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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测字说开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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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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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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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测字说开去
芦笛
见大旗谈测字谈得来劲，忍不住技痒也要来胡说一番。
却说当年小芦热爱古典小说，迷信货装了一肚子，非常羡慕姜子牙那种神人，心血来潮，袖占一课，即能预知吉凶祸福。忽一日从祖上传下来的破书中刨出一本算命、看相、测字的书，如获至宝，立即熬夜攻读。其中算命和看相部份大概是李渔的弟子写的，尺寸斤头交代得十分明白，不难照猫画虎去推算一番。看相部份还有各种图画指示，虽然比不上任伯年的木刻，却也明白如画，只是有些地方小芦因为年幼，看后不甚了了，如说女人阴毛多者性最淫云云。而测字部份则云天雾地，不知那葫芦里卖的什麽玄虚。不管怎样，我还是生吞活剥、茹毛饮血地咽了下去，自觉成了半个入云龙公孙胜，立即拿到班上去卖弄。
彼时正值初中毕业，上山下乡那时虽尚未成为强制性国策，却也已开始提倡。同学们都有些惶惶，我的算命摊子立刻门庭若市。可惜顾客中没谁知道自己的阴历生辰八字，无法让我为他们推算，而相面只能作终生预言（老吃，这里再给你提供个弹药：中文无法区分“prediction”和“prophercy”，前者是科学预言，后者是耶稣、穆罕默德之类预言家的绝活，两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却无法用中文区分），人家问的是升学前景，这可是我那相面书上找不到的。无奈只得跟他们测字。小芦彼时虽小，却也悟出这玩意儿完全靠术士凭机灵临场发挥胡说一气，说对说错如同画鬼，没个标准来作判决。我从小打字谜就有两下子，那里面大有我腾挪的余地。
来请教的两个顾客一个写了个“桥”字，另一个写了个“面”字。我略作沉吟，立刻就想出了答案。我告诉那位“桥”兄说：“恭喜恭喜，你高中了。君不见桥字拆开了就是乔木两字。咱们初一学植物时就知道乔木是长得高的树，灌木则长不高。对不啦？所以你一定没问题，等著看好了。”我对那位“面首”说：“唉，你呀，没戏！你不看那面字里是一把梯子让墙给四面围住了，跟个囚犯似的，想爬也爬不出来。所以这次你甭管怎麽努力也考不上。”
等到后来放榜，半入云龙小芦算得一点不错。“桥兄”高中，“面首”落第。俩小子佩服我佩服得了不的。他们不知道那是明摆著的：桥兄天生是个为考试制作的料子，学习上死苦，基础非常扎实，考不出高分来，却决不会考砸。面首家庭困难，顾不上学习，一路补考上来，哪有考上高中的道理！我当时还没测就有了现成答案在那儿，剩下的问题无非是用小聪明把他们写的字穿凿一番，愣往那结局上靠罢了。如果面首写的是“桥”字，我就要胡说那是想“高”而“夭”（注：繁写的“乔”是上“夭”下“高”），过不了这道关。而如果桥兄写的是“面”字，我就要胡说那是“无厌之靥”，笑个没完没了，肯定是“好事近”。
说起来，老芦终生不相信这些屁话，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彼时虽小，却也看透了这套玩意儿。和小芦最拿手的平面几何题不同，一个字写出来可以有多种解法，这些解法给出的答案可以是完全矛盾的，却又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去判断它们的对错，正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一个受过逻辑训练的人怎能还相信这些东西？
及至后来年纪大了，才渐渐悟出了这些腐恶玩意在中国永盛不衰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人不懂逻辑思维。小霜说东方思维是注重综合，西方注重分析。在我看来，此话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东西方思维特点，我其实早就在《鲸鱼》帖中说过了：
“东西方思维的区别，一言足以蔽之：西方脚踏实地，东方天
马行空。
有时我异想天开，幻想如果外星人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分别来
到东西方，开著小车兜了一趟风，然后扔下车走了，当地人的
反应又会如何。老英们的反应是不用说的：他们一定会老老实
实地把那玩意儿一点点拆开，一个元件一个元件地研究过来，
然后又把它们拼装起来，最后琢磨出它究竟是怎麽回事，这就
是他们拿手的‘分析’和‘综合’。咱们的老祖宗们的反应也
可以猜出：他们一定会把那奇肱国的飞车供在大屋顶神庙中，
然后就回家闭门冥思苦索，用阴阳五行加上‘理’、‘气’、
‘血’、‘脏腑’、‘经络’等等玄妙的观念来解释它的工作
原理，却到死也决不会想到去拆开那玩意儿，看看自己的猜想
到底对不对。”
的确，从加（人加）利略开始，西方思维的特点就是实证主义。基于细心观察，用逻辑思维去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假说，然后再用观察和实验检验这些假说。屡试不爽的假说便成了定律。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得出的定律，都是可以重复证明的。所以无论人家的理论如何艰深费解，都可以用适当语言讲明白，而学生只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也就都能理解，不存在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形。
东方的玄学思维搞的却是超验的神秘主义模糊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不讲实地验证，提出一个论点既不需要逻辑思维，也从来不需要证明。古代的例子我已经在《中国人会思维吗》中举过，诸子百家的书就是最好的样品，此处不赘。现代的例子只要翻开小红书便每条都是。这里信手拈来两个在文革中对中国人民影响最大的例子：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麽事情也办不成了。”
这里的“群众”和“党”毫无明确定义。文革中，被老当（当权派）们操纵的老保们说他们保的老当们就是党，不能怀疑他们，而造反派就说老保保的是走资派，根本不能代表党。就为这个公婆各有理、一辈子也扯不清的混帐，两派为此进行成年累月声势浩大的宣传战，用的纸张不知花去了国家多少森林，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冤孽透顶！就算有了明确定义，那道理还是照样没法讲清楚：为什麽要相信群众，为什麽要相信党？难道群众和党就永远不会错？
令人吃惊的是，从来就没有人问过这些问题，说明我们的人民是何等地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一堆又一堆的口号，以致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以口号治国的国家。百姓根本就没有理性辩论的传统，如有观点分岐，便只知道恶骂和污辱对方，骂不出名堂来便继之以打，用拳头、棍棒甚至枪炮去压服对方。这就是整个文革中两派干的事，到现在还有郑义这样的好同志出来歌颂“另类文革”！不难想象，要在这种愚昧国家不经“训政”贸然实行民主，惟一的结果只会是大乱。
第二个例子：“不破不立，破就是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当年八亿人民包括小芦在内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这“破旧立新”乃是世上最荒唐不过的口号。难道说火车汽车这些新事物最先出现时，西方竟然出动红卫兵去将马车悉数破坏？录音机问世之前，是否人家又象咱们烧毁盗版光盘似的把所有的唱片都给毁了，以给新生事物开道？
因为没有实证主义的民族思维传统，所以随便勾画一个革命理想扔出去，神州大地上都会有无数人去为之傻傻地抛头颅、洒热血。共产主义本是一种假说，它是否会如老马说的“必然”实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被发达国家无一卷入“世界革命”的事实严重质疑。而且，老马的社会发展史假说当初根本就没有包括亚洲在内，是基于欧洲的经验提出来的。就这麽著，咱们还愣是就在根本没有西方式的无产阶级存在的前提下搞起共产党来，而且一直搞到六大，我党才搭帮布哈林的聪明脑袋想出件对口专业来干干，那就是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这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去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到底说不说得通，也就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质疑过！
就连所谓知识分子的顶儿尖儿也是一塌糊涂。郭老才子对我党的最大贡献，据说就是中国古代分期，把春秋以前算成是奴隶社会，以后算成是封建社会。其实费正清早就指出，中国人用“封建社会”这个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学术笑话（说明，人家不是这麽说的，这是老芦的“文学夸张”）。马克思说的那种封建社会，是指类似英国那种以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没有人身自由、领主实行长子继承制为主要特点的社会制度，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种社会。西方因为防止遗产分散，规定只有长子可以继承财产，造成了大批穷贵族。这些人迫于生活就去搞贸易、航海等等五花八门的勾当，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发展。光是这点细微的输入差别，就造成了系统巨大的输出差别。用中国那种传统社会去硬套西方的模式，实在是滑天下的大稽。而为这莫名其妙的把戏，范文澜和老郭争到死去活来，让人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直到最近，李慎之老才指出这个问题，并得到《新文化论坛》上愚人先生的呼应，可见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等昏聩！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去疯狂反修防修、防止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复辟又有什麽奇怪的呢？
因为不讲究实证，在面对某种现象时，传统思维只有两条路：或是不去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把现象当成了活该如此、不容质问与探索的终极原因；或是强暴因果律，不管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凭心血来潮就把不相干的事愣是给拉在一起。
前者的例子见于古人的宇宙观。据说混沌初开后，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天地就是这麽分开的。这种宇宙观流行数千年，所有的人都认为轻的就是该上浮，重的就是该下坠，这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不必证明，更不必去寻找原因，问个所以然。象牛顿看见苹果“重浊者坠地”，去苦思原因而最终发现万有引力的事，在咱们传统社会中便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出现，因为咱们没这习惯，愣要去理所当然的现象后头找原因。
后者的例子以算命、看相、测字最为典型。本来，甲现象要成为乙现象的原因或预兆，必需满足一定条件，即甲先乙後或至少同时出现，无甲则无乙，等等。而中国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这个，哪怕是合理的思维都如此。郭沫若词云：“太阳出，冰山滴”，这前一事可以看成是后一事的原因，因为太阳发出的热量被冰块吸收，温度升高达到了熔点。《辩奸论》云：“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君子见微而知著”，也是预兆的两个例子。然而就连这种比较合理的判断，也给模糊文字弄成了无一例外的普遍归纳，这就大错特错了。在南北极，太阳出了冰山不一定就滴，而“础润”湿度大也不一定就会发而为雨。
算命和看相这些“预测科学”就更不用提了，它们以一事预言另一事的逻辑根据何在，老芦便想破头也想不出来。如上文说到的“毛多者淫”这个预言，到底是建筑在甚麽统计调查的结果上？毛发的浓密和性欲的强烈程度的相关系数又是多少？就算二者密切相关，那毕竟应该是统计学结论，总不能放之每个个体而皆准吧？至于风吹折中军令旗这个现象，谁又有本事发现它和晁盖中了曾头市的埋伏的逻辑关系？岳鹏举入狱前，梦见两犬对言，据说这就主牢狱之灾，因为“狱”字乃二犬对言。不知道鬼佬们如果做这样的梦又如何解释──“dialog between two dogs”可怎麽也跟监牢扯不在一起。一个人随手写出来的字，竟然能够预言他的命运，此种“预测科学”的惟一价值，就是它证明了费正清的说道：在古代中国，文字已经不只是一种交流工具，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实体，甚至可以成为崇拜对象。老芦想象力贫乏，实在想不出世上还有比这更荒唐可笑的东西。
从这些东西至今盛行不衰、甚至形成规模宏大的准宗教的现象来看，中国人不善于逻辑思维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严重的国情。讨论未来中国的改革，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中的问题，论者们似乎都不能忘记和低估这一基本国情。当然，我们讨论文字时也不能忘记民族的这一深厚传统，既不能象老吃那样把语言看成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而忽略了传统的强大力量，也不能象小霜那样对此问题认识不足，甚至以为那和西方的分析法比起来，算得上是一种什麽“各领风骚”的宝货。
200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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