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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学思录：两部宪法之《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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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三民主义学思录：两部宪法之《中华民国宪法》 (437 reads) 时间: 2005-5-07 周六, 上午4:48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三民主义学思录：两部宪法之《中华民国宪法》

1932年底，孙科等人提出《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宣布准备“制宪”。次年，由立法院院长孙科为委员长，以张知本、吴经熊为副委员长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宪法的起草工作，完成后经国民党中央审查和蒋中正批准，于1936年5月5日公布，故这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五五宪草》。该宪法草案共分章，计148条。由于时局的变化并未付诸议决，但它是以后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蓝本。

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实施时间最长的，是1931年3月，国民党中常委决定由吴敬恒、于右任等11人为起草委员，5月5日，经国民会议通过，6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训政时期约法》共八章（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要、国计民生、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政府之组织、附则）89条。其内容特点是：第一，确认国民党掌握统治权。在“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永为统一共和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在“训政纲要”中，又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这一方面是有因为当时的军阀割据的事实，也是对于孙中山失败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这也在实际上使得国民党专制制度得到了固化。第二，强调对人民权利的法律限制和人民必须承担的多种义务。在“人民权为义务”一章中，罗列了一般宪法通常规定的各项人民权利，但除了“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及“人民有请愿之权”两条外，一律加以“依法律”的限制；规定“人民除现役军人外非依法律不受军事审判”，以表明与北洋政府滥施军事审判的区别，但同时也就意味着，只要“依法律”，就可以对非现役军人施加军事审判；它不但规定人民有纳税及服兵役的义务，还规定人民有服工役的义务和对行政机关“执行职权”行为的服从义。第三，做了很多的远景规划，在“国民教育”一章中，规定“男女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已达学龄之儿童应一律受义务之教育”，“未受义务教育之人民应一律受成年补习教育”；在“国计民生”一章中，规定“开发农田水利”、“奖励农村合作事业”、“实施仓储制度”、“发展实业教育”、“改良劳工生活状况”、禁止高利贷、保护就业妇女和儿童调整或限制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产销及价格等；还规定，“在完全自治之县”，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全国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国民政府应即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但是这一切，因为没有任何保障实现的措施，当政者并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第四，为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规定国家得设立农业金融机关，应兴办各种矿业、创办国营航业等。第五，规定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该“约法”的解释权。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努力下，通过了“宪草修改原则”12条，综合其要点有五：第一，实行国会制。规定立法院“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之”；总统如发布紧急命令，必须“依法”，并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第二，实行内阁制。规定行政院院长须经立法院同意并任命，“行政院对于立法院负责”。第三，实行省自治。规定省为最高地方自治单位，省长由民选产生，“省得制定省宪”。第四，实行司法独产。规定“司法院即为国家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第五，保护人民权利。规定“凡民主国家人民应享之自由与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障”；“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这些原则是对《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的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全面否定，也适应了人民的要求。

但是，国民党于1946年11月15日，非法召开了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拒绝参加的国民大会。会前，王宠惠、吴经熊、雷震对《五五宪章》加以修订。在国民大会召开后的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22日交由立法院完成程序。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所谓“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

《中华民国宪法》共175条，分为14章，即：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基本国策，宪法之施行及修改。其基本精神与《训政时期约法》和《五五宪章》一脉相承，但国民党将它作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标志，加之政协制宪原则的影响，所以体现出很多新的特点。

第一，“民有、民治、民享”和总统集权。

《中华民国宪法》的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国民大会”中规定，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包括“选举总统、副总统”，“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

一方面，明确规定宣布国民大会的创制、复决两权暂不行使，这样，国民大会除了举手表决使总统“合法化”之外，便无可事事了。另一方面，它赋予总统以极大的权力，包括作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行使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员”，“依法行使大赦、特赦、减弄及复权之权”等。特别是它在第39条和第43条授予总统以“宣布戒严”权及发面“紧急命令”权，只是规定须经立法院的同意或事后追认。

第二，政权体制的不确定。

《中华民国宪法》在政权体制方面的规定，即非国会制、内阁制、又非总统制。比如，它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似乎是责任内阁制，但又规定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副院长、政务委员及各部会首长由总统任命，似乎行政院又要对总统负责，实行总统制。又如，它一方面规定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等由行政院提交立法院议决；另一方面又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得“移请立法院复议”，出现了行政院否决本身提案的荒谬逻辑。再如，它规定总统公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副署，似乎是对总统权力的牵制，那末，如果总统发面关于行政院院长的免职命令，又由何人副署？

宪法中还规定：“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争执，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使总统凌驾于各院之上；同时，它还规定总统实际上拥有对立法院一切决议的否决权。

所以，《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是表面上的不完全的责任内阁制和实际上的总统制，其自相矛盾的条文下所掩盖的，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实质。

第三．人民民主自由权利。

《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了一系列“人民之权利”，如：“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享有身体、居住、迁徒、言论、讲学、著作、出版、通讯、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的自由权，享有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享有请愿、诉愿、诉讼、考试权，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还规定“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向国家请求赔偿。”并在具体条文上不再设“依法律”的限词。但是，其23条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处，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正是此为依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时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戒严法》等。

第四，“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与国家资本主义。

《中华民国宪法》在“国民经济”一节中，在标榜“国家对于土地之分配与整理，应以扶植自耕农及自行使用土地人为原则，并规定其适当经营之面积”的同时，特别强调“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在规定“国家对于私人财富及利营事业，认为有妨害国计民生之平衡发展者，应以法律限制”的同时，又强调“公用事业及其他有独占性企业以公营为原则”，“金融机构应依法受国家之管理”，从而在实际上为国家垄断经济命脉提供了宪法保障。

总的看来，《中华民国宪法》标榜要“使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活有发展，皆统一于总理遗教之下”。但是现实中国的军阀割据以及以后日本的侵华战争，早已让当时的主政都蒋中正猜疑日重。而且在他在大陆主掌国民党的20多年的时间里，对于训政之下的权力欲望日趋膨胀，加上抗战的伟大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便在依然以战争时期的“训政”为理由，在宪法中体现的是“以党治国”的专制思想。从而使这一宪法专制主义色彩极为浓厚，蒋中正在所谓“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曾公开扬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是“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在“训政”阶段，“领导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借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强调由国民党实行“训政”的国家是“至高无上之实体”，“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当时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在《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一文中便明言，“全社会共同的社福利或全民族共同的福利”，是“法律的目标”；“现在的立法不独拥护人民的利益”，而须“以社会利益为重”，所以，“一切权利行使应受法律约束”。

在以上理论的支持之下，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宣称：“党为训政之发动者，须有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为训政之执行者，须有执行训政之全责。”而这里面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早已成为国民党一家的天下，其表现为：第一，统治权由国民党独揽。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党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它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在国民党全国代表闭会期间，“托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指导监督”下由国民政府行之。以后，不管法律条文及组织形式有何更动，这一原则毫无改变。第二，政府成员由国民党指派。1928年2月4日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5人至7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直到1947年4月17日修正公布的《政府组织法》中仍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第三，政府对国民党负责。在1929年的《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就明定：“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1931年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也规定：“宪法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各自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1947年将提法改为：“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

所以，国民党始终处于最高训政者的地位，所谓“中华民国”，就是“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实施”的一党专制之国，而《中华民国宪法》也就是为这一党专制之国服务的专制宪法。但是这种专制思想在战后的中国是没有市场的，仅仅在其“实施”一年多后，南京国民政府就被赶到了台湾岛上，直到八十年代在岛内民主要求强压之下，蒋经国先生“推动了他民主化的工作，所谓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包括排除了这种所谓威权的政治，奠定了一个政党之间互动的一个模式。甚至于再进一步开放了党禁、报禁，取消了戒严”，民进党人通过和平选举取得执政权，这一宪法依然有效的保证了岛内的稳定与发展。

附：《中华民国宪法》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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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宪法 -- 春秋战国 - (11388 Byte) 2005-5-07 周六, 上午4:48 (19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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