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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八：“适馆授餐、订婚、进学、入泮”等六节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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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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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八：“适馆授餐、订婚、进学、入泮”等六节 (699 reads) 时间: 2005-7-11 周一, 下午10:33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八：“适馆授餐、订婚、进学、入泮”等六节

作者：包天笑

⊙适馆授餐

我十八岁的春天，便到人家去当西席老夫子了。这个馆地，是吴伟成表叔所介绍的（伟成叔是上海现在名西医吴旭丹的父亲）。祖母的母家，不仅是桃花坞吴宅一家，还有史家巷吴宅一家，他们都是所谓缙绅门第，贵族家庭，我记得那时张仲仁先生（一麐）尚馆在他家。其实，我们在桃花坞与史家巷亲戚关系是一样的，不过其问略有亲疏之分罢了。

在新年里，伟成叔来向我祖母拜年，便谈起了这事，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张检香，他家里要请一位教读先生，曾经请他物色。他们有三个男孩子，大的不到十岁，小的只有五六岁，刚才上学。他想介绍这个馆地给我。虽然他们束脩出得少，但他们是个缙绅人家，一切供应，都是很优待的。祖母听了很愿意，不过说：「年纪轻，交新年不过十八岁，要是他父亲不故世，自己还在学堂里呢。」伟成叔说：「不妨事！表侄年纪虽轻，我觉得他很老成持重，况且那边的学生，年纪都小，正在开蒙时候呀。」谢谢伟成叔的两面说合，我这个馆地便成功了。谈定每年束脩二十四元，三节加节敬，每节二元。

如果我在家开门授徒，所入可不止此数，因为已有几个学生，在去年说定，要来就学，至少每月也有三四元。但是祖母和母亲的意思，宁可让我到外面去处馆，第一是为了吃的问题，因为到人家去处馆，就吃了别人家的了，所谓适馆授餐，苏州人家请先生，对於先生的膳食，特别优待，以示崇敬，正合乎论语上所说：「有酒食，先生馔」了。我家也请过先生，知道这个规矩的。

我的馆主人张检香，他们住居於因果巷（苏州人念为鹦哥巷），在城的中心点。这个宅子很大，而他的父亲也是两榜，做过京官的，现在已经故世了而只生下检香一子。检香也是读书人，也曾进过学，所谓书香门第。但现在不求上进，做一个保产之子，人极规矩，一点嗜好也没有。苏州的有产阶级中，像他这样的人很多。这种人，大家说他真能享福的。

选定了正月二十日为开学日期。同时他们用轿子来接，举行拜师之礼，仪式颇为隆重。还端正了一席菜，请了几位陪客，伟成表叔当然列席，而先生则坐了首席（苏俗敬师，家有宴会，老师总是坐首席的）。那个书房，也很宽敞，是一个三开间的厅堂，用书画窗隔开了一间，作为先生的卧房，其余两间，都是书房，倒也窗明几净。卧房预备先生住宿，卧具非常精洁，那可以住宿在馆里，不必天天回去了。

膳食的确是很好，每天三荤一素，饭是开到书房里来，我一人独食，学生们都里面去吃，不陪伴先生。最初几天，在吃饭以後，他们的厨子，到书房里来问道：「师爷明天想吃些什么菜呀？」这可使我窘极了，我在家里，从来不会点菜，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那时母亲知道我的口味，向来不问我的，我只得说道：「随便，我什么都吃。」那个厨子还不肯走，报出许多名目来，说道：「炒腰虾好吗？鸭杂汤好吗？韭芽炒肉丝好吗？」我说：「好！好！随便！随便！」那个厨子走出书房门，还开了我的玩笑道：「师爷说随便，这个随便，教我到那里去买呀？」这是他们讲给伟成叔听，伟成叔告诉我的。

後来又常常来问：吃什么菜？我只得向年长的一位学生说：「我想不出什么菜，但是什么菜都吃，请不必来问了。」他进去向他的母亲说了，以後厨子也不再来请点菜了。我想：他们三荤一素，即使有一样我不吃的，也有其余我吃的呀。有一次，他们烧了一样鳝糊，我当时还不吃鳝，没有下箸，他们知道我不吃鳝，以後就不进此品了。

住在馆里的时候，除了午饭、夜饭两餐之外，还有两顿点心，即是早点晚点。有时也来问吃什么点心，但我知道他们早上也是吃粥的（苏州人家早上总是吃粥的，一粥二饭，称为三餐），便对他们说：「我在家里，早晨是吃粥的。」以後他们便送粥进来了，常有很好的粥菜，如火腿，熏鱼、酱鸭、糟鸡之类。晚点不能吃粥，那就无非馒头糕饼等等，不再问我，随便打发了。

最初住在馆中，白天教书，夜来便觉寂寞了，因为学生不读夜书，吃过夜饭後，只有在油灯之下（当时苏州既没有电灯，而有些人家，为了防火烛，也不点火油灯）看看书而已。因此我也规定，住在馆中两天，便回家中住一天，没有特别事故，我是概不放假的。因为馆址在因果巷，离观前街很近，放夜学时候早，偶然也到观前街散步（苏人称为「荡观前」）或到护龙街旧书店巡礼一回，不过要早些回来吃夜饭，不教人家等候。

苏州人的吃茶风气，颇为别处的人所诟病，有吃早茶的，有吃晚茶的，因此城厢内外，茶馆林立。但当时的茶馆，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约朋友往往在茶馆中，谈交易也往往在茶馆中，谈判曲直亦在茶馆中：名之曰：「吃讲茶。」假使去看朋友，约他出去吃一碗茶，那末谈心的地方，就在茶馆里。好在那地方点心也有，零食也有，说高兴了以後，便从茶馆而转移到酒馆，到老义和喝三杯去。

饮茶喝酒，一个人就乏趣了，一定要两三朋友，我那时朋友很少，除非从前在朱静澜师处时有几位同窗，否则便到我姊丈许杏生处，他们住在史家巷西口，和因果巷很近，一同到观前街吃茶，有些人是他的朋友，而我也渐渐地熟识了。记得有一位顾子虬君，是他的朋友，我也与之相熟，後来知道他就是顾颉刚的父亲，那个时候，苏州学校风气未开，顾君也在家里开门授徒，教几个学生呢。

夜饭以後，我的馆东张检香，偶然也到书房中来谈谈。那位张先生，真是保家之子，为人端谨，他的年齿，差不多比我长一倍，而与伟成叔是好朋友，我所以呼之为叔，而他则恭敬地仍呼我为先生。他非常节俭，常穿布衣，一无嗜好，连水烟也不吸（其时中国香烟尚未流行）。他见我也布衣，不吸水烟，似引为同志。实则我常穿布衣，是为在孝服中，不吸水烟是年轻，亦不喜此。这位张先生得青一衿，即在家纳福，人颇羡之。

实在我这位女居停张太太，操持家政，极为能干。张先生娶於永昌镇的徐家，永昌徐氏是苏州著名的一家「乡下大人家」，拥有田产甚多，在近代说来是个大地主。张太太上无翁姑，持家井井有条，待人接物，处理得宜，儿童辈畏母而不畏父，婢仆辈亦都请命於夫人。伟成叔私语我道：「不要笑他！张检香是陈季常一流人也。」我笑道：「我叔曾做过苏学士吗？」

我在张家处馆有两年，但我觉得我的性情，实不宜於教书。我和朱先生犯了一个毛病，我对於学生太宽纵，不能绳之以严格，学生见我如此，也就疏懒起来了。张家的三个孩子，其中间一个，资质较钝，也有些顽劣，他的母亲很不喜欢他。那天，送进一块戒尺来，要教我施以夏楚，但我觉得责打学生这件事，我有些弄不来。因为我自从上学以来，一直到出学堂门，从来未被先生打过一下手心，便是祖母、父亲、母亲，也从未打过我，我不相信打了人，就会使这个人变好。所以他们虽送进了戒尺，我也不肯使用，他们实在顽劣，我只有用「关夜学」的一法，在别人放学，他不放学，至多我牺牲自己，也不出去，陪他坐在书房里罢了。

我在张家两年，宾主也还相得，然而我总觉得这种教书生涯，好像当了一个保母。学生在书房外面闯了祸，也要抱怨先生；偶然迟到早退，更要责备先生，找觉得担这种责任，很是没趣。而他们也有些嫌我对於学生太宽容，先生脚头散，他们对人总说：「我们这位先生，到底年纪太轻了。」因此我觉得第三年不能蝉联下去了。我只得托伟成叔转达，只说：「学生们年岁渐大了，我的学力，不够教他们了。」

⊙订婚

我的订婚的年齿，也是在十八岁。在那个时代，婚姻制度是牢不可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呀。我虽然已经读过了不少描写婚姻不自由的著作与小说，觉得婚姻是要自由的，但我对於恋爱，一无对象。在亲戚中，我幼年时期的表姊妹极多，可是到现在，有出嫁的，有远离的，已都星散了，并且那时的男女之防极严，那所谓有礼教的家庭，一到了十七八岁，青年男女，然不大能见面了。

我自从在七八岁时，在外祖母家，他们以我与表妹两小无猜，给我开了玩笑以後直到如今，就没有正式提过订婚的事。从前中国民俗，订婚都是极早的，尤其是江南各处富庶之乡，儿女们在五六岁时已订婚。甚而至於父母说得投机，指腹为婚的，闹出了种种传奇故事。我祖母及母亲，都不赞成早日订婚，因为无论男女，小时节都看不出什么来，及至长大了，有了缺点，也因为已经订定了，不能解除，不是便成了一个人的终身憾事吗？

当我十三四岁时，在朱先生处读书，盛家浜一带，古木参天，沿着一条河浜，所有人家，门前都有一条板桥，以通出入，最好是在夏天，晚风微拂，大家都移了椅子，在板桥上纳凉。东邻西舍。唤姊呼姨，夕阳影里，笑语喧哗。其时贴邻沈家，有一位女娃，小名好小姐，年亦与我相若，殊为婉妙。常常从她们的板桥，到我们的板桥来，我也到她们的板桥去，共相游玩。顾氏表姊（亦即我之师母），见我们两人，似相亲匿，戏谓将与我两人作媒。问我：「好不好？」我羞不能答，然心窃好之。於是顾氏表姊就和她的母亲说了，因为我们是朝夕相见的，她母亲颇有允意。顾氏表姊又和祖母说了，祖母却不大以为然。那沈家是藩台房库书吏，家里很有钱，我们贫士家风，恐仰攀不上。但自从有了说媒一件事後，好小姐便不到我们板桥上来，我也不再到她们板桥去了。十年以後，重经盛家浜，曾口占一绝，上二句已忘却，下二句云：「童心犹忆韶华好，流水斜阳旧板桥。」不免自作多情，而好小姐已「绿叶成阴子满枝」矣。

又有一次，大约十五六岁吧，舅祖清卿公说起，要将砚农叔的一位小姨九小姐（她们姓郁，前为富族，今已凌夷），许配与我。祖母亦不愿意，因为一则辈份不同，以亲戚论，九小姐要比我长一辈，虽则年纪仅比我长两岁。二则身弱多病，是林黛玉式的（後来果然未到三十岁即故世了）。我父在世时，曾经说过：「最好是要读书人家的女儿，其丈人峯也是一个宿儒之类，必於学问请教上，有点益处。」

这一次，又是朱静澜先生做媒，我的妇翁陈挹之先生，原籍是江苏凓阳人，而迁居於苏州的洞庭东山。他们的先世是武职，而他倒是一位生员，不过捐了一个什么官衔，已弃了举子业了。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却还年小，朱先生说媒的是他的大女儿，这回是他直接和吾祖母及母亲说了。

然而我当时实在不注意於自己的婚姻问题。第一、我家里现在太穷了，一家三口，祖母、母亲和我，靠了毋亲和我两人的收入，仅足以勉强糊口，而我且就食於人，怎能再添一口呢？况且一个年青妇女，到底也要添些服饰之类，我又如何吃得消呢？第二、我也有一点自私的心，我被那种不自由的婚姻所刺激，耳闻目见，以及刊物上的故事，新闻所纪载，加以警惕，我希望我年纪大一点，可以自由择配呀。

但是母亲却极力劝我，她说：「祖母自你父亲故世以後，心中郁郁不乐，身体更加不好了。她总希望你成一个家，得见孙妇一面。她昨天说：『即使不见孙妇一面，定了亲以後，也可以稍为安心了。』又据朱先生说：那位陈小姐非常之好，在家里粗细工作，都非她不可的，而且也读过几年书，身体又非常健全。我是带病延年的人了，她来了，是我一个好帮手。况且现在即使下了定，也不能就结婚，也须你进了一个学，得到一个好点的职业，方可以预备结婚呀。」

母亲的话，真是仁至义尽，祖母自父亲故世以後，伤逝嗟贫，渐渐的步履维艰，形成半身不遂之病，举动需人扶掖，有一次，半夜起来解手，跌在床侧。从此以後，母亲便即睡在祖母房里了，只要听到床上转侧的声音，便起来扶持她。在冬天，连自己睡眠时衣服也不敢脱，真是「衣不解带」。老年人的心情，见孙子渐渐大了，也希望有个孙子媳妇在眼前，这也是人情之常。

况且这不过是订婚，并非结婚，订婚以後，也足以使老人安心。陈小姐是书香人家的女儿，我妇翁也是一个读书人，这与我逝世的父亲所祈望的条件相合。不过我的意思，要恳求朱先生说明，我们是穷人家，在我家里做媳妇是吃苦的，现在是穷，将来也未必是富，这话须要声明在先，非请朱先生传话不可。朱先生说：「他都明白，陈挹翁不是嫁女要选择财富人家的，他是个明理的长者，并且他自己境况，也是寒素的。」

陈挹翁相婿倒也精严，先要与我见面，作一次谈话；又要把我所作的文字（从前称之为窗课），送他去观看。我奉了母亲之命，一一如他们所愿。我初见他时，好像是在一个慈善会里，由朱先生作介绍，他那时已留了胡子了，我觉得他有点道貌岸然，实在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文字是朱先生取了给他去看的，自然选了几篇此较看得过的文字。这两件事，他都觉得满意了，这一件婚事，总算可以订定了，但订婚的仪式，要在明年我满了孝服以後，方才举行。

从前中国的婚礼中，照例是要两个媒人，我的订婚中，一位当然是朱静澜先生，另有一位是江凌九先生，那是女家提出来的。他是我妇翁陈挹翁的妹婿，在我将来要呼之为内姑丈的。他是吾乡江建霞（标）先生的族弟，此刻建霞正放了湖南学政，他跟了建霞到湖南代他看文章去了。这个媒人的名字，是暂时虚悬的，好在到了我们结婚时，他又要回来了。（江凌九丈，自建霞湖南学政卸任後，又随着吴蔚若郁生放学差，看卷子，回京後，遇到义和团，幸免於难，此是後话。）

我自十八岁订婚至廿五岁，方始结婚，中间相隔七年之久，在这个时间中，所遇见的女性不少，然而我的心中，好像我的身体已经属於人家了。虽然我与我的未婚妻，未曾见过一面，未曾通过一信（在旧式婚姻是不许的），但是我常常深自警惕，已有配偶，勿作妄想。因为在这七年中，我曾单独到过上海好多次，也曾思追求过女性，也曾被女性所眷恋，几乎使我不能解脱。然而我终悬崖勒马，至结婚还能守身如玉者，我的情欲，终为理性所遏制了。

⊙进学

十九岁那一年，在父亲的丧服满後，我便一战而捷的进了学了。从前对於父母是三年之丧，实在只有两年零三个月，就算是满服了。在临考试前，巽甫姑丈又招我去面试了一下，他说：「大概是可以了。」说了「大概」二字，言外之意，也有所不能决定，这就觉得那几年功夫，不曾有十分进步。但要取一名秀才，或者可以得到。

他也原谅我，因为我自己在教书，不能埋头用功，不比我子青表哥，他几年功夫，大有进境，考紫阳书院卷子，总在前三名，与张一麟、章钰等互相角逐。上次乡试得「荐卷」而未中式，气得饭也不吃，我笑他功名心太重了。巽甫姑丈又企望我，他说：「这回无论进学不进学，我介绍你一位老师，你还得好好用功。不要进了一个学，就荒废了。」巽甫姑丈本来自己可以教导我，无奈长年在疾病中，过他的吞云吐雾生涯呀。

可是我对於八股文，没有十分进步，为了自己坐馆教书，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我还是老毛病，不肯多练习，当时已出学堂门，亦无人指导，还是喜看杂书，心无一定。那一年是甲午年吧，我国与日本为了朝鲜事件打仗，上海报纸上连日登载此事。向来中国的年青读书人是不问时事的，现在也在那里震动了。我常常去购买上海报来阅读，虽然只是零零碎碎，因此也略识时事，发为议论，自命新派。也知道外国有许多科学，如什么声、光、化、电之学，在中国书上叫做「格物」，一知半解，咫闻尺见，於是也说：「中国要自强，必须研究科学。」种种皮毛之论，已深入我的胸中，而这些老先生们则都加以反对。

我这一次的考试，不曾在贡院前租借考寓。即在姊丈的许家出发，因为他们住的史家巷，比我们住的曹家巷，离贡院要近得多。开考时的炮声也听得见，从他那里出发，也可以从容不迫。我们睡到半夜起身，便即饱餐一顿，为的是进场以後，不能吃饭，只能进一些乾粮，直要午後放炮开门，方能出来进食。这次考试，我与我的姊丈在一起，他比我大两岁，我考吴县籍，他也考吴县籍，郎舅在一起，我祖母和母亲，也足以放心呀。

这一次我考试进学，人家以为我很有把握，其实我却觉得是徼幸的。那时江苏的学政是瞿鸿机（字子玖），他是湖南人，年纪也不大，出的题目也不难，是论语上的「入於海」一句（每县一个题目如长洲则为「入於河」，元和则为「入於汉」，这种题目，有点词藻，文章可以做得好的。不过题目，太容易，反而容易流入浮泛。我起初是刻意求工，做好了一个起讲，自己觉得不好，涂抹了重新再做，我的出笔本来是慢的，那时却费了不少时刻，及至我第二个起讲做好，人家已是大半篇文字誊清了。

这时我心中有些急了，但越是急，越是做不出，一切思想，好像都塞滞了。我本来是有胃病的，胃间又隐隐作痛起来，那是许氏这一顿早起进场饭，在那里作祟了。而且文思正滞时，杂念纷起，这个患得患失之心，横亘在胸中。那八股文是有起股、中股、後股，一股一股的对比的，很费功夫，而我又素不擅此。

看看人家，已将完篇，不久就要放头排了，笔下迅速的人，便可以交卷出场了（第一个交卷的，名曰「红卷」，特别优待）。我要用那种细磨的功夫，句斟字酌的做下去，弄到了「抢卷子」，可不是玩意儿呀。（抢卷子者，到了放末牌，大家都走了，你还没有交卷，承差就来抢去你的卷子，赶你走了）。於是把心一横，拆拆滥污，听天由命，不取就不取了吧。便把起讲又改了一改，改做了一篇散文，分为三段，洋洋洒洒的一口气写成了四、五百字，把海上的词句，都拖了上去，什么「天风浪浪，海山苍苍」；什么「海上神山仙岛，可望而不可接」咧；以及关於海的成语古典，运用起来，堆砌上去，气势倒也还顺，不管它了。补好了草稿，抄好了「圣谕广训」，还要做一首试帖诗，便交卷出场，已经放第三牌了。

出场以後，人是疲倦了，但胃也不痛了，心头似觉稳定了。可是祖母的关心，因出案（即放榜）尚有几天，要我把文字默出来，送给朱先生及巽甫姑丈去看，请他决决可以取进，还是不可以取进？但是我这篇野马似的文字，简直不像是八股文，如何拿得出来？而且当时未起草稿，只是在卷後胡乱补了草稿，现在要我默出来，大致不差，到底是有些走了样呢。

因此我便和我的姊丈许君商量了，因为他和我是同一题目，而他的这篇文字，做得非常工整，循规蹈矩，不像我的那一篇似野马奔驰一般，把他的一篇借给我，让我塞责一下，这是我的不老实处，说来有些惭愧的。姊丈是个敦厚的人，他答应了，因为他不必把文字抄给人看，而留有草稿，也还齐整。我先给朱静澜先生看，他力保一定可以取中。我又给巽甫姑丈去看；子青哥先看，他向我道喜，他说：「一定取了！一定取了！」巽甫姑丈也说可以取中，但他到底是个老法眼，他说：「这篇文字，颇不像你的作风。」意思似说：你恐怕还做不出那篇文字呢。

及至放榜时，我取了第二十七名，而姊丈则名落孙山。他自然十分懊丧，而我也心中觉得非常难过。我於是立刻披露，送给朱先生及巽甫姑丈看的，是姊丈的文字，不是我的文字。他们一面也为之嗟叹不平，一面又索观我自己的文字。巽甫姑丈说：「你这篇文字，虽然野头野脑，气势倒是有的。场中看文章的人，每天要看几百本卷子，看得头昏脑胀，总觉千篇一律，忽然有一篇是散文而别出一格的，读下去倒还顺利而有气势，倒觉得眼目一清，所以提出来了。」巽甫姑丈的话是对的，後来考毕以後，领出原卷来看，却见卷子上批了四个大字道：「文有逸气。」

考了第一场，不能算数，还要覆试呢。第一场，依照应取名额，多取若干名，到第二场覆试时，又除去若干名後，方算正式的取中入学了。苏州人的谐语，称第一场即不取者，名之曰「总督」，第一场取了，第二场试後不取，被黜落者，名之曰「提督」。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苏人读「丢」字的音如「督」，第一场即不取，谓一总丢弃了；第二场覆试不取，谓提覆後丢弃了，因此有总督、提督之称。我这时第一场总算侥幸了，惴惴然深恐第二场覆试不取，那便要做提督了。

覆试甚为筒单，只要上午半天功夫，但是要到堂上去面试，一点没有假借。又为了人数很少，显得十分严肃。我们吴县的题目，是论语上，「不有祝鮀之佞」一句，做这一个题目，要用一点技术。因为做那些小题文，最忌是「犯下文」。论语上的原文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於今之世矣」。所以在文中不能提到一个「有」字，只能说「不有」两字，如果单说一个「有」字，便是「犯下文」了。

出题目的人，便有这种故弄狡狯处，但也是八股文的法律，制定是如此的。这要谢谢我巽甫姑丈了，以前巽甫姑丈命我到他家里去面试时，也往往出的这一类题目，他是人称为小题圣手的，和我讲得很清楚，所以我晓得这种诀窍。这次覆试，只要做一个起讲，我於破题的第二句，写道：「若不容其不有矣。」异甫姑丈见了道：「好！扣题很紧，必不会做提督了。」後来将考卷领出来看，果然在破题第二句上，圈了一个双圈，以下的文章，便不看了。

覆试後，我又跳上了几个名次，从二十七名跳到了十九名，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取中总归是取中了，即使是考取在末尾，一名秀才，总归是到手了。姊丈这一回未曾进学，下一届院试，以第一名入泮，苏人称为「案首」，亦颇荣誉，所谓「龙头属老成」也。

⊙入泮

读书人进了学，算是一个基本学位，又是科举制度的发轫之始，因此社会上也较为重视。进了一个学，有些人家还要请酒、开贺呢。请酒、开贺不希奇，新秀才还要排了仪仗，好似中了状元一般，跨马游街，鸣金喝道的出来拜客呢。但这在江南，尤其在苏州，那些缙绅富豪人家的子弟，方能如此，清寒人家的子弟，即使许你如此，也没有这个力量。

但这要年轻的小秀才，方能有此兴会。当在十六岁以内，越小越好，如果在二三十岁之间，虽然进了一个学，那也应该自伤老大，连贺也不高兴开了。我们亲戚中，我所见的如伊耕表叔、子青表哥，开贺那一天，都排导到我家拜谒祖母，他们进学，都在十六岁以内呀！此外如苏州的彭家、潘家等，科名联翩不断的，也都有此盛举。更有一件令人家艳羡的，那个新秀才，悄然已订婚而未结婚者，这天也要到未来岳家拜谒一过，那必定轰动亲戚邻舍，来看新相公。

那一天，这位新秀才的服装也特别了，身上穿的是蓝衫（原名襕衫，本为明朝所制定的秀才服装，今则以丝织物特制），披了红绸。头上戴的是雀顶，两边插上金花。腰间又排满了什么荷包、风带、各种佩物，脚踏乌靴，有些年纪极轻的小秀才，在十四、五岁以下的，他家里人给他面上敷粉，真是一位白面小书生。

出门时的仪仗，也颇为别致，头导先是有许多彩旗，那种彩旗五色纷披，称之为「竹筱旗」，拔取竹园中新生的长竹，张以狭长的彩绸，上面有金字的联语，一对一对的，当然都是吉祥的句子，什么「五子登科」「三元及第」之类。竹枝上的竹叶，亦不芟除，蓬松的披着。这种彩旗，都是由亲友们送下来的，前导往往十余对以至数十对，这种古典，不知始於何时。此外便是衔牌，在清代做过什么官，便有若干对衔牌，官做得越大，衔牌便越多，新秀才自己没有衔牌，但是他上代做过官的，把祖宗三代的衔牌，一齐掮出来了。其余便是锣呢、伞呢，什么仪仗都可以加进去，最後一顶四人大轿，那个新秀才，似小傀儡般坐在其中。据说这一天，即是苏州最高长官抚台大人出门也须让道，为的是尊重读书人呀！好在抚台也难得出门的，此故事未能徵实。

这是所有新秀才，在一个日子上举行的。出门後，大家都到学宫里谒圣（拜孔夫子），拜学老师，然後散出来，向各处去拜谒亲友。那些事，苏州的所谓「六局」者，都很明瞭（六局者，专办理人家婚丧喜庆事的），他们是有相当经验者的。最可笑的，还有一架彩绸所扎的龙门，新秀才到那家人家，先把龙门摆在人家大门口，让这位新秀才在龙门底下进去，一边还要鼓乐放炮，以迎接这位新贵人。

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这一套的，不要说出门拜客，连圣也不谒，贺也不开，只是躲在家里。那天恰值是我父亲冥诞之辰，每年到这一天，家祭一番，我这一次跪拜，磕下头去，泪如泉涌，竟仰不起来。我母亲极力加以劝慰，而她自己也呜咽得不能成语了。这几天，祖母又值有病。未能起身，母亲道：「快快揩乾眼泪，不要被祖母看见了，又起悲哀呢。」

进了一个学，就要那些大排场，这惟有绅富人家的子弟，方能办此。因为他们经济宽裕，可以花钱，但即使是清寒人家，大钱不花，也须花些小钱。吴县有两个学官，一个名教谕，一个名训导。这两位老师，平日实在清苦得很，虽名为官，还不及我们的教书先生，全靠三年的岁、科两试，取中几个生员，他们方才有一笔进款，那便是取进後送进去的保结，要他签字盖印，而新进秀才人家送他的一笔贄金。要是像我们那些孤寒子弟，他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他所希望的，是本县里新进几位富贵人家的子弟，最好是暴发户，而上代没有什么读书人的，他可以敲一笔小小的竹杠，贄金可以加到数十元或至百元。遇到富而且吝的人家还不肯出，於是要「讲斤头」了。讲斤头的人，总是廪保做中间人，而水涨船高，廪保也可以得到较丰时报酬。

不是说一个童生考试要两个廪生作保吗？一为认保，一为派保，我当时的一位认保，是马子晋先生。朱师的老友，为人非常和蔼。派保沈先生。已忘其名（後来到了上海，方知是沈恩孚先生的令兄）当时我的孤贫，是大家所知道的。两位老师，各送了贄金两元。老师也哂纳了，知道「石子里榨不出油的」。派保沈先生，也送了两元。马子晋先生并且辞谢不受。母亲说：「这是不好的。」马先生处送了一些别样礼物。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进学以後，要向亲友人家送报单。那种报单，是用红纸全幅书写的。另有一种人。专门书写那种扁体的宋字，上面写着：「捷报贵府□□（以上是尊卑称呼）少爷□□□（以上是新秀才姓名）蒙江苏督学部院□（学台的姓）高中苏州府吴县第□名……」到那一天，两个报房里的人，一个背了许多卷成一束束的报单，用了一面锣。嘭嘭嘭的敲到人家去；一个提了一桶浆糊，在人家墙门间，或是茶厅上，高高的贴起来。人家也以为某亲友人家的子弟进了学了，算也是荣耀的事，未便不让他们贴。而且还要发一笔赏封，这项赏封，不过数十文而已，然积少成多，亦可以百计，报房之乐於为此，正为此赏封也。乡试中了举人以後，也有报单送与亲友，不过颜色是黄的了。

我此次进学，也花费了数十元，都是母亲在筹划。虽没有开贺，但几家至亲密友，都送了礼。舅祖清卿公，送了八元，那是最阔气的了。巽甫姑丈送四元，馆东张检香，也送四元，此外送二元、一元的也不少。从前送礼，不此现在。凡遇庆吊，送一元已算丰厚，若送四元，比一担米有余裕了。因此也勉强敷衍过去。最高兴的是我的馆东张检香，连忙把每月束脩两元的加到了每月三元，那也是苏州处馆先生的升级条例呢。

自以为荣誉的出去应酬，穿上衣冠，红缨帽上，正正式式的戴上一个金顶珠（其实是铜的）。以前我在未进学以前，出去应酬，也戴一个金顶珠，那是非正式的、僭越的（清制：一品为红珊瑚、二品为缕金珊瑚、三品为蓝宝石「俗称明蓝」，四品为青金宝石「俗称暗蓝」，五品为水晶，六品为砗磲「俗称白石」，七品至九品，皆为金顶珠），所以不要看轻这一个金顶珠，自秀才、举人，以至新翰林，都戴这一个金顶珠。

我这一次同案中，有许多中举人，中进士的，我已经记不起他们了。只有一位单束笙（镇）先生，他中了进士後，即放部曹，民国时代，曾经做过审计处处长，直到大家老年时候，方才认识，同住在上海时，时相访问。还有一位欧阳钜元，也与我同案，此君早慧，十五岁就进学，他不是苏州人，曾为苏人攻其冒籍，後有人怜其才，为之调停，旋至上海，成一小说家，笔名茂苑惜秋生，李伯元延之入「繁华报」。有人谓：「官场现形记」後半部全出其手。闻罹恶疾，不幸早夭，年未及三十岁也。

⊙记徐子丹师

我进学以後，未到半年，巽甫姑丈又约我去。他从前不是说过的吗，无论取进不取进，要给我介绍一位老师，不要以为进了一个学，就此荒废了。他说：「一个寒士，不能与富家相比。有钱人家不能上进，是没有关系，反正家里有产业，守守产业，管管家务，一样的很舒服。而且现在即使考不上进，还可以捐宫，捐官直可以捐到道台。贫家可不能了，用真本事换来。你父亲早故，祖母年老，母亲勤苦，企望你甚殷。倘然在科举上能再进一步，岂非慰了堂上的心。因此我觉得这敲门的砖头，还不能丢弃。」

我听了姑丈的话，颇为感动。我想：现在真弄得不稂不秀了。再去学生意，年纪已大，学生意大概是十三四岁，最为适宜。给人家当夥计，谁要请一位秀才相公来做夥计，而且谁敢请一位秀才相公来做夥计呢？我的前途，注定了两件事，便是教书与考试，考试与教书。在平日是教书，到考试之期便考试，考试不中，仍旧教书。即使是考试中了，除非是青云直上，得以连捷，否则还是教书，人家中了举人以後，还是教书的很多呢。读书人除此之外，难道再没有一条出路吗？

巽甫姑丈给我介绍的这位师长，便是徐子丹（鋆）先生，他也是一位廪生，博学多才，大家以为像徐师那样的学问，早应该高发了，但他却是久困场屋。他年纪也差不多四十五六岁了，也是在家里开门教徒。不过他的学生都是高级的，除了在他案头有几位以外，「走从」的很多。所谓「走从」者，就是每月到他那里去几回，请他出了题目，做好文字，再讲他改正了。

我也是在走从之列，言明每月去六次，逢三逢八，便到他那里去。但是徐先生声明：不要我的脩金。我说：「孔夫子也取束脩，所以说：『自行束脩以上，我未尝无诲焉』，怎样可以不要脩金呢」？巽甫姑丈说：「你不要管！我和他的交情够得上，你自己所得微薄，不能再出脩金，而徐先生也晓得你的情况。他是一位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并且最肯培植後进，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徐先生不是一个仪容漂亮的人，而是一个朴素无华的人。他头颈里又生了一串瘰疬（苏人称为疬子颈）。因此头有些微侧，苏州的一班老友中，背後呼他为「徐歪头」，可是当时徐歪头之名字，也为人所传述。第一天拜师，徐先生很为客气，加以慰勉之词，大概巽甫姑丈把我的近时境况，都和他谈过了。当天他出了两个题目，我记得一个是孟子上的「非无萌蘖之生焉」一句，一个是论语上的「使民以时」一句。上一个题目，在行文上有些技术性的；下一个题目，可以发挥一篇富瞻的政论。

教我做这两篇文字，原是测验我的程度的，两篇文字交卷了，徐先生说：对於「非无萌蘖之生焉」一文，做得不差，有两股他还加以密圈。对於「使民以时」一文，他觉得颇为平疲，很少发挥。原来前一题，看似枯窘，但那是虚冒题，着重在「非无」两字上绕笔头，前经巽甫姑丈出题，已做过了好几回，颇能学得一点诀窍。那「使民以时」这个题目，极容易写文章的，而且可以使你大大地发挥的，但题目太容易，反而使你写不好出色的文章。若能敷佐词华，包孕史实，也可以成为一篇佳文。

实在我书倒看得不少，却是毫无理绪，又不能运用自如。在徐先生那里不到一年功夫，确是颇有进境。考平江书院卷子，常考超等，至少也考一个特等。考紫阳书院卷子，也可以考一个特等，一个月，这一笔书院膏火，也有两三块钱，不无小补呀。另有一个正谊书院，它的月考是「经解」与「古学」，所谓古学，即是词章之学。在这两门中，经解我不喜欢，嫌其破碎支离，词章我是性之所近，很愿意学习的。原来徐先生的词章功夫是很好的，我便请教於他，请他出了两个赋题，我便学做起赋来。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後，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此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於一个小小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

我那时虽然仍在徐先生处学习词章之学，觉得骈四骊六之文，颇多束缚，倒不如做一篇时事论文，来得爽快，也曾私拟了一二篇，却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自然是幼稚得很的。但是当时许多老先生是很反对的，他们不许青年妄谈国事，尤其是去看那洋鬼子们的种种邪说，这都是害人心术的，这都是孔门所说的异端。他们说：这些学说，都是无父无君，等於洪水猛兽。当时的父老们，禁止我们看新学书，颇似很严厉的，但我是一个没有父兄管束的，便把各种新出的书，乱七八糟的胡看一阵。徐先生虽然知道了，也不加深责，因为当时的风气，已渐在转移了。

过了一年，徐子丹先生就馆到费圯怀（念慈）家里去了。原来费圯怀本是常州人，却在苏州桃花坞新造了住宅，预备长住在苏州，於是延请了徐先生，教他的两位公子。我那时仍旧走从他，本来常到王洗马巷徐先生家里去的，现在改到桃花坞费公馆去了。这两位公子，一号子怡，一号叔迁，他们当时年纪还小。这两位老同学，到後来在上海方才叙旧。叔迁忙於做官，不大晤面，子怡往来苏沪，且在上海亦有住宅，因此时相过从，有许多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有一次，我从上海回苏州，在火车上与子怡相遇，他问我：「到苏州住在那里？」我说：「住在表弟吴子深家，也在桃花坞，与府上是街坊。」他唯唯。但到了明日，他到吴家来，说：「明日中午，家母请老世兄便饭，务请惠临。」原来费圯怀先生的夫人，乃是清代状元宰相，徐颂阁（郙）的女儿，据说费圯怀颇惧内。曾孟模的「孽海花」小说中，曾经调侃过她，说有一次，江建霞太史去访费，他夫人疑江为北京唱戏的相公，操杖逐之，以江年轻漂亮，雅好修饰故。实在孟朴的「孽海花」，以小说家言，不无渲染故甚其词也。

我颇错愕，以费老夫人从未见面，何以请吃饭呢？如期而往，亦有三五客在座，费太夫人出见，虽老，而体颇丰腴（她有二子二女，都是胖子），我执世侄礼甚恭，子怡说：「家母欣赏吾兄之小说，故极欲一见」云云。我急惭谢。既而我想：我那时正预备写「留芳记」小说，而费家的帙事亦正多，她怕我再如「孽海花」一般，把她们牵涉进去吧。

我又说到後来的事了，如今且说我向徐子丹师受业的第三年，他在本年的乡试，中式了举人了。先是，巽甫姑丈曾谈及：「徐先生今年秋闱，是背城借一之举了，他年已近五十了，大概此次是志在必得吧。」我因说：「以徐先生的文才，早可发科，何以蹭蹬场屋？」姑丈说：「他的学生，已有两个中举了。」我觉得姑丈之言，似乎所问非所答，後来有人告诉我，这两个学生，是徐先生代笔给他们中式的。人言如此，我也未敢信以为真。

明年会试，徐先生连捷中了进士，殿试三甲，外放在山东做了三任知县，也没有得到了好缺，就此故世在某县任上。宦囊不丰，清风两袖而已。一位读书明理，而蔼然仁者，那里会多得钱？但徐先生是我的恩师，我受了他的教诲，方有寸进，而从学了他两年多以来，他不肯取我一点脩金，他对於别一位学生，从未有此，此种恩义，真使我没齿不忘的。

⊙求友时代

我从二十一岁起，可称为我思想改变的开始。那正是甲午中日开战，我国战败以後，有些士子，都很愤激，而变法自强之说，一时蠭起。这些主张变法的知识份子，人家称之为维新党，我当时也很醉心於维新党，以为除非是这样，方足以救中国。

但是那时候，科举还没有废，一个士子的出路，还是要靠考试，而考试还是要做八股文。我在徐子丹先生教导之下，本年岁试，居然考取了一个一等（那次题目是「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两句，那倒是规规矩矩的八股，不是瞎扯的散文了）。但我这个一等，只可称之为「矮一等」，吴县共取一等十六名，而我的名次则为第十一名（按：秀才岁科考，例分一等、二等、三等，科考可以不到，而岁考必须到的）。照例，考了一等，可以挨次捕廪，而在我们吴县补廪，非常烦难，往往考了前三名，也一时补不着廪。因为它是有名额的，要遇缺即补，甚毫有用贿赂之法，买缺出贡的。至於矮一等，想也休想了。

然而虽是矮一等，亲友间却予我以厚望。其时即使是做八股文的，也风气一变了，不能规规矩矩的依照先正典型，往往野头野脑，有如野战军。并且那些当考官主试的人，眼光也改换了，专取才气开展的那一路文章，不大墨守以前的准绳。

就是徐子丹先生中举後，刻出来的朱卷，第一场四书题，还是循规蹈矩的做了，第二场五经题，有一篇文中，运用了许多子书。而且包孕时事，如列子御风而行，便象徵空中飞行等等（那时飞机初发轫，已有传说到中国来了），在以前八股文中，那是不许引用的，徜被磨磡出来，是连试官也有处分的。

到後来，那种书坊店的奇诡的书都出现了，有一部叫做「天下才子书」，好大的口气，真吓坏人。我极好奇心，去买了一部，薄薄的两本，翻开来一看，尽是八股文。其中有康有为的应试文，还有许多名人的应试文，我可不记得了。好像有一篇署名林獬的，後来知道林獬就是林白水，又号万里，在北京开报馆，一九二六年在北京为张宗昌所杀。

此外，清代的许多禁书，也渐渐地出现了，那些都是明末清初的书，关於种族仇恨，鼓起了人民排满思想。可是苏州那个地方，到底还是范围狭小，要买新书，非到上海去不可。因为上海有印刷所，有铅印，有石印，那些开书坊店的老板（以绍兴人居多数），虽然文学知识有限，而长袖善舞，看风使帆，每有他们的特识（那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未开张）。他们的大宗生意，就是出了书，销行内地到各处去。不仅是新书，即使那种木版书，不是上海出版的，也能集拢到上海来。或者有些别地方出版者，请他们搜求，也可以搜求得到。

我还是脱不了那个教书生涯，在廿一岁的时候，又馆在城南侍其巷的程宅去了，我的馆东是巡抚衙门里一个书吏，家道小康，这位先生难得见面，所以他的大号，我也不记得了。教三个学生，他们脩金较丰，而待遇却不及因果巷张家。最大的一个学生，也已十四五岁了，名为开笔作文，出了题目，难得交卷，强迫着他，东抄西袭，不知涂些什么，而且虚字不通，改笔也无从改起。三天两天，不到学堂，家里也放纵他。这种抚台衙门的书吏，也是世袭的，大概他们也不想在科举上求取进，这个馆地，只处了一年，我实在敬谢不敏了。

我从家里城北到侍其巷城南，是多么远啊！而盛家浜的朱师处适在中心点，因此常到朱师处打尖歇脚。顾氏表姊，视我如胞弟，有时不住在馆里，便住在朱家，明晨一早到馆。朱先生依然在家开门授徒（闻曾有一度馆在严孟繁「家炽」家，旋即离去）。其时我有一位同窗李叔良（志仁），最为知己，曾订金兰之谱（当时所流行的，俗名换帖弟兄），他比我小三岁，温文尔雅，词笔优秀，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我因为与这位盟弟的关系，又认识了许多朋友。

这些朋友，都是住在胥门一带的，最远的是住在盘门。朋友都是牵连交结，渐渐的志同道合而亲密起来的，当时所认识的便有祝伯荫、杨紫驎、汪棣卿、戴梦鹤、马仰禹、包叔勤诸君，年龄都与我相伯仲，加上李叔良与我，共为八人。那时还拍了一张照，此八人中，伯荫、棣卿、梦鹤、叔良及我皆入了学，其他三人，则未入此途。我今写此稿时，七人均己逝世（梦鹤最先，棣卿最後），而我则孑然尚存也。

我不菲薄苏州从前吃茶的风气，我也颇得力於此种茶会。当时我们就有一个茶会，在胥门养育巷的一家茶馆里，每月约定日子，至少聚会两次。在聚会的时候，便无天无地的讨论一切，有什么新问题、新见解，便互相研究，互相辩难，居然是一个学术座谈会了。那个茶馆里，往往有一种圆桌，我们便开了圆桌会议，笑语喧哗，庄谐杂出。後来我们又组织了一个文会，轮流当值，出了一个论文题目。或是属於文史的，或是属於时事的，大家回去写了一篇，特地送给当地名人去指点批评。

其中除李叔良外，我又与通谱者二人，一为戴梦鹤（昌熙），一为杨紫驎（学斌）。紫驎与我同庚，却比我小几个月，叔良，梦鹤都比我小几岁，所以在四人中，我是大哥了。梦鹤最聪明，十五岁就进学，文章斐然，兼擅诗词，年十八九岁，所写的字妩媚绝伦，虽老书家亦叹弗如，惜其患有肺病甚深。紫驎为李叔良的姊丈，其兄绶卿，为一孝廉公，现在盛杏荪（宣怀）处当文案，也算是一个通晓洋务的人材。家居上海，故紫驎亦时迁居沪上，往依其兄，并时预备进上海洋学堂，不作科举之想了。

当时为了国家变法，国内要开学堂之说，也盛唱一时。外国人在中国来开学堂的，也渐渐多起来了，大概都是外国的教会办的，这些学堂，国人都称之为洋学堂。我当时也怦然心动，想我也可以进那种学堂，从新做起学生来吧。但是我的环境不许可。第一、我现在是要瞻家的了，虽然现在所得馆谷不多，但如果连这一点也去掉了，家用更难支持，而我的母亲要更苦了。第二、进学堂要学费、膳费（苏州无洋学堂，非到上海不可），既无进款，反加出款，这笔钱从那里来呢？三则，祖母年老，孙承子职，我不能离开苏州，出外就学呀！

这时候，关於文学上，有一事颇足以震动全中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定期刊物的杂志，「时务报」可算是开了破天荒，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当时最先是杨紫驎的老兄，寄到了一册，他宣布了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阅，争以先覩为快。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

我把这信息告诉了子青哥，他也马上托人在上海定了全年一份。它是一种旬刊，每十天出一册，还是线装的，用中国连史纸宋体字石印的。每期中粱启超必定自写一篇，其余也有许多别人所写的，以及欧美的政论，并且还有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侦探案」，中国的翻译国外侦探小说，也是从时务报首先开始的。（後来梁启超又办了「新小说」杂志，写了「新中国未来记」，他提倡中国人写小说，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我不曾定「时务报」，只是向人家借看，自然向子青哥借得最多。「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於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要从民间起。於是兴女学咧、劝人不缠足咧、研究科学咧、筹办实业咧、设立医院咧、大为鼓吹提倡。一班青年学子，对於「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除了有几位老先生，对於新学，不敢盲从，说他们用夏变夷，但究为少数，其余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厌故了。

自从这个风气一开，上海那时风起云涌，便有不少杂志出现。关於各种学业的，也有「农学报」、「工商学报」，吾乡的汪甘卿先生（是个举人），在上海办有「蒙学报」，以为启蒙之用。不独是上海，渐渐的有各省开通的人士，也出版了许多杂志，如湖南的「湘学报」、四川的「蜀学报」之类，但归结起来，总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普遍而深入人心。直到戊戌政变，汪康年改办了「昌言报」，「时务报」也关了门。後来国事愈演变，思想愈前进，辛亥革命以後，以康、粱主张君主立宪，国民党诟之为保皇党。可是平心而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粱启超的「时务报」，对於开风气一方面说来，不能说没有大功劳。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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