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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兰怎么不贴了？我来继续吧(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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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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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二、 千年专制已到头
1. 穷途末路与回光返照
a. 中共的意识形态自杀症
统治依靠的基本力量一是强力，一是意识形态。强力顾及不到之处很多，意识形态却无孔不入，让人自觉服从。同时，意识形态还给当权者提供合法性，以及驾御精英、教化民众、裁判异端等。如果意识形态缺失或混乱，仅仅依靠强力统治是不会长久稳定的，今日中国就是这样。
一方面，中共不能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天道”——即共产党要带领民众消灭剥削压迫，实现理想世界。这关乎根本，共产党正是因为扮演了救民于水火的“恩人”角色，才可以不加解释地自命“领导一切”，理所当然地让其各级书记占据一把手之位，任意支取国库用于其党开销，各地党委无偿占有黄金地段房产（包括中南海），以及由人民纳税供养的军队必须听从共产党指挥等。若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贯穿下来的公理，它这一切宣称和占有都无法解释，也不会被接受。从这个角度，共产党只能充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革命党，而不能变成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执政党。
然而在实践方面，今日中共早已背离其“天道”，变成了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世俗权力集团。其采纳的资本主义经济手段，与其宣称的“天道”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宣称要解放的社会主体——工农大众重新沦落底层；而马克思主义发誓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成了社会主人；中共自身则变成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界的同盟者与保护人。
对这种说与做之间不可调和的分裂，邓小平的策略是理论上以“不争论”回避，行动上则放任言行不一的机会主义。这种策略虽然最为简单易行，却也是最不负责。对社会的长远安定、包括对统治集团自身都不利。因为其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尊奉马克思主义，国内外资本家即使从其相反行动中得到利益，却不会对其信任；而其在行动上与马克思主义背离，则会被底层民众视为叛卖，从此不再对其认同。这种口是心非使意识形态丧失真诚，也就失去对社会的说服和对统治的维护；这种分裂同时还造成，其作为合法性根据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是对其自身行为的否定，等于是自己给反对者提供武器。目前中国每年多达几十万起的底层抗议活动，大都是以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来反对当政者的行为，最终势必会延伸至否定当政者本身。
b. “三个代表”的机智与得不偿失
当政集团对意识形态进行重构的努力见于近年提出的“三个代表”。比起“不争论”，“三个代表”是一个超越，因为“不争论”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只是一个专制禁令，它可以回避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盾，却也无法利用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而在社会冲突日益激烈的今天，仅靠“稳定压倒一切”的权力意志缺乏说服力，不得不寻找能够把理论与现实统一起来的意识形态新框架。
“三个代表”可以摆脱马克思主义束缚，首先把共产党原本代表底层大众变成了代表全民，以此解决其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矛盾；二是把共产党原本消灭剥削压迫的任务变成了发展生产力，以此为其放弃社会公平而追求经济效率找到说法；三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变成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不再受限于空想教条，可以“与时俱进”地走哪算哪。
相比简单粗糙的“稳定压倒一切”，“三个代表”机智得多，可以给现实的各种矛盾提供一种左右逢源的解释话语，并以此解除底层群众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以往官僚面对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和质问时，往往理屈词穷，有了“三个代表”则可以理直气壮地打起“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旗号，否定显然不那么“先进”的工农；打起“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旗号，否定就具体事情而言只可能是局部的群众。
不过这并非真地解决了意识形态的矛盾。邓小平虽然专横，还有对事实的尊重，至少他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无法调和，不能同时被代表，于是只有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三个代表”则是要同时代表，同时姓资姓社。其如此自封的根据，不在于理论上有了出路，而仅仅因为“权力就是真理”。
“三个代表”拆掉了原本的障碍，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但同时带来新的问题。一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虽使行动更为自由，也使中共难以再利用过去的意识形态资源。口头上强说“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连过去批判的“修正主义”都不如。赫鲁晓夫当年搞的“全民党”，还有宣布苏联社会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前提，逻辑上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相通。“三个代表”本质虽是“全民党”的老调重弹，却是在重新制造出一个资产阶级之后提出。即使加上了“与时俱进”的注脚，一个以“共产”命名的政党代表资本家（并且吸收资本家入党），也如挂着“素菜”招牌的饭馆卖牛排一样不合情理。企图同时代表矛盾的不同方面，结果只能成为一种指鹿为马。
二是“三个代表”虽然可以扩充周旋余地，却导致本来冲突的各方都能从同一锅杂烩里各取所需，都可利用“三个代表”为自己辩护和争利，却没有一个能驾御全局的逻辑架构进行裁判，结果不但不能消除矛盾，反而可能加剧冲突。当然当政者可以从中得到最大方便，只要随时根据情况转换所代表的对象，就能怎么做都有理。其实，什么都代表等于什么都不代表，最终只代表权力本身。这种方便的投机固然能给当政者带来好处，但也会同时失去面对长久的说服力和公信力，最后招致各方都把怨气集中于权力。
三是中共由此将会失去“革命党”的身份。以往号称为底层大众翻身解放时，中共有“领导一切”的理由，也可以把阶级斗争、防止复辟等作为坚持专制的根据，从而得以为所欲为地使用权力和支配社会资源。但是当其把代表性扩大到整个社会时（尽管只是名义的），性质上就变成了“执政党”。革命是不需要征得同意的，执政却需要征得同意。这时，所谓“三个代表”首先要解决“谁同意你代表”的问题，而共产党也要面对“凭什么你执政”的质疑。专制统治因此会比原来更缺乏合法性。
c. 政权有效性不等于合法性
所谓政权合法性，归根结底是当权者凭什么掌权，而别人凭什么服从的问题。合法性理论把合法性归纳为三种来源，一种是来自神意、宇宙秩序、绝对观念……如“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等；一种是来自人的契约，如公民选举、公民对宪法原则的同意等；还有一种是所谓对价值准则的反射式认同。
中国政权是没有社会契约基础的；作为最大的无神论社会，政权也没有宗教基础。毛泽东掌握政权靠的是第三种合法性来源：一是中国人在传统观念上对“打江山坐江山”的认同；二是毛以其“为人民服务”宗旨所交换的人民拥护。毛把人民放在至上位置。在他眼里，古代的王位继承是坏的，西方的选举也是假的，因为那些帝王、总统都是为个人利益。只有他是真正为人民。不仅他的夺权是为了“解放人民”，而且他的执政也在始终尝试把权力交给人民、由人民看管官僚集团（文化大革命是此种意图的集中体现）。世上哪个统治者会任由老百姓造官员的反呢？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认为他有充分的合法性，而中国民众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了这种合法性。
今天，中共打江山的一代已全部离位，毛曾试图给予人民的权力也被收回，官僚集团重新成为社会主人，施威于人民。不过当权者还得继续尊奉毛。因为既非民选，又非神授，当权者的合法性唯有系于对前任的继承——无论是“接班人”，还是“第×代”，或是“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都只能在前任基础上存在，否定前任就意味否定自己。正因为这一点，邓不敢否定毛，江不敢否定邓。胡锦涛所以能上台，保障也在邓的隔代指定。这种来自前任的合法性可不像民选，无法半途更换，只能沿着源头（开源者为毛）往下流。
然而权力继承传流下来，为人民服务却偷换成与官僚资本结盟，第三种合法性（价值认同）的来源对今日政权也随之丧失。这种结盟无法再变（除非放弃市场经济），当政集团的“爱民”姿态或是当政者个人的“亲民”表演，都只能被视为宣传与做秀。人民对此心如明镜——如今的中共已完全不是毛的中共。群众中怀念毛的思潮不能全部解释为愚昧，因为三种合法性来源，毛至少有其中之一，而现政权却是三者皆无。与其视为是群众对毛的怀念，不如视为是群众对当政者合法性的要求。
目前政权用以代替合法性的，是其基于现实的有效性——即此政权是眼前现实，别无选择，人们因此只有服从。有效性并不等于合法性。一个具有有效性但缺少合法性的政权是可以存在的，甚至能维持相当时间，然而前提是要取决于其有效性的程度。对仅仅基于有效性的政权，一是公众会无止境地要求其有效地承担一切责任和解决一切问题；二是一旦其有效性下降，社会不服从马上就会成正比地上升。合法性却是相反，它往往不是在有效性强的时候体现，而是在有效性不够的时候体现。“合法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Lucian W. Pye）有效性获得的是服从，合法性获得的却是忠诚。不言而喻，这二者对维系社会的效用不可同日而语。
d. 经济主义的“拐点”
与毛时代要求人人成为政治人相反，现政权努力把全民塑造为经济人。现政权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于经济发展，其合法性的缺失也主要靠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来弥补。而其维系社会稳定的策略，则是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纯粹的经济社会，人人一心逐利，不关心政治，从而也就不会对权力形成挑战。
在我看来，无论是把人全当作政治人还是全当作经济人，都会导致失衡。前者恶果凡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后者的坏处现在虽已放眼可见，但还没有完全暴露。“改革开放”是一个从前者向后者转换的过程。过程的前半部会以“矫枉过正”的积极效果为主，既放弃了“政治挂帅”，又没有走到“一切向钱看”的极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体会是利大于弊。然而随着发展，则会出现一个“拐点”，使经济人社会的弊病日益凸现：
一是一旦社会全部目标在于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就具有动物社会的性质。有足够的肉喂给狼群，控制局面（保持社会稳定繁荣）并不难，而当肉少狼多的时候，狼群就会起而争抢，相互攻击，寻找新的吞食目标，局面就容易失控。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经济与政治是分开的。经济出现问题，对政权稳定影响不大。“经济至上”的社会则不同，任何经济问题都会变成政治问题。那些平时看似只追逐利益不过问政治的人，一旦利益丧失，就会立刻成为激进的甚至非理性的政治反对者。
二是人对物质的追求没有止境。在尚未温饱之前，物质增加会给人满足感，在温饱之后，物质的增加不但不让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人的贪心。物质主义作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也符合这条曲线——其在消灭贫困的阶段具有积极效果，到了追逐物欲的阶段则会变成负面效果。决定出现“拐点”的前提是人口与生态的关系。中国的生态不能提供13亿人满足贪欲的资源，因此人们要想在有限资源中追求无限欲望的满足，很大程度只能靠与他人进行争抢。那些争抢在个人水平上也许都是日常小事，但是广泛分布于社会的日常冲突，经过社会阶梯式的积累、富集和传递，最终就可能汇合成社会整体的紧张，直到演变成全面动荡。
三是当社会变成经济至上之后，就只能在追求效率的路上不断往下走。开始也会经过一个积极阶段——抛弃了绝对平均主义，又没有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体现了这种积极面。然而也会出现“拐点”，导致越来越多地丧失公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因为效率是经济的生命，公正却是效率的障碍。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种罔顾公正的状态，并非邓小平的本义，也非后来的当政者所能扭转。经济社会虽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民主国家因为存在多党竞争，以公正为宗旨的左派政党可以利用民选机制进行平衡，约束政权不向效率和资本过度倾斜（虽然效果并不理想）。而专制社会没有这种出自民主的平衡机制，要么“专”于毛泽东之“制”，要么“专”于邓小平之“制”，因此只要走上经济至上之路，结果必然远离公平。
今日社会的两极分化是从一个平等起点——毛时代的经济平等——开始的，是在一代人目睹下扩大到今天这种地步，因此中国百姓不会再像古代那样（那时人生下就看到长久固定的贫富之差）把这种贫富视为天命，而是充满愤怒和报复的冲动。不公正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险，比过去任何年代都要大。
e. 为什么国外与国内人眼中的中国不一样
近年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国外人士——包括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大都认为中国状况很好，且会越来越好，国内的看法却往往相反。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国外人除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印象深刻，到过中国的几乎都对财富增长和建设速度惊叹不已。那是亲眼所见，不能否认。然而需要把眼光伸展得远一点，看一看中国的财富是在按照什么样的方向聚敛和流动——那是一种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下层汲取到上层、从“面”上向“点”和“线”集中的方向。它既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导致的趋势，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催生的结果，同时专制政权对其官僚体系进行评价和激励的“政绩”要求，也在鞭策各级官吏不遗余力地制造着“看得见”的繁荣。
国外人士到中国来，看到的是哪一部分中国呢？——是城市，而且是大城市或都市；接触的是上层，如果不懂中文，甚至只能和讲英语的中国人对话；即使他们有机会“下去”走动，也离不开观光点和交通干线。那么充斥他们视野的，诸如高工资、高消费、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公路桥梁日新月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正是在城市、上层、“点”和“线”上，不仅是当今中国的财富聚敛之地，是各级财政投入之地，也是层层官员大显“政绩”之地。要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有那么多饥饿、战乱与死亡，不也有灯红酒绿的上海，其繁荣被誉为远东的巴黎吗？
不错，城市、上层、“点”和“线”也都属于中国，然而那仅仅是中国的一小部分。更大的中国是在农村、在底层、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国土上。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有可能在那些地方深入下去，就会了解中国的总体状况到底怎样，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有识之士总是忧心忡忡。而被社会发展越甩越远，被不断地吸光血液，同时集中了大部分社会矛盾的农村、底层和中国的广大地区，本应是我们国家得以立身的基础，可是，如果在那里分布的反而是贫穷、衰败和愤怒，从国外看到的中国哪怕再辉煌，也不过是建在流沙上的摩天大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倒塌。
f. 专制政治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翅膀
导致中国经济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专制政治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举例说，中国经济大量吸收外资，2002年中国引进的外资数量达世界第一（527亿美元），占中国GDP的4％，是中国GDP年增长率8％的一半（尚不考虑虚报的GDP），足以见外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
为何在永远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眼里，中国成为乐土？资本如同水一样总往低处流——哪里没有民主法治的众多制约，只需打通权力；哪里不允许工人为自身权益斗争，可以尽量压低工人福利；哪里没有对环境保护的严刻要求，或者要求也是表面文章；哪里的政府不是维护本国人，而是专给外国资本开绿灯，资本当然就会往哪里去。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资本情有独钟之地，专制政治的“保驾护航”功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希望引进外资，就可以按照资本的意愿提供各种方便，而民众却没有表达意见和进行反对的可能。
资本在中国可以把成本压到最低，从而廉价地向世界倾销产品，把中国变成“全球制造中心”。然而这并非是值得骄傲的角色——付出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供给的是外国人。一棵生机勃勃的树长在地上不是GDP，把它砍倒了就成为GDP，把它卖到国外就成了出口额。即使眼下能够挣到一点钱，对一个已经处于生态危机边缘的社会，长期利弊孰轻孰重？
专制政治对经济的另一种拉动是靠财政投资——所谓的“上项目”。专制权力永远有建设大工程的动力，尤其是由工程师构成的决策核心。一方面其个人的纪念碑情结会物化于“世界之最”、“史无前例”一类工程；另一方面无论是为解决社会难题还是表现个人政绩，在其他方法难以推动经济的时候，政府投资就成了最方便的手段。而对于各层官僚，每一个“项目”都有众多获利机会与弄权可能，因此上下一心，相互配合。“上项目”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权力集团最热衷的活动，整个中国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工地。无疑，所有项目都会成为GDP，并且带动链条创造更多的GDP。然而这种GDP带来的好处只是一时。长远看，由于项目是被权力意志决定而非产生于社会需求，很多项目的结果都会是劳民伤财，破坏生态，没有效益，反而导致巨额财政负担甚至财政破产。这在中国基层政府项目中已是普遍现象。中央政府的大型项目，若干年后将会显露更严重的恶果。
中国的专制制度覆盖广泛，政权对银行的控制程度世界少有。这也是专制政治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其可任意调用居民存款，一方面作为上项目的资金，一方面可以填补以往造成的亏空。中国银行的几万亿元坏帐，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权力制造。而那几万亿元往外花时都算GDP，也都构成经济增长的百分点，造成的问题却被掩盖于黑箱。然而无论财政赤字还是银行坏帐，最终都不能因为被掩盖而消失，只是拖后而已。拖得时间愈久，未来的麻烦愈大。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一个人人皆知的虚报数据，也应该算作专制政治对经济的独特“拉动”。
上述几方面加在一起，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到底能达到多少，恐怕不容易算得清。我相信占的比例不会小。但如果有人就此得出专制政治适于经济发展的结论，倒不让人同意。因为这就像农民讽刺的那种“拿盖房钱下饭馆”的败家子，头几年可以吃得满嘴流油，以后却会连安身之地都找不到。
g. 要在政治当中寻求中国经济的出路
如果政治和经济不保持同步发展，就像脚踩两条驶往不同方向的船，终会失去平衡。当中国从“短缺经济”变成“过剩经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两条船就开始驶往不同的方向。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的缺吃少穿和八十年代的能源、交通及原材料紧张是短缺经济的典型表现。相对而言，解决短缺经济比较简单，要的只是提高生产。生产多一点，短缺就缓解一点，社会也就改善一点。在政治方面，那时只需要配合增加生产的目的，进行类似“大包干”、“自主权”一类的调整就可以，不必触及根本。解决短缺经济这种相对简单的性质，使得经济改革先行的模式容易获得成功。生产发展了，即使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状况也会明显改善。甚至以专制政治的权威性，还可能比在民主政治下有更高效率。
过剩经济是供大于求，从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成为生产过剩的社会。这时就变得复杂起来，再继续发展生产等于火上浇油；而减少生产，且不说各级官员（包括政府本身）的有效性与“政绩”都靠经济发展速度来维持，仅仅是社会每年需要安置的劳动力（包括下岗失业人口），如果不能继续扩大经济规模，也无法吸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
生产出的产品多于需求，又必须继续发展经济，在这种两难面前，解决途径只有两个：一是想办法扩大产品销路；二是扩大经济规模主要得靠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而非提供产品的第一和第二产业。
前一个途径，中国现在很大程度是靠出口（出口问题后面再谈），但是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无论何时都应把主要市场立足国内。那么扩大国内市场的产品销路，前提是国内消费者必须有钱。
中国八万亿元居民储蓄看似不少，且不说其中的72%属于8.9%的富人（何清涟），即使全部按人头分，每个中国人也才六千元。人们对这些钱的指望是养老、医疗、抚养和教育子女等，不是多了，而是太少。欧美国家人们习惯借钱超前消费，原因在于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必担心未来。而中国不仅是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就是原本的国有企事业职工，也因为当年以低工资换取的高保障被废除而朝不保夕。因此尽管普遍眼前收入比过去高，人们却尽量储蓄而不消费。从这一点而论，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应该是促进社会消费的有效途径。
但是更有效的途径是让多数底层劳动者上升为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只有在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时候，才会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消费基础。而对一个只有权势集团和低收入劳动者的两极社会，经济“过剩”在本质上是不可解决的。前面说的扩大经济要依靠第三产业，前提也是需要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因为只有达到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状况，才能更多地购买服务、而不是只能把有限的收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的产品。
说到这，问题已经比较清楚，无论是建立社会保障，还是培育中产阶级，都是跟社会分配有关的问题。而分配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因而得到这样的结论也就是顺理成章——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出路，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解决。
h. “新中国”的中产阶级之沦落
今日中国有没有日益扩大的新生中产阶级，对此有不同说法。这里只从稳定社会的功能角度观察。中产阶级不是权势阶级，但他们从所在社会获得好处——教育良好、收入可靠，生活稳定，生老病死有保障，因此他们一般对社会秩序高度认同，是社会的稳定因素。
毛时代的国有企事业职工虽以今天标准衡量收入低下，但是从可靠，稳定，有保障的角度，都符合中产阶级特点，他们也的确构成了那个社会的稳定基础，因此被有些社会学家视为“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
而今，下岗、失业、丧失社会保障成为国有企事业职工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原本的可靠稳定不再，饭碗朝不保夕，医疗失去保障，社会地位沦落底层，他们对当前社会也不再认同。
那么在中国走向自由经济的过程，是否产生了另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呢？虽然人们收入普遍增加，但是把购买住房、子女教育、养老和医疗考虑进去，收入增加的幅度便要打很大折扣。尤其是在养老、医疗两方面有保障的人为数很小。一场病就得倾家荡产是大部分人面对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今日社会的中产阶级达不到毛时代的规模。
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是原有的中产阶级沦落，新的中产阶级却未壮大，这种反差从侧面说明了改革以来社会分配存在的不公——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是被少数人攫取，而没有被多数人享用。
有人会问：在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存在一个人数可观的高消费群体，他们不是中产阶级又是什么呢？那其中确有一部分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和工薪阶层的金领贵族、高级专业人士，包括一部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轻人，但是从整个中国看，这种高消费阶层主要是由权势集团及其亲属构成的。中国官员众多，遍布整个社会，尤其集中在城市。如果有条件对中国的高消费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和追踪，会发现最高档的消费要么是直接的公款支付，要么是有求于权力的请客送礼，或者是来自当权者的贪污受贿，总之大多都会和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无疑，这个具有特权的集团是从当前社会秩序得到最大好处的，也是最为认同这个社会的。然而特权集团不是中产阶级，也不会发挥中产阶级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因为中产阶级是不制造社会冲突的，只起稳定的作用，而特权集团却相反，他们恰恰是社会冲突的源头。
i. 专制政治封闭“中产”之路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其实没有错，使其“资本主义必定灭亡”之预言落空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民主制度。正是民主制度，让无产阶级有了组织起来的能力，利用各种民主手段为自身权益斗争，从而才迫使资本主义势力做出让步，开放了无产阶级逐步转化为中产阶级的道路。而正是中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消费市场，又缓和了阶级斗争的矛盾，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挽救了资本主义。因此可以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中产阶级。
中国在转成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之后，为了提高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力，一方面在经济上全盘接受了资本主义，同时又顽强地拒绝民主政治，由此造成中国广大劳动者既要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又没有组织起来的权力，缺少保护自己和争取权益的手段。再加上中国农村有着世界最多的剩余劳动力充当“失业后备军”，中国劳动阶级的政治弱势和经济贫困日益加强，无法得到改善。
劳动者的低工资、低福利与不能进行抗争决定了中国产品的低成本，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前提，也是国际资本青睐中国的原因。由此造成一种路径依赖：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越高，就越不能失去低成本的优势，因此专制政权就越不能允许劳动者得到与资方斗争和讨价还价的民主权力。
这在初始的确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却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产生转变的原因在于，由于没有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也就培育不起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当生产能力超过一定水平时，无法把国内消费水平提高到与生产能力匹配的程度，经济的发展就无法靠国内消费拉动，而只能依赖于出口和投资。
经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在顺利况下虽然也能迅速发展（甚至被视为经济奇迹），但其注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和二元对立。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只能包容很小比例的人口，绝大多数人被隔绝于现代化之外，与贫困艰难为伍，积聚起日益增长的不满。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具有极大风险。大国的市场根基应该在国内，安全保障也是在国内。然而中国的专制政治阻止多数劳动者进入中产阶级，国内市场无法扩张，也不会给经济发展提供长期动力与安全。一方面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造成生产力急剧扩大，一方面国内缺乏有消费能力的大众，这时只要出口和投资环节出现问题，生产立刻就会失去销路，随之引发国内企业倒闭，大量失业，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停工和解雇再进一步扩大……这种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在西方国家已基本克服，相反却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重演，倒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j. 人人违法的“法治”
一方面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宣称“建设法治社会”，这是中国法律面临的矛盾。现实中人人都知道党大于法，主管立法的各级人大被视为各级党组织的帮闲，司法系统处置大案要案必须服从各级共产党“政法委”的决定。古代社会只有帝王一人可以明目张胆超越法律，现在则是共产党的层层机构都可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操纵和干涉法律。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社会普遍寻求依附党政权力，法律则普遍受人轻视——只要有党政权势者撑腰，就可以不在乎法律。
中国写成条文的法律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出台。但是正如Tacitus所说——“国家愈糟，法网愈密”。大量法律不是出自法理和法律体系的要求，也没有民意检验和约束，而是出自党政权力的方便与部门利益。这样的法律往往不合理，相互冲突，在实际中难以广泛执行，导致大量的有法不依和违法不究。当这种现象成为普遍的时候，会形成一种“守法者劣势”——即遵守法律者将在竞争性活动中落于下风，无法发展，甚至难以生存。这种劣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去违法，“法不责众”的“众”随之扩大，违法更难追究。法律在这种循环中不断丧失权威。可以说，凡是在今日中国社会相对活跃的人，严格按照法律，几乎很少有人不会被查出问题。
这倒是给专制政权提供了一种控制手段——违法状况在法不责众的鼓励下越为普遍，党和政权想要整谁的时候，就越方便用法律名义对其（总是会有把柄）惩治。这时所谓的法律便堕落为吴思所说的“合法伤害权”。法律本身已经不是主体，而是对法律如何利用。其中用不用，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都是可以变化的。法律成了一种可以随时置对手于死地的武器；也成了一种时刻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威慑；同时还可以变成一种无本交易——“合法伤害权”既然可以自由裁量，只要把伤害降低或豁免就可以索取回报。当政者正是以这样的手段，保证社会的服从、效忠及屈服。
这当然不是法治，而且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中国的法律虽然也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调子，但是只要有党介入（一般是通过政法委召集公检法“联合办案”），法律就成为被党随意拿捏的橡皮泥。即使在党无暇以顾的普通案件中，“合法伤害权”照样可以代替法律，成为地方官员、公检法之间进行寻租、分肥和交易的手段，还可以成为当政集团内部进行权斗和整人的武器，甚至成为个人从事敲诈、敛财或报复的把戏。总之，“合法伤害权”在当今中国无处不在，已成为最普遍的权力之一。
在一个多数公民失去对法律的尊重并且违法现象普遍的社会，如何建立真正的法治，实现需要依赖法律程序的民主、共和与宪政，这是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遗产和难题。萨托利所说的“一旦法律丧失神圣性，平民统治就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提示了未来中国出现暴民专制（群众专政）的可能性。
k. 政权的“黑帮化”演进
“合法伤害权”大量用于当政集团内部，会造成一种危机。因为官员中普遍存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虚报政绩、隐瞒责任等问题，每个官员自身也可能遭遇上级查处、对手检举、媒体曝光、百姓上告等，“合法伤害权”对他们构成双刃剑。这种威胁靠每个官员各自单独防范是防不胜防的，成本也太高。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套内部认可的规则（不一定挑明，可以靠磨合达成的默契），约定出权利和义务，大家共同遵守。权利确定利益界线和分配关系——如势力范围，对资源的处置（批项目、贷款……），可获利的项目（卖官、发包工程……）等；义务则是互不告发、彼此庇护、相互配合、利益交换等；还有一旦出现漏洞如何弥补的机制，惩治叛徒的手段和力度等。确保对上能瞒住上级，对下能压住百姓，每个人捞足好处，把风险降到最小。
这就是刘力群所说的“政权黑帮化”。之所以叫黑帮，是因为明面上的“党纪国法”只用于对付别人，内部实行的却是“家法帮规”——作为公权力的政权，演变为内部分赃和官官相护的私利集团。
这种黑帮化有一个演进过程，一般始于下级对付上级的需要，逐层地在不同权力单元之内完成，最终普及到政权内部多数单元。黑帮化完成的主要标志是权力单元内不再发生向上告状和检举揭发之事，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封闭能力，即使偶然出了乱子，也能迅速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专制制度中，上级防止下级出现这种黑帮化的办法，一般是靠轮换权力单元的主要当权者，以新人去破旧人之局。然而这种办法效果有限，因为当权者的任命虽取决上级，立身基础却是其上任的权力单元。新上任的当权者若是不接受权力单元已经形成的黑帮及规则，就既不能获得上级满意的政绩（工作将处处掣肘），也无法捞取个人利益（任何把柄都会被揭发），而只能架空于一个光杆司令的位置。所以只要是懂得为官之道者，一般不会真去当那种唐吉珂德。
黑帮化会削弱当政集团以“合法伤害权”控制权力体系内部的能力，它将面对的是明知黑幕重重却抓不住把柄的黑洞，永远理由充分、振振有辞、只有好事没有坏事。这种由大大小小黑帮构成的政权平常可以显得相当牢固凶悍，但在危机出现时却是靠不住的。因为既然是利益的结合，一旦没有了利益可图，最合理的逻辑就是一哄而散，或者是在新的利益引诱下群起叛卖。
l. 专制政权如何保证“内部人”效忠
专制统治靠强权。强权说到底是组织起来的人——如官吏、军队、警察等。这些人构成专制政权的“内部人”。政权能否有效地统治社会，取决于“内部人”的效力。政权是否牢固，也主要取决“内部人”的忠诚。
促使“内部人”忠诚和效力的来源，一是信仰，一是利益。毛时代主要靠前者，今日中共失去信仰凝聚，因此只能靠给予“内部人”足够的利益换取忠诚和效力。尤其在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利益分配愈益不均，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更得保证“内部人”得到利益，才能靠他们增加统治“力度”，实现稳定。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矛盾，中共为保留其合法性源头，不能放弃以往奉行的“天道”。而与那“天道”相联的，如共产党多年自诩的为人民服务、当社会公仆、不搞特权等，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化为潜意识的衡量标准。若是直接给予“内部人”过高利益，无法对民众交待。何况“内部人”的数量太多，财政也不堪承受，因此中国官员的工资一直不是太高。
当整个社会都使用“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一心为公”，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这就和明代朝廷给官员低微俸禄，虽然减轻了财政负担，但也得同时默许官员收索贿赂的陋规一样，既然只有用利益去“羁縻”失去了意识形态忠诚性的“内部人”，又不能给其太多来自正规渠道的利益，那就只有允许“内部人”自己利用手中权力去寻利。否则，没有好处只有“奉献”，“内部人”凭什么效忠？他们大多精明过人，当前社会有众多其他途径和机会，只要官场无利，自会去寻求另外的道路，当政集团就将面临无人可用和无人效忠的局面。这一点，是今日中共政权不可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
吸引“内部人”保持效忠的无疑不是那点工资，而是附加在权力之上的利益。那往往是工资的数十倍上百倍。其中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分，总之都是权力带来的。其中“灰色”和非法部分的比例远大于合法部分。
不错，中共也有整肃吏治的一面，为争取民心维护统治而反腐败。近年立案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历史空前。然而古代皇帝何尝不整肃吏治，查办腐败？朱元璋对贪官实施的“剥皮实草”（剥成人皮桶以草充塞挂在衙门梁上警示后任），“力度”远非今日可比，又何尝阻止了明朝成为最腐败的王朝？究其根源，一方面专制制度的反腐永远只能自上而下，以少制多，防不胜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官官腐败，牵扯广泛，若是彻底查办就会瓦解整个权力体系，因此专制制度的反腐败只能停留于帮派之间的“合法伤害”，或是惩治没有背景者来表现反腐“政绩”。
除了专制制度本身不可能彻底反腐败，已经实现了黑帮化的各级权力单元也有维护各自“内部人”效忠的需要。在那种黑帮关系中，不是反不反腐败的问题，而是只有利用腐败才能保证黑帮的形成和稳定。越腐败黑帮就会越牢固，因此黑帮内部除了有防止内部检举和上级查办的功能，更主要的是扩大分赃和庇护的腐败联盟，让不腐败的人变腐败，让腐败的人更腐败，全都绑在一个战车上。这种把单干变成合作的腐败联盟可以让腐败利润大大增加，风险却大大降低。专制政权对付外部反叛可以雷霆万钧，对付“内部人”这种联盟却是最无办法。考虑到这一层，专制制度不仅不能防治腐败，而且只能越来越严重地腐败下去。
m. “专制亡于内”的原理
腐败导致失去民心，造成社会不稳，这是当前中共高层对腐败的主要担忧所在，也是其开展反腐的主要动力。然而之所以叫专制，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社会是这样，当政集团内部也是这样——少数上级看管多数下级，注定有许多看不住和管不到的地方。这时要达到控制目的，就得不断扩大纪检、监察、反贪等部门，同时加重对腐败的处罚，以求产生阻吓。
当局目前正是这样做的。然而不管部门怎样扩大，也改变不了以少制多的局面，还是会有空子可钻。加重处罚则会从反面促使黑帮化加强。因为在专制政权之内，只要能瞒住或“摆平”上级（黑帮化对此最为有效），再重的处罚也不会落在自己头上。甚至反腐部门也有黑帮化的可能，将其反腐败的权力用于搞腐败，以此和其他黑帮进行交易，最终变成腐败的保护伞。
有了黑帮的分赃协议和攻守同盟，腐败能量可以大大扩张；有了与反腐部门的黑帮互惠，腐败可以放心大胆；同时增加了贿赂反腐的“保护费”，又需要进一步扩大腐败份额。于是腐败造成的社会问题没有在反腐中解决，反而可能继续加重，当局不得不继续扩大部门，创设新的制约机构，增加“内部人”数量，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由此进入下一轮循环。
这种现象被称为“内卷化”。此术语是形容这样的现象：面对不断增强的社会矛盾，政权只能靠扩大统治机器来增强控制力，然而统治机器自身的“内耗”也会随统治机器扩大而增加，新增的控制力不得不分出相当一部分用于解决新增的“内耗”，因此能够输出的控制力与统治机器的扩大不成正比，增加控制力的成本越来越高。
如果说从失民心的角度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瓦解专制政权的趋势，更多是道义上的定性，不能进行定量分析，“内卷化”却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腐败一定会瓦解专制政权。因为“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扩大政权机器对加强控制力的效益将会越来越小，最终会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破产甚至社会性的经济危机。那时，如果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因素还在继续增加，政权就会支持不住。
导致政权垮台的“最后的一击”仍然可能来自当政集团内部。丧失了信仰且唯利是图的“内部人”在有利益时看似铁板一块，一旦到了无利可图的最后关头，可能一夜间就纷纷“起义”，变成旧政权的掘墓人。这种投机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生动的表演。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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