变中国专制制度之义务的言行为“背信弃义”么？



颇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巴哈马外长还是圣露西亚总理，在选择与中共建交时，均表现出“实难两全”之内疚心情，并同时对台湾的友情和援助给予高度的赞扬和感谢。其实这种心态，岂止巴哈马，南非总统蔓德拉不也是这样地久久难决，痛苦万分！世界史上历来两国断交，或是由于战争，或是基于交恶，哪有象眼下不少中华民国的断交国这样还与之恋恋不舍、实难割爱的？！然而“恋恋不舍”也罢、“实难割爱”也罢，最终还是舍、还是割了，这个中原委就很值得玩味和推敲。无论南非也罢，巴哈马也罢，圣露西亚也罢，乃至美、英、法、俄以及一百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也罢，不是人家不同情你台湾，不是人家不明白你台湾的民主制大大优胜于大陆的集权专制，但人家毕竟不能代替你中国人自己去解决你们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问题。中共一再贬低、矮化台湾只是一个经济实体，可这些年来，它国府在两岸的实际政治较量中，又在何处展现出正如它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是与彼岸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呢？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共在国际上对台湾穷追猛打，是它欲将其专制统治推及于台湾之政策的延续；而台湾呢，它在国际上的被动挨打，难道不是你在两岸关系上经年来手中越来越少筹码之政策的恶果吗？。



诚然，支持大陆民运，这种对中共的致命“将军”棋，无疑会给台湾带来一定的风险和代价，然而，这恐怕是台湾手中今天唯一可用于遏止住中共那咄咄逼人之外交攻势的一张王牌了。况且，这种风险和代价较之“台独”的风险和代价又如何？较之有可能来临的台湾邦交国之一个不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和代价又如何？其实，在今日的两岸政治谈判桌上，民主的台湾对于专制的大陆，要稳操其主动权，其实是并不困难的，这不过端赖其有无相宜的战术罢了。当年胡宗南占领延安，毛泽东在远远的大别山放上刘（伯承）邓（小平）一枚棋子，陕北之困便顷刻而解；那么，今天的国府为何就不可在大陆布几枚民运的杀着棋子，以解它自身外交孤立之围呢？



36、眼下中国民运基于利益的相关性和互补性而就与台湾结盟抗中共一事，至少可以开出两张“利益支票”：一张为远期；一张为中期，（近期为负债）。两张都是紧扣台湾现今所孜孜以求的战略利益，即：和平统一前的两岸政权之互不隶属。



远期是指：一俟大陆转变为民主政体，以双方承诺未来条件成熟后两岸应和平自愿地走向统一为前提，民主政府将承认两岸政权统一前的互不隶属。并由此自然导致不反对中华民国与它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以两德、两韩模式加入联合国。据此，应向其指出：大陆民运的成功，既然可使你曾以十亿美元“买门票”而不得入的进联合国事迎刃而解，既然可使你那收效甚微且年复一年不得不耗费的如天文数字般的国际公关费及军费骤然下降，那么现在你花点代价援助大陆民运实在是再合算不过的了。



中期则指：与之结盟的大陆民运的壮大，将会大大增强台湾在与中共作谈判时的政治实力地位，民运承诺在一定的阶段允许国府打“大陆民运”牌，即用是否支持大陆民运作为台湾在与中共作政治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民运作此承诺，当然算是一种预设的妥协。但台湾既要用此筹码，就意味着它应扶持大陆民运壮大到足以使中共感到很大压力的相当规模。而届时，即使台湾因寻求同中共的妥协而中断某些援助，民运（主要指大陆本土部分）也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弱小，起码已应大体具备了自我滚动的再生能力。



除了上述两条外，民运还必须晓以利害，提出警告：有无外力援助只会制约大陆民运成功的早迟，而不可能决定它的成功与否。但是如果台湾眼下在大陆民运最艰难的时刻袖手旁观，那不仅国民党也许将很难再有在大陆获得认同的可能，而且，基于完全可以预料的大陆民运内部以及大陆民众中因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普遍失望而积蓄已久的怨气，故即使民运成功，相当一段时期内，两岸关系的进展包括台湾孜孜以求的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生存空间的突破，恐难获得大陆民主政府的奥援。



37、本来，大陆民运在台海危机后即应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去与台湾谈判结盟事，这个谈判，眼下不是代表某一个具体的民运组织，而是代表整个大陆民运。但是，海外民运的四分五裂是既派不出这么一个代表团，且一些人也是想自己山头的蝇头小利多而对民运作宏观思考的少。不仅如此，一些民运组织（包括期刊），由于“吃人家的口软”，连大声批评台湾都似有难言之隐，就更别谈能就此事达成相当的共识并有统一的行动了。



38、但从中国民运的进程、尤其是从国内民运的困难状况来看，此事又不能不作，且越快越好。因此倘若大陆民运各组织一时无法就此结盟谈判及派出代表团取得共识，那么，作为替代措施，先考虑委托一、两位代表去作先期的“务虚”游说亦可。中国民运眼下似乎正需要这么一、两位“说客”，他既超脱于海外各山头的利益纠葛从而有可能为各组织所默认，又能被国内民运界认同，同时，本人还具备相当的宏观视野和谈判能力。我认为，XXX、XXX的出逃，恰好补了这个缺。三国时诸葛亮几下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舌战群儒，说动东吴结盟抗魏；战国时也有合纵连横的故事。中国民运眼下正需要自己的诸葛、苏秦和张仪。



39、这项以“结盟”为目的的谈判之意义，不应是如以前某些民运人士去台湾仅就某一具体项目如办一杂志、开一个会议等等之类而寻求资助，大致也不会是去谈一、两次就能见到效果。它大体得经历这么一些阶段：1）开辟一可直达其决策层的谈判渠道；2）提出问题，让对方（包括在野党）权衡、思考；3）达成意向性的承诺；4）设立一个大型的常设的民运基金，并为此建立一套科学、严格、高效、可行的管理制度；5）设立民运地下运动的训练基地；6）双方建立常设的沟通渠道。整个过程，前3项为前期，因只是务虚，一、两个说客即可承担，此后，就得整个民运界获得共识了。倘若能借此推动整个民运界的大联合，就更是再好不过。



40、考虑到对方也许会以只谈具体项目的意愿来刻意回避结盟事，故我方事前也可准备若干项目。例如：要求将其以前向大陆广播的高功率电台拨一个供民运使用；为民运开辟一个向大陆发送的卫星频道；制作用于运去大陆散发的民运文选磁盘或光盘，……等等。对方即使承诺了具体项目，我方仍还要抓住结盟一事不放。



41、在与台湾的结盟谈判中，应在达成实质性的合作前，先从总体上探讨、确立各自在今后合作中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其原则可大致可有三：



a) 为在大陆中国建立民主政体而发生的海峡两岸民主力量的合作，双方各自均是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而为之。质言之，从原则上讲，支持、援助均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尽管双方在获取对方援助的具体内容、形式、结果、时效等等方面会有所差异。譬如，一方可能主要是从过程中获取帮助；而另一方则可能主要是从结果中得到收益。

b) 双方组织结构彼此独立。尽管双方都认同一个中国，尽管双方都追求中国的统一，但毕竟双方所追求的现实目标──中国大陆的民主政府，乃是一个与现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政权。故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应类似于一种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支援、协调作战的盟军关系。

c) 充分尊重各自的特殊利益。大陆民运方面绝不能因为大陆民主政权的建立将大有利于中华民国，就不顾国府方面有其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而要求其无条件地提供援助；而国府方面也不能因其提供了对方眼下急需的物质援助，就视或企图视大陆民运组织为自己在大陆或海外的分支机构，插手其内部运作。



（六）设立能持续而有效运作的民运基金



42、无庸赘言，要提升大陆的民主运动，无论是提高各民运组织的危机处理素质，还是卓有成效地开展地下斗争；无论是维持各民运组织的运转和发展，还是逐步形成一个公认的有权威的协调指挥中心，都无一不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或物资的支持。因此中国民运应为此设立一个能持续而有效运作的民运基金。



在民运的主流已就在大陆开展地下斗争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除了与台湾的谈判外，还应多渠道、多方式地筹措资金，其中包括组织若干具有国际知名度、公信力很好的中国民运人士，组成阵容强大的筹款演讲团，为中国民运筹资。这项大型筹资活动，不是为现有的某一个具体的民运组织，而是为整个中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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