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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 任不寐 : 90年代的精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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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 任不寐 : 90年代的精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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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 任不寐 : 90年代的精神出路 (428 reads)      时间: 2002-5-14 周二, 下午8:33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90年代的精神出路



任不寐



最近在乡下闲居,才有时间将“思想的境界”上的文章下载下仔细研读。觉

得收获非常之大,一方面是是学理上的认知,另一方面则使我重新审视自己

对90年代思想界之理性深度和道德高度过于悲观的判断。感谢主,90年

代中国知识分子并非完全交了白卷。即使在那些“公然污辱世界的智慧和我

们的良知”的事件上,知识分子并非完全耻辱地缄默着,也公开存在着不同

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是微弱的。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往往有一种80年代情结,因此过高估计80年代的

思想水平和自由程度,而贬低90年代的精神界。事实上,90年代中国精

神界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话语立场上,都实现了深刻的转变,思想终于成为

个人的思想和民间化了,而不再是80年代主流话语中的一个合唱者,一个

其中的激进派发出的刺耳的音符。更为重要的是,之所以存在这种转化,是

因为90年代的精神界存在一种耻辱感,耻辱感和抵抗耻辱是90年代的思

想最鲜明的特征。如果说80年代中国的精神自由是乞丐式的自由,90年

代同样如此,但其间还是有一个区别,至少90年代开始了对这种局限性的

反省,在这种反省中突破了、或象征性地突破了思想的绝对危机。此外,传

媒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互联网络)使90年代的思想自由拥有了更多的可能

性,柏林墙依然存在,但已经成为一种可悲的笑料,它可以糟蹋一些自由,

但再也无法活埋(所谓“消灭在萌芽状态”)自由。



90年代因其特殊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课题,其思想史和政治史同样值

得作为专项课题来研究。(90年代应该记住李永刚等先生,他们为90年

代的思想建立了最丰富最真实的资料库)我在那本未能出版的《90年代精

神档案》一书的序言曾感慨:“90年代是无人怀念的年代,它在结束之前

就结束了”,现在看来,与其说90年代是当代思想史上失踪的十年,不如

说是“抵抗耻辱的十年”。“抵抗”因其被动性质在学术创见上可能是无所

建树的,它被迫援用近代史上的思想资源来捍卫自己的底线,对抗实用主义

的侮辱。这场侮辱是从11年前那场悲剧开始的,这是90年代思想界的原

罪。我们看到,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事实上都是从近现代史中

“现代性”中汲取思想的。



然而,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二元论划分可能忽视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第

三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的是“中间偏右”的一些独来独往的思想者,他

们以圣经文明的精神资源为依托,来反思中国自由之贫困以及中国自由之可

能,90年代的耻辱感在这一学派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彰显。这一学派在年长

一代中有何光沪等先生,中年一代以刘小枫先生为代表,可能还包括朱大可

先生、茉莉女士等等。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中,我所了解到的有邵

建先生、任不寐先生、摩罗先生、尹振球先生、萧瀚先生、李柏光先生等等。

年轻的学人中可能大多数人没有经过严格的神学教育,他们多是通过“向自

由忏悔”(任不寐)和“寻找精神出路”(摩罗)这中生命体验而走向耶路

撒冷的。这一学派与教会学派不同,他们可能更多“处境焦虑”,更多在

“奥斯威辛以后的神学”或“自由主义神学”那里找到共同语言,而为教会

神学派垢病为“实用主义神学”。与此同时,他们也批评专务灵修、固守神

正论教义的的教会神学是“神学犬儒主义”。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都反对

偶像崇拜理论的乌托邦观念,都认为人类自我拯救是不可能的,人完全免除

不幸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上帝主持的审判中人才能实现彻底的解救。但二者

之间存在分歧:这个新学派认为人虽然不能免除不幸,但可以免除不义,可

以对此岸世界进行“相对改进”,但这种相对改进的能力不是一种权力,而

是基于原罪而产生的责任。教会神学完全否认人的责任,因而被批判为无视

人身上存在的神性特征,将人和动物降低在一个位格上,并不符合神的话

(参见《创世纪》)。



这个新学派作为一个学派还不够“强大”,还在发展中,但毋庸置疑,它将

在新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从神学史角度,可以称这一

学派为“忏悔神学”,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称之为“神学自由主义”。如

果说,新左派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最好的社会制度”,自由派的目标是建立

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而神学自由主义试图说明:建立“最不坏的制度”

如何可能(如强调西方的自由制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经济理性存在道德约束

或宗教平衡),并声称,“最好的制度”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表现在此岸

的自由的、信仰式的精神生活中)。



“神学自由主义”同样是当代精神返回近代历史上的精神资源的回家之旅,

但它更多不是对既存的近代文化传统的援用,当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

宗教资源,但显然是有限的。“神学自由主义”不仅是对这种有限精神资源

的记忆,也是对这种资源有限性的记忆。



90年代已经敲响了自己的晚钟,但显然,90年代还没有结束。时间观念

在自由派和新左派那里都是线型的,他们以各自的理由期待着属于自己的新

时代,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苦心经营着实践的出路。对于神学自由主义而言,

90年代是我们存在的一种永恒的真相,我们只有在信仰实践中而不是在时

间序列上才能超越时代的精神病痛,没有人有义务,也没有人有权利说服他

们成为“新时代”的“历史代价”。90年代的政治实用主义是否是对上述三

种精神自由的惩罚,是否是知识分子因自身的道德缺陷和理性缺陷而赢得的

惩罚,我还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90年代的精神生活

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的,即政治生活完全丧失了精神。毛时代对精

神生活的蔑视是通过政治迫害主动消灭的,而今天,对精神生活生活的蔑视

则来自动物哲学或小市民智力的冷嘲。精神自由不再是与意识形态进行争论,

而是面对牛二式的仇视和黑手党式的杀害。理解90年代的精神状态,必须

理解这个背景。90年代的精神是无精神的世界的精神,它不仅要确认自身,

而且面临着对实用世界的话语翻译的独特困境。



90年代的精神是困境中的精神出路,它找到了一些出路,但背后却是市民

社会在酒吧里的哄堂大笑。精神出路还不是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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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评论〕



神学自由主义,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



作者:李青



我一直在思索90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与80年代的到底有那些本质的不同。

最近任不寐先生的《90年代的精神出路》一文给我思索的问题一个答

案,在任先生看来,90年代思想界的思想出现个人化和民间化、网络技

术扩大了自由度、有着耻辱感和抵抗耻辱等等的特色,但最根本的却是

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第三条道路”:这些“中间偏右”的独来独往

的思想者,他们以圣经文明的精神资源为依托,来反思中国自由之贫困

以及中国自由之可能。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称之为“神学自由主义”。

无疑,神学自由主义在80年代几乎是个空白。除了神学自由主义之外,

90年代还有那些值得称道的区别与80年代的地方呢?我在这里试举几个

特点与大家共探讨:



1。批判的深度大大增加,所依据的批判的武器也更加精致化。80年代

留下的思想原种,90年代实际上一直在薪火相传,故而有人说这是“复

述80年代的话语”。然而比起80年代的情绪化、反传统和唯理主义倾向

外,9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更加温和、理性和注重经验主义。萧功秦先

生所指的类似康有为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是80年代大多数自由主义

者的写照,狂热、理想主义、企图全盘颠覆传统体制和思想,而所有这

些思想和性格上的特征实际上在于80年代思想者们思想背后的思想,仍

然是传统的唯理主义,也就是说,正是拿着敌对者的思想模式和方法论,

在反对敌手,在建构新社会。90年代以来,哈也克、波普、哈维尔的出

现、普及和宣传,真正是在根基上对计划经济、专制主义、建构理性主

义进行了清算,这种清算对90年代自由主义者自己的影响比对专制主义

的影响大的多,因为92年之后已经提出了市场化的口号,而对共产主义

的批判实际上早就大家有目共睹,哈也克、波普等人的最根本的意义在

于给9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方法论,一个指导自由主义者的属

于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法反对以建构理性主义的模式来建

立民主和自由,在此意义上,实现中国的自由主义就要反对与传统的彻

底决裂、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乌托邦。思维模式的改变就使90年代自由

主义者对社会、对自身的建构、专制主义及其方法论的批判深度已经是

非常之深、80年代无法相比了。



2。90年代的思潮派别丰富,自由主义者吸取的资源也是很多。象新左

派的崛起和当代民族主义的颇有市场都是80年代所没有的,新左派对下

层公民的关注、对国际资本和当权者的勾结等问题的思考,是非常有新

意的。真是这种左的思想话语的影响,使9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思想整和

也与80年代有所不同。例如秦晖先生就是个特例,他就特别关注中国的

农民和工人问题,关注正义和平等,他在丰富着中国的自由主义。这与

80年代因愤恨农民起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而蔑视农民和工人的自由主义者

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秦晖先生也没有放弃革命的权利和理想主义,但

是这种革命和理想主义首先不是“新左派”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和理

想主义,也不是建构理性主义的革命和乌托邦,他是自由主义者建立在

经验主义之上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行动。他完全不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运

动。正是对各派思想的整和,才使90年代自由主义比80年代丰满、深刻

的多。



3。自由主义者的传播方式有了更改。象任先生说的在网络上的传播就

是一大不同和进步。其实当时由民间书商出书的创举也是80年代所没有

的。虽然也有宪政译丛、公共论丛等类似80年代的书刊,但在广大民间

颇有影响的还是余杰、摩罗和朱学勤、徐有渔等人的丛书,这些丛书大

多是随笔,有一定的文学性。这种出书方式说明了相对80年代已大为发

展了的市场经济对思想自由度的扩展开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文

学随笔等文本也说明了自由主义学理的表达方式更加的多样化。



90年代到了它时间上的尾声,我们和任先生一样,在追问90年代相对于

80年代的进步的时候,想看看薪火相传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十

足的进展,自由、民主、宽容、正义,这些高贵的理念在中国什么时候

才能实现,如何实现?而抛弃急功近利的心情,我们就会发现比起80年

代相对寂寞和困惑的90年代,实际上在悄悄地为新生时代的到来作着溯

本清源、整和包容的艰巨工作。

神学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神学?



作者:思路



最初发表:信仰之门论坛





存档注:本文为思路回应基甸《精神困境与精神出路--读任不寐等兄的文章

有感》的帖子。基甸原文存档于:

http://noah.ccim.org/archive.nsf/0/130963fba4f6fa4d852569bc006dc610





关于神学自由主义的提法,我想这里任兄提出这个概念的语境是在政治的取向

之中,即他所谈到的三条道路。因此“神学自由主义”的侧重点是在神学取向

的自由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取向的神学(即自由主义神学),或者说是从基

督教信仰提取资源的自由主义,这不同于新左派,但也不同于如罗素、哈耶克

等人的世俗自由主义。这确实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资源和开辟了新的

出路,从知识分子基督徒或对基督教有相当好感的知识分子来看,他们的政治

取向是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从任兄的〈九十年代的精神出路〉中提到的一

些名字来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倾向于自由主义,但他们的神学却是十分多

元化,也很难将之归为“自由主义神学”。



但任兄后来又将教会神学拉出来与神学自由主义来对立起来互相批判,这样就

使“神学自由主义”的界定产生滑移,成为“自由主义神学”。这个滑移以及

简单的两分法导致了自身概念的模糊。事实上,就国内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而

言,他们的政治理念也是与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相近的。但其信仰根基却是

完全福音派的,而不是任兄所说的“神学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神学”。



因此,任兄提出的“神学自由主义”提法是否可以商榷?这样的提法是否只是

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层面上?而不是在神学上与“教会神学”的分野?



另外,关于“自由主义神学”,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神学上的自由主义与政

治上的自由主义,有没有什么联系?或者更直接地说,神学上的自由主义取向

是否会引向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不成立的。实际上,自

由主义从基督教信仰所提取的资源,恰恰不是神学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而是基

督教信仰的一些基要核心。具体而言,其一,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人永

远不可能成为上帝。人对自身罪性的认知和对上帝的敬畏,是基督教平等观的

起点,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灵魂、精神、道德或存在意义上

的优越性或等级之差,于是也就自然否定了地上所谓永远正确的“伟大领袖”

的权柄,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也就成了自然的取向。而有些自由主义神学甚至开

始否定人的罪性和上帝的超越之神性,从而丧失了这一思想来源。其二,人有

天赋的自由意志,自由并非人赐于的,而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参《创世纪》,

没有人有权利剥夺任何一个个体的自由,尤其是心灵/思想/灵魂的自由,而灵

魂/思想的自由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真正内在前提,而且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自

由的丧失是首先从内在自由的丧失开始的,朱学勤先生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

拷问》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

惩罚。马克思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神学界,在49后的政治运动中,就中

国的基督教界(或神学界)而言,真正得到内心自由的,不是自由主义神学家,

而恰恰是基要派或福音派的教会领袖,他们被囚禁在监狱里,虽然失去了外在

的自由,但因着对上帝信仰的坚守而从上帝那里获得内心的真正自由。而相反,

自由主义神学家们却因为在信仰上没有真正的根基,在生命或思想上缺乏一个

“不动点”,虽然在外在的形式上是不断地大胆地走向“自由”,而实际上只

是一种退却的自由、妥协或投机的自由,内心依然没有得到释放,事实上他们

的政治取向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权宜主义,在历史中表现为“旧左派”。我

个人看法,神学上的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并不直接相关,在政治禁锢

时期甚至更可能会背道而驰。



确实如任兄所言:“精神出路还不是回家之路”,“神学自由主义”对政治社

会的取向,是否因为强烈的外在关注而忘却了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因此,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这第三条道路,是政治、社会的道路,而不直接是心灵的道路。

而在上帝里面的心灵/灵魂的道路,才是真正的回家之路、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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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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