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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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刘晓波：中国赌徒养肥了暴君胖子金日成
在1949年后的中国，毛时代曾经一度消灭了“黄赌毒”，人们过着清教徒式的贫困生活。然而，“食色，性也”，人的七情六欲是无法长期压制住的，压制的越狠越久，一旦有机会宣泄，就越发肆无忌惮。老毛一死，尽管中共政权仍然供奉“四个坚持”，但随着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大小权贵们率先品尝到“禁果”的美味，长期被压抑“食色之欲”爆发得近乎狰狞：公款吃喝每年都挥霍掉至少上千亿人民币，黄金宴、女体宴、婴儿汤……风靡一时；地下卖淫发展为600万暗娼的大产业，权贵们也成为“泡小姐”和“包二奶”的中坚，地下毒品业也生出铤而走险的胆量和屡禁不止的规模。
国人的嗜赌习性，自然也要弄潮于纵欲海洋，不要说赌马、赌球、老虎机、轮盘赌等地下赌博业的日益红火，即便是小小的民间牌桌也可以掀起赌博狂潮，搓麻声响彻东西南北中，平头百姓的小打小闹，老板官员的大开大阖，牌桌上的变相行贿，也已经成了权钱交易的家常便饭。
国人嗜赌的另一大景观是赴境外豪赌，特别是贪官们到赌城澳门、拉斯维加斯一掷十万、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挥霍，已经不是甚么新闻。据大陆的《法制晚报》1月14日文章《海外华商称有赌场的地方大都有华人赌客》介绍：在澳门，“赌场大都有中文翻译”；在英国，“华人每年在赌场输掉4亿英镑”；在美国，“华人赌瘾大几天几夜不睡觉”；在南非，“侨团活动甚至选在赌场举行”；在澳洲，“中国高中留学生也染上赌瘾”，在新西兰，“华人6年建起超市半年输个精光”。
该文还指出：“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从日本、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并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亚及欧美的庞大的境外‘赌博网’。”仅以澳门为例，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博彩研究厅厅长梁文润介绍说：每年的游客超过1000万人，七八成的游客会去赌场，华人占到绝大多数赌场的三分之二。国外研究机构统计指出，赌博网络每年吞噬亚洲国家约140亿美元，到201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30亿美元。
令人惊奇的，当今世界最贫困最暴虐最僵化的极权朝鲜，居然在赌博业上比改革了二十多年的中共还要开明，在与中国东北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接壤的朝鲜罗先市开办了“英皇娱乐中心”，以经营针对中国人的“赌博休闲游”为主要业务。据《新京报》1月5日的《中国人撑起朝鲜英皇赌业 纪检称出境赌博取证难》长篇报导说：五星级英皇娱乐酒店始建于1998年间，2000年开始经营赌场。旅游车出了延边口岸，只须行驶54公里山路，就能看到孤零零地立在海边的英皇七层大楼，很是醒目。酒店简介上的第一项就是“娱乐场”，拥有世界级的赌博游戏，如百家乐、轮盘、二十一点、老虎机等等。简介上还写着“机会就在眼前，稍有运气，阁下就可……”
该酒店只对外国人开放而朝鲜人不得入内,去赌场的外国人大都是中国人。仅2004年，就有5万人次从延边出境，专程赴朝鲜罗先市的英皇享受赌博的“休闲游”，每月大概4000人次，每天平均要有100多人。延边州纪委党风办公室主任李敬民的分析说，全年5万人次进英皇，按照最保守的计算方法，每人次输掉5000元人民币，英皇全年可赚取2.5亿人民币。延边州公安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不仅东三省的延边、沈阳、大连、哈尔滨，甚至内地的客人都“经常光顾”。
一句话，“是中国人在养英皇。”
如果说，国人赴境外赌博的其他国家，大都是资本主义“赚脏钱”，那么，北韩暴君金胖子也开办赌场，就应该算作“红色提款机”。《新京报》报导还介绍：据当地人说，英皇每年赚十亿人民币“根本不成问题”。在全部收入中，朝方要抽取70%，也就是7亿人民币。
然而，在朝鲜的极端贫困和极权体制之下，这台提款机所吞噬的中国人的金钱，大都进入了金家政权的大小权贵的钱包，挺着大肚子的金正日愈发肥硕，而饥不裹腹的朝鲜人民愈发骨瘦如材。
中朝之间“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先是“用鲜血凝成”：金日成打内战，毛泽东送中国人去当炮灰流血，中国付出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外交代价，扶起金家极权，换来却是金家父子的翻云覆雨。今天，尽管，两个没落的独裁政权之间，还保持着权宜性同盟，但“鲜血凝成”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纽带”，金胖子用对世界的“核讹诈”拖中共下水，中共用“金钱纽带”拉住金胖子制衡美国。而惯于走私、贩毒、绑架的金胖子，只讲利益而不讲情义，即便对中共也绝不收敛其贪婪和流氓，不但狮子口大开向中国要求“无偿援助”，且不择手段地开办对中国人敞开大门的赌场。
于是，中朝边界上的两国交易呈现出世界上罕见的景观：金正日源源不断地给中国送来了大量难民，而中国给金胖子的却是大把的人民币。
2005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的房价真呀真她妈的高
我国大城市目前的房价已经直逼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欧洲。 正在筹备中的上海至杭州的磁悬浮和跨海大桥，加上
上海至南京的地铁，将把长三角变为真正的人间天堂。从杭州到上海将只需几十分钟，从南京去
无锡苏州上海只要一顿饭的功夫。又来揭我党的伤疤了：人均收入相对于欧美那么低，房价却那么高，你不觉得
里面有问题吗？
正确的“宣传”应该是：
我国大城市目前的人均收入已经直逼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欧洲，而房价只有欧美的一个零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的房价真呀真她妈的高
赵紫阳先生在关键时刻不负责任的告病，差一点断送了千百万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千百万人被一伙汉奸蒙骗为俄国分裂中国卖命,这事实被揭穿是早晚的事。我给赵紫阳的评价：一九开。这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员获得的最高荣誉。
本来是零十开，但人家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拿了一分。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出他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同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天意已决，亡党在即。我不自救，更待何时？ ----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衆，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衆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爲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吧！
（大纪元2005年1月12日）
凡我子孙当铭记毋忘共产党的血海深仇
送交者: 罗平/德国 于 2005年1月15日, 20:07:12:
历史不应遗忘,悲剧不能重演! 自共产党政权窃据中华大地，我罗家三代先后饱遭残害！
一． 一九五零年，属法国租界的湛江刚刚“解放” ，共产党立即扣押商家财主，幸好我父当时身在广州，姑父成了替罪羊，被关押数月之久，家族的英华金铺、信昌烟行及东安祥绸缎布匹行等产业全被共产党以莫须有罪名侵吞，罗家在湛江的一支血脉只好扶老携幼迁返广州。
二．土改，罗家的出租田地房屋全被没收，祖母被当作地主婆楸去公审斗争，跪玻璃有之，拷打有之。幸好众佃户有感祖父生前恩德为她说情，说祖母是婢女升填房，从未享受过好日子，而且多年跟随儿子在湛江。祖母才不致遭枪毙，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共产党农会迫她做苦役，也迫她下蔗田剥蔗荚，交与农会卖作柴草。祖母身上和手臂刺满了蔗荚的刺毛，疼痒难当，每晚收工需以明火烧灸手臂和身上的刺毛才得减缓痛苦。
三．三反五反，共产党又以偷税漏税罪名，第二次使我父倾家荡产，在广州一德路的厚昌烟行怎应付得了共产党的榨取，我父惟有只身逃到香港打工。他那一份微薄工资如何能养活我等七兄弟姐妹？母亲以典当度日，后来带着几岁大的三姐，天未亮便到当时称作烂马路天光墟（现时的中山七路）摆地摊卖她自己和父亲的衣物，最后卖无可卖家徒四壁，由住整层楼转而租住一间小房间，当时年仅九岁的我及四岁的八弟便被送到家乡大良投靠姨母，幸得姨母一家对我不薄，又得祖母疼爱，才稍减对母亲和兄弟姐妹的思恋。当祖母对我讲述那段被斗争公审的苦难经历时，幼小的我亦止不住痛哭。
四．由于微薄工资不能养妻活儿，父亲两年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一家大小拼手抵足接来手工加工活计维持生活，几经辛苦奋斗，才办成家庭作坊，我才得以于五五年重回父母身边，只可惜好景不长，五六年时共产党一声令下“公私合营” ，父亲第三次被抢夺财产，还因利益冲突被共产党派来的干部打作右派和坏份子，父亲权衡利弊之后只得饮恨离职，将辛苦挣来的成果拱手送给共产党，从此成了无业人员！
五．我自小对共产党的暴政有深切体会，对政治从不热中，连戴红领巾也是因学业成绩而被强迫加入的，那已是初中临近毕业的事了。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出到社会工作自然是异常艰苦，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抓革命促生产”时，既没参加红卫兵又没去打砸抢的我，只为多攒两个钱，利用工余时间帮农村创办小工厂，便两度被“工纠” 半夜从家里捉去关入牛栏，幸得农友相救力证我是义务，然已关押了四个多月。自此之后，我每日生活在恐惧中，每天早上返工都担心能否晚上回家见我妻儿子女！一九七三年，当凭才智学识争取到一点点成绩时，便传来将我划入整肃批斗的百分之五名额内。活在这地狱般的环境里，生有何欢死又何惧？惧于共产党灭绝人性诛连九族的阶级成分政策，迫使我抛妻弃子只身逃亡，不为自己也需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我宁愿喂鲨鱼也不能让我子孙后代背着五类分子家属的罪名，成为每次政治运动的箭靶！
六． 可怜我那一九五六年出生的妹妹，在广州市第九中学才唸初中二年级就被楸上台批斗，心理饱受惊吓，从此患上自闭症，难得见她开口说话，可以终日不发一言。
七． 我的一位表哥，亦即寄养我的姨母的次子，就因不堪批斗，抛下孤儿寡妇从南方大厦九楼一跃而下！他的解脱挽救了妻儿继续活在人世的尊严。然而我的另一位姑表却没那么幸运，他在广西梧州的一场大武斗中被人斩成肉酱，连尸体都找不到。
八． “好不好，故乡土，仁不仁，故乡人” ，谁不希望活在孕育自己的土地上？然而，与我同辈的罗家子弟，十有八九都不堪共产党迫害而离乡背井流落异邦。八弟若非被迫逃亡海外，也不致被蒸气活活烫死于葡萄牙！共产党美其名为海外同胞，试问如果不是环境所迫，我炎黄子孙有谁甘愿逃亡海外做二等公民？有人说共产党如今变好了！真的么？为何偷渡来欧美的中国人仍源源不绝？为什么中国国内遍地乞丐？为什么数以万计的少女自甘堕落出卖皮肉？为什么农村儿童不能上学？共产党制造了三千万“海外同胞”，三千万逃亡同胞牵动多少个家庭啊？
对共产党倘存幻想者，当细读【九评共产党】，其中句句真言绝无虚假，我的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足可为【九评】作证！可惜【九评】仍未能尽数共产党的恶行，光是掘人祖坟破人风水这一项就遗漏掉了。我罗家祖坟被共产党掘完再掘，迁完再迁！须知我罗家祖坟所在本乃罗氏宗族之物业田土也！
对共产党存幻想者,无非是以下几种人:
一. 年轻人,未尝过共产党荼毒迫害,未亲身体验过共产党的凶残,又长期受共产党蒙蔽迷惑者,竟对共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赞共产党统一中国，为中国人民搬走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简直放屁！一党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比封建主义还独裁千万倍，封建主义的皇朝尚设“御史谏官”，专职弹劾朝政腐败，在所谓人民中国，什么叫 “反党反革命”？批评共产党之谓也。“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最高指示”不就是圣旨？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迫害比珠穆朗玛还要沉重，在殖民地的香港人就比大陆同胞活得尊严富足！帝国主义既然那么可恶，为何三千万中国人冒死投奔帝国主义？为何上海天津等地的中国人都想方设法迁入租界？
二. 曾眼见他们的父母兄长遭受过共产党残害,又或本身曾受过迫害，比如“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痛，又或者承传了中华民族“厚德载人”的美德。
三. 共产党寡头独裁政权的受惠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子弟。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他的父亲是广州煤建公司的干部，姻亲是广州粮食局的主管，中国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三千万，他们却是餐餐大鱼大肉！虽然，他们夫妇花了大笔偷渡费于九二年来德国做末等难民，却从未批评过共产党半句，他们怨恨的只是他们家族的生活水平随着那几座靠山年老退休而日渐“今不如昔”。
共产党解放军的起家史,用今天的话来表述,根本就是恐怖组织,“贺龙两把菜刀起义”的典故，世人皆知是指“上山当土匪落草为寇”，解放军的前身－－工农红军，是由各路绿林土匪啸聚而成，共产党美其名曰“游击队”，他们所谓的“打富豪分财物”，说穿了就是打家劫舍、绑架勒索、杀人越货！他们为了发展壮大，竟然种罂粟制鸦片，遍销全国，顺德一地的鸦片来源全为游击队操控。不是恐怖组织又是什么？“成王败寇”本亦无可非议，只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断残害人民百姓，又篡改历史蒙骗世人，就连他们自己的发家历史亦屡屡篡改，当某一个头目一声被打倒，便会从历史永远消失：刘少奇在安源煤矿鼓动造反的事，中国“解放”后已被歌颂了二十多年，文化大革命时一夜之间便由毛泽东取代。随着彭德怀遭禁锢、高岗自杀身亡，林彪摔死外蒙古……，他们便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纪念画像里一个又一个蒸发消失，天安门城楼上就从未出现过这号人物。远的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州人提起“黎子流”时，谁不感激涕零？然而如今？！
破产的毛泽东
文章来源：天地君亲师
题记：
此篇文章不长，但却是本人写作时间跨度最长的一篇文章。在我看来，同那些流行明星一样，毛顶多不过算是一个过气的"流星"而已，如果不是近来网上有些煽动着什么110年诞辰，还真想不起他来，更想不到专门写点东西。
本人对于此文的写作实际没有什么动力，因为本人对过气的东西不感兴趣，所以一篇不长的文章竟然拖了许久都无法完成。但看了网上一些吹捧的调子，毛已作古近三十年，有些集团出于私利，还要将他供奉着，所以觉得还是有必要剥一剥毛的皮，也算是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付诸实施。
有人历数毛的功绩：
※在毛领导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毛时代在韩战中打赢了美国；
※毛时代中国有了原子弹；
※毛时代进了联合国
※毛时代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为如今的改革开放奠定工业基础，如今的改革开放成果都是有赖于毛时代的工业基础；
※毛时代是如何如何清廉，没有什么腐败想象；
云云云云......
将以上诸如此类的东西归结为毛的功绩，毛即已死，也就成了毛的遗产，本文对这些遗产作些考证。
§抗日战争
中共提起打仗，最津津乐道的是国共之争，什么几大战役，什么一场战役歼敌数十万……可打的这些什么大战役，都是内战，自家兄弟相残，实在不值得大书特书，有谁把自己兄弟打得鼻青脸肿还好意思夸耀，中共抗日战争时打过什么仗？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拼光了，师级以上中将以上将领就牺牲了上百名，中共死了几个师长？同级别的将领中共不过牺牲了一个副参谋长。发生在平型关地区的其实是一次大战役、一次大会战，中共部队在此只打了一天，就是后来吹上了天的"平型关大捷"，顶多是个"战斗"。数一数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上千人参加的战斗，够不够一个巴掌？
对比国、共两党的抗日战争，民国的抗日战争史从来都是十四年，而不是八年；而中共从来都说是八年抗战，前六年中共从来不敢承认的，因为那时它在搞武装割据，与军阀无异！在同是中国人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时，中共居然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居然提出了什么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对比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曾有过空中遭遇日本战斗机群、座机都差点让日本军机给打下来的险境；宋美龄一身戎装亲临战场、在战地慰问时乘坐的吉普遭到日本军机追着炸翻，肋骨都摔断了几根；别以为宋美龄是在作秀，谁不知道子弹不长眼？毛曾让自己的儿子上朝鲜战场，那才真是作秀，与最高长官司令员一起呆在本以为安全的后方都丢了命呢！
反观毛，可以在大后方的窑洞里悠然自得地写几篇文章，至于挂在毛名下的《实践论》、《矛盾论》之类，且不说不是理论素养不高的他写不出来的，写出来也长期未受到党内的重视，农民党的党员哪个愿意看这种催眠文章啊！单单说他有时间搞什么党内清洗的整风运动，做做样子纺纺线织织布、在自家窑洞前种几颗辣椒什么的，"拥（蓝）苹窑洞前，悠然见宝塔"的田园生活跃然眼前，何等清闲？！
至于当年毛见到日本首相的第一句话就是乐呵呵地感谢当年日本人的帮忙，日本的赔偿也不要了，何故？理不直气不壮也！当年与日本人的私下交易握在日本人手中，曝光于天下，那才丢脸。反正国家再穷，少了日本的赔偿，供奉毛一个人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而且毛居然还骂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是帮了蒋介石！难道不帮蒋介石打日本人，反而要花力气帮日本人打蒋介石不成？而事实上中共就是这么做的。
中共的历史书上，抗日战争这一章的篇幅是最短，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除了自己打的几个小仗，其余要么只字不提，要么笼统地用"中国军队"一词含糊过去，中国有军队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大陆无论在国民党的民国时代，还是后来的共产党时代，军队从来都是党的，军队从来就没有实现国家化。直到今天，"军队国家化 "还是禁语、禁区，中国大陆过去、现在的军队都是党的，从来都不是国家的，由是何来"中国军队"？
§韩战
韩战其本质是中共军队与联合国维合部队的战争。二战结束后，美国大裁军，艾森豪威尔任国防部长，磨破了嘴皮想多保留一点军队，美国国会议员们根本不搭理不买帐，美国只保留了10多万军队，有侵略动机者会这么做吗？
如果说战争是以实现战略目标定输赢，那么挑起战争的北朝鲜想统一半岛的目标不仅没实现，反而丢了土地。这也是韩战最具讽刺性的结局：战争结束后，韩国反而多得了388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朝鲜现有领土的1/30。打了3年仗，丢了1/30的领土，也正是应了中国的那句俗语吧。中国的目的是什么，更是匪夷所思，达到了没有更是不知从何谈起。
至于韩战时中国军队的武器，可以先从内战时来看：林的四野接收了大量苏联缴获的日本武器，苏军撤出东北时也提供了大量军火。事实上四野部队的装备与国民党的王牌军比也毫不逊色！国民党的王牌军的装备其实与美军装备无异。怎么到了朝鲜就变成了什么"万国牌武器"？？？毛自己也说"呵呵，小米加步枪，那是宣传嘛......说给老百姓听的喽......"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换苏式装备！苏联的援助来得很快很多，许多俄文的说明书都多得来不及翻译！中国共向苏联买了100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22个师的空军装备，此外还有海军几十艘舰艇。韩战中的空战，是以苏联为主的，中国空军后来也有十几个师近千架飞机，但只充当配角。没有苏联空军参战，物资运不到前线，这仗是没法打的。这是当年的空军战斗英雄、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回忆录中说的。
韩战中的中共军队一个军也拿不下美军一个营，"人海战术"本身就是拿人家老百姓儿子的命不当一回事，徒用自己的人力资源制造炮灰而已！这也能叫"战争指导艺术高超的体现"？？？韩战中中共军队"人海战术"造成的巨大伤亡都超出了彭德怀这样的曾在抗日战争关家恼之战视兵士性命如草芥的沙场老将的承受极限！这也是他与视中国士兵生命如儿戏的金日成多次激烈冲突的直接原因！
战争是一种资源较量。在战争中要尽可能减少自己的资源消耗，尤其是要减少自己的人力资源消耗！美国人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原子弹资源来一举消灭所有的中国军队的人力资源！可美国人没有这么做！而视原子战如儿戏，哪怕中国人自己死了一半还有几个亿的毛在韩战时如果拥有原子弹，很难说他不会动用！
至于韩战议和，却是中朝早就开始有的想法，中国、尤其是朝鲜，觉得根本没法再打下去了，无奈斯太上皇不准。斯死后，中朝方如获大大赦，赶紧首先提出恢复和谈。所以中共向百姓宣传什么打败头号资本主义军事强国，实在是无稽闹剧！ 【注：各种文件表明，毛共其实想继续打下去。但苏新领导不想打了，叭儿只好听令。】
§核弹、火箭
60 年代中共爆核弹、造火箭，须知要干这些事首先得的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人才何来？有哪个人才是中共培养的？又有几个不是欧美培养出来的？中国核弹、火箭的成功，根本上是西方的科学理论在中国的成功运用、是西方培养的人才在中国的成功施展。就拿钱学森来说，美国人其实是很讲道理的，如果学毛泽东打右派那样，随便给钱学森扣一顶间谍的帽子，判个几十年，关上一辈子，用围棋术语来说，那是人家的权利！谁又能说半个不字？谁又能奈何美国？可美国人竟然放钱学森回了中国！
况且美国人曾作过实验，即由几个非核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只需通过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文献，在几年之内就能捣腾出原子弹来，更何况一个国家举全国之力、陈毅叫嚣当了裤子都要搞的，搞不出来才丢人呢！搞出来实在没有任何出奇的；任何一个国家象朝鲜，闹了10多年饥荒、饿得老百姓不断逃亡的蕞尔小国都搞得出来，利比亚、伊拉克、伊朗不也都搞得出来吗？
§联合国席位
至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那还得归功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罗斯福总统极力倡议的，邱吉尔倒是老大不乐意的，这是历史事实！这跟中国的老话"朝中有人好做官司"是一个道理。不是老罗一句话，我想老蒋自己都不好意思把中国列位于列强吧？ (海纳中共老说台湾搞什么"金钱外交"，其实自己才是"金钱外交"的祖师爷！毛时代的中国，环顾周边，那时的中国实在可怜！左邻右舍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所谓" 朋友"，所谓"欧洲明灯"，尽是靠金钱外交买来的欧洲最穷的蕞尔小国和非洲人！联合国席位，也只不过是金钱外交起了作用罢了！
§工业基础
至于说"伴随着文革的结束，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完全是无视事实的胡言乱语！提到文革，人人都知道老百姓连各类生活用品都极度缺乏，不得不生活在票证之中：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在广东等气候比较温暖的地方，据说男人都不穿内裤，因为没有足够的布！......商场里没有东西可卖，老百姓家里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买辆自行车也要走后门......没有电视、电话、电器，这是什么样的生产力？这是什么样的经济？无论工业、农业都受到极度的催残，这还不算"对生产力的破坏，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不要扯谈什么"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顺便提一句，中国的工业体系基本上都是苏联援建的，是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一回事，有没有发挥作用、能不能发挥作用又是一回事，" 工业体系"不是建来给人看的，要真正能发挥作用能够给老百姓提供衣食住行才是实实在在的"工业体系"！要不中国人的生活何至于到那种地步？
东北的工业，如今基本是一片废墟，下岗工人满大街，已经宣告了那个时代的工业体系的破产！况且东北的工业，前有日本打下的雄厚基础，后有苏联大力援建，关毛何功？
上海的80年代的没落与乏力，"毛时代奠定的工业"怎么不见发挥作用？反而是破除毛时代体系的桎梏之后，引进全新的产业体系和机制，方才获得重生、焕发出新的生机；
广东珠三角的兴起，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农村平地起高楼、白手起家，靠香港、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从别人嘴里分了一口剩饭，何来所谓毛时代奠定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当年为什么那么多广东人逃到香港去？
中国就好比一块地，让毛来种，今天种这，明天种那，今天要这么种，明天要那么种，心中根本无数！一团糟！后来由邓来种，什么挣钱种什么、什么收成好种什么，起码做到一点心中有数。说毛是领袖，实是一只无头苍蝇，结果是到处乱飞、处处想碰运气却处处碰壁！
腐败
有人说，毛时代没有什么腐败想象，真是如此吗？毛要某省大员给他搭个草蓬，导致全国各地兴起了给毛建行宫的热潮，不是腐败？一个毫无资历的年轻人，靠毛一句话就能到志愿军司令员身边工作，本想镀金，却蚀了本，连命都搭上了；毛的侄子何才何德何能？凭什么就能当上只有上将才能担任的沈阳军区政委？不是腐败？毛的稿费达上百万，毛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百万富翁，在取消了所有文人、作家的稿费之后，凭什么还给毛一人开稿费？不是腐败？八亿人民只有八部样板戏可看，毛的老婆江青却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电影供自己欣赏，不是腐败？
罗瑞卿女儿写的《红色家族档案》一书值得一看，倒不是作品写得多么出色，而是作者本意是想炫耀自己是什么红色家族的成员，沾沾自喜地历数了中共高干及其家属的生活，不想却把中共一些老底揭了个光！北戴河是中共高干休假的地方（且不论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党应不应该如此奢侈），按理家属是不应该、也没资格去的，可每次去北戴河开会、休假，哪一次不是拖家带口，老婆孩子都有份？这还不是集体腐败？？？腐败无处不在，只是不让老百姓知道，或者硬说腐败不是腐败！老百姓根本没有话语权！
党国百年(修正稿)
作者：春秋战国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国民政府取代满清政府后，先于一九一五年五月订立国歌，配以曲调全国通行，歌词为：“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冑从来昆仑巅；江河浩荡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一九一九年北洋政府又在教育部成立「国歌研究会」，经过一年的研究，决采用虞舜「卿云歌」为国歌，并延聘名家制曲，于一九二二年元月由国务院明令公布通行，其词如下：「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一九二九年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在民国十三年对黄埔军校学生的训词作为党歌，征得程懋筠谱曲，北伐以后，全国革命风气极盛，国民党中执会径行发函要求国民政府以党歌暂代国歌，国民政府未经相关单位的议决，即予公布施行，径于一九三七年公布以中国国民党党歌暂代国歌，原本打算等找到更适合的国歌再予更换，结果「暂代」的时间竟高达六十八年之久一直沿用至今。
更为精彩的是，民国18年，泰山顶上的无字碑，突然有了字，“党权高于一切”，六个尺余大小的字，在出现在正面。这座高六米、宽一米二的石碑，相传为始皇嬴政所立，有碑上无字是非功过由人评说之意。
以党歌代国歌，功盖千古一帝，党权之高于一切，雄乎哉！伟乎哉！
由于“北伐成功”，1928年的国民党成了执政党。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设想，国民党在夺取政权后，“军政时期”即告结束，而“训政时期”开始。所谓 “训政”，就是由党一手控制的政府，对落后民智进行民主训练，为将来“还政于民”做准备。这一年的10月3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纲领”由胡汉民、孙科二人提出，同时胡还起草了一个《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将“一党专政”表述得十分“到位”，也很坦率：“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有了这个大前提，《国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执会来选任……此时的国民党，何以权力之大，且“高于一切”呢？一方面，自然与他们上台执政有关，在形式上又统一了中国；另一方面，受其“以俄为师”政治迷思的侵淫，“民主政治”理念发生了动摇，从而步入“一党专政”的歧途。所谓“以俄为师”，是孙中山晚年“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唐德刚语），就是接受苏俄经验，引进“党治制”，全面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向以孙中山的学生而自居。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将孙晚年的这种“迷思”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所以，1928年《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实际上是标志着“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现在中国，与孙中山早年所追求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以及建立 “合众政府”的理想相去甚远。这种政体上的“冰炭之殊”，意味着政治理念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这种政治理念又被强行纳入“党化教育”。
1929年，国民党在中国全面落实“以党治国”，起于1924年“以俄为师”，引进“党治制”；1924年引进“党治制”，又源于1921年对苏俄政体的推崇备至，因而放弃对西方民主宪政的追求；放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及源于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不知所措，孙在总结其失败原因时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定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制定建国大纲宣言》）；而这一切，说到底，又统统据之于中国政治传统“固有之血脉”的影响……于是，国民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于台湾，并于台湾续之专政直到李登辉大总统“还政于民”最终了结“党国”。
而同样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党国”之上加个更字，“一边倒”的政策正是“全面俄化”的开始，“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实在是党化教育全民化，深入国家血脉到无以复加。而邓理论也两样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的指导下加强并延续“红色党国”的历史。
源起
从140年前的洋务运动到现在，党国体制完成了自己继承、发展、安善、成熟的历史进程。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一个不自觉的开明专制化运动，使现代中国完成自己承前启后的过程；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为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模式所取代，使得党国理论得以确立；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着手基本建立党国制，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对于党国制进行了全新探索，直至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集中国百年党国之大成。
开明专制是中国传制的治国之道，这种政治文化基因是产生党国制的基础。开明专制是指：皇帝的垄断权威依靠灵活升降的官僚体制，吸纳社会精英形成一个特权阶级，来对国家进行专制。
从威廉二世到明治天皇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历史实例。而中国的开明传统反而成为自己累赘，以为可以完全用自己的传统而不用全盘西化就可以完成任务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政体变革都以失败告终。以同样的理论基础认识，袁世凯使得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最终使得使孙中山、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专制成份形成了党国体系。
党权高于一切
“哪一天你拉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我怀着赤诚的向往；走在你身后；跟你涉过冰冷的河水；患难同牵手；跟你走过坎坷的小路；从春走到秋；跟你同唱过丰收美曲 跟你共饮过胜利美酒；千里万里我也没回头；千里万里哦；我也没回头 如今你还拉着我的手；继续跟你走；我迈着那坚定的脚步；走在你身后 为你捧出红火的青春；英勇去追求；为你抛洒奔腾的热血；奉献我所有 也许还要走过无数的岁月；幸福、幸福让我总在；总在我心头；千年万年我也不回头 千年万年我不回；永不回头”
——————把一切献给党
“党权高于一切”的准确表达是“以党治国”，即任何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应绝对根据党的主义、政纲和政策来决定，党随时监督政府，政府对于政治问题的处理有与党相违背之处，党可利用其权力予以纠正。在训政期间：国家政权力由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闭会期间托付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政府由党产生，要向党中央负责；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实施重要国务，并负责政府组织的修正及解释。
以下用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以后资料来说明基本特征是：
（一） 一党决策，以党代政
长期以来，国民党是台湾惟一的执政党，是治理台湾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和推动者。国民党的章程规定：“本党党政关系，依主义制订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管理从政党员，党之决策，应责成从政党员贯彻实施。”从国民党的权力运作看， 无论是政策的制定、组织的动员及人事的任免，其权力都集中在国民党一党身上。国民党每年举行一次“中央全会”，每周举行一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重大问题都先由国民党全会和中央常委会决策，其地位高踞于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军警宪特单位之上。国民党制定的决策和方针，以党的“决议”和“总裁”（主席）指示的方式，通过各级党务系统交付各行政部门实施执行。在贯彻行政过程中，党务系统还要进行组织动员，以保证决策和大政方针的执行。至于人事任免大权，控制了党政各级主要官员的任免。如“行政院长”的选定， 先由国民党 “总裁”（主席）以“总统”名义咨请“立法院”请求同意：“立法院”同意后，再由“总统”发布“行政院长”人事命令。而“行政院”副院长、各部、委主管及政务委员人选也由国民党内部进行审议后，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后，由新任“行政院长”签报“总统”发布任命令后，完成“行政院”的“组阁”工作。
（二） 党政军权，个人独揽
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党、 政、军三大系统，实行的是“总裁制”（后改为主席制）、“总统制”和“统帅制”。党、政、军的“总裁”、“总统”、“统帅”长期以来是由一人专任，这“一人”既是国民党的“领袖”，又是“政府”的“首脑”和军队的“统帅”，而这“一人”，即是蒋氏父子。同时，在国民党最高权力组织上实行的这一“个人专权”，还在法律上予以“法制化” 和“终身化”。 50～60年代后修订公布的“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不仅确立了“总统”以种种非常特权，如“总统”可根据台湾形势需要，“随时宣布台湾情势紧急”，进入 “非常时期”；有权设置“动员戡乱时期之机构”及调整国民党政权“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等。此外，国民党还以党的名义颁布了“国民党员行动纲领”，规定“蒋（介石）总统为中心领导”，全体国民必须服从这一中心领导；并在军队中把“效忠领袖”列为军人“五大信念”之一。
（三） 长期操纵、包办公职人员选举
国民党初到台湾时，为了缓和各种矛盾，争取人心，在地方选举制度上虽先后公布了“辅选提名制”、“预选提名制”、“候选人登记、中央核准确性制”等形式，对地方公职人员包括省议员、县议员、县市长、乡镇县辖村里长等，实行“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事实情况是，这些选举实际上是国民党假借“人民”之名义，由国民党一党操纵。1950年4月，台湾当局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选举纲要》，但国民党又制定“选举人资格”和“候选人资格”条例，对确定的候选人人选和选举人，均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按“资格”条例来审定；同时，“候选人”人选又只取在具有国民党籍人员内挑选，对确定的“候选人”，由国民党组织力量，通过“暗中支持，间接选举”方式进行投票选举，并规定凡国民党籍的“选举人”的选票必须投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同时，还规定监票、开票人员由国民党指定人选担任。
（四） 排斥在野党、严禁新党成立
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的在野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长期来是“合法”存在的两个政党。而他们去台后，一直有名无实，有党无权，只能依附于国民党，每月领取国民党给他们一定数目的 “反共宣传费”， 寄人篱下，党格全无，在政制上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两党仅在“总统府资政”和 “中央民意机构”中占有可怜的几席，聊充“政治花瓶”。其组织和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不但无法发展，而且不断被渗透、分化，以至于长期以来内讧、分裂频繁，青年党和民社党也不断分裂。国民党在对在野党采取压制政策的同时，对要求组党的势力则予以严禁查办。1959年，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长雷震在美国势力幕后支持下，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一党独霸”的统治，呼吁结束军事统治，开放党禁，还政于民，人民有组织“反对党”的权利。1960年，他联络高玉树、李万居、郭雨新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 试图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党天下。结果，组党消息一出，国民党即以“涉嫌叛乱”罪逮捕了雷震等人，并由国民党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多年，“中国民主党”就此胎死腹中。
而在大陆方面除开文革时代有所创意，其它时间大部分跟在国民党的模式亦步亦趋，只要在其前面加上一个“更”一个“土”就完全的可以了。
党与国
在长期的落实“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党国体制的结果是“党组织国家化，国家党组织化”直至“党不是党，国不是国”。
“党权高于一切”在现实中实际上是“党委高于一切”“书记高于一切”直至“党员高于一切”。在要求上是“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党中央保持政治一致。”在现实中，是每一个党支部都是一个小的诸侯王，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的法令。
在看起来密切联系的党组织在无限的被扩大后被社会化了，党内的组织规则成为了社会规则，一个国家社会系统是无论如何也比一个党的组织要大的多，也有力量的多。党规与国法直接冲突，因为权力为党员们所把据结果国法就给截的零七八碎。党改造社会国家的目的，反而使得党被社会历史惯性所腐化。
理论上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 “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主张在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但是“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集中控制民主制。”
以县委为例，县委是决策机构，政府是执行机构。县委不管是通过召开书记办公会还是召开县委常委会做出决定，身兼副书记的县长都会参加。因此，在执行县委决定的过程中，县长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副县长中除了常务副县长是县委常委可以参与决策以外，其他副县长都不能参与。因此副县长执行县委的决定就不那么顺畅。
县上的重大问题，县委要通过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后作出决定。可参与讨论的人员中，除了县委书记、县长事前已经听过汇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对这项工作比较了解以外，其他常委们对这项工作根本就不了解，一般都没法发表意见。所以，名义上县委的决定是集体做出的，实际上就是三个人做出的。如果县委一班人不团结或者不协调，县委书记会直接和县长或者和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沟通意见后就上会决定，这时就是县长或者分管副书记再有意见也已经无力改变了。实际上，县委的决定其实就是县委书记的决定。
在大陆当官要有三要素：一要有纱帽，二要有编制，三要有账户。有纱帽，是说作为官员，手中要掌握着官位，你也因此而有了制约别人的手段；有编制，是说作为官员，你手中要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人员的权力，这样你可以调动人员；有账户，是说作为官员，你手中要掌握着资金。
在政治上只有书记全权拥有这三种权力。当然行政官（省长、区长、市长等）也有，但行政官的部分权力被书记削弱了。同时，书记与行政官之间也是扯不清的皮，副书记、常委拥有这三种权力中的部分权力，如在官位上，也就是在干部任免上，仅拥有建议、提名权，而没有决定权。
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一个有其特别规律的，只能是在其党组内有效。党组规则如果无限的被扩大成为社会规则，那么党就会成为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同整体的社会分离，而不是相结合。同时，国家的法律系统也就会被侵犯，法治的基础也就无存了。
权阀与财阀
党组织在“党权高于一切”的保护之下，在实际上成为了这个社会上的特权阶级“权阀”；而也是同样的理由这个社会的资源是“以权力为标准”进行配制的，现实上是以党组织来操控的在次次有意无意的财产重配过程中，一个与权力关系密切的“财阀”出现了。 “权阀”“财阀”共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权贵阶层”。
权阀以其官僚为主体，他们“高居群众之上，压制民主，不关心群众生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互相推诿、不讲效益；公文旅行、不负责任、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官气十足，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深入实际，不做调查研究，办事主观武断，滥用权力、瞎指挥；动辄训人、指击报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不讲信用。”
“在2004年11月22日召开的全国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吴官正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做到：第一，不许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如果有人给你送钱，要坚决拒收，推不掉的，要立即上交组织。对违反规定收钱送钱的，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处理。第二，不准“跑官要官”。对 “跑官要官”的，要严肃批评教育，记录在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予提拔重用。第三，不许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或从事中介活动谋取非法利益。违反规定的，要辞去现任职务或由组织责令辞职，并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第四，不许参与赌博。今后，凡是参与赌博的，一律予以免职，再按照规定处理；到国(境)外赌博的，一律从严惩处。第五，不许借婚丧嫁娶之机收钱敛财，违反规定的要严肃查处。同时，还要求切实纠正领导干部超标准配备小汽车和在住房上以权谋私等问题。”
无论这个规则有什么作用，做在以上的五不准中提到种种情况就是实现存在的，在这个种种情况发生过程中以权阀为基础财阀由然而生。
在中国历史上提到最多的权贵集团就是“四大家族”。四大家族是权阀也是财阀，以其政治、军事权力，实行巧取豪夺，迅速集中巨大财富，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利用发行公债、增加捐税、通货膨胀、外汇管制和黄金买卖、专卖制度、统购统销、使其资本急剧膨胀；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两局为中心，到1936年完成币制改革垄断全国金融业。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他们利用“接收”名义实行空前的吞并和掠夺，集中了200多亿美元的财产，使其资本达到顶点。
以孔祥熙为例，其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四大家族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国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 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 “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在改革开放后，大批的官员子弟“下海”，与当年四大家族也是大巫小巫，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
权阀与财阀，在依靠他们的权力与财力，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党政体系为主要的寄生体，掌管各自政治、经济大权，自霸一方或一领域；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在现实里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表面上党组是统一的，但在其权力与资本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党内派系林立，现实上是“有组织无纪律”，进而腐败丛生无法克制。
党国制最大的问题就是会产生权力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日常又被披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羊皮。实际上，国家被党内各派敲诈和腐败，出台种种与国家不公平的法律,破坏国家赖以自立的法律秩序系统。 “党组社会化，社会党组化”党内派系林立，党外无党制衡，社会性力量被分化瓦解形成“有组织而无纪律”的局面，这就是党国体系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超稳定结构
所谓“超稳定结构”就是指在不稳定条件下发生的稳定，例如，中国的基尼指数可以比别的国家高一倍而不发生动荡、中国的银行承受比平均水平高几十倍的呆坏帐而不发生问题，就是这种“超稳定结构”发挥的作用。这种结构是中国的历史变革时总是以底层革命形式，对于前朝利益阶层进行大清洗的根本原因。
党国体制承中国“开明专制”的传统，相对于“绝对专制”有超稳定性。开明专制不是不同于绝对专制核心在于：个人可存存在于各阶层并其流动性强，其阶层流动不是以绝对的家族血统、特权继承等僵化并垄断性强的标准进行，而是以知识性、对统治阶层的认同感、利益与权力的荣辱与共等活性并垄断性小的标准进行。这种灵活的标准，一方面可以调节阶层矛盾加强各阶层的内认同感，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一个保持活力利益阶层，保证专制的强度。特别是可以吸纳社会上的精英，至少让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保有希望，而不走入反面。
在党国制下，中国人不是要认真的学习：“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就是要学习：“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接过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并以，党化教育的结果来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三民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找到光辉点就是标准答案。
长期的持行之下，党国之内就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利益或认同阶层，认为个人在这种标准之下进行阶层的交流是百分百正确的，是利国利民的，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也是他们的光荣所在。在这种如福音使徒一般高尚的情怀里，他们抱成一团、坚不可分。当阶级性矛盾发生，他们也同情、也痛苦、也要去解民倒悬，但他们的手段是强调德化统治者，让他们有爱心，有仁慈心，并加强对于无德不仁之人的惩罚，实际上是强化统治层力量，让阶级矛盾在感情得到一段安抚之后以百倍千倍的力量再次暴发。
这种开明的专制手段在一方面起到强化统治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拖延问题的解决，导致积重难返并最终发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剧。而孟德斯鸠更加认为“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用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稳定结构，只有不断变革的结构；而超稳定的代价一定是超不稳定。历史在我们的历史书中，现实在我们的眼前，未来的还没有来到，是历史书中又一个老生常谈，还是新的一页要在现实里得以现实，在未来得以证明。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命运
陈奎德
9.11恐怖攻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走向了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 ，缩写为neocons）。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芝加哥大学已故哲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其核心是，制度差异是有善恶之分的。反抗暴政，对付 “野蛮”的敌人，是西方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和责任，可以不受现存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约束。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勾勒了这样一幅新保守主义者的画像：“他们爱民主、军队和秩序，憎恨基辛格、共产主义者和联合国；他们厌恶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和外交官，喜欢里根、杜鲁门和托克维尔；他们把美国及其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是几十个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主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世界报》概括了新保守主义的4个特点：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和坚定地反对暴政。
在美国，过去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新保守主义，现在已经在实际战略层面上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美国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思路的影响。
这是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龙头——美国的一次历史性战略转向，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它改变了长期支配美国外交战略的基辛格式的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必将影响全球宪政民主的走向与命运。
伊拉克战争虽然遭到不少国家甚至美英的传统西方盟友的质疑乃至反对，对全球引起了广泛的辩论，对各国之间的传统结盟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灰飞烟灭，伊拉克战争导致的萨达姆暴政结束，以及2004年美国布什总统竞选获得连任，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将成为冷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的基本战略方针，其政治实践正在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并将强烈影响全球的政治生态，影响世界秩序和宪政民主的走向。因此，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虽然，由于9.11事件，新保守主义在21 世纪初主要应对的焦点是极端伊斯兰的原教旨恐怖主义，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寻求与中国政府的有限度合作。但是，从宏观历史眼光看，反恐只是阶段性任务，而日益壮大的共产中国，对文明世界，则是长远的心腹大患。
不像基辛格的现实外交——不管制度差异而玩弄19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手腕——与之成对照，新保守主义集中注意力于专制与民主、极权与宪政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上，因而无法回避，新保守主义的长期的主要假想敌，是共产中国。
其实，在9.11之前，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已是相当明显。
布什新政府上台后，其对华政策逐渐露出端倪。从美国”国家飞弹防御体系”(NMD)﹑美日”安保防卫指南”到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战区飞弹防御体系”(TMD)的开始实施，从日本﹑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在中国外围的战略压力正日益增大，美国甚至逐步向俄国接近，拆解北京想象中的中俄联盟，从而使得对北京的钳形夹击的战略态势隐隐呈现雏形，北京陷入日益深刻的外交困境之中。有论者甚至极而言之，认为一个拖垮前苏联的套索正在伸向北京。
其依据的逻辑，是冷战后期前苏联为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竞争耗尽国力而解体的思路，并认为，美国会继续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要十五年，中共就会被拖垮。
本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其总原则是﹕“削强扶弱”的平衡战略──平衡任何强国与其周围国家的力量对比，不使任何一强过于突出，从而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任何亚洲强国若与其它亚洲国家力量对比悬殊都违反美国利益。但何以布什上台后如此明显地独独青睐北京，对中共施压﹖
原因在于亚洲的力量均势已经岌岌可危。21世纪初的情势是，中国大陆因经济增长军费狂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亚洲的强权，破坏了亚洲的均势，特别是军事均势，势必引起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调整。更加令文明世界不安的是，在政权性质上，中国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对共产中国强大的疑惧，使亚洲力量均衡的问题进入了议事日程。
加剧这一调整速度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共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国家的招牌及其政治统治方式，拒绝民主改革，近年来甚至变本加厉，对内加紧控制言论、镇压异己分子、基督教徒和法论功信众，对外特别是对台耀武扬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触目的不协调的”异数”和”刺头”。第二是邓之后的北京领袖缺乏象邓小平那样的韬光养晦的忍耐和眼光，不自量力，打肿脸充胖子，搞所谓”大国外交”作派，以世界大国自居眩耀，平时好说大话，关键时刻则阳痿退缩。匹夫之勇，自取其辱也。
北京的行为方式正如一个(正在迅速长大，但)羽翼未丰尚未成熟又不讲道德的少年急不可耐地向世人露胳膊露腿展示胸肌一样，徒然授人以柄，提醒世界注意其危险性，从而导致四面树敌；同时并给比它强大的超级大国强力预防提供了口实，极易遭致维护自由秩序的“拳王”的预防式致命一击，从而中断了自己扩张力量的过程，愚不可及。
硬力量对比
在硬力量力方面，这场制度竞争中，共产中国与美国、西方的差距相当大。
二十一世纪初的共产中国，与一九八○年代的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国民收入、科研水平、军工産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一九八○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就拖垮了庞大帝国苏联。倘若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北京的总体力量能够应付吗？
北京与当年莫斯科相比，强项是国际贸易。这有助于带来军备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但是，迄今对中国大陆最主要的科技输出国（包括留学生培训）和第二大投资国，是美国。一旦美中对峙，这一优势将很快流失。
面对周边的隐含的不利局势，北京在21世纪初的五年内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共产中国现有的实际军费是公布数目的三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点五。
因此，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爲参考，推论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钜额无偿外援。
以目前中共的军费比例的增长速度推算，共产中国在十多年后经济形势的前景是十分严峻的。但北京似乎正在乐此不彼，加紧扩军。如此，前苏联的覆辙已经清晰可见。
对抗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令北京消受不起，更加难办的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外蒙古、俄国甚至（在9.11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在都向美国倾斜。不知不觉地，对共产中国的地缘政治态势由新月形变成了环形包围圈。
美国在东亚的第一国家利益是防止中共政权成为亚洲霸权，基本手段是抑制中共，使中共﹑日本﹑俄罗斯与印度在亚洲大体维持均势，并建立和加强亚洲安全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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