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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反潮流”英雄李庆霖,张铁生,张玉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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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70年代的“反潮流”英雄李庆霖,张铁生,张玉勤
作者: 蚂蚁说话
历史是宽广的,它包容着所有纷乱与平和的时段。在历史的眼中,上世纪的70年代像个命运多舛的弱儿,是迥异于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的。那个年代里没有枪炮的烽火在人们眼前喧嚣,口号声震聩着每个人的耳朵。所有人的心灵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激情鼓动,他们高昂着头颅,紧握的拳头向天空高高举起。
“文革“的历史离我们逾远。在这场运动的怀抱中有人死去、有人出生。有的人被写上丰碑,有的人却在历史的潮头像一朵浪花转瞬即逝。在这10年的动荡局势里,1973年可被追溯的事件并不引人注目。但有三个人物的行为酝酿了当年度最喧嚷的口号--“反潮流“。
一、 李庆霖
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他却是全国1700万的下乡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都不能忘怀的人,李庆霖是福建莆田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师。
他的子女下乡插队到了福建最贫困的山区,仅凭微薄的收入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其实这是当时社会极为普通的事情,生活艰苦的知青何止他们一家。但作为一个父亲,李庆霖的添犊之心是能够被人理解的。1973年的3月份,他以无可比拟的勇气向毛主席写信要求解决自己下乡子女的生活处境。
他在给主席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直柬自己生活的困境,哭诉“无米可炊“。他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向毛主席倾诉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他的信在毛主席游泳的时候被转达,看过信的毛主席心情像他刚刚游过的水面不能平静。他当即复信李庆霖誉他为“反潮流“的代表人物,并诚恳的回答“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从他的稿费中取300元汇寄给李庆霖来“聊补无米之炊“。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中央将毛泽东的回信作为文件发到全国。一时间李庆霖被宣传为“反潮流“的英雄,他的“告御状“之举促使中央高层领导及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随着千万知青命运改变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变化: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主任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他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英雄,然而在这个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被推在风口浪尖上的李庆霖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困难的。小学教员出生的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与城府,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他乡村小知识分子的弱点便显露出来。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表态。江青等人正是利用了他政治愚昧的弱点,让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反潮流》的文章,借以当引线点燃了全国性的“反潮流“之火。
而他在变幻诡谲的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文革结束后,李庆霖于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正式逮捕。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时间,他便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在闽北崇安县劳改农场度过17个春秋的李庆霖于1994 年3月提前出狱,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
二、张铁生
“反潮流“的火迅速的蔓延到全国。在随后的日子里,更多的无知的、亢奋的人把“反潮流“的大旗举得更高。
张铁生是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队长,他在参加6月份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试时,几乎交了白卷。张铁生此次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张铁生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他在考卷的后面抄录了事先准备好给领导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势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络,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支那是过于利已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缺席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都是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他的信引起了当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注意,并将张铁生的信在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上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刊物都予以转载,《人民日报》还以《敢于斗争的年青人》为题表彰了他的事迹,从此改变他的一生。他被批准进入辽宁省农学院学习,接着突击入党。张铁生受到江青等人的亲切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
张铁生遂由一个不起眼的下乡知青,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俨然是“反潮流“的代表人物了。但是他的政治生命很快就走到了尽头。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铁生也随即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被清除出党,撤消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三、 张玉勤
张玉勤既是“马振抚公社事件“的引线,同时也是此次事件的牺牲品。她并没有过多的影响事件的发展。然而有些人却利用了她的死把事情推向了逆流里。
7月10日的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进行英语期末考试。张玉勤因为平时学习成绩不理想,答不出题,就效法“白卷英雄“在考卷的背后写了六句话:
“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7月11的上午,判卷老师把张玉勤的考卷交给了班主任杨天成,杨找她谈话,道明了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让张玉勤在班上做检讨。她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拒绝检讨。杨在同学面前批评了张玉勤。并在当晚的班主任会上,向校长罗长奇做了汇报。
7月12日的早操后,罗把全体学生集合到一起,不点名的批评了张玉勤的白卷行为,就在这天的早饭时间,张玉勤称病让同学代请假离开了学校。
7月14日,在离学校五里外的水库桥下发现了她的尸体。经唐河县公安局验定为自杀。事情发生后唐河县委、南阳地委及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多次派人调查并向省教育局做了报告。同时上报给国务院科教组。
江青在《人民日报》的内部文件中得知事件后,私自派出手下工作人员。来到马振抚公社,从新的的调查并炮制了一个“黑材料“,材料里称张“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为了把这个学校打成“复辟““回潮“的典型,捏造了很多虚假消息,“张玉勤所在的班一学期数学课大小考试达十八次之多、语文考九次,其他科目每天考一次“。认为张在考卷后面的六句话是“因为对学校以考试整学生的不满“。给马振抚公社中学扣上了所谓的“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复活旧的教育制度’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等大帽子。
事件的亲历者杨天成、罗长奇本来对张玉勤的自杀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们的错误只是属于工作方式和作风的问题,而“四人帮“却把他们当反革命分子逮捕,判处两年徒刑。与此同时,唐河县在迫于江青的压力下,大办学习班揪斗“罗、杨式人物“280多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的影响。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中央同意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错误文件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认为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的,并由此制造了许多冤案,并要求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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