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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朱熔基神话”（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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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闲话“朱熔基神话”（二）
信天翁
四、老朱在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人贡献
网友邑水寒先生在前文后跟贴，指出我说的中国发生的历史性社会转型是老邓推动的，不能算成是老朱的功劳。确实如此，不仅整个历史性变化是老邓推动的，而且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赵紫阳当政时已经酝酿成熟，江朱不过是把它们推出来罢了。
前文大概没写明白，我的意思是，要评价朱，必须把他放在这大框架下考察，看他究竟在此大趋势下作出了多少贡献。
先看内政。首先要充分肯定的是朱在１９８９年担任上海市长期间，在六四发生后举措得当，和平化解了当地的学运，避免了大屠杀在上海发生。
根据我个人记忆，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民众示威越发激烈。当此之际，朱上电视台发表演说，直接向上海人民呼吁，大致意思是：现在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北京模式，一种则是和平解决。为了避免武装镇压，他提出组建工人纠察队，和平解决学运。此着果然见效，上海学运于此得到和平解决，迅速平息，上海人民得以免遭北京式的大屠杀。
愚以为，这是朱从政生涯中最辉煌的一笔。有了这一业绩，哪怕他就是后来碌碌无为，也足以青史留名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命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果谁能反潮流而珍惜人命，那就是值得赞颂的政治家。
当然也必须指出，在此期间，上海法庭连续公审处决所谓“暴徒”，以此震慑人民。这种根据政治需要粗暴践踏法治人权、草菅人命的下作勾当，在六四的基础上，极大地震骇了国际文明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朱在此中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有待后世史官探索。但即使他参与其事，比起北京那种赤裸裸的大屠杀来，似乎也是罪不掩功。
朱的第二项政绩，乃是入主国务院后干出来的。六四以后一段很长时间，江核心对改革心生悔意，徘徊于复辟与改革之间。国民经济困于庸人李鹏的鸟笼内，“姓社派”控制了官方媒体，毛尸腐恶气息充塞于报刊。为打破这死气沉沉的局面，老邓效法老毛南巡，从外围向中央发动突然袭击，发表了南巡讲话，突破了“萌芽状态瓶颈”，逼迫江核心不能不紧跟老邓，把改革进行下去。
如今回顾历史，可以明确看出这是老邓“再创改革”的历史功勋。但当时各地诸侯风起景从，一哄而上， “没有条件不创造条件也要上”，乱搞“经济开发区”，短期内便造成经济过热，人民币狂泻不止。记得我那年回国，人民币竟然垮到了低于港币的地步，这在过去还从未有过。当时谁都不知道这狂泻当伊于胡底。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硬着陆）的现实危险。
朱那时已经进了国务院（记得似乎是副总理），在这严峻时刻便出来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短期内便止住了人民币贬值，此后又实行一系列宏观调控，使发高烧的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对朱这一政绩，当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例如消极贤甥就认为朱不该保值，应该听任人民币继续贬值下去。但我个人觉得，此说忽略了当时国民经济面临的严峻局势。如果任由人民币贬值，必然导致泡沫爆炸，引起经济大滑坡，陷入难以恢复的持久萧条，后来的软着陆也就不会顺利实现。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是朱为党国立下的一大功劳。
朱在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最大的作为，我个人觉得，乃是推动了国民经济的私有化。吊诡地说，这既是朱最大的政绩，也是朱最大的罪行，怎么去评价，取决于审视的角度。
正如网友奥兰多指出的，朱的视野非常有限，只适合管个别企业，没有为全国理财的宰相之才。此言不虚。老朱最大的局限便是视全国为一大企业，用管理企业的方式去管理国民经济，他的“隧道眼”里只看得见经济效益，看不见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政治涵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社会后果，而人民又是如何去承受这沉重后果的。一言以蔽之，他乃是全国那个企业的大老板，只看得见利润，看不见民生，不知道资本家和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必考虑雇员生死，所以可以随意解雇工人，而后者必须视全民福利为己任。
正因为这个致命弱点，朱自己拟订了个黑名单，从单纯效益的角度出发，选中了几百个大企业，其余的则成了后娘养的，悍然实行“抓大放小”，任其自生自灭。
愚以为，此举最能反映朱的视野局限。他似乎还生活在上世纪初期的“托拉斯崇拜”之中，看不到中小企业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日本、台湾、香港等地，中小企业的勃兴对经济起飞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中小企业其实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企业，扶植中小企业乃是实行日本、台湾式均富的正确途径。这道理丝毫不费解：大企业只能造出来数量有限的大资本家，而中小企业则能造出大量的中小资本家。
因此，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务家，绝不能使用土财主财迷思维方式，去构思改革措施，应该把主要精力花在中小企业的改革上，尽量在不伤害雇员利益的前提下，实行合理的私有化。
另外一个问题是朱虽然讲究企业效益，却根本就没发现效益低下的真正原因何在。企业亏损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设备、工艺陈旧、员工技术素质太差，无法与三资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竞争，但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主管人员的大规模偷盗。
９０年代初兴起全民经商狂潮，各企业都开了商店。这些商店统统由厂长、书记的亲戚承包，变成了国有财产大流失的合法渠道。通行的实践是由厂长或书记把厂里的产品甚至固定资产盗运到商店去，再由亲戚拿去进行私人投资，于是厂里年年亏损，亲戚的私人企业则越来越大，到最后厂子垮了，厂长或书记便干脆辞职，名正言顺地变成那个私有企业的老板。
据我所知，这就是国有中小企业持续亏损的最主要原因。如要扭亏增盈，就必须对症下药，制止这种全国规模的盗窃国有资产行为。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在偷盗渠道出现之前或刚出现之后便下令冻结企业财产，认真核算，将其化为股份分给全厂职工，使企业变为集体所有，由员工去自负盈亏。
可惜朱却把中小企业当成了可以随意抛弃的杂牌队伍，听任这种犯罪行为在全国大规模进行，由此导致不必要的贫富两极分化，罪犯成了富豪，而工人在工厂破产或拍卖后两手空空。
等到后来终于实行“改制”，把未垮的国有企业改为私有，合法偷盗国有资产便达到了最高峰。我原来在的那个厂子被国家作价两百多万，卖给了原来的法人代表即厂长兼书记，员工在发给三千元后一律遣散，生老病死各安天命。那家伙买工厂的钱本来就是贪污来的，买下工厂后并不雇员生产，而是把工厂拆散卖出，光地皮就卖了上亿！
富豪就是这么炼出来的，人类有史以来，这种烂事大概还从没哪个国家出过，遑论是以全国规模进行。国内秦晖教授有篇论文就专门揭发痛斥了这骇人听闻的时弊。可笑的是，我把那文字转贴到本坛来后，竟然遭到某些网友的耻笑，似乎他们比秦教授还了解国内情况。
Meanwhile，我那些工人兄弟在旦夕之间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要好的一位哥儿们离了婚，把孩子留给妻子一人抚养，虽然他爱孩子如命，可连每月一百元的赡养费都拿不出来。另一位哥们儿更惨，他倒是没离婚，可两口子都没找到工作，穷到连自来水费都成了难以承受之重，只敢放点饮用水，连洗菜都只有拿到外面严重污染的池塘去！
南京老右或许要说这是烂污社会主义社会重建文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但难道没有更好的私有化的方式？莫非资本家只能用犯罪制造出来？难道我耳闻目睹的那些罪恶就真的无法在现体制下得到预防和制止？
我在前文已经埋下了伏笔，说：
“这个过程（按：指私有化）当然充满痛苦，谁当家都如此。这儿可以研究的是两个问题：第一，朱是尽己所能减轻了苦痛，还是不必要地制造或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第二，在这转型过程中，朱是否尽己所能保障了社会公平？”
对这两个问题，我个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第一，朱没有尽己所能减轻人民的苦痛，他根本也就不关心人民死活，因为钱迷心窍，毫无必要地制造并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第二，在转型过程中，朱最大限度地默许、纵容甚至推动了社会不公的出现。老朱确实推动中国实行了私有化，可惜是烂污私有化。中国也确实进入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可惜那是类似南美的烂污资本主义，后患无穷。老马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恰是中国恶性走资的最逼真写照。
因此，中国社会处于现在这种重重危机之中，朱不能辞其咎。如果将来毛式共产革命再度爆发，朱当仁不让是孕育催生那灾难的“革命之父”。不需要过人的想象力就能想出来：如果大乱再起，我那到河里洗菜的哥们必然会踊跃参加赤卫队。
好在胡温上台后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开始着手补救。不久前国内来人，听说那无比下流的“改制”犯罪行为已由胡中央下令禁止了。胡温还注意到了过去被江朱忽略了的后娘养的农村，开始政策倾斜，减轻农民负担。这在网友纳兰的纪实文章里也有反映。这些措施我觉得都很值得称赞，该抨击的是胡温加紧了言论管制，相比江朱时代是个明显的大倒退。
上面说的是内政，外交又如何？乏善足陈。
朱最大的败笔，就是在２０００年台湾大选前召开记者招待会，不伦不类地抒发《义勇军进行曲》引起的豪情胜慨，似乎台湾已经落到了日本人或美国人手里，当真是搞笑。当记者说“捆绑不成夫妻”时，他居然斥之曰：“你那是婚姻法，不适用于行使主权。”最恶劣地是他竟然对台民实行露骨的武力恐吓，不许人家选阿扁，激起了人家的逆反心理，反使阿扁顺利当选。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为阿扁全力助选而埋在中国的特洛伊木马，导致此后台湾在民进党人治下日益“本土化”，逐渐漂离大陆，引起一连串副反应，导致中日、中美关系紧张。国际外交史上似乎还没见过这种blunder。
老朱的第二件外交杰作乃是中国入世问题。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此举失之太早，而且老朱作的让步太多。其实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民族工商业还是很有必要的，起码用不着让洋货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占领中国市场，以致连牙膏那种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的玩意都由鬼子生产，是不是？
这个问题其实是朱内政方略的延伸。消极贤甥说，老朱还是计划经济的旧脑筋，对此我不能苟同，我反倒觉得他太激进了些。前文已经说过，毛共烂污社会主义的思路是牺牲效益养活贫民，老朱的思路则完全相反，乃是牺牲贫民追求效益。正确的方略应该是执两用中，实行老祖宗的“中庸之道”，在追求效益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过度损害贫民利益，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类似地，在外贸上固不能效法毛共闭关锁国，可也不能为了单纯追求繁荣而不惜听任外资摧毁民族工商业。
总而言之，愚以为，全面来说，老朱过大于功，乃是一个在过渡时期被推到权力高峰的刚愎自用、鼠目寸光的庸人，既缺乏体恤民艰的人道关怀，又缺乏政治战略眼光，其才实在不副羹调阴阳的大国宰相。他不是个政治家而是个经济动物，不是个国务家而是个企业家，可担任的最高职务便是计委主任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如果他在９３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便辞职或死去，那无论是对中国人民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倒都是件幸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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