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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三步改革的构想 （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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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
1999年7月23日
如今，关于“千年观”的话题已变得很平常了。在这个时刻，世界各地的讲台上，演说家们无疑都在苦口婆心地规劝着听众要直面下个千年或下个世纪－－如果他们不是那么自信的话－－的挑战。但今天我在这里既不会妄自尊大到提醒我的中国听众关于历史的浩瀚，尤其是像在座的各位这样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听众，也不会妄自菲薄地号召大家牢记中国的长期潜力。一方面，中国文明以其对自身历史的深省而闻名于世；另一方面，本世纪的中国业已目睹了很多较好的社会制度的范例。
瞬间回眸：中国的改革业绩
相反，今天我将话题集中在一个较短的，然而是一个充满雄心的时间范畴：下一个10年。伴随着过去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历史赋予的巨大机遇，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第三个10年。从任何标准来看，过去20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即使是在东亚范围内，虽然该地区不乏表现出众者，中国仍旧以其过去20年的成就脱颖而出。正如我去年在这里的演讲中所说，中国自1978年以来取得的增长记录几乎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或许给我们这些从事发展工作的人以更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在削减贫困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幅度地削减贫困人口而保持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也是可能的－－巴西就这样发展了三十多年1。然而中国却一直记着它的最贫困人群，而不仅仅是那些被卷入全球信息经济的人群。结果，绝对贫困率（每日消费1美元或不足1美元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60％下降到了1995年的22％，即大约2亿人在20年的时间里摆脱了贫困2。
如果这些数字在东亚范围内已经显得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一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是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他们同样经历了从严格的计划经济下的转轨。与中国显著不同的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在过去的10年中，它的总产出下降了44％，而这种变化的成本并不是由每一个公民平等地分担的，贫困人口从2％激增到50％3。俄罗斯的基尼系数翻了一番，到1995年已由0.24上升到0.49，这是我们能得到最近一年的确切数据4。
中国不仅在长期发展和削减贫困方面表现出色，而且还在过去的两年中成功地渡过了东亚金融危机。去年7月对中国的访问使我有很多机会同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学术领袖进行了讨论。当时我便惊讶于中国在处理地区和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时的游刃有余，一年之后，这种战略明显取得了成功。中国不仅在这次危机中避免了国内经济的深度衰退，而且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扮演了极富建设性的角色。通过刺激国内消费，中国在其所有邻国都在为摆脱危机而拼命出口的时候减轻了国际市场的供给压力；在其邻国汇率竞相贬值的狂潮中保持汇率稳定，抑制并最终扭转了这个狂潮。尽管我不是那种将实行贬值看作是经济衰弱标志的人，也不会建议中国在未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贬值，但毫无疑问中国的稳定放慢了投资者从这个地区溃逃的步伐，从而也放慢了他们从新兴市场上溃逃的步伐。
这个经历给予我们很多教训。虽然今天的主题不是全面总结这次危机，但有三条教训与将来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第一，我坚信政府有责任将经济保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我随后还会谈到这一点）。现代经济已告诉我们该如何作到这一点，中国政府－－与该地区的其他许多国家不同－－尽到了它的责任。第二，我们已经认识到，在缺乏良好的监管体系的情况下开放资本帐户和金融市场是东亚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唯一两个顺利渡过危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都只实行了资本帐户的有限可兑换，而且都同时实现了可信的、甚至是高比率的经济增长。动荡的短期资本流动会将一个国家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而且鲜有证据表明它会带来任何重大的经济收益，更不用说能与其风险程度匹配的经济收益了。
第三点也许是最具普遍意义的，即我们要小心那些未经理论和实践证明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学教条。这些教条导致了我刚才提到的不成熟的自由开放。中国很聪明地采用了更为实用的政策，仔细地研究各种相关理论和实践，并谨慎地进行实验。
第二步的改革战略
去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我曾讲到几个中期发展的首要战略。那时我注意到中国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它纠正了主要的经济扭曲现象并使中国成为全球一体化经济中的超级大国。我认为能否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取决于几个关键领域的成功。第二步改革要创造并加强市场经济，从而缩小中国同最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和生产力差距。那时，我提出这些一揽子改革措施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在创造新一轮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下面我简单地回顾一下这几个方面，并讲一下还需作哪些工作。
住房制度：首先，中国需要发展一个充满活力的住房市场。这个市场好处很多，可以保证工人在更换职业时找到新的住房，使劳动力流动成为可能。它还会创造新的国内需求，因为住房私有化后会刺激所有与住房建设和维修有关的产业发展。新房需要的家具和家用设备形成新的需求来源，并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最后，住房还将创造一种新的抵押品，从而推动金融市场的深化。
从我上次讲话后，政府已在住房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实际进展仍旧缓慢。我认为，大胆的启动性措施有益于住房市场增长。一种可能是向个人提供住房津贴以取代由国营企业提供的房价补贴。目前，低于市场价的房价阻碍了住房转为私人所有，并使其复杂化。如果以市场价转移所有权，而不相应提高工资，则会恶化工人的处境（当然，这毫不奇怪地遭到了抵制）；按照人为压低了的价格转移所有权又似乎不公平地将大量财富转给那些幸运者，而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在转轨的第一阶段，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其他商品）由人为定价转为市场定价，现在在住房领域推行这种作法是绝对必要的。连带提高房价和房贴可以保护工人，而且房价提高后企业就会愿意把多余的住房推向市场。同时，人们有了购买价格更高的住房的途径（现在可能是进行这项转轨的极好时机。只要价格合理，房贴和房价的提高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5。尽管我担心不恰当的度量方法有可能被采用，但是提高可度量的房价的恰当时机是当其他价格都下降的时候，就像现在一样6）。
税收收入：第二，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的结构调整导致政府的收入基础被侵蚀。早先，国有企业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不但他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其利润也萎缩了，很多还在亏损。（必须认识到，利润下降并不一定代表着产出效率降低；竞争日趋激烈，比如来乡镇企业的竞争，限制了价格并使得利润遭到损失。）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它必须找到直接从税收中获得更多收入的办法。尽管最近中央政府的收入由占GDP的11%略微增加为占13%，但这个比率仍然太低，不能应付下一个十年的财政挑战。即便不提高税率，也仍有很大的空间通过提高征管增加收入。特别考虑到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状况，现在可能是略微提高增值税税率或扩大税基(如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并减少免税)的良好时机。中国的经验还说明，加强征管会显著增加收入。进一步加强征管不仅会提高税收收入，还能提高税收体系的公平性。
在考虑适当的税收水平和税收结构的时候，重新检查一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发展是必要的。在改革的较早阶段，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很强，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乡镇企业所给予的支持。但是，在改革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都需要重新评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平衡是否恰当。比如，出于平等和效率的考虑，中国最终需要建立起全国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改革：这里我不会对社会保障这个题目讲很多，因为过几分钟我将会回到这个话题。我仅想指出，从第二步改革的观点看，社会保障改革的重要之处在于将国有企业从社会保障负担下解放出来，这是阻碍它们盈利的一个主要障碍。通过把这些负担转移给能够更有效、更公平地进行管理的国家一级，社会保障改革（像住房改革一样）还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
金融部门重组：最重要的问题－－在美国我们称之为800磅的大猩猩－－大概就是金融部门的改革和重组。在去年的演讲中我突出了这一需要。东亚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不过是近几年来一系列金融危机早已训诫过我们的：脆弱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可以使最成功的经济体遭受损害的黑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格限制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中国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金融系统的问题，而没有出现危机下的恐慌。
但是“有条不紊”并不意味着“暂时地”。由于银行部门存在大量的不良贷款，中国的金融机构倍受国内外关注。对金融部门的担心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扩散效应，因为它会削弱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一些观察家争论说，相对于GDP，中国的坏帐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考虑到其目前较低的公共债务水平。另外，由于银行是国有的，不良贷款的大部分也是国有企业的，这就相当于国家的左口袋欠着自己右口袋的钱。既然这些债务都是内部的，有人会问，坏帐会造成什么大区别吗？尽管我不是杞人忧天者，但我也不能太过乐观。金融部门的问题涉及存量、流量及再注资三个方面。存量问题是负债（存款）与资产的价值差异。如果中国政府希望人们能继续保持对于改革成功至关重要的社会信心，就必须履行与存款相联系的一切义务，而不管这些存款是否经过正式保险。另外，只有政府能够履行这种责任。假装问题并不存在或问题太大而不去处理只能是掩耳盗铃，它只会推迟问题的解决，为日后造成更大的麻烦，就象很多国家已经学到的教训那样。
如果政府解决了我们早先讨论过的税收问题，那么承担这些责任可能并不是太困难。但根据估算，这些问题的规模之大令人不安（按占政府当前收入的百分比计算）。即使坏帐存量可以解决，流量问题仍旧存在。只要税收收入依然很低，就无法通过财政拔款来堵住新的不良贷款这个缺口。然而，如果用提高借贷标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又会产生遏制全社会信贷流动的危险。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并需要不断地进行监管7。当然，不良的借贷行为不仅有碍于银行系统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导致国家的稀缺资本的低效配置。
最后是银行重新注资的问题。在此，我们不能陷入这样一个连某些国际机构的专家也常踏入的误区，即将这种资金与普通的财政支出视为等同。尽管它们也是投资，并且公共帐户常常对资本性支出和经常性支出不作区分，这种混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与其他支出不同，这类支出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象其他支出一样的作用。实际上，将这些隐性或有负债公开是财政谨慎性的表现，即使按照不适当区分各类支出的标准会计框架计算，赤字也比现在要大。（另外，我们可以通过不对财政产生压力－－注资时或注资后－－的途径来筹措再注资所需的资金。比如，银行可以以低利率或零利率贷款给政府。这样，政府付给银行的利率和市场利率间的差额可被视为是对银行体系的一种税收，而政府以优于银行自己可以拿到的筹资条件向银行注资则可以被看成一种补贴。）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就金融重组和当前宏观形势间的关系的一些冲突观点发表一下看法。有人担心改革的压力导致了信贷紧缩，使经济进一步疲软。另一些人则在看了货币和信贷扩张速度的数据后，担心贷款压力会削弱严格贷款程序和贷款标准的努力。这里，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从货币和信贷供给的数据中得出误导性推论。有报告说，一些银行为了同时达到扩张信贷的要求和严格贷款标准的要求，采取隔夜贷款给“安全”借款人的作法。但这些隔夜贷款并不构成有意义的经济扩张行为，它们只满足了字面要求，并不符合指示的精神实质。
长期信贷扩张的数据也是很难进行解释的。如果这些贷款被用来购买现有住房，其作用会与购买新房截然不同（尽管钱可能流向出售住房的企业，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资金头寸，但这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活动的增加）。我们需要作的是好好估计一下流向现金短缺企业的资金，不管它是流动资金，还是投资资金。
国有企业重组：最后，还有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象我去年强调的那样，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与上面提到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金融部门只有在国有企业走上长期良性的健康道路之后才会顺利发展，但国有企业的重组，部分取决于能否将其承担的社会保障和提供住房的职能转移给国家，这又对国家的征税能力提出了要求。另外，重组企业会引起裁员，因此退出政策必须辅之于进入政策，即建立新的企业。从中期来看，重新活跃起来的住房部门至少可以成为活力的源泉之一。
关于重组存在很多混淆：影响国企的一系列扭曲现象、国企得到的或明或暗的补贴以及国企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这些混淆。要重组就要关闭无效率的生产单位，但正如上面所说，可以度量的利润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一个特定的生产单位是否有效率。有时，我们将重组看作一种简单的金融重组，即债权转股权。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并不反映市场力量，而是受这些企业的社会主义渊源所制约。在有些情况下，债务是一种预算外补贴，但企业过去负担的债务量并不必然地反映这个企业未来的活力。
重组的主要目标，除了关闭没有活力的单位外，是提高组织和个人的激励机制。预算软约束－－无论是通过政府补贴还是软贷款－－会导致软化管理。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硬化财政约束的主要办法是私有化，但在有些情况下，公司化也是很成功的。然而，公司化的建议也遭到批评，有人认为有效的组织激励机制不仅仅要靠硬预算约束，利润动机才是最根本的。根据这种观点，政府保留大部分股权的部分私有化与公司化区别不大，只不过非政府的利益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罢了（如果有这样的非政府大股东的话）。但也有人争论说，在大型企业中，最重要的是经营者个人的激励机制，一个政府的公司没有理由不能为其经营者提供与私有企业一样或至少是接近的激励制度，例如，报酬甚至可以与利润挂钩。如果存在私人股份就更是如此，这样就可以运用市场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判断作为奖励经营者的基础。
我本人对这些矛盾意见的看法是不统一的。在许多领域，我认为政府没有理由在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转轨过程除外。政府管理企业的记录并不出色，但也有很多例外（如本地区的新加坡）足以证明注重个人激励的国有企业是有效率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实际效用：如果选择了公司化的道路来作为转轨战略的一部分，建立硬财政约束就是绝对重要的，并且应重视个人激励机制的作用。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还有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教训。一是透明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减少补贴（尤其隐性补贴）带来的混乱的重要手段。企业补贴住房，企业再从银行以软贷款的形式获得补贴，而银行体系的铸币税和管制利率又是一种隐性收入的来源8。如果将隐性利润和补贴考虑在内，金融体系的状况（至少从流量的角度看）可能较好。但缺少透明性使诊断这个问题的性质和范围都变得十分困难。
第二点则是指加强中期经济并为长远改革奠定基础的改革，其时间和进度的选择需要考虑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短期经济环境的影响。尽管危机的发生经常能促成剧变－－并且通常只有在危机之中才能打破政治枷锁、实施改革措施－－但我仍然确信渐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才能长久地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变革，正如中国在过去20年间所作的那样。一年前很多人对经济刺激政策表示担心，认为信贷扩张会阻碍强化银行信贷标准的改革进程。尽管中国通过用侧重财政刺激的办法为银行业进一步改革留出了余地，并且收效尚好，但紧张情绪依旧存在，结果也也尚不明朗。然而目前的通货紧缩形势却真正具有一定的威胁性：实际利率不可避免地升高，那些承担定额还本付息义务的债务人的负担难免会加重；铸币税也被削减。现在到了进行某些改革的时候了（如前面提到的住房制度改革或提高增值税税率），这些改革往往由于其具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而使人在采用的时候犹豫不决。
短期宏观经济形势和中期改革间还存在其他联系。国家与人民间社会契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养老金的支付。虽然支付养老金的责任可以由工人就业的企业来承担，政府却不能推卸执行这些明确的或默认的契约的责任。政府承诺履行这些契约协定 （包括默认契约）还能产生刺激需求的作用：中国高储蓄率（低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人们的不安全感，旨在提高安全感的政策不仅能使人们直接受益，还能刺激总需求的增长。
在将社会保障负担从国有企业转移到国家之时，中国将面临一些困难的转轨问题。有鉴于这些养老金的空帐问题（因为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隐性的现收现付制度），必须找到公共资金的途径。如果将这些负担依旧留给国有企业，则会进一步增加把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和必须关闭的企业区分开来的难度。由于一些企业肯定会被关闭，兑现养老金承诺也会成为一种社会责任。问题是，在政府财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笔钱从何而出？一个有趣的建议是政府发行浮动利率的长期债券（CONSOLS），这样公共财政的负担将只表现为其中的利息部分。
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国外企业的进入和竞争。有人担心这种进入会削弱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另一方面，这种竞争有利于刺激国内企业提高效率。中国封闭的资本帐户使我们可以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即它们对政府收入、就业和整体经济表现的影响。如果保险业的扩展能扩大税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止是仅仅抵消现有企业的就业损失），改善其他经济领域的表现，并使消费者享受到得不到的（或必须付出更高价格才能得到的）服务，那么很显然这种进入是应该鼓励的。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事情要复杂得多。例如，金融业受制于隐性税收（金融约束），如果不要求进入者支付这种隐性税收，允许国外企业进入就会侵蚀税基。因为国外进入者的表面利润高也许仅仅反映了他们逃避隐性税收的能力，这种进入甚至可能并没有提高经济效率。当然从长远来看，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结论，即加强税收和补贴的透明性。
最后，我就“贬值”说几句。如前所述，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保持货币不贬值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内物价的持续下降使中国的货物在世界上更有竞争力，加之增值税回补率的调整，部分地抵消了其竞争对手货币大幅贬值带来的影响。中国的不贬值政策还为进一步减轻本地区和世界市场的不稳定作出了贡献。然而这次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政府不应过度地承诺保持汇率的稳定。汇率实际上就是一种价格，而没有任何价格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包括一国货币对另一国货币的价格。我确信，小幅度的逐步调整远比少数几次大幅度调整效果好得多。关键问题是何时及如何运用这些建议。
目前，中国不进行汇率调整的很多理由仍然适用：其国际储备水平很高，整体国际收支不是逆差。另外，
至少有三个原因限制了汇率贬值的短期成效：第一，虽然贬值能帮助避免一些由于市场份额被实行大幅度贬值国家占有所带来的损失，但占有新的出口市场是需要时间的；第二，因为中国的很多产品受进口配额的限制，贬值的短期影响是有限的（如多边纤维协定MFA的纺织品部分）；第三，贬值甚至会在即期带来更多的负面作用，如由于机械产品的进口成本提高，影响到国内投资的成本。
与此同时，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的那一天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在当时的总需求和通货膨胀条件下，决策当然要反映汇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的稳定，贬值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将会减轻。一般说来，我们对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更为关注，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这种担心便不必要了。
预料之外的贬值会给企业带来压力（并间接影响到银行），因为还本付息的实际价值高于他们的预期。当然，其他办法也可减轻这种债务－通货紧缩过程（曾经在许多重大经济衰退中发挥了作用）的危险影响，而且中国也应当尝试一下别的途径。例如，允许（或鼓励）将长期固定利率的贷款重新融资为浮动利率贷款会削弱通货紧缩带来的隐性收入再分配，而这正是通货紧缩对经济的最根本的危害。
最后，中国应当小心采用那些简单的魔法来解决其总需求问题，例如人为地刺激股票市场等。这种政策不仅很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会冒削弱经济实力的风险。这是因为任何泡沫最终都是要破灭的，其导致的灾难将淹没泡沫制造的任何短期消费高涨。确切地说，“轻而易举办法”是根本不存在的。
下一个10年所面临的经济挑战
去年，我已经对中期改革需求进行过阐述，这里，我想再进一步讨论一下中国在改革第三个10年中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长期经济挑战。可以说，第三阶段改革是在为一个新的中国勾画宏图：一个以过去的实力和价值为基础、面向未来挑战的新社会。这样讲或许更清楚：第一步和第二步的改革还远未完成。扭曲现象虽已大大减少，但仍然制约着经济的潜能。技术差距虽已缩小，但需要追赶的距离仍然不小。如果没有效率和效益经济产生的资源，中国就无法解决我将谈到的诸多问题。
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大挑战：
第一，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率的挑战。
第二，中国在应对金融和社会等各种风险和潜在冲击的方面依然脆弱。
第三，中国面临着潜在的社会和地区差距，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就可能影响社会凝聚力。
应对这些挑战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通过金融业和企业重组以及其它措施减少脆弱性；加大力度为中国贫困地区提供发展机会。
国内经济作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
从战后发展的历史来看，实际上所有最成功的发展或再发展经济都是以外向型经济为核心的。从日本到西德，从韩国到智利，从香港到毛里求斯，出口市场和国外投资在发展战略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因此在提高生产率和繁荣经济方面大获成功。
从历史上看，有许多理由说明对外开放的重要性。首先，出口市场可以提供规模经济，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是难以达到的，其原因或者是由于人口太少，或者是像改革初期的中国那样由于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太低。这种规模经济对诸如汽车（如日本）或者造船（如韩国）等重工业来说当然特别重要，但对于研发或者品牌投资在产品销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行业（如半导体或电视）来讲同样十分重要。
其次，出口市场可以形成在单个发展中国家市场内难以形成的竞争。竞争压力迫使公司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从旧的生产方法中获得新效率、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即使公司是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国外竞争也会给它们提供衡量其绩效的国际标准。同样，外国直接投资也可以提供当地标准，衡量技术和组织运作效果。
最后一点与上述两点相关，出口经验和国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具有积极的技术扩散作用。它们不仅推动了国内企业的更新换代，而且提供了相应的方法。起初被用于改善出口或者被外国公司用于国内市场的技术，可以为国内企业所仿效，并服务于国内客户群。为外资公司工作的管理者或工人在掌握了行业技术后可以将新的技能带入国内行业，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
由此可见，将对外开放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获益良多。的确，和其邻国一样，在改革的第一个20年中，中国在此方面成效显著。中国在研究出口市场方面进展迅速。在最近几年中，中国的外资流入已位居发展中国家之冠。这一战略带来的竞争压力和技术进步加速了中国很多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起点不同，由于从韩国和泰国的类似发展道路中汲取了经验，中国的发展得以更加顺利。
那么，既然开放政策对中国如此有效，我何以还要指称发展国内经济是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呢？人们可能引用一句美国的俗语：“如果没有破，就不要去修补”。但是，虽然还没有破，过份依赖外需的战略已经表现出其局限性。如果这一问题不加以解决，就可能在下一个10年中导致发展的中断。
局限之一源于中国既有的成就，亦即其经济规模的巨大增长。中国既非毛里求斯，也非韩国。以购买力衡量，其经济实力已位居世界第二。它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不可能在追求比较优势时随意进出某一特定市场而鲜为人知。当某个新的重要对手证明它能够在进口市场上表现出强大的竞争活力时，竞争进口的公司肯定会发出违规的抱怨，而且，无论有无WTO，这些公司总会找到新办法来设置新障碍，加大市场准入或市场扩张的难度。目标越大，竞争进口的公司及其政治盟友就越容易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反对不断增加的双边贸易赤字。
第二个局限源于沿海城市巨大发展造成的结果。外向型经济使这些城市得以繁荣，但却未能给内地省份以同样的机遇。为了保证国家均衡地向前发展－－对此我在后面还会进一步讨论——，需要找到其它增长点以带动贫穷地区平等发展。
那么如何应对这一切呢？在继续扩大对外技术开放、加强竞争机制的同时，中国必须向国内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在扩大需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里我想先讲一讲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几种方式。其一，中国应当避免依赖短暂而不能持续的需求创造，例如股票市场价格的人为膨胀。其二，不需要加大对某一产业（如汽车业）的压力以服务于创造需求。
相反，中国应当采取措施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一市场正在成为其自身增长的发动机。回忆一下对外开放的好处：规模经济，竞争压力，技术扩散。设计精心的推动国内市场成长的战略同样可以达到上述目的，若辅之以继续对外开放的政策则效果更佳。举例如下：
规模经济：如同美国一样，中国是一个陆地经济大国。为了利用其幅员辽阔所提供的规模机会，中国必须继续努力扩大国内的商品、服务和要素（如资金和劳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讲，可以通过改善运输和通讯来继续支持地区间和地区内的一体化。例如，去年我曾有幸访问了贵州省，它既美丽又偏远。一下飞机，贵阳的新机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了解到人们还在努力改善该地区的陆地交通。这种努力是国家一体化和形成单一市场的关键要素。
政府无需包揽一体化的全部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鼓励扩大诸如电信行业的竞争、降低成本、提高利用率来促进一体化。
竞争压力：要使国内经济成为主要竞争压力的来源，至关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的制度基础设施：即监管制度改革和竞争政策。通过清除市场准入或降价的人为障碍，监管制度的改革可以释放竞争力。有效的竞争政策可以通过防止出现垄断和卡特尔而维护竞争。
重视寻找新的国内竞争压力对于工业和金融业具有重要意义。就其对大企业市场的拾遗补缺或打破少数企业价格控制的作用来看，中小企业的准入（或准入的威胁）常常成为重要的竞争压力来源。提到这些力量的能量，我们只要想一想硅谷中那些企业家的活力就可以了。但是，要想让企业家的活力焕发出来，金融体系必须给这些公司提供足够的融资。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形成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投资基金，看来是金融改革应当解决的问题之一。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内竞争潜力，有必要让竞争力量在销售环节上各显其能。中国的零售业颇具竞争活力，但竞争的好处却并未扩及批发行业。缺乏上游竞争相当于对零售商征税，不公平地减少了它们的利润，并同时提高了消费者最终所付的价格。
技术：即使国内市场作为经济的发动机而极具重要性，技术进步的多种激励和机遇仍将来自国外，其途径有：贸易、外国直接投资、许可证和国外学习。尽管获益显著，在许多产业领域中国还远非处于技术前沿，而在可以从国外得到有关知识的情况下，就无需对前沿技术（或相关产品）再行重复投资。
不过，在走出获取技术和调整技术的早期阶段之时，中国需要更加努力地使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这方面，国家对于研究与开发的扶持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技术可从国外得到，但在许多情形下还需要加以调整。同样，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支持，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这并不是说可以损害平等增长之基础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而是作为它们的补充。
在转入第三步改革的下一个主题－－减小脆弱性之前，我想说明一点：扩大出口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如果中国能够抓住多边纤维协定（MFA）结束前的机遇，就可以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在一个动态的市场经济中，无需中央计划来精确规划就业机会来自何处。政府的作用是确保没有限制创立新企业的障碍（例如：住房障碍，劳动力流动障碍，累赘的规章制度，缺乏土地和电力），确保形成就业机会所必需的制度基础设施（如对中小企业融资）能够到位。
减少脆弱性
现在我来谈谈减少脆弱性这一挑战。刚才提到的富有活力的竞争、规模经济、技术进步这几种力量对于保持中国的长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它们能够成功地促进全面增长，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脆弱性的后果：与对挣扎求存的家庭造成的冲击相比，暂时性的经济冲击对于中等收入家庭的打击不会太令人震惊，造成的长期影响也不那么严重。
不过，尽管有活力的收入增长会有所帮助，但是这还不够。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经济的波动，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减小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减轻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包括几个要素：更加稳定的经济结构，减轻冲击的安全网－－特别是对贫困人口，能够对不可避免并会造成波动的外部和内部冲击作出迅速而有效反应的政策。
在这方面，我还想再次赞扬中国对于不仅使本地区而且使全球都陷入困境的不利经济环境所作出的有效而有力的反应。中国所采取的措施应当成为典范－－在解决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的同时，注意满足人们的长期需要。这一对策与某些国家所实行的政策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些政策为外界所竭力推荐，而现在却被认为是不必要地将这些国家的经济拖入更深和更长久的衰退和萧条之中，并且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在我看来，政府的基本职责是使经济尽可能处于一种充分就业的状态。与许多邻国不同的是，中国履行了这一职责。我希望中国能继续履行这种承诺，并明智地实施反映这种承诺的政策。
中国必须继续直接面对造成脆弱性的关键根源，特别是金融业和国有企业。这两者都是第二步改革所涉及的问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已经有所触及。不过，由于其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整个改革的第三个10年中，决策者和中国人民需要继续迎接这些领域带来的挑战。
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或不能及时地解决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在某些情形下，资金会流向房地产业，并迅速形成房地产泡沫。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要破灭，并将贷款银行拉下水。经济下滑就从此开始。在另一种情况下，投资热可能使汽车制造厂或者生产某些流行商品的工厂急剧增加，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只有在完全投产时人们才认识到没有市场来支撑这种生产能力，至此，价格骤然跌落，利润的幻想被惨重损失的现实所替代。于是不得不削减工资，停止投资，需要政府提供补贴和软贷款。我想说明一点：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融资，而在于实际资源的配置以及国家履行使经济处于接近充分就业水平这一职责的能力。
更长时期内的金融改革的基本要素是显而易见的：使大银行置身于彻底的商业环境中；把政策性贷款分离出来，由独立的机构来进行操作，将补贴程度透明化；建立金融机构，为未得到足够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服务，并抓住包括抵押、消费信贷和中小企业信贷等新的机会。所有这些要素对于创建新企业（既包括需求方，也包括供给方）和扩大现有企业都是很重要的。在所有这三方面要素中，都需要对制度的设计给予足够的重视：既要能够为制度的目标功能提供有效服务，同时还要避免其他地区的同类制度所具有的缺点。例如，抵押市场就需要开发一些象定额偿还的浮动利率抵押借款（在这种方式下，贷款的期限是随利率的变动而变动的）这样的创新工具，另外，对中小企业贷款需要考虑设计出一些可以改进风险共担机制、避免逆向选择以及能激励贷款人勤勉从事的合同条款。
在国有企业部门也可以采用同样的短期和长期挑战的分类法。去年，我对国有部门现阶段的金融和财政面对的挑战，以及把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义务转移到国家的必要性进行了基本论述。将国有企业的责任社会化，不仅对于在短期内增强国有企业活力而言是必要的，并且对于更广泛地强化劳动力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功能而言也是必要的。市场机制引发的动态特征和不断变化的代价是导致混乱和就业变动（同时我还要指出，这些混乱和就业变动会减少使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痛苦的全面转变的可能性，而这种转变在许多国家由于计划经济失败而成为必然结果）。风险和脆弱性会降低人们的福利；如果风险与脆弱性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大，则会抵消掉大部分由收入增长所带来财富。要使市场经济真正地促进福利的增加，至关重要的是要拥有能够救助那些被冲击打垮的人的安全保障网机制。不过，关键还是要寻求将社会公平、有效的风险分担以及个人责任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我曾经建议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所采用的各种形式的准备基金（这是一种综合保险安排，包括了诸如失业和退休等各种社会风险）可以在强化激励机制的同时减低风险。在新加坡，基金为个人购房提供了一部分资金基础，有利于基本的社会稳定。
除了这些补救步骤之外－－即消除银行系统的坏帐和国有部门的负担和亏损等问题，中国还应当采取其他措施以降低或防止经济的脆弱性。东欧、中亚以及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转轨经济脆弱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公司治理不利。当与短期资本自由流动结合在一起时，糟糕的公司治理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和不正当的激励机制就会产生灾难性影响。迄今为止，中国虽然已经避免了短期资本迅速流动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影响，但是公司治理问题本身的成本也会很高。开发有助于良性公司治理的制度和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运行良好的法律系统；明确的会计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能够负担公司监督所需成本的大型机构股东；对小股东的有力保护，明确的破产法规以及对企业欺诈行为的强有力的法律制裁。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则那些本应逐步披露的信息－－例如，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就只能在公司陷入危机时才会披露出来，而到这时公司已经病入膏肓了。与成千上万家企业相联系的公司治理问题是经济脆弱性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更广的层面上来说，解除其他一些限制信息（无论是关于市场参与者的信息，还是关于政府措施的信息）流动的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经济的脆弱性。这初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信息过多难道不会导致金融市场对每一条消息都疯狂地波动吗？也许会，但一般不会。如果有规律地发布信息，则市场将很快学会不过分地关注任意一条消息。市场参与者反而会将一连串的消息组合成一幅完整的经济状况的图画。相反，如果一直对信息进行控制，直到在危机中秘密保守不住了才对外公布，则很多无辜的局外人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
关于脆弱性的问题，我要指出的是，经济冲击并不是动荡的唯一原因。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遭受更具破坏性的灾难－－爱滋病－－它所造成的伤害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治愈。中国的某些省份已开始受到艾滋病的威胁，但其他一些省份还有机会提前行动，预防其蔓延，世界上拥有这样机会的地区已经为数不多了。世界银行曾经对爱滋病的影响做过一项广泛的研究，题为“正视爱滋病”，该研究报告的中文本即将完成。这项研究得出了两个教训：没有一个国家是免疫的，而预防性政策－－尤其是改变高风险人群的行为方式，以及在爱滋病流行早期实施的政策－－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牢记这些教训，就能减小艾滋病对中国的威胁。
我们还看到更多人为疾病造成的威胁。中国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为世界第一。根据目前的吸烟模式，中国将有大约1亿男性会因这一嗜好在30岁之前死亡，而其中一半是中年人。但这种疾病是可以避免的：世界银行的报告“阻止蔓延”中清楚地说明：增加税收，提高信息的传递并帮助人们戒烟，可以避免成百万的死亡，而且不会引起永久性失业或危害经济发展。世界银行的2000年中国报告指出，税率增加10％，就会减少5％的香烟消费并增加5％的税收收入。这些额外的收入足以为中国最贫困的1亿人口提供三分之一的基础医疗费用。
提高社会凝聚力
现在我介绍第三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我称之为第三步改革的问题。
在改革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GDP增长仅仅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而其本身并不是目标。除非中国不断地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整，否则这种增长甚至可能难以维持。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三步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维持－－甚至建立－－社会凝聚力。
这一方法取决于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的解决：
哪些主要变化－－中国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会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
中国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
这些都是大问题，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在这里，我只提出一些我认为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中期决策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
我在开始时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同表现，对于这些区别，以及前苏联各国表现的差异，自然需要作出解释。乍看起来，糟糕的表现令人难以理解。显然，集中的计划、扭曲的价格以及私有财产的缺乏，损害并扭曲了转轨经济国家的激励机制，抑制了产出和收入的增长。那么，减少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然而，正如图1所示，前苏联国家不但经济增长下降9，而且产出也大幅滑落。而且，这种下降并不是一种过渡期的现象，即当资源从低生产率的用途转向高生产率的用途时出现的暂时减速。实际上，美国二战后的经验表明，如果形成了良好的制度和市场，主要的资源再分配是可以迅速地完成的。1944年－－战争的最后一个完整年度，全美产出的35%被用于国防部分，而到1946年－－战后的第一年，这一比例只占不到8%10。然而这期间美国的实际GDP只经历了一年的急剧下降，而到1948年美国收入就健康地增长了11。不幸的是，这种情形却没有出现在前苏联国家中。
那么，中国转轨相对成功的原因何在呢？我已经提到中国重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建立新企业，强调在私有化之前形成竞争，以及将生产与地域联系在一起（通过乡镇企业）－－这与其他国家所追求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也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主要来源。不过，中国的成功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成功地维护了社会资本，保持了社会稳定并继续执行重要的政府职能－－没有这些职能，市场就无法发挥作用。
在其他许多的转轨经济中，“大爆炸”方法导致严重的经济混乱和社会资本的破坏，进而导致有形资本的严重恶化。开放资本帐户这样的政策激励管理者进行资产分割而不是财富创造，使问题更加恶化。我本人就曾亲眼目睹这种现象的栩栩如生的例子－－例如，玻璃暖房的玻璃被偷走，每个人都把一小块窗玻璃作为防范潜在社会混乱的个人安全保障。如今，大部分这样的国家确实比10年前更加贫穷。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之一来自于新一代人，但尽管这一代人中的某些人拥有市场经济成功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但更多的人则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对国家的未来不利。
中国在过去20年的改革中没有这样破坏社会资本。实际上，从文化大革命的过激中转回头，中国得以重建信任和互惠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但是，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将会面临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影响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两个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第一个是家庭结构的变化，第二个是城市化。两者都有潜在的深远影响，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都与另一个基本趋势相关，即社区意识和共同目标的丧失。当大家庭的观念让位于独立的核心小家庭的观念后，结果将会如何？农村的社区凝聚力会被城市的私匿性取代吗？
这些巨大的社会压力不可避免。如果中国没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控制家庭人口数，那么由此导致的人口增长很有可能会阻碍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任何有意义的增长。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量亦是如此。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重点关注农村地区是正确的。除非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和收入提高了，否则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会提高。将生产分散到乡镇和村庄也有着重大意义－－而且今后仍然有意义。这种政策防止了城市化进程过快，同时，乡镇企业为解决困扰其他许多国家的公司治理和公共/私营衔接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办法。发达工业经济中，生产多集中于城市并不非偶然。集团化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开发出这样的经济效益对于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是很关键的。
因此，问题并不是城市化进程是否会发生，而是它如何发生。亿万中国人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水平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过去，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为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即高度拥挤产生的问题，从空气污染到不卫生的条件，以及不安全的供水。
中国不幸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总有力量继续推动它往这个方向走。例如，在美国（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政治的和其他的方法使小轿车超越公共交通占据统治地位。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在犯同样的错误，且更胜多倍。缺乏规划导致了全城范围的堵塞，造成时间的巨大浪费并妨碍城市的健康发展。
但是这种结果对中国来说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选择回头，那么中国就有办法扭转这种局面。途径之一是税收：提高对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的征税并提高汽油税可以限制小轿车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投资公共物品是减轻城市化成本的另一重要工具。土地稀缺要求城市密集化，这种密集性特别利于大众交通系统的发展。但大众交通系统的建立并不一定需要直接的公共支出；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有了适当的监管和合同制度，民间部门也能够有效地提供这样的公共基础设施（补充解释一下，公共交通系统与小轿车一样，可以有力刺激总需求。实际上，如果采用另一种战略，即不加约束地依赖小轿车，那么可能会增加公众投资资金的需求；必须大规模扩建公路，而且与公共交通设施不同，这些工程无法自筹资金）。这种高密度城市也需要政府留出公共空间，这不仅会改善城市环境，而且有助于建立社区意识。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谈到加强城市规划，我并不是指一般性修改规划。城市规划要求要有诸如包括公园在内的土地使用框架，以及城市交通战略等基本成分。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灵活的区划系统作为实施土地使用计划的机制。
刚才我谈到伴随城市化和家庭核心化而丢失的社区意识。但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及同源感使之能够恢复这种社区意识。家庭关心它所有的成员，社会亦如此。然而关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吃大锅饭。作为家庭的一份子要有相互的责任感。家庭根据个人的需要和各个成员的具体情况，给予他们仔细的关怀。一个由于运气不佳而面临财务窘境的儿子和一个由于漫不经心或缺乏努力而陷入困境的儿子被不同地对待。政府无法如此精确地分而待之；但不可避免的，工业化会将更多的重担放在政府的肩上，由它来提供帮助。
这个家庭的比喻暗示了三个结论。首先，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社会要有适用于不同省份的灵活的全国性安全保障网。中国限制地区差别的努力应当得到赞扬，也应该继续下去。世界银行和其他地方的研究显示，历史上内陆（不与水路相接）地区在经济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如今交通系统的改善可以减轻一些不利之处。这样的交通系统既可以将国家联成一体，又可以成为我前面提到的国内总需求的源泉。
这仅仅是今天国家如何能够影响其人民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在前几个世纪是不可能的。另一个例子是全国通讯系统（包括电视和广播）。一个国家现在能够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让人们即刻分享经验。这种国家意识与高度的地方自治和责任感不无一致。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其中之一我将简要论及），地方责任感对有效的集体行为而言很关键。但这种国家意识与妨碍产品和人员流动的地方性障碍是不协调的（前面提到的住房改革也是提高流动性的重要措施）。
其次，最有效和最具针对性的再分配/安全网要求有高度的地方参与。在最近一次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中，我被mahalla的复兴所打动，即由当地团体负责其社区成员的基本生活，这种复兴甚至有效地出现在城市地区。
第三，发展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一些中国人已经富裕了，其他人也将富起来。然而必须指出，值得关注的主要不是收入差距本身，而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即贫困和非常贫困的人口。中国的使命之一是必须继续消除贫困，而且，必须采取针对消除贫困的本质、原因和战略的广泛措施。世界银行正在准备十年一度的有关贫困的世界发展报告，报告强调贫困人口不仅面临有限的收入和经济机会，而且面临更大的风险－－这些风险对我前面所强调的安全保障网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同样重要的是，贫困人口缺乏力量，他们的声音微不可闻。在许多国家，贫困人口面临着暴力的威胁。更糟糕的是，这种暴力常常来自本应该保护他们的人。只有通过集体行为，通过社区组织，他们的声音才能被听到，他们的境况才能得以改善。中国早就有了放大这种声音的机制－－这使其在扶贫工作上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但中国必须在未来的10年中继续调整和加强这些机制。
结束语
社会是发展的。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部分是对前一阶段的反应，同时也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出准备。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惯性的力量，有担心失去权利的既得利益者，担心价值观念变化的保守主义者，以及把变革看作威胁的回避风险的各类人等。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力量，社会仍成功地发展着，而且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没有陷入过去的泥沼。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以半个世纪以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发展着。过去20年的有导向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国家，比中国悠久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强大和更加生机勃勃。
当第二步改革开始之时，改革第一阶段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中国需要开始面对下一个阶段时，第二步的改革仍然正在进行之中。于我，或许于任何人而言，都无法试图勾勒出今后25年中国奇迹般的发展，更不用说下一千年的远景。但是有些问题是明确的。在中国努力勾画未来宏图之时，支撑中国潜在的成功，必须是解决第二步改革的一些根本性挑战－－包括与金融部门、国有企业相关的挑战，以及建立可行的税收体系。我希望今天的讲话能有助于就该宏图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展开公众讨论。成功地创造和实现这个宏图不仅关系到12亿中国人的未来福祉，也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福祉。(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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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Y. 1999.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Proceedings of the 1999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 April 28-30, 199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tiglitz, J. E. 1998. "Second-Generation Strategies for Reform in China." Address delivered at Beijing University (July 20). Available on the Web at http://www.worldbank.org/knowledge/chiefecon/index2.htm.
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1947.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47.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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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1999c. Curbing the Epidemic: Governments and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此文是作者在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在1999年7月23日为招待中国高级政策制定者举行的午宴上的讲话要点
注 释:1. 巴西在1961-1991年间的年GDP增长率为5.6%,(尽管期间经历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 但其贫困率在此期间却无很大改善。
2. 将中国的贫困定义与国际惯例加以区分是必要的。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每天3.18元人民币, 即约0.7美元而不是1美元, 根据这个标准, 中国在1995年只有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3. MILANOVIC, 1998。
4. 世界银行(1999a)。
5. 也就是，我们可以认为现存的体制中，房价是按照“市场水平”确定的，但存在补贴。这里提到的变化仅仅是补贴方式的变化－－从降低房价变为提供住房津贴。
6. 除上面提到的方法外，还有其他途径来方便住房的出售，尤其是在物价较高的城市。通过政府在住房或公寓中拥有一定的股权，可以让个人以较低的价格购房，从而使他们的当期支付改变不大（或在以后缓慢地提高）。当个人在将来以市场价格出售其住房时，他们需要将所获收入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尤其他们应向政府支付买房时的合理市价与其实际支付价格间差价的现值）。这个建议仅仅推迟了收入的进帐，但这种推迟有利于平稳过渡。
7. 说实话，监管并不容易。我们有理由相信货币和信用供给的统计数据有时是误导性的，尤其在于它们或许不能正确地反映流向企业的投资资金和流动资金。
8. 据计算，过去GDP的9％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而其中的三分之一来自铸币税。钱颖一，1999。
9. 因为缺少1989年前的数据，图1未包括俄罗斯。但俄罗斯的收入和产出也经历了剧烈的下降，就象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一样。
10. 美国经济顾问团, 1947。
11. 美国经济顾问团, 199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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