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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民运系列之21 ●从袁宏兵看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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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看民运系列之21 ●从袁宏兵看民运
革命老将
加入时间: 2004/03/06
文章: 181
经验值: 75
标题:
● 看民运系列之21 ●从袁宏兵看民运
(296 reads)
时间:
2005-4-02 周六, 下午2:37
作者:
革命老将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看民运系列之21 ●从袁宏兵看民运
我从来不认识袁宏兵这个人。是他出逃后才知道他的名字。
本来不愿意就他的事说什么,可他一再地玩弄“良知”和“正义”
这些不可亵渎的词汇,不得不就他的事说点什么。
袁宏兵始终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别人在政治高压下
能够坚持, 而他要出逃?是他的身子骨比别人更脆弱还是他比别人
更高贵?一个懦夫有何资格谈论“良知”与“正义”的问题。在道义的
字典上, 他的名字叫逃兵。
袁宏兵在出来后就大谈什么他最喜欢那些侠义的故事,似乎他
自己也在以侠者自居, 而古今中外历来的侠者,或者是除暴安良
的义士, 或者是深入虎穴的勇者,或者是在艰险中无往不胜的侠客,
中国人较熟悉的有荆轲,要离,西方有艺术作品者的左罗和三剑客,
都是临危不惧,智勇双全,还没听说一个在国内时不怎么敢吭声
却逃出后以侠义来自我吹捧的。
最近他又写了一篇《我为何参与政治》,在满篇的华丽词汇背后
, 我想袁宏兵真正想告诉大家的还是等待政屁申请中的内心的焦燥。
袁宏兵在文中已清楚地表明他对民运污臭的了解, 为何还要参加
民运呢?对那些曾帮助过他办理政屁的人, 袁宏兵怎能不感恩戴德
?政屁申请迟迟没下来, 怎麽能不比以往更激进更反共?
“良知”和“正义”确实谁都可以用, 但请不要用他们做你的裹脚布。
人们常以大浪淘沙来描述民运,此形容有时看来确实是很形象。
那么大浪过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干民运,我想不外乎是三种人:
一种是职业卧底者,收集情报,争夺领导权, 守株待兔,等待
不明真相者与他们接头;第二种就是靠民运吃饭的老弱病缠者,
无生存能力,除了干民运, 没有别的生活出路的人, 许多民运内争
表面上都打着民主和反共的旗号,而真实的原因不过还是为自己
吃饭;第三种就是相当一部分的“等待摘桃派”和“保鲜派”,与世无争,
明哲保身,在一定场合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仅此而已。至于民运
本身有什么问题, 是否有谁还会去要饭,有争执谁是谁非, 这些人
才不会管那些屁事。
那么, 大浪淘沙后都冲走了那些人?前两天看到了一篇余杰
(属名是余杰)的文章,提到前学自联的丁健回国当了海龟,组建公司
并发了大财,文中前半部分提到了中共领导人给金盾工程的功臣
颁将, 话里话外暗示丁建也参加了颁奖并是被颁奖者之一,用网上
著名的草庵居士的逻辑来推演, 余杰是嫉妒。骂中共腐败是因为嫉妒
中共高官有腐败之权,骂不参与民运者无良知是为掩饰自己的无能。
我倒不认为丁建参与了颁奖。做人起码有个底线,就是不助纣为孽。
丁建回国做买卖, 不愧为明智之举。当初列入福布斯中国排行榜前十名的
杨斌也曾是民运,虽说后来被判刑,但如果我们假设他还在荷兰干民运,
恐怕不过还是一个寒酸的可怜巴巴的民运,而决不可能是个亿万富翁。
真正有才能者既不会介入民运, 民运本身也留不住能人。如丁建者
回国者不在少数, 在海外在“正道”上发展者也很多。这些被大浪冲走者的
人格和品质就真地很差,我想天下人会回答这个问题, 毕竟众人的
眼睛是亮的。
我对余杰(或冒名者)进行此等的道德批判不以为然,你们看看你们
(绝大多数)民运的臭样, 看看民运被广大网民骂成什么样子,是真的
没有眼睛还是装聋作哑,骂广大民众冷漠, 请自己先有做人的资格。
袁宏兵动辄拿“良知”和“正义”的旗号就是民运冠于颠倒黑白的好例证。
你干什么不好, 搞什么政屁呀!也许是薛伟说的好, 12亿中国人都有权
搞政屁。 也是, 这些话已足以证明民运人士的水平。
人们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不从一个方面,有人说, 文如其人。
此话有道理, 但有时仅看文章又会给人误导。如吴弘达和胡平的文章都
很有文采, 但在个人品德上, 对他们实在不敢恭维。又有“观人观其友”的
说法,此话不可全信, 也不可不信。 对和那些民运烂污搞到一起却
表面清白的人, 时间已证明其中许多人与拦污民运是一路货色;又有
观人观其像, 人不可冒像等说法,袁宏兵的面像就露出很浓的邪气,
徐水良说袁宏兵学校的学生很多人在骂他, 我比较倾向于学生们说法的
真实性。一个嘴上大讲“良知”和“正义”的人却是满脸的邪气, 无论如何
这有点让人不可思议。袁宏兵让人札一看来有点像张一谋,可张一谋比
他可要面善多了。
最终促使我对袁宏兵说两句的还是他搞的那个《纲要》,都写的
是什么呀!套话连篇, 无任何新意, 更无任何有深度的和提纲协领性的
东西。最实际点的袁宏兵还是先把他那个政党联盟搞好,条条框框放到
你那个政党联盟上最合适,你民运搞得一团遭, 有何资格谈什么国家
层面上的纲要?!
不过, 我知道我说这些都没用。所谓物以类聚, 正是袁宏兵本身
人是这样的才会搞“政治”(PS,他在出逃前从未搞政治),才会搞出那个
假大空的东西。哎, 民运,没戏!该玩的都尽情玩去吧。可你们在玩之
前还是奉劝你们腰下留情,不要践踏“良知和正义”这些神圣的东西。否则
你们就如警察知法犯法一样再缺德不过了。
附余杰的文章
“金盾工程”与学自联“海龟”
余杰
二ОО三年九日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接见全国“金盾工程”专家代表,并与之合影留念。我在央视的“新闻联播”中看到了这个画面:黄菊面带中共高级官员惯有的“计划经济式”的笑容,与这群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重要专家握手。众人则一律鼓掌欢迎。这则简短的新闻并没有引起普通公众的注意,大家以为这不过又是有中共特色的“文山会海”中的一滴浪花和一点尘土而已。
央视报道说,黄菊勉励大家精心规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确保“金盾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为加快国家信息化进程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开展了“金关”、“金税”、“金卡”等信息化工程建设,有力地推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公安信息化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应用领域,全国公安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是中共国电子政务建设的十二个重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之一。“党中央、国务院对公安信息化高度重视,把‘金盾工程’作为国家信息化重点建设项目进行安排,并批准了‘金盾工程’的立项。”
然而,“金盾工程”的实质并非如同新闻报道中的那样冠冕堂皇。我在电视上发现,那些参与“金盾工程”的计算机专家,许多都身穿制服,显然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军方、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人员。看到这一场景,我不禁想起了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第一圈》。当时的苏联就是一个布满克格勃特务的帝国,公民的电话和信件随意受到监听。而监听者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宏大叙事”来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第一圈》的开头是写一位中级官员听到了将清洗他的老师的消息,出于师生之情,他偷偷到外边的公用电话亭给老师家打了一个报信的电话。这个电话被克格勃监听到了,但是要辨别声音的归属,还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在由克格勃控制的“古拉格群岛”之中,就专门有一个地方是从事这一研究的。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在各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洗的科学家,他们被强迫从事类似的研究工作。因为他们还有使用价值,所以他们在“古拉格群岛”中的待遇还稍好一些,也就是所谓的“地狱的第一层”、“地狱的第一圈”。小说的最后是窃听中辨别声音的技术终于研制成功,那名泄露国家机密的官员被揪了出来,送进了“古拉格群岛”的另一处。当时,苏联的统治者认为,依靠监视、依靠压迫、依靠暴力,依靠恐惧,就可以让苏共的独裁统治永远维持下去。他们认为自己的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坚固的帝国。然而,强大而坚固的苏联帝国终于灰飞烟灭,苏共也成为大多数民众唾弃的政党。苏联的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后才意识到:历史的推动力不是对暴力的使用,而是人类对自由的追求。
今天的中国继续走在前苏联的不归路上。投掷数百亿的“金盾工程”,也就是要把庞大的中国变成活生生的“一九八四”。这一工程成功之后,将实现对全民的严密控制,从网络、电话、信件到所有的活动,都成为“老大哥”眼皮底下“公开的秘密”。美国互联网独立研究专家格里格·渥尔顿(GregWalton)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的金盾工程》的长篇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到2009年,中国安全部门对每个人的监控可以深入到每家每户。在电话上一开口,声音就被识别出来;一上街,摄像机就能确认你。即使不是全国范围,至少在城市里,公民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受到监控。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一次贸易博览会上,中国的保安机器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字监视网络,连接全国、地区和本地保安机构,能展示全景的监视网络。北京的构思是一个以数据库带动的遥距监视系统——能够实时取得全中国每一个市民的登记记录,同时连接庞大的摄影机网络,确保可以加快警察对付示威的应变时间。
格里格·渥尔顿指出:“一个庞大的智能监视网络所需科技其实复杂到惊人程度,无论如何,由于方案是模仿人类智能,所以我们可以用每个人熟悉的术语来类别这个方案:北京有意要的‘金盾’监视网络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在中国,网络自由成为中国政府最惊恐不安的领域。一旦信息在网络上自由流通,一旦上网的人数超过一亿,中共长达半个世纪精心营造的谎言帝国就将面临崩溃的下场。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类,这将是专制与自由殊死搏斗的一个领域。格里格·渥尔顿在报告中披露说:“2000年五月,国家安全部在中国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装设了两个‘黑盒’——专门监视追迹个人电子邮件内容和活动的设备。再者,政府官员正与深圳大学的专家发展一套‘电子邮件过滤系统’,能够在没有收件人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察觉和删除‘不必要的’电子邮件。最近,公安部更参与建立虚假的代理服务器,以便监视那些意图回避官方防火墙的网民。”在这份报告中,格里格·渥尔顿批评了某些西方跨过公司位中共提供技术的“不道德”的行径。他列举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利用西方的监视技术实施大搜捕的事实:“紧随1989九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国政府折磨和审问了成千上万的人,试图找出组织示威的人。即使学生和工人能够反抗秘密警察的恐吓,那些倒霉示威者并无匿名机会。整个天安门广场均装有英国制的监视摄影机网络,设计用途为监视交通流量和调整挤塞。这些摄影机记录在坦克车进驻广场前几个月在广场内发生的每一件事。在其后日子里,这些影像反复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几乎所有违反者均是被这个方法认出。SimensPlessey公司制作和出口这些摄影机,而世界银行负责支付安装费用,两个机构均表示他们从未想到他们的‘中立’科技会这样被应用。”格里格·渥尔顿警告西方政府说:“政府必须认清楚,科技不是中立的——它是变色龙,而且会随着环境改变颜色。”
在“金盾工程”实施的过程中,除了某些惟利是图的西方高科技公司的介入之外,还有许多中国的“海龟派”的积极参与。他们大多是近二十年来到西方留学的青年知识精英。与五四时代远赴重洋留学的先辈不一样,他们缺乏理想、激情、道义和伦理底线。他们觉得参与这样的事业是人生价值的实践方式之一。有意思的是,身份暧昧的中国亚信科技公司也是“金盾工程”的重要参与者。这家公司虽然表面上看是由一群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创办的,但实际上却有着相当的官方背景。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亚信科技的董事长丁健经历极其跌宕起伏。
丁健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八十年代中期赴美留学。1989年“六四”惨案爆发之后,他曾经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到中共驻美使领馆门前去表示抗议。后来,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积极参与全美学者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活动。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丁健突然淡出民运圈子,与一批在海外留学时结识的朋友回到国内组建了亚信科技。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亚信科技奇迹般地成为拥有数十亿资产的一家高科技集团公司。而其前任老总田朔宁,后来成为中国网通的老总,据说与江泽民的公子江绵恒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电信大洗牌中,网通竟然将中国电信在北方的半壁江山通通收入囊中,演出了一出“小蛇吞大象”的杂技,令业内人士惊叹不已。丁健本人虽然没有田朔宁那样的人脉关系,但他积极参与“金盾工程”等事务,同样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在近两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一直处于六、七十名的位置上。
丁健的转变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香港著名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的主人公许文强。由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早年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积极参加反抗军阀的学生运动,他的初恋情人还在一次游行示威中死于警察的刺刀之下。但是,当他来到上海之后,他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接受了上海滩的“血酬”原则(吴思语),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力量才是唯一值得信赖和信仰的东西。为了权力和金钱,许文强不惜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终于成为上海滩的霸主。这一人生轨迹正是九十年代之后许多经历了“八九”民运洗礼的青年留学生的人生轨迹。由带领民众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先驱蜕变成为参与剥夺民众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的帮凶,这个过程的完成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丁健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高级公寓中,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网络上畅游。即便在北京的居所里,我相信在他居住的高级“涉外公寓”中,一打开电视就能够看到美国和欧洲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他不觉得中国有什幺不自由,也就不会为自己参与“金盾工程”而感到有丝毫的内疚。还有更多的没有丁健“成功”和“著名”的“海龟”们,大致也是同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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