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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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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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兄弟何以成“参商”
——长庚与启明的宿命
启明和长庚都是天上的星星，启明在日出前的东方出现，而长庚会在黄昏时的西边露脸，所以有道是：启明永不见长庚。有人说，这两颗星星其实是同一颗：金星。但由于我对此毫无学识，也就不敢妄下判断。
我这里说的启明和长庚其实并不是天上的星星，而是一对照耀文坛的双子星。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称得上文坛双子星的亲兄弟曾有过三对，先是东汉末年曹氏家族子桓和子健，后有宋代苏氏家族的子瞻和子由，第三对就是上个世纪的周氏家族的长庚和启明，长庚和启明和称呼可能有些人会不知道，如果说鲁迅和周作人，应该是无人不知的，当然，我指的是中国人。只是我知道，有一些网友是一见到“鲁迅”这两个字，就会十分的不舒服，所以还是用“长庚”这个名字，虽然我很喜欢他的文章，但不敢学他那样，“非要让别人不舒服”。这边用了长庚，那边还是用启明了对称一点。
长庚、启明这一对双子星不但光耀文坛，令人钦叹，而且一直以来同声同气、手足情深，同在《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而工作，完全可以称得上兄弟加战友了。但1923年7月，这一对难得的双子星却分道扬镳，从此天南地北，再无来往，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对方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各种猜测便有了存在的因由。可以说由此而出的所有的文字也不过是一种猜测，可能与事实相去很远，甚至完全不着边际，真实的记录唯有他们本人的日记和启明给长庚的一封信。
1923年7月19日上午的北京，云层密布，下午还下起了大雨，长庚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以下的文字：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好在日记中所说起的“信”是保存下来了，内容也已经公开：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作人，7月18日。”
信中决裂的意思已经比较直白的了，但决裂的理由却给了后人一个迷团，让外人颇费思量。但基本的意思还是有的，那就是启明认为那“过去的事”对自己的伤害很深，但考虑到过去的兄弟情义，他也不再“责难”，只是要求双方从此以后保持距离，不要再来往了。
但那“过去的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又有什么事能够抵得上手足深情呢？当事的这兄弟两人谁也没有一个明白的交待，据启明自己讲，在他的日记中原是记着有这件事的，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知觉回想录》之《不辩解说》）。这样一来，对这个迷团的所有的解答都只能是一种猜测，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过许许多多的猜测，但对迷团的解说都还或多或少地存有不合逻辑之处，当然也包括我下面所要说的。不过所有的猜测，都涉及到同一个人，她就是启明的夫人信子。
长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而已集》之《小杂感》），所以他本人会很明白，这“过去的事”是叫人不往“性关系”这方面想，是非常困难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指长庚与信子的性关系上。而这样的性关系如果确实存在，又或者是启明认定它存在，那就足以摧毁兄弟加战友的一切情分了。不想“责难”，已经是很体谅兄弟之情的了。
长庚与信子是在日本认识的，启明虽然留下了许多谈论自己的文字，可是却很少提及自己的婚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传说：启明初到日本时，与长庚住在同一个公寓,公寓东主的妹妹也在这里做股务员，年纪只有十五、六岁，而启明对她一见钟情。不过这位幸这的日本少女并不是信子，没有证据证明长庚哥俩，谁先认识信子。但认织信子的时候，长庚已经是有妇之夫了，只是那并不是他愿意接受的婚姻，他只是顺从了母亲的意愿，履行着母亲对他人的承诺。所以婚姻带给长庚的是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但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感情上的，更加是道义上的负担。不过长庚婚姻的不幸，客观上成全了启明和信子的结合，因为他们的母亲在见到自己的决定带给长子的困苦后，再也不愿让同样的苦难发生在次子身上，所以对待启明的婚姻，她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家长。
启明婚后不久，长庚就结束了国外的飘泊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启明及他的妻家需要经济上的支助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为此，他放弃了留学欧洲的打算。对于故乡，长庚的感情的非常复杂的，即惦念，又抗拒，当年决然地出走，正是因为故乡的“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朝花夕拾》之《琐记》），可是故乡的人情和景物、历史和传说、民风和文化、亲情和友谊以及鄙视和流言,都给了他不尽的创作的冲动和灵感。
自从启明在北大站稳了脚跟之后，周氏全家，包括母亲和三弟乔峰(建人)夫妇都一起住进了北京八道湾的周家大院，长庚和信子因此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顺便说一下，乔峰夫人芳子就是信子的亲妹妹。后来乔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谋求发展，芳子却不愿随夫同行，夫妻分居，这段婚姻也就无疾而终了。大家庭的生活大至维持了将近四年的时间（1919年10月至1923年7月），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很有可能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信子爱上了长庚。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我希望尽量能够猜得符合逻辑。
长庚的外表虽然极为平凡，但这平凡的外表掩盖的却是深遂的智慧和非凡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极为平易随和的待人气度。关于待人气度这一点可能有人会提抗议，但从他的讲课和讲演的大受欢迎来看，这个评判应该是错不到哪去的。
长庚无疑是具有非凡的语言表达能力的，他言谈风趣，妙语连珠，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使得受众如坐春风，兴致盎然。所以授课、讲演、甚至是家常的闲聊中，他都是一个极受欢迎的人。而启明，相比之下就逊色多了。胡适曾对周氏两兄弟做过对比，他认为长庚兼备了创造力和鉴赏力，而启明的鉴赏力甚佳，创造力则稍逊。胡适所说的创造力一方面当然是指学术研究上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文学方面的创作能力，而文学方面的创作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与语言和文字的表达能力紧密相关的。
在课堂上的表现也显示出他们之间的这一差距，长庚的课上，气氛相当轻松，师生间还经常地进行些互动的对话，据学生的回忆，有一次讲《红楼梦》时，他顺便提了个问题：你们爱不爱林妹妹？在座的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突然有人在下面“发难”：周先生，你爱林妹妹吗？我不爱，我嫌她太爱哭，笑声随即荡漾在教室的上空。而启明的课堂上，就相对沉闷多了，大多的时间都是启明在宣讲自己的讲义，与大多数的教师是差不多的，轻松活跃的气氛是很难见到的。这也与他讲课的声音较小有关，学生们在听他讲课时，不得不非常安静听课，稍微的杂音，都会让学生们听不到启明的声音。
我想，长庚和启明这方面的差距同样会表现在大家庭的生活中的，只要长庚在场，大家庭就充满了欢笑。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信子，也必然经常地感受到长庚带来的欢乐，这是丈夫启明没能带给她的。再加上上天又安排了一次机会，让启明离开了这个大家庭，很长一段时间。
1921年1月，启明就开始生病了，时好时坏地拖到3月，终于不支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又来到郊外的香山疗养，直到9月份才回到自己的家。
由于信子姐妹是日本人，与长庚的母亲和夫人都有语言障碍，家中只有长庚是可以自由交流的。因此，与长庚的接触，包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肯定大大增加了。信子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明白自己已经爱上长庚了。
长庚是一个感受力极强的人，这他成为优秀的文学家的天赋之一，他不可能感受不到信子对他的爱意。但他又是一个思想新派，却行动传统的人，自己是有妇之夫，而对方还是自己的弟媳，这份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启明养病期间，长庚是他病床前的常客，这一方面当然是手足情深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他刻意回避信子的一个不择的手段。这于信子的感情，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她于是开始追求其他方面的享受：也就是后来被长庚提到的无节制的花钱，而间歇性的歇斯抵里症如果不是这个时候诱发的，也应该在这个时加重了。
启明的病使周家的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危机，而信子又成了“病态购物狂”，长庚为此深受其累，再加上当时政府的财政也危机日深，公务员和大学教授都深受工资拖歉的苦困，周家不得不举债度日了，而长庚和启明，也不得不四处兼课，来填补家中的亏空。由于当时的科学，还没有意识到“病态购物狂”这样的心理疾病，长庚及其家人，以及一些亲密的朋友，都将信子看作不知节俭、贪图享乐，甚至是挥霍无度的人。即使到现在，很多崇敬长庚的人，包括学者教授，对信子也仍持有这样看法。
家中财政的拮据，自然会引起了长庚的不满，由于兄弟关系的密切，长庚没有直接将不满加在信子身上，而是通过启明转达，用长庚自己的话说就是“规劝”。规劝多了，便形成了一种“压力”。而启明对兄长的话向来是非常尊重的，肯定会积极地将这“压力”往信子身上“转移”。而信子在感受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来自长庚的压力了。因为长庚的薪水，除少量的购书费用和一些零花外，是全部交家用的（信子是家中的总管，钱自然就是交到她手上了），出钱就有“话事权”，所以他的“规劝”，很自然地使信子感到了他的不满，因而也就感到了压力。但是，信子的“病态购物狂”是心理问题，也是一种心理的、或者说精神上的疾病，是不可能在压力下好转的，而且压力越大，反而会促使它加剧，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信子对长庚由爱生怨，爱怨交织，最终走向了仇恨。
长庚很快就感受到了信子的怨恨，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甚至有点过于敏感。因此他自觉地减少了与信子的见面，直到不再与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饭了。在192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长庚记下了这样的几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自己的房间吃饭，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一个“始”字，这个“始”字是颇有意味的，它不单有着“从今天开始”的意思，也意味着以后也会这样了。这时，长庚大概已经预感到大家庭的生活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兄弟启明会与他决裂得那么彻底。
长庚的“自具一肴”是不可能不引起启明的注意的，第一天或许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第二天、第三天就难了。面对启明的追问：大哥为什么又没有过来吃饭。信子能够怎么回答呢？直说：“大哥要和我们分家”，那就意味着自己的“大花洒”逼得长庚忍无可忍，不得不选择分家了。在启明的心中，大哥的位置是非常高的，这样无疑大大地激怒了启明，一气之下，保不定自己还会“被休”了。在这样的难言之苦的压迫下，信子终于在16日的晚上，又一次歇斯底里发作了，于是在17日的日记上，启明记下了“上午池田来诊”一句。池上是信子的日本医生，而启明自己说的剪去了十几个字的日记也就是这一天的。还有启明的绝交封是在7月18日写的，信上所说的昨日，也就是这一天：1923年的7月17日了。
在歇斯底里的昏乱中，信子将心中交织不清的爱和怨向启明透露了片言只语，这使得启明非常的迷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等池田来诊后，信子渐渐恢复了常态，这时启明又再追问片言只语确切含决。情急之下，为了自保，对长庚极为不利的话语便从信子的口中流了出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要女方承认，“性关系”便是可以确认的了，大清律例中就有“奸出妇人口”的条文。因此，信子的话语在启明的心目中，便成为确凿的事实了。
可以想见启明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当他定下神来，觉得应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他拿起了笔，那封绝交信便是他这一行动的成果，当拿起笔来之后，他肯定感觉到了这笔的沉重，男人的尊严和兄弟的深情全部都注入了这小小的笔锋之中。终于，理智稍稍占了上风，所以笔下的文字还算是比较平和的。
长庚是不可能读不出绝交信中的“过去的事”的含意的，他也曾想与启明面谈一次，所以日记中留下了“后邀欲问之，不至”的记录。面谈的请求被拒绝后，长庚再次选择了出走。“出走”是符合他的处世性格的，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先前有从故乡出走，所谓“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以后还有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出走。也许在“自具一肴”的时候，他就己经有了出走的念头。
长庚确实是一个很多疑的人，只不过他怀疑眼光决不是只射向他人，很多的时候也会射向自己的内心，关于这一点是可以从因《呐喊》而著名的“铁屋对”中得到验证的。当他刚见到这封绝交信后，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应该还是很有自信的，所以他会邀启明过来面谈，以为这样就可以澄清问题了。但面谈的请求被启明拒绝后，原来的自信很可能受到了来自自身的怀疑，因为他是很清楚自己的贪杯的，喝酒之后，人的理智就会大打折扣的，当他回想那些酒后的情景时，很可能会发现有若干模糊的地段，也就不能再肯定那“过去的事”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了，这很可能就是他最后默默地离开的主要原因。内心的痛苦甚至不能向自己的母亲倾诉。
在收到启明的绝交信后的第7天，也就是7月的26日这一天，长庚找到了可以暂时落脚的住处，一个叫做砖塔胡同61号大院里的三间空房，说起来是三间房，可是据渝芳(当时也在砖塔胡同61号大院里居住)回忆，那三间房都非常狭小，总共才二十多个平方米的面积，而且都是朝北的。8月2日这一天长庚和夫人朱安女士一起搬出了八道湾的周家大院。三天后，他的母亲就来到这里看望他们夫妻二人，并且表示希望与他们住在一起，这对长庚无疑是一丝安慰，但却使他又需忙碌于另觅住房。
在此之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庚多次外出看房，但不是相不中房子，就是谈不妥协议，直到他病倒了。
长庚确实病了，但他却没有倒，从10月1日至11月18日，几乎没有一天时间可以安心地养病，这段时间的日记真实地纪录着他的工作实绩，也许只有在不停地工作，才能够使他受伤的心稍稍地得到些抚慰，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靠在桌前的椅背上，又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我想那让他失去手足深情的"过去的事"是不可能排除在他的脑海之外的。
疾病肯定是使他身心困苦的，但对他的心智却不一定会有负面影响，也许正是由受困苦的逼迫，他心智反而比平时更加犀利，曾经是非常模糊的记忆中的某些片段，也在这个时候变得清晰起来了，重又拾回了与“过去的事”无关的自信，于是便有了“被放逐”的意识，为了发泄这种“被放逐”的愤懑，他塑造了“宴之敖”这个黑衣的复仇者，还给自己起了“宴之敖者”这个笔名。不过，不论是“宴之敖”还是“宴之敖者”，都没有重复不断地出现，这是否表明了长庚的内心，无论是对启明，还是对信子，并没有将仇恨进行到底的念头，虽然他常将复仇和以眼这眼、以牙还牙之类的文字写在自己的文章中，但他最终没有将这些落实在行动中，至少没有落实在启明和信子身上。
至于“过去的事”所暗示的性关采，我想现在已经不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了。信子的话语也许是与实情不符，但并不一定就代表她是故意在污陷长庚，也许她不过是将自已意念中的“事实”当作真实发生过的事实。而长庚的沉默即可能是默拒，这种事本来就很难辩解，辩解只会给无聊的看客以更大的乐趣，这决不是长庚以愿意的；但也有可能是默认，虽然这可能性极小。“可能性极小”完全是基于对长庚的信任而做出的判断。
最后不得不说一下这一事件的第三个当事人：信子。这个可怜的日本女子一直是给长庚的崇拜者视为邪恶的女人的，现在能读到的文字中，说她好话的极少，但启明曾有一段文字提到：他母亲的肾炎，就是在信子的悉心照顾不痊逾的，一个能够悉心照料婆婆的女子大概是坏不到哪去的，何况当时正值日本人占领北京期间。她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是歇斯底里症和“病态购物狂”这两种精神疾病的受害者，更无奈的是当年的科学并没有认识到后一种精神疾病，人们都将一个本来是健康问题的问题当成了品格问题，这即是他们三个当事人的不幸，也是历史的遗憾。中国的历史，女子承担了太多的骂名，长庚曾为此痛心疾首，也许正是基于对女子弱势的同情，对兄弟“参商”一事他基本上是保持沉默的，大抵上只跟许广平说过一些比较明确的不满的话。
兄弟何以成“参商”
——长庚与启明的宿命
启明和长庚都是天上的星星，启明在日出前的东方出现，而长庚会在黄昏时的西边露脸，所以有道是：启明永不见长庚。有人说，这两颗星星其实是同一颗：金星。但由于我对此毫无学识，也就不敢妄下判断。
我这里说的启明和长庚其实并不是天上的星星，而是一对照耀文坛的双子星。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称得上文坛双子星的亲兄弟曾有过三对，先是东汉末年曹氏家族子桓和子健，后有宋代苏氏家族的子瞻和子由，第三对就是上个世纪的周氏家族的长庚和启明，长庚和启明和称呼可能有些人会不知道，如果说鲁迅和周作人，应该是无人不知的，当然，我指的是中国人。只是我知道，有一些网友是一见到“鲁迅”这两个字，就会十分的不舒服，所以还是用“长庚”这个名字，虽然我很喜欢他的文章，但不敢学他那样，“非要让别人不舒服”。这边用了长庚，那边还是用启明了对称一点。
长庚、启明这一对双子星不但光耀文坛，令人钦叹，而且一直以来同声同气、手足情深，同在《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而工作，完全可以称得上兄弟加战友了。但1923年7月，这一对难得的双子星却分道扬镳，从此天南地北，再无来往，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对方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各种猜测便有了存在的因由。可以说由此而出的所有的文字也不过是一种猜测，可能与事实相去很远，甚至完全不着边际，真实的记录唯有他们本人的日记和启明给长庚的一封信。
1923年7月19日上午的北京，云层密布，下午还下起了大雨，长庚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以下的文字：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好在日记中所说起的“信”是保存下来了，内容也已经公开：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作人，7月18日。”
信中决裂的意思已经比较直白的了，但决裂的理由却给了后人一个迷团，让外人颇费思量。但基本的意思还是有的，那就是启明认为那“过去的事”对自己的伤害很深，但考虑到过去的兄弟情义，他也不再“责难”，只是要求双方从此以后保持距离，不要再来往了。
但那“过去的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又有什么事能够抵得上手足深情呢？当事的这兄弟两人谁也没有一个明白的交待，据启明自己讲，在他的日记中原是记着有这件事的，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知觉回想录》之《不辩解说》）。这样一来，对这个迷团的所有的解答都只能是一种猜测，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过许许多多的猜测，但对迷团的解说都还或多或少地存有不合逻辑之处，当然也包括我下面所要说的。不过所有的猜测，都涉及到同一个人，她就是启明的夫人信子。
长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而已集》之《小杂感》），所以他本人会很明白，这“过去的事”是叫人不往“性关系”这方面想，是非常困难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指长庚与信子的性关系上。而这样的性关系如果确实存在，又或者是启明认定它存在，那就足以摧毁兄弟加战友的一切情分了。不想“责难”，已经是很体谅兄弟之情的了。
长庚与信子是在日本认识的，启明虽然留下了许多谈论自己的文字，可是却很少提及自己的婚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传说：启明初到日本时，与长庚住在同一个公寓,公寓东主的妹妹也在这里做股务员，年纪只有十五、六岁，而启明对她一见钟情。不过这位幸这的日本少女并不是信子，没有证据证明长庚哥俩，谁先认识信子。但认织信子的时候，长庚已经是有妇之夫了，只是那并不是他愿意接受的婚姻，他只是顺从了母亲的意愿，履行着母亲对他人的承诺。所以婚姻带给长庚的是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但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感情上的，更加是道义上的负担。不过长庚婚姻的不幸，客观上成全了启明和信子的结合，因为他们的母亲在见到自己的决定带给长子的困苦后，再也不愿让同样的苦难发生在次子身上，所以对待启明的婚姻，她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家长。
启明婚后不久，长庚就结束了国外的飘泊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启明及他的妻家需要经济上的支助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为此，他放弃了留学欧洲的打算。对于故乡，长庚的感情的非常复杂的，即惦念，又抗拒，当年决然地出走，正是因为故乡的“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朝花夕拾》之《琐记》），可是故乡的人情和景物、历史和传说、民风和文化、亲情和友谊以及鄙视和流言,都给了他不尽的创作的冲动和灵感。
自从启明在北大站稳了脚跟之后，周氏全家，包括母亲和三弟乔峰(建人)夫妇都一起住进了北京八道湾的周家大院，长庚和信子因此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顺便说一下，乔峰夫人芳子就是信子的亲妹妹。后来乔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谋求发展，芳子却不愿随夫同行，夫妻分居，这段婚姻也就无疾而终了。大家庭的生活大至维持了将近四年的时间（1919年10月至1923年7月），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很有可能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信子爱上了长庚。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我希望尽量能够猜得符合逻辑。
长庚的外表虽然极为平凡，但这平凡的外表掩盖的却是深遂的智慧和非凡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极为平易随和的待人气度。关于待人气度这一点可能有人会提抗议，但从他的讲课和讲演的大受欢迎来看，这个评判应该是错不到哪去的。
长庚无疑是具有非凡的语言表达能力的，他言谈风趣，妙语连珠，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使得受众如坐春风，兴致盎然。所以授课、讲演、甚至是家常的闲聊中，他都是一个极受欢迎的人。而启明，相比之下就逊色多了。胡适曾对周氏两兄弟做过对比，他认为长庚兼备了创造力和鉴赏力，而启明的鉴赏力甚佳，创造力则稍逊。胡适所说的创造力一方面当然是指学术研究上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文学方面的创作能力，而文学方面的创作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与语言和文字的表达能力紧密相关的。
在课堂上的表现也显示出他们之间的这一差距，长庚的课上，气氛相当轻松，师生间还经常地进行些互动的对话，据学生的回忆，有一次讲《红楼梦》时，他顺便提了个问题：你们爱不爱林妹妹？在座的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突然有人在下面“发难”：周先生，你爱林妹妹吗？我不爱，我嫌她太爱哭，笑声随即荡漾在教室的上空。而启明的课堂上，就相对沉闷多了，大多的时间都是启明在宣讲自己的讲义，与大多数的教师是差不多的，轻松活跃的气氛是很难见到的。这也与他讲课的声音较小有关，学生们在听他讲课时，不得不非常安静听课，稍微的杂音，都会让学生们听不到启明的声音。
我想，长庚和启明这方面的差距同样会表现在大家庭的生活中的，只要长庚在场，大家庭就充满了欢笑。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信子，也必然经常地感受到长庚带来的欢乐，这是丈夫启明没能带给她的。再加上上天又安排了一次机会，让启明离开了这个大家庭，很长一段时间。
1921年1月，启明就开始生病了，时好时坏地拖到3月，终于不支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又来到郊外的香山疗养，直到9月份才回到自己的家。
由于信子姐妹是日本人，与长庚的母亲和夫人都有语言障碍，家中只有长庚是可以自由交流的。因此，与长庚的接触，包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肯定大大增加了。信子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明白自己已经爱上长庚了。
长庚是一个感受力极强的人，这他成为优秀的文学家的天赋之一，他不可能感受不到信子对他的爱意。但他又是一个思想新派，却行动传统的人，自己是有妇之夫，而对方还是自己的弟媳，这份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启明养病期间，长庚是他病床前的常客，这一方面当然是手足情深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他刻意回避信子的一个不择的手段。这于信子的感情，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她于是开始追求其他方面的享受：也就是后来被长庚提到的无节制的花钱，而间歇性的歇斯抵里症如果不是这个时候诱发的，也应该在这个时加重了。
启明的病使周家的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危机，而信子又成了“病态购物狂”，长庚为此深受其累，再加上当时政府的财政也危机日深，公务员和大学教授都深受工资拖歉的苦困，周家不得不举债度日了，而长庚和启明，也不得不四处兼课，来填补家中的亏空。由于当时的科学，还没有意识到“病态购物狂”这样的心理疾病，长庚及其家人，以及一些亲密的朋友，都将信子看作不知节俭、贪图享乐，甚至是挥霍无度的人。即使到现在，很多崇敬长庚的人，包括学者教授，对信子也仍持有这样看法。
家中财政的拮据，自然会引起了长庚的不满，由于兄弟关系的密切，长庚没有直接将不满加在信子身上，而是通过启明转达，用长庚自己的话说就是“规劝”。规劝多了，便形成了一种“压力”。而启明对兄长的话向来是非常尊重的，肯定会积极地将这“压力”往信子身上“转移”。而信子在感受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来自长庚的压力了。因为长庚的薪水，除少量的购书费用和一些零花外，是全部交家用的（信子是家中的总管，钱自然就是交到她手上了），出钱就有“话事权”，所以他的“规劝”，很自然地使信子感到了他的不满，因而也就感到了压力。但是，信子的“病态购物狂”是心理问题，也是一种心理的、或者说精神上的疾病，是不可能在压力下好转的，而且压力越大，反而会促使它加剧，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信子对长庚由爱生怨，爱怨交织，最终走向了仇恨。
长庚很快就感受到了信子的怨恨，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甚至有点过于敏感。因此他自觉地减少了与信子的见面，直到不再与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饭了。在192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长庚记下了这样的几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自己的房间吃饭，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一个“始”字，这个“始”字是颇有意味的，它不单有着“从今天开始”的意思，也意味着以后也会这样了。这时，长庚大概已经预感到大家庭的生活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兄弟启明会与他决裂得那么彻底。
长庚的“自具一肴”是不可能不引起启明的注意的，第一天或许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第二天、第三天就难了。面对启明的追问：大哥为什么又没有过来吃饭。信子能够怎么回答呢？直说：“大哥要和我们分家”，那就意味着自己的“大花洒”逼得长庚忍无可忍，不得不选择分家了。在启明的心中，大哥的位置是非常高的，这样无疑大大地激怒了启明，一气之下，保不定自己还会“被休”了。在这样的难言之苦的压迫下，信子终于在16日的晚上，又一次歇斯底里发作了，于是在17日的日记上，启明记下了“上午池田来诊”一句。池上是信子的日本医生，而启明自己说的剪去了十几个字的日记也就是这一天的。还有启明的绝交封是在7月18日写的，信上所说的昨日，也就是这一天：1923年的7月17日了。
在歇斯底里的昏乱中，信子将心中交织不清的爱和怨向启明透露了片言只语，这使得启明非常的迷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等池田来诊后，信子渐渐恢复了常态，这时启明又再追问片言只语确切含决。情急之下，为了自保，对长庚极为不利的话语便从信子的口中流了出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要女方承认，“性关系”便是可以确认的了，大清律例中就有“奸出妇人口”的条文。因此，信子的话语在启明的心目中，便成为确凿的事实了。
可以想见启明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当他定下神来，觉得应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他拿起了笔，那封绝交信便是他这一行动的成果，当拿起笔来之后，他肯定感觉到了这笔的沉重，男人的尊严和兄弟的深情全部都注入了这小小的笔锋之中。终于，理智稍稍占了上风，所以笔下的文字还算是比较平和的。
长庚是不可能读不出绝交信中的“过去的事”的含意的，他也曾想与启明面谈一次，所以日记中留下了“后邀欲问之，不至”的记录。面谈的请求被拒绝后，长庚再次选择了出走。“出走”是符合他的处世性格的，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先前有从故乡出走，所谓“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以后还有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出走。也许在“自具一肴”的时候，他就己经有了出走的念头。
长庚确实是一个很多疑的人，只不过他怀疑眼光决不是只射向他人，很多的时候也会射向自己的内心，关于这一点是可以从因《呐喊》而著名的“铁屋对”中得到验证的。当他刚见到这封绝交信后，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应该还是很有自信的，所以他会邀启明过来面谈，以为这样就可以澄清问题了。但面谈的请求被启明拒绝后，原来的自信很可能受到了来自自身的怀疑，因为他是很清楚自己的贪杯的，喝酒之后，人的理智就会大打折扣的，当他回想那些酒后的情景时，很可能会发现有若干模糊的地段，也就不能再肯定那“过去的事”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了，这很可能就是他最后默默地离开的主要原因。内心的痛苦甚至不能向自己的母亲倾诉。
在收到启明的绝交信后的第7天，也就是7月的26日这一天，长庚找到了可以暂时落脚的住处，一个叫做砖塔胡同61号大院里的三间空房，说起来是三间房，可是据渝芳(当时也在砖塔胡同61号大院里居住)回忆，那三间房都非常狭小，总共才二十多个平方米的面积，而且都是朝北的。8月2日这一天长庚和夫人朱安女士一起搬出了八道湾的周家大院。三天后，他的母亲就来到这里看望他们夫妻二人，并且表示希望与他们住在一起，这对长庚无疑是一丝安慰，但却使他又需忙碌于另觅住房。
在此之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庚多次外出看房，但不是相不中房子，就是谈不妥协议，直到他病倒了。
长庚确实病了，但他却没有倒，从10月1日至11月18日，几乎没有一天时间可以安心地养病，这段时间的日记真实地纪录着他的工作实绩，也许只有在不停地工作，才能够使他受伤的心稍稍地得到些抚慰，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靠在桌前的椅背上，又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我想那让他失去手足深情的"过去的事"是不可能排除在他的脑海之外的。
疾病肯定是使他身心困苦的，但对他的心智却不一定会有负面影响，也许正是由受困苦的逼迫，他心智反而比平时更加犀利，曾经是非常模糊的记忆中的某些片段，也在这个时候变得清晰起来了，重又拾回了与“过去的事”无关的自信，于是便有了“被放逐”的意识，为了发泄这种“被放逐”的愤懑，他塑造了“宴之敖”这个黑衣的复仇者，还给自己起了“宴之敖者”这个笔名。不过，不论是“宴之敖”还是“宴之敖者”，都没有重复不断地出现，这是否表明了长庚的内心，无论是对启明，还是对信子，并没有将仇恨进行到底的念头，虽然他常将复仇和以眼这眼、以牙还牙之类的文字写在自己的文章中，但他最终没有将这些落实在行动中，至少没有落实在启明和信子身上。
至于“过去的事”所暗示的性关采，我想现在已经不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了。信子的话语也许是与实情不符，但并不一定就代表她是故意在污陷长庚，也许她不过是将自已意念中的“事实”当作真实发生过的事实。而长庚的沉默即可能是默拒，这种事本来就很难辩解，辩解只会给无聊的看客以更大的乐趣，这决不是长庚以愿意的；但也有可能是默认，虽然这可能性极小。“可能性极小”完全是基于对长庚的信任而做出的判断。
最后不得不说一下这一事件的第三个当事人：信子。这个可怜的日本女子一直是给长庚的崇拜者视为邪恶的女人的，现在能读到的文字中，说她好话的极少，但启明曾有一段文字提到：他母亲的肾炎，就是在信子的悉心照顾不痊逾的，一个能够悉心照料婆婆的女子大概是坏不到哪去的，何况当时正值日本人占领北京期间。她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是歇斯底里症和“病态购物狂”这两种精神疾病的受害者，更无奈的是当年的科学并没有认识到后一种精神疾病，人们都将一个本来是健康问题的问题当成了品格问题，这即是他们三个当事人的不幸，也是历史的遗憾。中国的历史，女子承担了太多的骂名，长庚曾为此痛心疾首，也许正是基于对女子弱势的同情，对兄弟“参商”一事他基本上是保持沉默的，大抵上只跟许广平说过一些比较明确的不满的话。
当事人的沉默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叙述空间，这也就使我相信，其间会有一席之地是属于我的。
作者：萧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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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何以成“参商”——长庚与启明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