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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中国老百姓是如何打便宜手，残杀日军降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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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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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看看中国老百姓是如何打便宜手，残杀日军降卒的
马悲鸣
下文录自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0》∶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全家迁回了开封，回到了原先的住宅。回家后发现，家中的房子都被日本人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象老鼠洞。一打听，才知道被日本三井洋行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
当时日军正在受降交枪，一天，开封城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就在城外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中国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中国人，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的中国人没有饶恕他，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这时有一个人搬了块大石猛的砸在他头上，结束了他的生命。
年幼的父亲听说这件事，赶紧跑去看，那士兵已经死了，浑身上下的衣服、鞋子都被剥光，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据围观的人讲，他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父亲在向我讲这件事时，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或许这个士兵杀死过中国人，强奸过中国妇女，谁能说没有呢？侵华战争时，日本100万人使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平均每个日本兵身上，就有35笔血债！中国人之所以杀他，不就是因为日本人太残暴吗？这件事对那个日本兵是残酷的，但对饱受日军蹂躏的中国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不是在日本领土上杀人。他也许是无辜的甚至是反战的，但是，也只不过是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大悲剧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我也相信日本在华暴行多是真的。尽管其中有不少夸张。比如我就不信南京大屠杀真杀了三十万人（三、五万还是有的）。但我更相信上述这位爱国者讲他爸爸亲历的真实性。
小说家刘震云先生在《温故１９４２》详细讲述了当年侵华日军急中国灾民之所急，向河南重灾区发放军粮的动人故事。
我对小说家言多是不信的。盖因小说可以任由作者杜撰。比如郑义的小说所宣染的气氛都是他自己艺术加工上去的，实现未必真是 那么回事。但刘震云写的却是他调查出来的事实。
１９４２年，河南水旱蝗汤（恩伯）加冰雹，灾情不断。粮食已经减产到无法自给，而国民政府以抗日为名征集的粮草数却丝毫不减，而且动用军队强征，结果饿死了三百万人之多。
大日本皇军适时赶到，把军粮发放给灾民，救活了无数河南百姓。灾区百姓感大日本皇军的救命之恩和报国军横征暴敛之仇，收缴国军枪械。【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
刘震云说得还算轻巧。农民在青纱帐里夺取落单国军的武器时，肯定用锄头敲死过拒绝交枪的伤兵。
吃了皇军救济粮的河南百姓回过头就支持日军。【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
等日军一投降，河南老百姓便把日军发放军粮救济自己的恩德全忘了。大家一起打便宜手，生把个绝不抵抗的日军降卒活活砸死。
有这样的老百姓，土改杀地主，文革造反两派的互相残杀都不是难于想象的。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就是活活被“革命群众”打死的。而所谓的“革命群众”都是煤炭部里的机关干部。其中不少还是大学生。
日本垦荒团撤离中国后，不少遗孤被当地中国老乡收养。但那都是闯关东的东北老乡。关里的可不一样。
照这样的中国民风，一旦有了自由，挨个儿都这德性。中国人还是先改了这暴民恶习，再说政治民主吧。
眼前海外民运队伍里这种无法无天的暴徒不是一个两个。郑义、王希哲都属此类。这些人若不先服刑，谁信他们的自由民主？
【附录】～～～～～～～～～～～～～～～～～～～
《温故１９４２》简介
刘震云
自然的暴君，又开始摇撼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把他们赶上死亡的路途。那时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中。
照此下去，我想我故乡的河南人，总有一天会被饿死光。这是我们和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吧？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我们完整地看一下资料：
一九四四年春天，日军决定在河南省进行大扫荡，以此为他们在南方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作准备。河南战区名义上的司令官是一位目光炯炯的人物，名叫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他最拿手的好戏是在他的辖区内恐吓行政官员。他曾责骂河南省主席，使这位主席在恐慌之中与他合作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
日军进攻河南时使用的兵力大约为六万人。日军于四月中旬发起攻击，势如破竹地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这些在灾荒之年蹂躏糟蹋农民的中国军队，由于多年的懒散，它本身也处于病态，而且士气非常低落。由于前线的需要，也是为了军官们自己的私利，军队开始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
农民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能维持三个月，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的状态，抵抗毫无希望。三个星期内，日军就占领了他们的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军队被歼灭了。
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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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下河南大饥荒的背景，以下全部引自刘震云的著名小说《温故１９４２》。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在河南濒临绝境的时候，被中国人称为“祖国”的国民党政权在干什么呢，刘震云的著名小说《温故１９４２》里说: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象更真实一些。
一九四二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Ｓ·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４０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３０％－５０％，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
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欠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最严重的，即：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目睹，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实民，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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