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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不灭的六四: 熊焱、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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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不灭的六四: 熊焱、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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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不灭的六四: 熊焱、张健 (834 reads)      时间: 2002-6-05 周三, 下午2:01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熊焱 从天安门到神学院　　从天安门到神学院，从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到夫妻双双从军当美国大兵，当年舌战李鹏的熊焱，人生经历富传奇色彩。　目前在麻萨诸塞州高敦 (Gordon－Conwell) 神学院攻读教牧博士学位的熊焱，正在追随世界著名布道家罗比森(Dr.Haddon Robison) 修读「布道学」 (preaching)。罗比森看中了熊焱的演讲天赋、辩才和赤子之心，亲自挑选他做「入室弟子」。　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三周年将届，「第八届海外中国人巡回布道会」亦於近日在加拿大举行，熊焱马不停蹄，由五月廿九日至六月九日，风尘仆仆穿梭加拿大八个城市巡回布道。　　舌战李鹏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熊焱作为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一员，与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话。熊焱伶牙利齿质疑李鹏说：「自四月中旬以来，这场学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管政府方面及有关方面是否承认，历史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全国人民，包括全国青年学生要求政府承认呢？是想看看政府究竟是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问题的关键在这里。.....」　这番掷地有声的说话，通过电视传播全世界，令人对他的口才便给和「见大人而藐之」印象深刻，也因此，李鹏把他恨得牙痒痒的，「六四」事件後被当局列为全国通缉的廿一位学生领袖之一。　熊焱是湖南人，原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北大学生校刊编辑。八九民运改变他的一生。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凌晨，他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亲睹血腥屠杀。当他在木樨地、长安街置身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时，又目睹坦克及头戴钢盔嘴叼香烟的士兵冲向天安门广场，沿途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扫射。　熊焱回忆，他抬起同伴血淋淋的尸体，奔送儿童医院抢救。在医院，他亲眼看到躺在地上的三十多具尸体，那么年轻的生命，转眼灰飞烟灭。熊焱悲愤莫名：「我在那一刻发誓，此生一定要打倒共产党，在中国真正结束专制。」　六月四日中午，身为中共党员的熊焱，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公开贴出退党声明，宣布「从此退出中国共产党，与它断绝一切关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六月十四日凌晨，熊焱在内蒙古被捕，电视屏幕出现他在山西大同被押下火车的镜头：在几百名荷枪实弹戴著钢盔的士兵监视下，熊焱大义凛然、昂首挺胸走下火车，他的「英雄气概」令人难忘。在秦城监狱，他被关了十九个月。　　狱中岁月　熊焱说，狱中的苦难岁月，用语言文字不能述其万一，坐了十九个月牢，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生病，经常头痛、腰痛。入狱前，他是北大武术队队员，又是业余拳击运动员，北京冬天大雪，他仍可以穿著背心在雪地练武。但经过「六四」牢狱之灾的折磨，从一个虎虎生风、欢蹦活跳的小伙子，到最後带著一身病痛拄著拐杖出狱，强健的身体从此落下病根。　他说，在狱中总是处於饥饿状态，每天只能吃两顿，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一听到外面响起送饭的声音，就兴奋起来。狱中的食粮是窝窝头，只比鸡蛋大一点，每顿三个，既粗糙又发黄发霉，难以下咽，菜只有一碗盐水煮的烂白菜，逢年过节才有一点肉。为了强迫自己吃下去，每次吃饭前，他就先哼歌，歌谱是按照「洪湖赤卫队」一段歌颂共产党的曲子，再加上自编的词，「为了搞死共产党，我要拚命吃下去，为了搞死共产党，我要吃下去」。　饥饿压倒一切，吃完後精力暂时恢复，就开始「骂娘」。「我们说操共产党他妈，就像美国人说 OK 一样」。有些本来从不骂娘的同学，只要关到监狱里，也就同化了。　他说，半年以後，每顿三个的窝窝头可以多吃了，但因质量太粗糙，总不能解决饥饿问题。一年下来，很多难友的肚子都大大鼓起来，他们苦中作乐，称之为「部长级肚子」。他认为，当局当时有意要摧残一大批青年学子的健康，他本人身受其害。　熊焱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大活人，终年关在一间房子里躺在地板上，与人群隔绝，不见阳光，「那个难受劲啊，只有破口大骂这一功课可做」。他们像关在笼子里的鸟，很容易情绪化，一声鸟叫也能让他们兴奋。虽然共产党的监规是每天有一小时放风（户外活动），但实际上，他们每周仅有半小时，而且是在一个没有屋顶的房里放风，有时天气不好，几个星期才一次，让他充分领略「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忘了月亮　有一件事让他最难忘，一九九○年一月廿四日农历春节前夕，当局允许「六四犯人」在北京的直系亲属探监。凌晨四点多，狱方将熊焱、刘晓波和王丹等十多人送往半步桥。他坐在吉普车上，天还未亮，他歪著头，透过玻璃窗看见「一个很圆很亮的东西」挂在天上，竟一下子想不起这是什　。坐在一边的看守看他发愣的模样，用肘碰一下他说：「是月亮嘛。」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全身发抖，半年多没见过月亮了，竟然认不出它来了，他才惊觉在狱中受「感觉剥夺」的折磨有多　严重。　大陆当局一直宣称监狱是一个改造人的地方，原来热爱中国共产党、根正苗红的熊焱，经过这一番「改造」，却一度对共产党充满刻骨仇恨。他说用窝窝头和饥饿来整人，虽然比用电棍和狱吏文明得多，但狱中犯人没有尊严，任凭摆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也在慢慢积累。　出狱後，熊焱的思想观点包括世界观、认识论，已完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冲出来」，成为坚定的「反共分子」。所以他赞成刘晓波的说法「监狱里是最不能改造人的」。熊焱的结论则是，「共产党真傻，坐牢以後，把我们这些人弄得个个跟它深仇大恨」。　　「荒漠甘泉」　熊焱出狱不久，一位从西安到北京出差的地下教会基督徒，偷偷送他两本书，一本是圣经新约，另一本是「荒漠甘泉」，这两本书，改变了熊焱的人生道路。　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狱後仍受迫害的熊焱，被迫离乡别井远适异域，自广东深圳透过秘密管道逃抵美国。同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就读神学院。经历八九民运血与火的洗礼，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六四」天安门那些血腥镜头，尤其不能接受「人民军队向人民开枪」。他想，下一次，军队再向民众开枪，人民就要起来武装起义了。他渴望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　一九九四年二月，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加入美国陆军。开始时要接受六个月的军事训练，还尝过毒气的滋味。这段军旅生涯，更进一步培养他的意志和毅力。军训结束，他在美国陆军行政学院位於印地安那州路易斯堡的第一兵团第 22 人事营服役，由於坚持保留中国公民身分，影响升迁。九五年八月以士官军阶退出现役，转到後备役。选择从大学一年级从头念起，在北卡的 Fayetteville 大学攻读英美文学。　　夫妻从军　熊焱的妻子钱立筠在丈夫加入美国陆军一年半後，於一九九五年九月也从军，受训後分配北卡驻地 Fort Bragg 著名的第十八军第八十二空降师作行政工作，军衔是上等兵。大陆学运领袖夫妇双双在美从军，一度成为佳话。　为何熊焱一直没有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他坦言，对此内心非常矛盾，他被迫流亡海外，但始终没有放弃追求民主的理想，希望将来时机成熟时，重返大陆贡献力量。如果他保持中国人的身分，「中国人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一旦加入美籍，虽然仍可关心母国，但似乎说话 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他承认，这是自己心理暂时未能调适的问题。也 有人劝他，可能加入美籍对中国作的贡献更大，而且他到其他国家讲 道申请签证极不方便。但他目前仍未改变初衷。　熊焱重返校园继续学业，捱过七年清苦的学生生活，继获英美文学学士学位後，再获圣约神学院 (Covenant) 英美文学硕士学位。接著又在美国一流的芝加哥「三一」(Trinity Seminary) 神学院攻读宗教硕士。去年就读费城西敏寺神学院 (Westminster)，今年二月再获麻州高敦神学院录取，攻读教牧博士学位 (Doctor of Ministry)。　熊焱说，他花三年半读了两个硕士学位，预算未来三至四年再攻下博士学位。这几年他一直应全美各地的华人教会邀请见证讲道，以亲身经历分享他个人探索生命意义的心路历程。他原来在狱中的积怨和仇恨，在美国这个比较自由民主的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心态和理性，学会宽恕。　他以「从天安门广场到神学院」为题，介绍自己信仰上帝的经过。他表示，在十九个月的监禁生涯中，时常思索生命的问题，但无法得到答案，直到有了宗教信仰，「才开始找到生命的真谛」。　他说，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求上帝的旨意」，他的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每当想到祖国大陆的十四亿中国人，这广传福音的使命就在我心中激荡」。他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回国向大陆同胞传道。除了攻读神学外，亦积极参加民运、宗教及社会活动。　熊焱说，随著深入学习神学，尤其近一年来对改革神学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大大长进」。例如，以前他对一个基督徒要不要担当文化社会使命、能不能从政感到困惑。因长期以来，华人基督徒受基要派和灵恩派的影响，以为只要自己得救祷告读经就行，虽然也有人主张文化更新和宣教，但少有人提及基督徒要不要作为团体去直接挑战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　经过广泛阅读和各学院优秀教授的指导，以及美国公共正义中心主席、国际著名公民教育与公共政策分析专家史开伦博士 (Dr.James Skillen) 的一席话：「基督徒不应该只是以个人为单位，满足做一个好家庭成员，一个好雇员、好的教会事奉者、好牧师、传道人和好业主，他更应该投身宏大的社会活动，尤其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各个领域、大型组织机构中，应持守基督徒的原则，并力图革新旧的世界和文化。」这些精辟见解为熊焱解惑，使他理清头绪，明白到基督徒必须承担的责任。　熊焱自重读神学以来，一度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一来是因为神学院功课太重，二来侧重圣经方面的学习。从圣经转读神学，接触到当前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军事和科技信息。　　思想库与人才库　作为天安门学运领袖和「六四」幸存者，熊焱不忘根本，仍在思索基督徒的政治参与及未来中国的立国之本等问题。一九九九年，他成立「主佑中华基金会」，期望该基金会不仅是个思想库，还要具体参与社会事务，成为一个人才库，通过系列专题研究，探讨基督徒信仰如何指导和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伦理和生态环境等，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与改造。　　基金会还透过举办领袖训练营和研讨会等活动，「使有识之士明白上帝的恩赐和呼召，成为未来中国的建设人才」。　熊焱前年五月曾考取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硕士班，但基於他不是美国公民，按照中华民国法例，签证有困难，他写信向陈水扁总统求援也未能如愿。他指出，中文神学教育对他非常重要，他是来美後才受洗皈依耶稣基督，对中文神学教育甚为陌生。好不容易考取台北华神，却碍於来自中国大陆的身分受阻。　长得一副娃娃脸的熊焱，外表看来稚气未脱，一脸童真，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儿子天枢、女儿天璇都活泼可爱。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中国大陆同胞的下一代，都生活在一个爱的国度。(世界日报)





六四，献上活祭送交者: 张健 于 Tue Jun 4 13:47:30 2002: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六四”屠杀已过去了十三个春秋，那用鲜血凝结的历史已变得发黄，那残缺的肢体仍然在阵阵作痛，那伤心的母亲仍然在流泪，那形影孤单的妻子仍然在守望，那长大了的孩子仍然在寻找永失的爹娘，那惨死的灵魂仍然在游荡，那些不屈的头颅仍然面对着冰冷的铁窗。 　　然而刽子手们胆怯且卑鄙地希望人们去忘记天安门的鲜血和年轻人的生命…… 　　我叫张健，1970年11月11日出生于北京。1989年我在北京的一所体校学习，那年才十八岁，特长是中国武术和田径。 　　我参加游行最初的想法和大部分的青年学生一样，主要是“打倒官倒，清除腐败，促进民主，强国富民”。尤其我小时候在农村的外婆家长大，亲身感受过中国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我非常希望能尽全力为他们呼喊，以争取社会的公平待遇。 　　五月份广场的学生开始绝食以后，我一直在那里帮着抬水，搭帐棚或背晕倒的同学等等。后来我被北高联指挥部任命在生死线上做纠察队长维持秩序，运送伤员，并安排纠察队员们分别在崇文门，大郊亭，马甸桥，朝阳门，木樨地等多处拦阻军队。 　　五月二十一日，柴玲亲自任命我为纠察队的总队长，当然这也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决定。由于事务繁杂，工作劳累，我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不休息，一直到晕过去才被送进北京儿童医院抢救。但当时心里只想着保卫广场，不让戒严部队进城伤害同学。可是那时大家都还一直以为“人民军队爱人民”，我们顶多会挨一顿打而已。 　　六月二日晚，戒严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发动冲击，而市民和学生在各个路口奋力阻挡，终于阻止了这次进攻。 　　六月三日下午，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写下了绝死书，绝笔信等让决定返乡的同学带走。傍晚，指挥部向所有第一线的纠察队员下达了一份写有我们在见证历史，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历史等等悲言壮语的文件，接着各纠察队基本完成了联络和布防，我们还组成了敢死队。当一些身体差的同学和一些女生被撤离广场时，大家互相签名留念，挥泪而别，未曾想到有的人一别竟成了永别。 　　当时学生纠察队的任务是在高碑店，大北窑，建国门，六里桥，五棵松，公主坟，木樨地，劲松西口，大郊亭，马殿桥，西单，军博，前门！ ，宣武门等地布置外围防线，在新华门-----北京饭店，工人俱乐部到和平门西门建立第二道防线；在纪念碑学生营地设第三道防线。主要目的是：“尽力阻止，边挡边撤，回到广场”。 　　六月三日晚十一时左右，子弹划破北京四周的天空，一辆装甲车突然闯进广场，在撞断三四条路障后被工人纠察队员们用钢管卡住，车里跑出的三名军人被愤怒的市民追打，我制止住大家的攻击，并让三名军人坐救护车离开。一位市民冲我喊到：“为什么不打死他们，看这车撞死了多少人？” 　　六月四日凌晨，前门附近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我和学生敢死队赶到广场南方支援。很远就看到一大群军人杀了过来，他们个个右臂缠着白毛巾，一面开枪扫射，一面高喊着“挡我者死”等口号。来不及躲避的市民和学生纷纷被击中倒在纪念堂东侧的路边。 　　我们则一面高喊“我们是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一面挎横拉起一丈多长用来搭帐篷的竹杆，试图以此阻挡军队的前进。这些军人在我们面前稍一停顿便立刻斜刺冲上历史博物馆的台阶并架起机枪对准我们，也许那是他们预定的攻占目标。当士兵们从我身边跑过的时候，我看见有几个竟然泪流满面，还有一个突然举拳高喊：“我是北京人，我爱大学生”。这一幕真让我永难忘怀，到底是什么人逼着这一群同龄青年重演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 　　1：30分左右，步话机里传来坚守西单防线的纠察队6队队长008的呼叫：“军队突破我们了，他们在杀人，杀我们……跟他们拚了！”这是这个东北大学学生的最后声音。 　　我带着200多名学生敢死队员与集结在广场西北角的市民纠察队员汇合成一支约1000人的队伍朝西冲去，我们一路上点燃了放在隔离墩上的所有可燃物，一直走到距东华们约500米的地方，那里三五成群聚了好些市民和学生，有的浑身是血，有的因伤痛惨叫，有的则已没有气息。 　　在熊熊的火光中，西长安街的戒严部队离我们越来越近。当他们离我们仅50-100米的时候，队伍中有八位枪手一齐向我们扫射，子弹打在距人群一米远的地方又飞溅到我们的身上或腿上，有人应声倒地。勇敢的市民和学生只能用石块和燃烧瓶还击。又一阵枪弹飞来，这次是平射，更多人扑倒在地，我的左腿膝盖也被击中了 。人群开始四散奔逃，我看见有一个站在路边树上拿着望远镜和照相机的人被打中摔落。 　　学生纠察队和市民走一段停一段，拼力抢运受伤的同学。许多并未抢下来。最后退至西观礼台附近。枪声又起。挽扶着我的纠察队员林正应声倒地。旁边右方也有几个人倒在地上。 　　最后学生和市民退到东观礼台前，大家手挽着手，唱起了国际歌。我们旁边就是燃烧的坦克。东观礼台的松树墙也燃烧了起来。 　　此时，我们前方的戒严部队列成方阵。第一排是八个手持冲锋枪的枪手。枪手后是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军人。其后是两个校级军官。军官后又是一排排持着冲锋枪的士兵。 　　八个枪手开始扫射。这次子弹打在地上弹起。又有人倒下。但是，大家就是不动。就这样站在他们面前。双方一直僵持着。我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同学们。 　　我拖着受伤的左腿，绕到距离军官十米的地方。有个士兵喊道：“不许过来，过来就开枪。”于是我停在那个地方，位置是天安门地下通道口。 　　我当时穿着白色的T恤，白色的长裤。腰间系着一个旅行腰包。里面是我们纠察总队的文件，地图等。 　　我向着那个校级军官喊："我们没有武器，人民军队爱人民"。 　　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冲过人群，横向左拐。戒严部队众枪齐射。把这辆车打得如蜂窝一般，然后士兵包围上去。从里面抓出5，6个人并用木棍和枪托乱打。汽车司机被拖下来时浑身是血，大概已经中枪而亡了。最后一个被拖下来的人，我看清楚是北高联秘书长-郭海峰。 　　众人齐喊"法西斯，放人"。枪声响起，又有人倒下。 　　我冲着那名校级军官喊："我们没有武器，我是纠察队队长。你们放了他们。如果你要杀他们，那你就先杀我！" 　　这名军官拔出手枪向我连射3枪。当时我只觉得右半身一麻。身体猛然后仰。我拖着右腿支起身体，向着法西斯军官又喊："你再来，你再来，你没把我打倒。我至少瞪了他30秒。他的枪口还瞄着我，但他的手却在颤抖。我实在撑不住而最后倒下了。 　　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冲过来救我。枪声四起。我冲他们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这时，我身后传来脚步声，是从广场纪念碑外围跑过来的同学。前面有几个女孩边跑边哭，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到了纪念碑广播站外侧。我让一名学生去告诉柴龄"张健不行了"。 　　同学们把我抬到一辆被打坏的121车旁，那里已经躺了20几个人。我一眼就看到了林正。当我觉得头脑越来越沉重时，耳边忽然传来一个声音："谁让你照看他们的？"！我扭头看了一眼这个人，突然意识到在广场中其实有不少是他们的人。 　　纠察队员把我和另外3个重伤员抬到121车上。车上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北医大的学生。他们流着泪对我说："他们三个不行了。" 　　大约有近百位市民和学生推着这辆被打坏的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同仁医院。 　　医生给我做了紧急处理。事后得知左膝部皮肉炸开，右膝部大面积皮肉擦伤。右腿骨干上1/4的部分粉碎性骨折。子弹还残留其中。 　　这时，同仁医院急诊室中已经躺满了人。陆陆续续一批又一批人被送进来。轻伤的紧急包扎一下就走了。重伤的，不能行走的躺满一地。护士们流着眼泪，白大褂都被血染红了。 　　我神经已在崩溃的边缘，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外面枪声听起来一阵比一阵紧，看着伤亡的学生和市民一批批被抬进来，心都快碎了。我觉得自己现在是个废人。如果我还能爬出去的话，我宁愿和大家一块死。于是，我冲着抬我来的纠察队员喊："你们把我抬回广场，我要和大家一起死，我不要在这里。"医生和纠察队员们用力按住我并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当我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我周围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的躯体，房间里充满了抽泣声和哀嚎声。这时有一位从刚广场上跑下来浑身是血的学生告诉我说，戒严部队在清场时对来不及撤离的同学狠下毒手。用三角棍和枪托往死里打学生。装甲车左冲右撞，在同仁医院就有两位从广场抬下来的学生都是因为颅骨粉碎致死。早先与我一同被送来的那三个广场学生也已经在同仁医院的抢救过程中死亡。 　　在同仁医院住院期间，公安人员用最残酷的手段审问我。我以我这活着的人的人格起誓，我没有出卖过任何人。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必这样。即使我是反革命，你们也应该等我伤好了再枪毙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是男人就应站在前面。不然，你现在就枪毙我，让我死得简单反而痛快。" 　　这以后我经历了逃亡，隐姓埋名打工的阶段。寻找失散的同志及探究历史的真相。 这里就不一一讲了。 　　“六四”过去十三年了。我们当年那些毛头孩子现在已是而立之年。我在欧洲生活了多年。中共专制丑恶政权想方设法，用尽计量丑化、瓦解“六四”的一代人和海外民运。他们以为已经成功了。 　　十三年前的子弹还在我腿中未取出。法国的阴天常令我的腿隐隐作痛。 　　你们没有成功，我张建还活着。我们天安门这一代人，许许多多的历史见证还活着。 　　你们杀了人不敢承认，反而说没开一枪，一个人也没死。我身上的子弹就是你们的"心绞痛"。你们没有成功，天安门学生领袖难道一个个是胆小鬼，以人之血见轩辕吗？我正告你们，我还算是个学生领袖，大家分工不同。我们更多的学生骨干与同学同生共死。倒下的是青山。 　　你们没有成功，我们天安门一代人所流的鲜血洒遍祖国大地。每一滴血都是一粒种子。 　　你们没有成功，我们在海外或是国内仍有许多青年斗士前赴后继与民主斗士魏京生和徐文立等并肩战斗。 　　你们没有成功，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六四那一刻终于看清楚了你们共产党法西斯的本质，你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你们没有成功，在与广大侨胞的接触中，我们深深感到他们是憎恨暴政的。八九“六四”那些日子，更使他们真正感觉到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 　　你们没有成功，今天，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历经风雨后更加团结得紧密。中国走向民主是历史的先声，是历史的必然。强权终压不倒民主。“稳定核心”的铁轩永远套不住 自由的骏马。历史长河浩浩荡荡，冲走的全是糟粕，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 　　你们没有成功，在今天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你们永远无法阻挡我们千百万的革命网络，以及全世界各种传媒向中国大陆所传达的信息。 　　十三年过去了。当年的一代人中虽然不少已经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传道者和神学家。但他们从未放弃他们的政治理念。我们这一代人做出了最深刻的反思。 　　最后，我用江棋生先生的一句话来做结语： 　　我敢说，我们所追求是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们所期待是的"一部分先自由起来"；我们所憧憬的是"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的社会，谁不追求？谁不向往？谁不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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