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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最后十年(六)--胡适的请求，给我们一点点自由 zt

CAOGEN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5/03/12
文章: 886

经验值: 920

标题: 鲁迅的最后十年(六)--胡适的请求，给我们一点点自由 zt (569 reads) 时间: 2005-6-29 周三, 下午3:24

作者：CAOGEN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鲁迅的最后十年(六)--胡适的请求，给我们一点点自由 zt

摘录自：林贤治
chinatown.coolfreepage.com

国民党政府成立，所有文化活动，都在维护还是对抗强权统治，加强还是削弱政府的力量这一基本主题下展开。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旨在破坏偶像，提倡科学民主的自治运动，一时间，几乎使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都变做了激进主义者，但是，以陈独秀和胡适为标志的内部分化很快出现了。陈独秀开始组党，按照“民主”的思路，试图发动和掌握多数。胡适一则踱进研究室，发扬“科学”，“整理国故”；一则创办《努力》周报，倡言“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胡适好友王世杰主编《现代评论》，倾向于维持现实政治，在学潮面前压制学生和偏袒政府。

“现代评论”派人物，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都有着共同的留学欧美的文化背景，他们要求的是受政府保护的、规范的、有限的自由。这批对政治权力怀有兴趣的人物，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党治与民治》、《党治与舆论》、《党治的铁律》等文，赞成清党，表示效忠于新政府，做政府的“诤臣”。

至于胡适，他的倾向国民党政府有一个过程。周作人指出，胡适对于清党的态度是保持"当世明哲"的身份，而对杀人"视若无睹"。1928年，胡适到了南京，发现大批英美派"熟人"已多半为国民党所用，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他发表讲话，要求政府"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

知识与权力的重新结盟，开始时不免有点暧昧。1929年，一度出现严重的危机，这就是由胡适带头，以《新月》杂志为中枢而发动的所谓"人权运动"。自由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突然兵戎相见了。大约胡适觉得连他要的“一点点自由”也受到了限制，特别是胡适自己写给国闻通讯社的信件，也被检查者扣留，于是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带头发难，质疑国民政府颁发的保障人权令，所规定的"自由"不明确，所谓"依法"不具体，而且政府或党部的非法行为并没有受到限制，建议必须制定宪法，以确定法治基础，保障人权。

接着，《新月》发表梁实秋的文章，也要求思想自由。胡适紧接着又发表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人权与约法》等。胡适在文中咄咄逼人地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到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文人这种”过火“的挑衅是不能容忍的。政府当局一方面组织御用文人反击，一方面通过党部向胡适直接施压。上海市党部通过决议呈请中央严惩"反革命"胡适，并撤消其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中央有关部门也都向胡适发出警告，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于10月4日签署了教育部训令寄给胡适。

胡适不买帐，将部令退回。继《新月》第四号遭到查禁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亲自挂帅，集中人马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大报批驳胡适。《新月》同人进行了还击，刊物第五号发表罗隆基的长文《论人权》，六七号合刊上刊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以及《苏俄统治下之国民自由》等，文章更为集中，措词也更为激烈。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将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由胡适作序，交新月书店出版。不久，国民党发出密令，查禁并焚毁《新月》六七号合刊，查禁《人权论集》。罗隆基于11月被捕，胡适则在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后，离开上海，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好在国民党政权刚刚建立，控制未及完善，大知识分子尚可相对自由流动，胡适也因此得以成为漏网之鱼。

胡适主动撤离火线后，很快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提出中国目前的“五大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它们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可打倒的，从而呼吁“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替国家想出路”，“寻一条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办法”，“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在这里，胡适明明白白向政府表示“第二种忠诚”。其实，早在《人权论集》序言中，他已经做出这样的表示，只是操刀者不加细察罢了。他那时便说，“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当时，即有读者致信胡适，说，“《人权论集》不但不是要加害于党国的宣传品，依我看，倒能帮助党国根基的永固”。正因为有了这种向党国效忠的立场，所以，胡适论人权的文章能得到蔡元培等开明党内元老的赞赏，能为汪精卫等改组派所利用。在胡适本人，也是乐于做“思想上的诸葛亮”，为政治人物所利用的。所以，他最后能为蒋介石所罗致，成为“廷臣”，不是偶然的。

胡适向宋子文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他在日记中总结道：“近来与人谈政治，常说：民国十一年，我们发表一个政治主张，要一个‘好政府’。现在民国十九年，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意再让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个政府。”

对于英美派文人学者，鲁迅一直是有看法的。现代评论派曾经是他在北京时期的死敌，他们与新月派虽然挂的是两块招牌，其实是一彪人马，都认同胡适为精神领袖。新月派“人权”言论引发的风波，在鲁迅的眼中，不过是主人与奴才之间的一场误会而已。在当时的知识界，还没有第二个人有过如此独到的、深入的、准确的观察，足见中国的知识者整体是怎样的一种奴态。

从1929年到1933年，鲁迅针对新月社批评家以及所谓的"人权运动"，陆续发文，以杂感式的轻蔑语言，对专制统治者和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嘲笑和批判。

他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中说，这些批评家在"人权运动"小闹剧中，扮演的是"刽子手和皀隶"的角色；他们杀掉"杀人犯"，遵大老爷之命"打斗殴犯人的屁股"，这类打人杀人的行为都是正当的，合法的。这些批评家也是不满于现状者，一是不满于"现在竟有不满现状者"的现状；二是本意帮忙主子"维持治安"，却为"别一种治安法"所不许，于是对现状生出又一种不满来。

针对梁实秋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鲁迅指出："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新月社的'严正态度'，…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梁实秋说，"有真识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讽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应该更进一步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到底哪一个"药方"，哪一种主义更好一点呢？鲁迅发表《"好政府主义"》回应说，"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

从胡适到梁实秋们所奉行的"好政府主义"，其实就是"咬住牙关"的主义，并没有信仰的内容，等于药方上开的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字样，所以是"好药料主义"。

《知难行难》一文，是鲁迅最集中的一篇对付胡适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把问题引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奴性上面：“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

1933年，鲁迅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从《红楼梦》说起，说在贾府这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

文章指出，"新月社诸君子"因"人权运动"而不幸有了和焦大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不料来了一嘴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毕竟是奴才，他们所要的东西，最后都从主人那里得到了。对此，鲁迅讽刺道："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指焦大)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

鲁迅攻击的最终目标，仍然在"党国"和政府，所以临末补充说道："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也就是说，如此政府是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奴才所以遭灾的原因便出在这里。

对于权力者与知识者，鲁迅说：“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

鲁迅要指出的是，要说人权，就要明白这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的“党国”；要说言论自由，也就必须明白，在一个严格区分了主奴的国度里，言论是有界限的。

倘问，我们要不要自由和人权呢？鲁迅的结论当然是一定要的。在答中学生杂志社问时，他说得很明确：“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对党国的奴隶而言，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最基本的，而争取的态度也是最基本的。所谓“争取”，其中有着多种方法方式的选择的可能性，惟有一种不可能，就是乞求专制政府的施与，像胡适等新月社诸君子那样。

作者：CAOGEN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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