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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民主化、 西化和多元文化—党国体制民主化思考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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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真话周刊评论员文章）
/ 冯崇义 丘岳首
世事纷然，直叫人眼花缭乱。都说当代中国广大学子具有叛逆精神不肖于“听党的话”，而他们排外（排西）的种种言行与党国领导又是那么亦步亦趋“不谋而合”；党国素来以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一元化著称于世，但在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霸权”的时候又高高地举起多元文化的旗帜；党国领导们信誓旦旦要“与时俱进”，但对早就被时代抛弃的党国体制又死死抱着不放；最高党国当局将“民主法治”定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对经过反复实践检验的民主宪政这一“民主法治” 唯一有效的模式又欲迎还拒；朝野上下都热衷于“按国际惯例办事”，却又处处强调特殊国情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加国际大循环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在政治方面又顽固不化地抵制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诸如此类的思想混乱，从知识和思想根源上说 , 起源于党国体制来到世间所伴生的那类带有明显偏见的思维逻辑、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信息渠道。这些被扭曲了的思维逻辑和知识结构，以及由扭曲和残缺的信息所形成的种种偏见，为党国意识形态所长期强化，积非成是、贻害无穷，该是彻底清理的时候了。否则，中华民族便无法继续进步。
一、往事不堪回首：西化的正道与党国的歪道
歪曲和伪造历史并不一定是完全说谎，更巧妙有效的方法往往是只说事实的一半而阉割掉另一半。党国官修的史书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问题上造成混乱，所采取正是后一种似是而非巧妙有效的方法。将党国社会主义 (party-state socialism) 在中国的胜利说成是“历史的选择”，而遮蔽近现代中国历史对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的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选择，便是其中之一个显例。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沿着西化的方向“层层剥进”。第一层是 1895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物质文明层面的西化，部分国人响应思想先驱魏源等人关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号召，打破“天朝上国无所不有 ” 的虚妄自大和对“奇技淫巧 ” 的病态蔑视，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的率领下，向西方国家学习“坚船利炮”，开始建设中国的现代武备和现代工业。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事实证明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单纯学习西方国家的科技和器物的道路行不通，先进的中国人又投身于第二层即制度层面的西化。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首的革命派同时致力于从西方移植先进的政制，前者向往君主立宪，后者心仪民主共和。前者导演的“戊戌变法”被满清顽固派残酷地镇压了，后者领导的“辛亥革命”却取得了意外的胜利，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于神州大地。然而， 中国的反动复古势力使用各种既野蛮而又狡诈的手段血腥地奸杀了民国初年稚嫩的民主政治。满脑子专制主义毒汁的军阀武夫和政治流氓袁世凯之流，先是篡夺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诱奸和愚弄中国的民主政治，继而以“洪宪帝制”这出闹剧来彻底颠覆中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陈独秀等人在这种变故中醒悟到，当人们思想还停留在专制主义的愚暗之中 , 民主政治的实践就会受到干扰破坏。因而，他们将“伦理的觉悟”视为“最后之觉悟”，奋力追求最后一个层面即精神文明层面的西化，发起“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精神层面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哲学智慧、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文学艺术，以此来更新民族心态，重塑国民性格。至此，先进的中国人便确立了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全盘” 向西方学习现代先进文明的大思路和大方向。如果国人能够沿着这种思路和方向走下去，中国早就修成现代化之正果，中华民族早就是文明世界公认的文明民族。
然而，吾国国运不幸到如此程度，正当国人向现代化全面推进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最不利于中国的方式结束，从而无情地扭曲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世界大战在民族主义非理性狂热力量鼓动下进行的撕杀和破坏，使得西方左翼知识界、悲观主义者和各式各样愤世疾 俗 的人们联合起来大唱“西方文明破产”的挽歌哀调，对西方主流文明大肆进行不负责任的诋毁，此其一。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的侥幸得胜之后，向世人宣称找到了比西方主流文明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搅乱世道人心，此其二。更有甚者，西方列强依据恃强凌弱的霸道来安排战后秩序，居然将山东半岛的主权从战败国德国手中转交战胜国日本，而不是归还同样是战胜国的中国，一些正在追求西方文明的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平静的心境将西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内政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区别开来，顿觉天昏地暗、五内崩裂。这样一来，不幸国运三管齐下，人心大乱，中国社会又迅速形成了抵制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合力。复古守旧势力自不待言，右翼民族主义者向他们的西方同道学习偏方（法西斯主义）、激进的左翼先进则将眼光投向新兴的苏俄。
放眼近代以来的中国，有一个荒唐的现象，就是西方有病，中国吃药；统治者有病，老百姓吃药。而且，往往是吃一些有巨毒之药。西方人对西方文明唱挽歌哀调、诋毁诟病，对西方人自己是反思过失、继续前进，尽管言过其实也无伤大雅。中国人信以为真，无西方之病（还没有资格患那类病）而猛吃医治西方病之猛药，自以为聪明，后果却很惨。从二十年代开始，本来走在西化康庄大道上的中国就这样糊涂地中途改道，开始抵制自由民主主义的制度和观念，向西方边缘失意人士开辟的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歪门邪道狂奔。
极权主义有左右之分，在右者为法西斯主义，在左者为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一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时本是个自吹自擂的词汇，墨索里尼及其党徒用这个概念来表明他们要对社会进行完全彻底的整体改造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四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人们开始使用“极权主义”一词来分析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个词便成了贬义词。极权主义概念涉及政治学界对世界政权类型 (regime types) 的分类界定，使用这一概念的政治学者们将世界各国的政权分为民主主义政权、威权主义政权、极权主义政权、后极权主义政权和苏丹主义政权等五大政权类型。他们作出这种分类，所依据的是四项指标，即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有无及其发展程度；意识形态在政权和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政权领导层的产生方式及挑选范围；社会动员在政权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多元化”这项关键的指标为例，民主主义政权表现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全面发展；威权主义政权是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比较发达的多元化和政治方面有限的多元化；极权主义政权是党国一体，多元化被消灭殆尽；后极权主义政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元化但阻止政治方面的多元化；苏丹主义政权中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都可能存在，但因为没有法律保障变化无常、飘忽不定，地位和行为模式近似古代帝王（苏丹）的最高领导人可随意干涉一切。（参阅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 South America ,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 Baltimore and London :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0-52. ）
的确，法西斯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曾经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法西斯政权立国所依据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权立国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也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两种政权在反自由、以一个群众性政党对全社会实行全面专政等方面则惊人地一致。国人将“ Totalitarianism ”译为极权主义，实为传神之笔。“极权”一词的传神之处在于，它准确无误地揭示了这种政权将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推到极致。正如林兹和史蒂番所说，极权主义政权同人类历史上其它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权最本质的区别恐怕还在于，它有效地消灭了政治反对派并严密控制了个人和民间社会生存发展的空间。极权主义的反题（Antithesis ）是多元主义。相比之下，现代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 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保留有多元化的空间。
首先起步奔向极权主义的是国民党。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做为一位被挫败的革命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他原来“以美为师”的理想目标，开启了“以俄为师”的迷途。蒋介石国民党在 1927 年统一中国后确实执行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遗愿，尽管他们已不再“以俄为师”，而是师从德、意、日法西斯。不过，蒋介石国民党将中国法西斯化的目标远远没有完成，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至多只是具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威权主义政权。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失败，蒋介石国民党又被迫同民主宪政调情。（参阅冯崇义：《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四十年代的宪政运动》，冯崇义、朱学勤编：《宪政与中国》，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82-104 页。）
倒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得到左翼极权主义之真传。中国共产党人和大批左翼青年当年厌弃自由主义，拥抱具有更大动员能力、具有整齐划一的美感、许诺地上天国的左翼极权主义目标模式，兴奋不已，却未料正是这一转向将中国导入迷途 , 并使国人生灵涂炭。
二、“全盘西化”的帽子：中国民主化的致命心理障碍
对“全盘西化”论的围剿和批判，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当局不厌其烦、常抓不懈的一件大事。国共两党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却又同时痛恨“全盘西化”论。而且，附和两朝党国当局充当追杀“全盘西化”之帮凶或帮闲的学人也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在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运动中，“全盘西化”成为一个主要的批判对象，受到中国当局与官方学界的全面批判。从那之后，“中国不能搞全盘西化”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全盘西化”的实质是什么 ? 反 “全盘西化”实际上所反何物？国人其实马马虎虎、不甚了了。人们已习惯于先入为主地将“全盘西化”作为一顶不受欢迎的帽子来扣人，对“全盘西化”论的精神实质则往往不加思索。实际上，如果我们关注精神实质而不是死抠字眼，“全盘西化”的本意是要将中国改造建设成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 反 “全盘西化”的实质，是反对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现代化道路。
上文已经提到，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西化，已突破“半盘”的局限而着眼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盘”，尽管人们并未明文使用“全盘西化”这一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以已在西方实现的现代文明全面取代中国过时了的古代文明。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 ” 陈独秀的话来说：“吾人倘以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 2 卷 3 号） 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心目中，已在西方实现的现代文明的核心，便是自由主义理想和科学理性，也就是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 Democracy （自由民主制度及其相应的思想观念）和Science （现代科学特别是科学理性）。陈独秀明白无误地宣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 胡适也以其一贯平和的口气向国人指出：“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究竟民族的根本区分在什么地方？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胡适：《读梁潄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 转见罗荣渠编: 《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1 页 ）
“全盘西化”这一概念的知识产权当归胡适，而理直气壮地论述“全盘西化”思想的则是以陈序经为代表的一群岭南学人。众皆周知，胡适 1929 年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book ）所撰《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 ）一文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这一概念 。 (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化论战中，胡适对 “全盘西化”这一口号模棱两可。 胡适 在被逼急了的时候，曾坦诚承认他是“全盘西化”论者，在 1935 年 3 月 17 日《独立评论》第 142 期上发表《编辑后记》，公开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 全盘西化论”。但是，当他冷静下来恢复其稳健性格的时候， 1935 年 6 月 21 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 提议以更为稳妥的“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 的口号。而他的“充分”，本意与陈序经的“全盘”无异，也是提倡物质、制度和精神上全面的现代化，而非停留于片面和枝节的模仿。 而且，胡适的态度清楚地表明， 在西化论者那里，“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是同一命题的不同表述，现代西方所代表的是世界文明在现代的高度。 )
几乎在同时，陈序经发表了《东西文化观》一文，主张“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社会学刊》 2 卷3 期，1930 年。）紧接着，陈序经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系统论述了他的“全盘西化”观。（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 年。）后来，在1935 年“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激烈论战中，陈序经及其支持者更进一步申明了他们主张“全盘西化”的学术理路和政治意图。(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1930 年代中国“全盘西化”论究意所指何物？既是论战文字，当年关于“全盘西化”的申论难免有诸多愤激之词和欠周之论。特别是陈序经，受“文化有机整体论”的误导，误以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开，因而曾提出“西化”在量上达到“百分之百”的主张。（关于“文化有机整体论”及其对陈序经的影响，参阅张隽《论三十年代全盘西化思想的理论基础》，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别》1987 年7 月第19 期；赵立彬《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与全盘西化论》，《中山大学学报》，2000 年第3 期）但是，我们今天解读历史，如果过分咬文嚼字、拘泥于个别词句，反而会误读“全盘西化”论的精神实质。就他们的主导性言论而言，其精神实质是要彻底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困局，提供在技术、经济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全面从西方移植现代文明的匡世救时之良方。
当时的“全盘西化”论者提出这样的主张，有鲜明的针对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西化思潮，一度形成对中国固有专制主义有摧枯拉朽之势的冲击力。然而 , 这种冲击力很快便被新的、以“最先进”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专制主义（左右两翼的极权主义）所消解。国、共两党同时“以俄为师”，把中国政治引入新颖迷人的歧途。再加上军阀武人们又祭起“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旗帜来蛊惑人心，到了20 世纪20 年代末，中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化思潮又陷入了古、今专制主义的重围。在这种重围中，个别有识之士果敢揭橥“全盘西化”这面旗帜，以图突围。当时的中国现实是，“半盘西化” 已经实现了，仍未能促进中国的实质性进步。国人在生产技艺、日用生活、消费趣味诸方面都几乎毫无保留地追求西化，而偏偏坚决抵制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即民主宪政的制度规范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
“全盘西化”论者从来就不像他们的论敌所指责的那样，要将西方文化的糟粕渣滓也吸收到中国来。陈序经在回应吴景超的指责时就明确地指出：“迷信的宗教，儿戏的婚姻，诲淫的跳舞（交际的跳舞不在内）、过分的奢侈等……这些的文化，西洋人也何尝提倡？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又何尝提倡？” （陈序经：《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具共同信仰》、《独立评记》第 149 号，1935 年5 月5 日）倒是后来不甚引人注目的熊梦飞教授当年对“全盘西化”的诠释最为确切。熊梦飞教授的主张是“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按照他的看法：“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是什么？它是：1 、科学化的学术思想。2 、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3 、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族组织。这三样宝贝织成现阶段世界文化体系。他有累积性，西人花了三五百年光阴，集了成千累万人的经验，牺牲了无数志士仁人之心力精力血肉，然后建筑成照耀今世的这一座宝塔。……它有普遍性，地无论南北东西，人无论红黄黑白，谁也要承认以实验观察‘穷理致知’，比冥思玄想为可靠，谁也要承认基于大多数人之意见及利益的制度，比作践大众以供特殊阶级享受的比较近乎情理。” ( 熊梦飞：《“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文化建设月刊》1 卷9 期，1935 年8 月。顺便提及，熊梦飞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原则，以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针锋相对。主张在民族和政治问题上以中国人为主、西洋人为客，但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在文化上尽可以让西洋“反客为主”。因为体、用本不可分，以体、用关系来概括中西文化交往，无论得出何种公式，皆不可取。李泽厚近年袭用“西体中用”的原则，并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狭隘框架，更是等而下之。)
对“全盘西化”的这种诠释，实际上又回到了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主题，是胡适、陈序经等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时国民党党国专制主义统治的抗议。依照“全盘西化”理论改造中国，便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因而刺到特权统治者的痛处。 1930 年代有国民党党国背景的学人回应“全盘西化”论的最典型文本，是王新命等10 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随后的《我们的总答复》。他们危言耸听：“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那么，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呢？他们指示国人，对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欧美的文化则应“根据中国本位”，即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来“吸收其所当吸收”。（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1 卷4 期，1935 年1 月）随后，在回应各方面对他们的批评时，他们又进一步将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归结为“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 （王新命等：《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 1 卷8 期，1935 年5 月）
对于中国已经失去自己的特征这一高论，自由主义领袖胡适在当时的回应是：“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入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 （胡适：《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 145 号，1935 年3 月）
王新命等人提出对外来文化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来抗拒其所当抗拒、吸收其所当吸收，表面看来持论至为公允，就象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保存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论点一样。但是，这种观点的实际要害，并不在于思想观点及文化主张本身的是非曲直，也不在于对外来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应该有所选择，而是在于由谁做为主体来选择，并决定是吸收还是抗拒、是保存还是剔除。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问题的病灶正是在于由政府当局及其御用文人来垄断外来文化的进口权，野蛮地剥夺国民对思想、制度及其它文化因素进行选择的神圣权利。
胡适在当时回敬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至理名言：“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胡适：《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 145 号，1935 年3 月）中国统治阶层正是竭力“做文化的裁判官”、垄断文化的进出口、剥夺民众对制度和文化进行选择的基本权利，进而将他们的荒唐选择宣称为“人民的选择”或“历史的选择”，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增进他们狭隘的特权和私利。实证的历史事实是，晚清以来落伍的中国统治者，一直依照中国的“国情”对中西文化进行选择取舍。“国情”只不过是他们口中的遁词和手中的玩物，凡是不符合他们的偏见和特权的东西都可能被宣布为“不符合中国国情”而进行封杀，结果是无一例外地依照他们的特权和偏见来选择能够满足其统治需要的“文化”，排斥和封杀那些对统治者的特权有威胁的思想和制度。实际上，很多异质的、本来与“中国国情”或“中国固有文化”格格不入的文化，只要不直接威胁统治者的特权和统治地位，也都为中国的统治者们所宽容或接纳，比如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唯有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因为直接威胁专制主义的统治而被统治者们千方百计拒之门外。至于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是否与中国一些传统观念存在亲缘关系、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实质性进步，都不是他们关心的焦点。
御用学者们竭力掩饰主子们的真实意图，可谓费尽心机。面对陈序经等人“全盘西化”的诉求，王新命等人也承认，“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顿了”；承认“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而且应该的”； 承认“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必有什么体，说什么中体西用，那简直是不通。”但是，当他们回答中国应当向西方学习什么，应当如何西化这样的具体问题时，便立刻为统治者说法，亮出为统治者帮忙或帮闲的底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胆敢冒“违反国父遗教”的罪名，公然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而将三民主义变为“二民主义”，将“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归结为：“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前两项可以归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后一项可以归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唯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被砍掉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张奚若当时就一针血地指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因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而且将取消民权主义说成是“三民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发展”。 （张奚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国闻周刊》 12 卷23 期，1935 年4 月）
张氏所言，正是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的“全盘西化”与反对“全盘西化”之争，落到实处便是自由民主与反自由民主之争 , 焦点是中国应否移植已在西方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对整个人类带来无限福祉的代议制民主宪政这一现代政治制度。近代以来中国那些竭力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权及其帮闲们真正反对的，正是自由民主理念及其相应的制度。此外的其它方面，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他们对“西化”可谓趋之若鹜。蒋介石国民党在疯狂地反对“全盘西化”的时候就不遗余力地追求西方的洋枪洋炮、洋教洋文、以及西洋的法西斯主义。中国共产党当年在野的时候，主要攻击对象是国民党的“国情特殊”论，而非“全盘西化”论。只是中共在朝多年之后，才翻过脸来与当年的国民党一样高唱中国“国情特殊”。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西化”的资格就很成问题，因为中共的宗旨正是用马列主义这一洋术来全面改造中国。平心而论，中共同国民党一样热衷于洋器洋术，中共素来所反对的，用官方语言说，也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然而，可悲的事实是，无论是国民党执政时期还是共产党执政时期，政治民主化恰恰是中国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恰恰是不合时宜、不得人心的政治制度成为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主要障碍。
三、多元文化的幌子：专制主义穷途末路上的一个新花样
多元文化 （ multiculturalism ） 是上个世纪末才产生的一种新思潮，本意是在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移民国家内部争取弱势族群特别是原住民族群的平等权利和优惠待遇。 （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 Gutmann ed., Multicultur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各国专制主义政权迅速接过这面旗帜，用到全球文化关系上去，来为落后过时的体制辩护，将这些体制打扮成值得保护和发扬光大的“特殊文化”和“特殊国情”，足见其机敏狡诈。即使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用抱残守缺的方法保护封存落后的文化，实践上的效果并不佳，往往给弱势族群带来无穷灾难。例如，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特别保护，不仅造成他们的生活长期停留于原始落后状态，而且人口日益减少。源于非洲“黑奴”而散居欧美各国的黑人，他们固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没有得到特别“保护”，其经济、文化和人口反而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人类本来就是最能适应环境的灵物，环境变化了，人类文化也应跟着调适、变化和发展，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单方医百病”。滥用“多元文化”概念来为陈规陋习辩护，所反映的是不想进取的灰暗心理，害处极大。
我们知道，广义的文化或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部分，狭义的文化则特指精神文化。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大类文化当然相互联系，但各自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块在特定的人群中有过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细部尾节更是千姿百态。而且，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普适程度也有差别。我们在当今的全球化大格局中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交往的老问题，首先要避免的一个误区，就是对文化泛泛而谈、从大而无当的角度来讨论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是非曲直。“文化”已经被滥用为无所不包、无边无际的概念，因而对文化泛泛而谈难免不得要领。真正有意义的探讨，应该具体追问哪些文化因子具有普适性、哪些文化因子可以保持多元或应该保持多元。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各地的人群不断创造与学习积累的过程。由于人类生理和心理上同构，世人的基本需求也大同小异，这是全球人类在基本方面能够求同化异的坚实基础。物质文化的普适性，世人没有任何争议。从物质方面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文明，世人在相互学习时实际上也不存在心理障碍。古代的不同人群所创造的技术，现代各个民族所发展的科学，都能迅速地为整个人类所接受。中国人学习和接受西方文明，也始于“坚船利炮”这一物质层面。
制度文化是人类组织公共生活的文明成果，大到国家制度，小到家庭制度，世人在不断地探讨最有利于人类生活和人类幸福的组织方式。因为制度体现着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当然有高低之分。以最有利于人类生活和人类幸福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自由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和普适性便不可置疑。现代西方世界创造了先进的制度，这绝不是因为西方人更为聪明或善良，而是因为所谓“西方”在多数时候是由多个政治实体组成的，而且政教合一的历史非常短暂，有机会理性地进行多种制度的大胆设计、反复试验和自由竞争。因而他们能够捷足先登、建立起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文明。中国在存在多个政治实体相互竞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创造很有原创性的灿烂文明。在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世界和秦汉以来形成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的中国，制度创新受到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控制、防范和封杀，当然也就成就有限。自由民主的制度文明，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对整个人类最有价值的贡献。好在近代以来人类各群族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不断地消除人们的种种偏见，相对落后的群族纷纷“见物思齐”，各群族之间不断取长补短，以自由民主为基本理念的全球制度文明的成熟指日可待。就其荦荦大端而论，一夫一妻制家庭制度已被全人类所普遍接受，尽管这种家庭制度一直受到新旧对手的挑战；以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易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遍布全球各个角落，而且大有所向无敌的势头；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也早已遍布全球，而且已是如此深得世人之心、以至于各类独裁政权也大都不敢公然反对而且也要披上“自由民主”的外衣。
平心而论，目前中国官方所津津乐道的那些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多是泊来品，而且已被证明是妨害人民幸福、民族进步和国家统一的过时之毒物。政治上的极权／后极权制度，因为加上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支援而毒性更大并处处显现出“民族特色”，但它毕竟是通过“以俄为师”移植进来的，并且在它的发祥地已被唾弃和淘汰。经济领域的“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党国官权相结合的怪胎，与参杂着封建特权而又没有社会主义因素调节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弊端更多、给人带来更多的困惑与祸害。这种连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等基本规则都无法满足的“市场经济”，早就该被已在西方实践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所取代。（ 就人类的历史经验而言，社会民主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参阅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载《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70 页）
人类不同群族在语言、宗教、信仰、文艺等精神文化方面的交往和相互渗透，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其实，我们当今所崇尚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求同存异，适用范围主要应当是在精神文化领域。在精神文化领域，人类不同人群有诸多纯属主观的偏好，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一致。自由主义者坚决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理由正在于此。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所发生的“人生观”问题论战，热烈讨论科学与人生观之间的关系，也正是体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界的高度敏感。
国人长期将伦理和道德混为一谈，贻害无穷。一方面是无法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政治权力中心站在道德至高点上向国民发号施令，诛心愚民等陋习大行其道；另方面是为维护中华民族的道德魅力所累，排斥西方世界首先建立起来的现代公共伦理、特别是以自由民主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伦理。伦理，特别是规范公共政治的政治伦理（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可以说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中国文化传统中以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的纲常伦理，是等级专制制度的组成部分，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格格不入，不代之以自由主义现代伦理，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便无法建立起来。（关于“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区别，参阅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太平洋学报》， 2001 年第3 期，第3-15 页）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全球伦理”，着眼点也是在制度化的行为规范方面早日实现全球一体化。而在另一方面，规范私人行为、从而在现代化之后属于非政治领域的道德修养，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最具魅力的地方，在于讲求俗世的“内在超越”，强调个人俗世的道德修养，不需要宗教的约束。而在很多国家和民族那里，宗教对私人道德的升华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西化人士并不反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践中国传统美德的典范。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有很多可圈可点、足可传诸万世的内容。例如，成型于文化至为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人生观，就有一些万古不朽的高贵品质，应当在全人类文化中焕发光芒。中国士人追求“内在超越”的人生信仰最为宝贵，人生的不朽不必到彼岸世界去追求、不必依靠神的启示与拯救，而只要在人世间立德、立功、立言，便能在此岸世界实现不朽，永远活在现世的人和后代人的心中；这种人生追求也激励人们对人生永远保持积极的态度，致力于参透天道人事、建功立业、化育万物；而且因为追求永远活在世人与后人心中，这种人生观还特别注重个人的修养，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谦谦君子。近现代中国主张西化的很多洋派人物，终生都保持着中国士人对三不朽的追求与谦和气象。思想西化如胡适，甚至在婚姻家庭方面宁愿选择中国古典的恩爱、而不是在现代西方更受青 睐的性爱来作为维系 夫妻的支柱。 连蒋介石也称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 。
除了人生观和 私人道德修养 ，现代性可以存异的多元民族文化特征还包括语言、宗教、风俗、审美情趣、情感方式等方面，尽管这些文化因素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也会相互渗透融合。中国人追求“意境”的审美方式和文学艺术、钟情于“含蓄”的情感方式、色香俱全变化莫测的饮食文化，等等，均是值得特别珍惜的人类瑰宝。当然，在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平台的现代世界，文化偏好的选择，应当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一定是民族群体的行为。
由此看来，从广义文化的角度说，特别是在体现着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制度和知识等方面，国人对中西之间的界限早就应该消弥于无形。中国在近代长期受西方列强欺凌奴役，对强势民族的心理防御机制非常敏感强烈。国人因深受西方列强之侵而本能地厌恶和提防西方，特别钟爱种种不“屈从”于西方或能够“超越”西方的思想理论。而且，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强大压力下逼出来的，民族主义成为国人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最强大的力量。追求自私民族利益的强国外交，往往使自由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心目中黯然失色，连最先进的中国人，也往往模糊了守护民族利益与守护民族文化的界线、模糊了抵制外来侵略与抵制外来文化的界线，从而对本来是人类一体的文化也往往强分中西、强问中西。实际上，真正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态度，如笔者在别处所议，应该是“不问中西、只问高低”，跳出中西二分的陷阱，与人类主流文明全面接轨。（参阅冯崇义：《中国文化和 21 世纪的‘第三条道路’》，载《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71 －82 页）
中国自古以来的士人就有天下一体的普世观念，将史学、科学和艺文视为一体，并不将学问分中外，并不将某类学问归为中国的学问、将某类学问归为域外的学问。近代以来，却只有极个别学贯中西的前贤能够跳出中西二分的陷阱。“国学大师”王国维在 1911 年刊出的《国学丛刊》序中明言标出“学无中西”。按照他的解释：“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转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年版，第111 页）陈独秀在五四时期也指出：“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皆也。必明乎此，始可言学术。” （陈独秀：《学术与国粹》，《新青年》 4 卷4 号，1918 年4 月15 日）林语堂将“两脚踏东西文化，一手着世界文章”作为自己的追求。身为新儒家的冯友兰在总结古今中西之争时也清醒地将“中西之分”归结为“古今之异”、将中西之别归结为古今文化类型之别，指出“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冯友兰：《新事论· 别共殊》，《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 卷）按照这种思路，中国要改变落后状态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实现从中古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这些年中国的西化即现代化刚有了点成就，又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一些颇有心机的学界同仁，迎合官府口味大倡“国学”以抗拒西化、更属可悲。近现代中国学人输入西方学理“整理国故”而创建的“国学”，内容包括经学、小学、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等内容，是适应当时需要的一个学科，绝没有抵制西方学术的政治意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些学问也早就融入现代学术的相应学科。中国传统学术，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组成部分，当然值得发扬光大。而且，中国在向现代文化转型可以利用、也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包括与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相通的仁义恕道、独立人格、中庸之道、宗教宽容等等。《礼运》标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非由一家一姓、一党一派来垄断的天下，在精神上与现代的“主权在民”思想也可沟通。这类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资源，实际上一直为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所珍视和利用。但是，现在学界一些末流不肖，重新祭圮“国学”这面旗帜，做出悲壮的姿态大事煽情邀功，煽动朝野上下的狭隘心理，抵制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 ，足可祸国殃民 。
这里还应回应有关传统“断裂”的质疑。国人长期在中西二分的框架中思考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问题，因而不断地激发出对“文化断裂”的多余而有害的焦虑和恐惧。首先要打破的一个神话是，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没有与传统断裂，否则现代化就成了无源之水。历史事实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正是经历了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一系列革命所体现的传统大断裂而实现的。没有这种大断裂，就不会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不与中世纪的政治专制主义断裂，哪里来现代的自由民主？不与中世纪的神学专制断裂，哪里来现代的思想自由和宗教宽容？不与中世纪的蒙昧专断断裂，哪里来现代的科学理性？基督教确实延续下来了，但经过现代自由主义洗礼消毒的基督教已被赋予新的精神而有质的不同，于是才有了政教分离、才有了宗教宽容，而不再有大规模的宗教迫害、不再有企图消灭别的宗教而一统江湖的十字军东征。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当然也有继承、对包括“本土”在内的文化资源也有挖掘和利用，诸如古希腊的民主、古罗马的法制以及早就多源汇流的科学技术、道德文章等等，但都以是否符合现代的自由民主精神为标准。由是观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当然要与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断裂，而不妨碍对有益的文化资源的传承。
文化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由某个民族垄断的专利。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所创造的很多文化，在人类现代化之前就传到了西方并成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西方人首先发明的文化、特别是制度文化，一经吸收到中国来，就变成为中国文化了。中国人在近代以来吸收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不断地“以夷变夏”，中国人也还是中国人。那些未经现代文明洗礼的地方，恰恰就是急待转型的落后思想和制度。实际上，“西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界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由欧美几十个政治和文化实体组成，包括英美法德等诸多民族。将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世界文化的“西学”，与身为民族文化的“中学”并列，本来就是不对称的矫柔造做。在全球化早成定局的当今世界，中西文化早就在中国本土水乳交融。一些人依旧举着“反对全盘西化”这面破旗来抵制人类进步的政治文明（包括自由民主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结果只能是象中国近代以来不断重演的那样，以维护落后和权贵特权的方式来祸国殃民，延缓中华民族的进步。换一种思路，全身心投入全球化的洪流，建设具有普世价值的全球文化，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处理文化和发展问题时，本就应该有对本土和外来资源一视同仁的智慧和胸怀。
总而言之，民族文化是川，世界文化是海，百川归海，各民族文化源源不断地融汇到世界文化中去，于是便有世界文化的美丽多姿、灿烂辉煌。应该说，我们中华民族对现代世界文化作出特别贡献之处不多。我们对世界的原创性贡献，至今津津乐道仍旧是十二世纪以前的“四大发明”，现代世界科技和制度方面的种种发明创造，都没有我们中国的份。扪心自问，足可令有着辉煌祖先的当代中国人感到无地自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返世界大家庭，国外的“廉价店”多了几件“中国造”（多是外资企业）的商品，一些狭隘民族主义人士、特别是愤老愤青，便迫不及待地宣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迫不及待地要“扬我国威于四方”，实在不足为训。
对于外来文化，我们一直重复着只要“精华”不要“糟粕”的陈词滥调，而不去追问何以学到的往往是“糟粕” 而不是“精华”。关键在于，在自由民主这一绝对必要的制度平台建立之前，中国公民选择“精华”的权利和机会被统治者剥夺了。选择的主体既是官府而非公民，而且是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产生的官府，所选择的就难免是有利于维持过时统治方式的“糟粕”，而不是真正利国利民的“精华”。这样说来，国人对自由民主选择，就不仅仅是因为自由民主本身就是“精华”，而且还因为自由民主是国人能够从容地选择“精华”的必要平台。中国落后的原因，正因为缺乏这一必要平台极大地局限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创造能力，而绝非我种之不逮。
党国体制是外来的糟粕毒物，文明世界已经毫无留情地抛弃了这种毒物，我们绝无理由抱着这种毒物而自外于文明世界。一旦我们建立起自由民主这一必要平台，就能够被完全接纳为文明世界之一员。那时候，易传佛法、孔仁孟义、老道庄逸等等吾族文化之精华，在全球范围内发扬光大，就有了实证的基础。舍此，“中国特色”连文明世界的底线都够不上，至多只是博得一些同情和“理解”，绝难激发起世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
结语
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虽然源于西方，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成果。国人至今将移植由普选、多党制、三权分立、法治等等内容构成的现代民主宪政扣上 “全盘西化”的 帽子来抵制和讨伐，除了当权者的利益驱动，还有一些认识误区使然。一个重大误区是对后极权党国体制心存幻想，梦想由一党专制将中国人带进天堂。维持这样的梦想，只有将自己的思想关闭起来强调民族特色才能办得到，因为人类的历史经验早就证明一党专制尽管也能带来一定时期的的经济繁荣和盛世幻象，但它本身就是民族的灾难，而且迟早会走向崩溃。就中国的目前经验而言，后极权党国体制似乎可以顺畅地运行，经济方面的效率还很高。但是，谁也无法控制它的无规则痉挛。当这种无规则痉挛发生的时候，它的杀伤力下可以伤害很多无辜、上可以殃及（包括几任）中共总书记。如果固守“无产阶级民主” 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类的老生常谈或无稽之谈，维持本质上是封闭的党文化，人们就根本无法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事业推向前进。国人只有彻底消除了对 “全盘西化”这顶帽子的焦虑与恐惧，才不至于在向人类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学习看齐时谨小慎微、三心二意，才能够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追求自由民主的神圣事业。也只有将我们那种基于百年屈辱史所培养起来的过分敏感的民族心理防御机制升华为与人为善的健康心态，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善待人类现代文明。
官方话语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实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如果说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在最初的具有资产阶级的印记，比如对选民的财产和身份限制，那么这些印记早就被历史的波涛冲掉，没有财产、身份、性别等限制的普选制，恰恰是西方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辉煌成果。对由普选、法治、普遍人权、党派竞争等内容构成的现代民主宪政，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尚为恐不及，抗拒封杀则是匪夷所思、愚不可及。
针对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杰出的封疆大吏、曾领导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任仲夷前不久前以九秩之驱向党国新领导建言：“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全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象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同舟共进》 2004 年第 8 期，第 14 页。）诚哉斯言！
多元文化或文化多元主义也不应成为保护落后的政治制度或落后的生活方式的救命稻草。人的幸福生活和自由权利，比任何“文化”都更根本。多元文化或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精神生活方面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而不应成为妨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和自由权利的借口，更不应成为任何政府压制自由民主的遮羞布。
2005-4-2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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